城市綠化工作缺少什麼？- 彭博社

一名工人在米蘭種植樹苗，作為“Forestami”城市林業項目的一部分，該項目旨在到2030年為該市增加300萬棵樹。

攝影師：Emanuele Cremaschi/Getty Images

但是，愛爾蘭科克大學醫學人文與社會科學教授Fitzgerald認為，城市過於迅速地將自然視為萬靈藥。在這樣做的過程中，決策者和規劃者往往忽視了更為根本的問題，比如住房價格和收入不平等，這需要更為細緻和複雜的解決方案。

來源：Hachette Book Group“我只是擔心，與其陷入那種泥沼，説‘哦看，這排樹會讓每個人都快樂15%，所以我們就這麼做’，這樣更容易也更美好，” 費茨傑拉德説。

他並不否認科學發現指出城市綠化對心理健康的益處，並不是説綠色基礎設施本質上是壞的 — 尤其是在城市仍然處於氣候危機的最前線。在書中，他嘗試森林浴來了解葉狀沉浸的恢復力量。“我並不是在爭論自然接觸對心理健康無關緊要，” 他説。“我承認在樹林中以一種冥想、專注的方式度過時間有一種感覺。”

但他説，關於自然與心理狀態之間的聯繫的研究仍然相對較新，可持續性項目過度承諾並不罕見。

費茨傑拉德在這種懷疑中並不孤單：氣候和環境正義專家警告稱，像植樹活動和驚豔的公園項目這樣的努力可能只不過是“綠色洗牌”努力，其益處要麼被誇大，要麼分配不公。與此同時，對未來城市的幻想，即充滿植被覆蓋摩天大樓的奇幻綠洲，與使城市功能正常所需的東西幾乎毫無相似之處。“我只是説我們應該對這些事情進行批判性思考，” 他説。

Bloomberg CityLab最近與菲茨傑拉德就他的著作進行了交談，該著作還探討了環境運動的起源，並揭示了綠色言論與保守派反城市政策之間的聯繫。本次採訪已經過了刪減，以保持長度和清晰度。

首先，是什麼促使你寫這本書？你能幫助我們理解你如何看待城市與心理健康之間的關聯嗎？

我是一名心理健康社會學家，過去十年多來一直在研究一個眾所周知的現象，即城市空間中存在更高的心理健康診斷率。這一點自19世紀中期的第一個精神病院時代就已經被知曉，但至今仍然沒有得到解釋。

所以我一直在研究這個問題，我想最近幾年湧現出來的一種感覺是，人們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情況是因為缺乏與自然的接觸。在建築和規劃領域，最突出的答案是綠色環境。雖然想要在城市中擁有綠色環境可能有很多很好的原因——比如氣候原因——但這本書試圖回答的問題是：我們是如何説服自己認為讓城市成為宜居之地意味着讓城市綠化的呢？

這本書通過一些歷史背景來探討這個問題，審視了城市綠化運動的起源。例如，你寫道，美國的保護運動和英國的花園運動並不總是隻關乎保護自然空間或使城市更健康。你能再解釋一下嗎？

正如我在書中強調的那樣，有一些極其危險和有問題的政治運動，它們以生態形象為自己的形象，並讓城市代表了當代生活中被認為是不道德或墮落的各種事物。

我在書中經常引用的一個人是牙買加裔美國歷史學家多塞塔·泰勒（Dorceta Taylor），她寫了一部非常開創性的美國環保運動史，講述了它如何根植於種族主義和反土著運動，以及19世紀城市空間中精英白人男性的一種種族焦慮。

在英國，極右派一直打着環境和生態的旗號。我舉的例子是英國的有機農業絕對是英國法西斯工會的發明。它在那個運動的歷史中已經被抹去了，出於充分的理由。雖然我們不必説有機農業是壞事，但我認為我們可以提醒自己，遠右派和對環境特定的反城市願景之間有着長期的歷史聯繫，並試圖遠離它們。

儘管如此，有大量研究支持自然與健康之間的聯繫。如果你不否認證據本身，那麼你的擔憂在哪裏呢？

這很棘手，因為有很多高質量的科學研究，我一點都不否認。但我認為這些研究的實力或穩固性遠遠不夠達到它在政策世界中所佔的重要地位。這真的是個問題。有一些有趣的暗示性的早期工作正在進行，突然間就成了解決方案。

在書中，我談到了我和一位名叫艾莉·拉特克利夫的環境心理學家的對話，她在薩里大學任教。她研究了自然環境的可供性——它不那麼繁忙，不那麼嘈雜。她在書中説了一些類似這樣的話：“我租了這套公寓，因為它有一個大美麗的花園，讓我感到平靜，因為它讓我想起了我童年的花園和我和父母在那裏度過的快樂時光。”

我絕對不是認為花園、樹木或綠地沒有影響，但我至少在某種程度上對自然和心靈之間存在內在關係持懷疑態度。相反，存在着大量的文化、個人、經濟關聯，這些在調節這兩者之間的關係。如果不是綠地本身產生了平靜，或者給人們帶來了暫時的喘息時刻，也許我們可以通過其他方式實現這一點——例如通過經濟手段，而不是種樹或在屋頂上種植植物。

那麼，替代方案是什麼？

如果我能揮動魔術棒，我會實施一個大規模的公共住房計劃，我的意思是提供社會租賃或通過某種形式的國家供給的住房。有一本名為 Municipal Dreams的精彩書籍，作者是約翰·博頓（John Boughton），深入探討了英國政府在二戰後幾年裏試圖建造大規模住房的建築和社會歷史。這本書真是一個對那個時刻文化和審美力量的提醒，以及我們已經遺忘的不可思議的成就。當然，像我這樣的人，以及我想後續的幾代人，都認為市政公寓樓是完全失敗的城市空間的象徵，對吧？但在它們建造的那個年代，這些空間運作得非常好；它們使大量人擺脱了極端貧困，並且是美麗而令人興奮的。

我在瑪格麗特·威利斯（Margaret Willis）的檔案館裏做了一些工作，她是1950年代倫敦縣議會的社會學家。她對剛剛搬進倫敦郊區埃塞克斯的公寓樓的人進行了採訪，你可以看到它是如何改變了人們的生活。那種擺脱極端貧困的感覺非常觸動人心。這是一種令人厭倦的回顧性答案，但我認為這將對城市空間和心理健康產生變革性影響。住房不確定性和住房不穩定對城市居民來説是巨大的壓力源。

你希望決策者從你的書和論點中得出什麼其他結論？

對於綠色城市解決方案，特別是針對城市中的福祉或體驗危機，要更加持批判態度。經常出現的情況是，將準公共空間出售為新的綠色空間，以滿足城市社區的需求。比如托馬斯·希瑞克在上海的1000棵樹，基本上是一個購物中心和一些公寓，但外觀像一座小山，或者[[大理石拱門]山丘](https://www.theguardian.com/uk-news/2022/jan/07/londons-marble-arch-mound-attraction-to-close-this-weekend)，這是在倫敦試圖創造新的綠色空間，結果卻是一場災難。

我絕對不是反對新的綠色空間，但我們應該對綠色掩飾的日益愈發憤世嫉俗的用途有更清醒的認識，這種用途實際上是在打造並不為孩子或其他人服務的城市空間。

對我來説，這是一個巨大的機會成本：我們沒有關注什麼？如果你是一個決策者，你很清楚城市空間中什麼讓人感到壓力重重，對吧？這是住房不穩定，是不平等，是就業機會不足，是孩子沒有玩耍的空間。這些都是非常平凡的、日常的城市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