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扎心的激辯：“還在為發國難財辯護的專家，該醒醒了”？_風聞

田軒、董志強、薛兆豐

【導讀】眼下隨着各地感染人數增多，各種治療和防護物品都面臨短期緊缺狀態，以至於出現了成本幾十元的血氧儀被炒到上千元、某些特效藥被炒到數萬元一盒的現象。一些商家以“疫情發不了貨”為由要求漲價前購買的消費者退款，暗示其再以高價購買就可發貨，引發公眾震怒。事實上，疫情三年，類似情況反覆重演，多數人只能默默忍耐，**但有關“漲價是不是發國難財”的爭論，卻持續至今。**回顧2020年以來的這場爭論，集中呈現為以下兩種觀點：

**一種觀點認為，人命關天之際趁亂漲價，是突破底線的發國難財行為，傷害公眾利益。**清華五道口金融學院教授田軒認為，在“要命”的需求面前，不能用哄抬價格來實現貌似合理的分配。生命權是人的基本權益，不屬於“開豪車住豪宅”那樣的需求。“發國難”突破道德底線，更愧於那些無懼生死、挺身而出的醫護人員。華南師範大學教授董志強認為，鼓吹“應該讚美那些發國難財的人”，本質上是主張極端地依賴市場來解決物品短缺問題。然而，天價防護用品，意味着只有富人才能得到，難道窮人就白白等死？不僅如此，鼓吹之論破壞了“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的社會契約，天價售賣者趁機收割，如果未來他們自己受難了，又該怎麼計算？

**另一種觀點認為，發國難財無可厚非，而且應該讚美。**經濟學者薛兆豐認為，“我們應該讚美那些發國難財的人”，“阻止別人發國難財， 只會讓遭受災害的人處境更糟”。因為“發國難財”的情形，並非提供商品的人所製造，所以算不上趁火打劫。而要解決整個社會的“資源配置”和“機制協調”問題，靠個人有限的道德力量是不夠的，在供給永遠不足的情況下，價格永遠要起調節作用。在實際效果上，發國難財的人，給了那些遭難者人更多幫助和選擇。他認為，不管是你願不願意免費給口渴的人發礦泉水，重要的是，千萬別阻止別人高價賣礦泉水。經濟學家應尊重科學，而不是標榜個人道德。

這兩種觀點，共同指向**一個困擾現代人許久的問題：市場經濟要不要講道德？專業研究要不要講道德？**想必很多人都已有答案。

本文為三位經濟學者相關評議的組稿**，**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特此編髮，作為一種時代聲音的記錄，供讀者參考。

那些為“發國難財”辯護的

“經濟學家”們，是時候該醒醒了

✪ 田軒 | 清華五道口金融學院

（本文轉自“田軒的田字格”）

比疫情本身更可怕和可悲的是，在廣大醫護人員奮戰在一線、全國各方急援疫區的同時，有的人卻在趁亂收割。 

最近，關於是否可以“發國難財”這一話題，在學術圈引發了爭議。雖然學術討論無禁區，但在當前的這個非常時刻，一些網紅“經濟學家”發出的聲音卻顯得格外刺耳。

他們認為：“發國難財”是可取的，甚至還引用了一些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的話，為“發國難財”的人辯護。他們表示，“發國難財”是增加供給的最好辦法，不但不該受罰，還應得到獎章。

（近期某品牌血氧儀漲價引發公眾質疑）

**他們的理由有很多，其中重要的觀點就是：“發國難財”能夠讓市場更有效率。**這與當年某網紅“經濟學家”認為“春運的時候提高票價就可以解決買票難的問題”的觀點，可以説有異曲同工之“妙”。如果只是個別的人、個別的號説點傻話，那也不值得反駁。但這一次，為支持“發國難財”發聲的，卻是公眾們熟悉且關注度較高的“經濟學家”，實在令人忍不住嘆息。

拋開第一眼的反感情緒，我們來簡單分析一下“發國難財”的經濟學邏輯。前提是國難，不過是自然災害還是外敵入侵，從經濟學角度上看，會產生供給不足，因此就有需求得不得滿足的情況。按照經典經濟學理論，在此時通過價格手段調節供需關係，沒毛病。**然而問題出在需求類型上，國難當頭，都是要命的需求，而供給側因為各種險阻和制約遲遲供應不上來，那僅用價格手段調節真的好嗎？**商人能看到個體需求並通過滿足個體需求獲得回報，但對於社會需求則難以判斷且更難獲得回報了。

經濟學站在個體需求的角度，對這種經濟行為當然無可厚非；道德站在社會需求的角度，當然唾棄這些發國難財的商人，因為他們傷害了社會利益。

舉一個簡單的例子：

某地大水絕收，災民遍地，糧商囤積居奇，準備高價賣糧，同時低價收購農民土地，或借出高利貸剝削農民的未來收入。生存是第一需求，需求決定價格，賣兒賣女賣老婆為求一碗粥喝有問題嗎？然後民不聊生，只能造反，天下十室九空，王朝更替，昔日農夫商人均成白骨。

你看，從經濟學角度，在這個例子中，糧商的行為完全遵循經濟學規律，也獲得了經濟學回報，從經濟學角度，確實無可指責。但是，學過經濟學101（經濟學入門初級課程）的人都知道，價格只有在市場能維持運行的時候才能起到調節的作用。在“國難”來臨這種極端情況下，市場已經完全失靈，或者説壓根就沒有市場，價格信號失靈並已經不能起作用，只能靠政府甚至暴力機構（警察甚至軍隊）來維持運行。一旦經濟問題變成政治問題，那些“看不見的手”、“自我調節”、“資源有效配置”，就都變成了紙上談兵。

況且，人類社會是個複雜系統，受各種規律混合起來一起支配，不是隻受經濟學支配。正常時期的商業活動中，比如滴滴打車忙時加價，這屬於合理的市場調節，無可指責。但是，“發國難財”特指重大社會危機時刻任意加價的行為。這種行為已經突破了一個社會約定的公序良俗和道德底線。這個時候，只有依靠政府有形之手和社會公益力量來快速覆蓋由市場失靈帶來的供給缺口。

在重大社會危機面前，人的行為不是隻受經濟學規律支配的。如果這個世界只有經濟學，那危難時刻不記報酬、無懼生死、挺身而出的醫護人員就無法用經濟學邏輯解釋了。

生命權是每個人的基本權益，不屬於高層次需求，這不是開豪車住豪宅，談不上誰最需要、誰不那麼需要，大家同樣需要。

如果用哄抬價格來實現貌似合理的分配，結果必定是富人活下來，窮人都去死，一段時間之後，富人僱不到員工，賣不出商品，企業效益驟降，國力將被大幅削弱，真到那個時候，發國難財的商家就是歷史的罪人了。

所以説，激勵商業世界的不僅僅只有利潤，還有社會責任和榮譽感，以及對同類不可遏制的同情。

同理，在分析和解釋經濟世界運轉規律的時候，除了象牙塔裏的知識，經濟學家還應該守住基本的道德和倫理的底線。

作為一名經濟學者，我的能力不在為疫情提供醫學分析與救助，只能用微不足道的文字喚醒一些沉睡的人。**那些趁火打劫的商家賺了黑心錢，面對大家的譴責和抨擊只能受着，這是他們應得的。但為此背書的“經濟學家”就錯得離譜了。**當然，你永遠無法喚醒一個裝睡的人。

趁人之危不是自由選擇

✪ 董志強

華南師範大學經濟行為科學重點實驗室

（本文轉自“澎湃新聞”）

關於防護品該不該漲價的爭論一如既往，毫不令人意外。一些人認為，賣高價口罩就是發“國難財”；另一些人認為，物以稀為貴漲價合理。有些自媒體打着經濟學的虎皮高呼“應該讚美那些發國難財的人”，更是吸睛。

為什麼“應該讚美那些發國難財的人”？文章引用某知名媒體學人觀點，大致道理如下：

其一，即便乘人之危，那也是自由選擇。如沙漠中一杯水售價一萬元，那是你心甘情願去購買的。

其二，阻止人們發國難財，會讓受災害的人處境更糟，沒有高價就沒有人願向災區供給物品。

其三，高價有利可圖，才會刺激商家積極生產，增加所需物品的供給。

其四，高價消除了套利空間，若沒有高價，以低價獲得物品的人可以私下再以高價轉售獲利，即催生黑市等。

文章引用197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弗裏德曼的話説：“這些發國難財的人，是在救別人的命，他們應該得到一個獎章，而不是得到懲罰。”

是的，對於市場原教旨主義者，對於簡單的自由主義者，他們會毫無保留地同意上述所有觀點。弗裏德曼是這樣的人。要是在二十年前，我也會毫無保留地同意，因為那時我正沉浸於弗裏德曼《自由選擇》之類的書籍，對價格機制迷戀不已。但今非昔比，對人的行為了解越多，理解越深刻，我就越不能贊同市場原教旨主義，越不能贊同簡單的自由主義。

市場原教旨主義的問題在哪裏？如果，人類所有的行為都是在市場領域發生，人類社會所有的關係都歸結為市場交易，那麼市場原教旨主義將沒有任何問題；如果有問題，也早已被價格機制解決。但問題就在於：人類很多的行為，不是在市場領域發生的，而是在社會規範領域發生的。在社會規範領域，價格機制不起作用。

舉兩個假想的例子：

你去岳父母家吃晚飯，飯後掏出幾張百元大鈔放在桌子上，對岳父岳母説：“這是我今晚的飯錢。”你猜，會導致什麼後果？你去餐館吃飯，飯後叫來素不相識的老闆，説：“你看我長得這麼帥，交個朋友，這段飯錢給我免了吧。”你猜，會導致什麼後果？我相信，沒有人會認為上面兩個例子中你的“行為”是符合時宜的。在岳母家吃飯，你處於社會規範的情景中，不是金錢交易，也無需現金交割。而在餐館用餐，你處於市場交易情境中，你是在購買服務，需要用價格激勵對方。這兩個假想的例子説明，在不同的環境中，有不同的“適宜”行為。人們在採取行動時，需要根據所處的環境，考慮其行為的適宜性。

現代經濟學的鼻祖亞當・斯密應該早已注意到這一點。他寫了一本被人們廣為傳誦的書叫《國富論》，論述自由市場的作用；但他也寫了一本不那麼被人們關注的書叫《道德情操論》，論述人類行為應遵循的一般道德準則。《道德情操論》一開篇，講的就是行為的適宜性。新古典經濟學的開創者馬歇爾，應該也注意到這一點。他在傳世鉅作《經濟學原理》序言中寫道：“道德的力量也是包括在經濟學家必須考慮的那些力量之內的”，在第一章第一節又寫道：“世界的歷史是由宗教和經濟的力量所形成的”。可見，市場原教旨主義的經濟學，不過是從斯密、馬歇爾那裏拿走了半句話。如果人們將自己的行為在市場領域和社會規範領域錯誤歸類，就會帶來糟糕的後果。不妨假想如下場景：你的汽車在街頭拋錨了，你可以通過兩種方式向路人求助。

方式一：“嗨，夥計，我的汽車拋錨了，能搭把手幫我推一下嗎？”

方式二：“嗨，夥計，我的汽車拋錨了，能搭把手幫我推一下嗎？我會給你5元錢作為報酬！”這裏，方式二和方式一的不同在於，在後面加了一句支付5元報酬的話。你認為採用哪種方式更可能讓你得到路人相助呢？

我曾在不同場合就此問過很多人，絕大多數人認為方式一更可靠。你是否也這樣認為？**這其實是在美國的一個街頭實驗，實驗結果表明，方式一確實能夠得到更多幫助，方式二通常會被人拒絕。**原因在於，這是一個更應該被歸類到社會規範領域的問題，而不宜歸類到市場交易領域的問題。

我們大多數人，都有樂於助人的天性，特別是只需要非常微小的代價就可以幫助到別人的時候，我們將樂施援手。但是，方式二把這一社會規範問題變成了市場交易問題，就會讓人要麼覺得受了侮辱（不妨想象一下你的岳母見到你掏出“飯錢”時會是什麼感受），要麼就進入交易核算的考量之中（我的勞動才值5元錢嗎？）。

市場交易不僅難以適用於本應適用社會規範的情景，甚至市場交易本身也受到社會規範的限制。對市場原教旨主義者、簡單自由主義者，自由市場是他們的最高信仰。但微觀經濟理論大師魯賓斯坦曾有觸及靈魂的一問：有兩個經濟體可以選擇，一個經濟體是自由市場經濟，一切都靠價格競爭；另一個經濟體是叢林經濟，一切都靠拳頭（武力）大小來解決。現在，你手中有1元錢，其他每個人人手中有100元錢，你拳頭和每個人的拳頭一樣大，請問你願意選擇進入哪個經濟體呢？我不敢保證你的回答是什麼，但我相信，一定有不少人的回答是：寧可放棄自由價格競爭的市場經濟，選擇武力競爭的叢林經濟。

寫了這麼長，讀者朋友可能會覺得我已經偏離主題十萬八千里。其實不然，這長長的論述旨在説明，如果人的行為只有市場交易這一面，單純從市場領域考慮人的行為，那麼價格機制毫無問題，肺炎橫行而口罩天價也極其合理；但如果人的行為不只有市場交易這一面，那麼就不能單純從市場領域考慮人的行為，所謂自由市場價格機制也可能是有問題的，口罩天價（所謂發國難財）將是不合理的。

更具體地，我針對“應該讚美那些發國難財的人”所持的四大理由逐一批判。

**其一，趁人之危不是自由選擇。**面臨強盜的匕首，要錢還是要命？這不是自由選擇，大家有共識。在沙漠中生命垂危，傾家蕩產買下一杯水，也不是自由選擇——但那些還停留在經濟學1.0版的學者會不同意，他們認為這也是自由選擇。其實，早在20世紀初自由主義哲學家霍布豪斯就批判過這種所謂的“自由選擇”了。他舉的例子是，一個人掉下山崖無法逃生，這時你對跟他討價還價，“你若將全部家產給我，我就給你扔根救命的繩子下來”。**看起來，這是“自由交換”，實際上，不如説是赤裸裸的威脅。一個在危險中的人，除了保全自己已別無選擇，他實際上沒有選擇空間。因此，趁人之危不是自由選擇！**我曾在自己的著作《行為和演化範式經濟學》（第五章第三節）中引用霍布豪斯的例子對此專門論述。**其二，沒有高價就沒人願向災區供給物品，這錯得離譜。**只需看一看，人們向災區的捐贈熱情，就知道這錯了。事實上，我們從沒有觀察到，世界上任何一地發生災害疫情之後，是靠高價格來解決物品供給問題的。在正常的市場環境中，的確是價格作為信號來引導供給，價格之外也缺乏其他信號。**但災害疫情這樣的情形，已經不再是正常的市場環境，在人們的心中這已經進入社會規範或者道德領域，災情疫情就是信號，無關價格。**面對災害，政府的口號是“不惜代價”，社會的口號是“一方有難、八方支援”，人們的思維都已經不再是經濟計算模式。倘若有人此時喊出“趁機賺他一把”，必然被唾沫淹死。真實的“人”行為就是這樣，他不是一個冷冰冰的經濟人，而是一個有血有肉有情感有温度的真實的“人”。

**其三，高價刺激商家積極生產，並不全對。**價格是引導生產的信號，價高意味着旺盛的需求，故廠商開足馬力生產。但價格不是唯一可以引導生產的信號，若有準確的需求信息，即便沒有高價，只要能保證正常利潤，廠商同樣會生產。**事實上，像災害這種短期衝擊，對生產的刺激是有限的——短期衝擊意味着廠商並不會擴大生產規模，不過是讓工人加班加點而已。**讓工人加班加點，會增加額外的成本，只要這部分成本得到補償，工人加班加點就可以實現（這裏，我們直接忽視了現實中觀察到的一些工人為災區疫區保障而自願加班加點的情況）。實現這一點可能需要口罩合理漲價（以維持正常利潤），但不是天價。刺激商家積極生產只需正常利潤即可，而不必天價。災害終將很快過去，災害衝擊帶來的天價只會轉換成企業偶然所得的利潤，不會帶來生產規模的擴張。

**其四，高價消除了套利空間，是的，但同樣會帶來其他問題。**1.0版本經濟學認為，需求決定價格，需求旺盛必然需要價格高漲方可阻止黑市黃牛等。在一個自由市場上，價格漲落本身是信號，這毫無疑問。但災害疫情的衝擊下，資源的配置已經不再完全取決於市場，社會規範同樣發揮着重要作用。防護用品的供給一方面由市場力量驅動，一方面由道德和社會規範力量驅動。口罩天價只會讓經濟力量排擠出道德力量：人們的捐贈機會成本高了，因而捐贈意願下降了；接受捐贈方的腐敗動機提升了；投機牟利或適應預期而囤積防護品，反而讓防護品更加短缺。

**鼓吹“應該讚美那些發國難財的人”，本質上是主張極端地依賴市場來解決災害疫情導致的物品短缺問題。**這與我們的社會規範恰恰極其衝突。天價防護用品，意味着只有腰包鼓鼓的富人才能得到，難道窮人就白白等死？這多麼類似魯賓斯坦那觸及靈魂的一問。當然，窮人不會白白等死，為了生存他們會選擇武力搶奪——迄今為止的市場經濟學，都忽視了人類在競爭中對非經濟手段乃至暴力手段的運用。

社會規範本來就是為了平息人類的陰暗行動而存在的。“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相當於一個社會契約：今天你們受災我們支援你，我們相信明天我們受災你們也會支援我們。發“國難財”是對這種社會契約的破壞。它意味着，今天我們受災你們趁機敲了我們一筆。但是，明天你們受災了，咱們怎麼計算？

最後，有必要説明，不可以發國難財不代表防護用品不能漲價。正如我在前面講到，工人加班加點生產是有額外成本的，價格要補償這一額外成本才是合理的。補償成本帶來價格上漲理所當然不應算發國難財。那麼口罩這樣的防護用品在疫情時期究竟怎麼定價才好呢？經濟學當然會考慮其成本核算，但社會規範其實給出了一些更簡單的規則。就如我的一個不懂經濟學的朋友説：“漲價一倍兩倍還可以，但漲十倍二十倍那就太離譜啦，良心大大的壞了。”

看來，只有經濟學知識並不夠，還得多一點常識。

我們應該讚美那些發國難財的人

✪ 薛兆豐

（本文為薛兆豐網上公開講義所確認的文字，轉自“歐拉數學薈”）

今天解釋一個離經叛道的觀點，那就是我們應該讚美那些發國難財的人。

**▍**乘人之危有別於攔路搶劫

舉兩個例子，看看這兩個例子有什麼區別：

第一，你有一天下班回家，經過一個黑暗的拐角，忽然從旁邊衝出一個人來，手裏拿着刀問：“你要錢還是要命？”這時候你會説：“我當然要命了。”他説：“行啊，那給我1萬塊錢！”你對這個強盜説：“1萬塊錢我身上沒有，我家就住在附近，你跟我去取吧。”那個強盜説：“好啊，那我跟着你去。”結果，你到了人多的地方就跑掉了。這時候強盜追上來説：“你違約了。”

如果你是法官，你怎麼判？

第二，另外一種情形，在沙漠裏面，你沒有水，快要渴死了，這時候有人跟你説：“我這有一瓶水，1萬塊錢賣給你，你要不要？”你説：“好啊！但是1萬塊錢我身上沒有，等我回到家裏，我再給你1萬塊錢吧。”那個人也答應了，你喝了這瓶水，保住了性命。結果你回到家裏，也沒有給這個人1萬塊錢，因為你覺得1萬塊錢一瓶水太貴了，這不是乘人之危嗎？這時候那個人把你告上了法庭。

如果你是法官，你該怎麼判？

一個是攔路搶劫，一個是乘人之危，他們當中有什麼區別？如果你沒有看出這兩者之間的區別，我建議你再想15秒。

這兩個案子的根本區別在於：

在第一個案子裏面，一個人面臨着要錢還是要命，這兩個選擇是那個強盜自己製造出來的；

而在第二個例子裏面，一個人他到底要失去生命，還是要付出1萬塊錢來買一瓶水，這種困境不是提供那瓶水的人製造出來的。提供那瓶水的人，只不過是幫助了那個非常需要喝水的人，給他多提供了一種選擇而已。

所以，攔路搶劫跟我們平常所説的乘人之危，其實是有本質區別的。這個道理其實很簡單，但是用到現實生活中，大家又很容易犯糊塗。

大家都批評發國難財的行為，但你想想，國難是那個發財的人造成的嗎？**如果不是那個發財的人造成的話，那麼發國難財其實是幫了別人，是給別人多了一個選擇而已。**發國難財的人可能是利用了別人，但是這種利用，對對方來説也是有好處的。

其實，醫生不就利用了病人的生病嗎？老師不就利用了學生的無知嗎？但是醫生對病人來説是有幫助的，老師對學生來説也是有幫助的。但不管怎麼説，這個道理還是不容易明白，不管是中國人還是外國人。

**▍**阻止別人發國難財，只會讓遭受災害的人處境更糟

在美國曾經發生過這樣一個事情。好幾年前，美國發生過一次叫做“卡崔娜”的颶風災難，造成了密西西比河附近大規模斷電。

電視台播出這個地區大規模斷電的消息以後，有位哥們兒就想，能夠賺點錢。所以他把自己的積蓄拿出來，買了19台發電機，又租了一輛大卡車，開了1000多公里的路程，從肯塔基開到了密西西比。

來到這以後，他用雙倍的價錢出售這19台發電機，當時的很多居民都迫切需要發電機。但就在這個時候，警察出現了。警察認為，這個人違反了當地所謂的反價格欺詐條例，也就是説，這個人在牟取暴利，把價格抬得過高了。

結果警察把這個人投到監獄裏面去了，他的那19台發電機也被沒收了。這人在監獄裏面待了4天后放出來了，而那19台發電機，還扣押在政府的倉庫裏面。

美國廣播公司的一個實事節目叫“20/20”的，就專門報道了這個事情。順便説説這個節目為什麼叫“20/20”，那是因為在美國，他們測視力用的指標就是20、20，不是咱們的1.5、1.5，所以20/20的意思是我們要把事情看個清楚。

這個節目的主持人叫約翰·斯托塞爾（John Stossel），他就問了一個問題：

到底是想要發財的哥們兒幫助了居民，還是把所有發電機都扣押在政府倉庫裏面的警察、政府幫助了居民，到底是誰對居民造成了傷害？

當他採訪那些居民的時候，居民都説，“我們要的是發電機，我們要電，我們要食物。”

我們會很自然地想發國難財不對，但是如果不能發財，你怎麼能讓別人跑1000多公里路，把自己的積蓄拿出來，買那麼多發電機，送到人們需要的地方呢？

我們學習價格的作用，在風平浪靜的時候，你覺得一切都可以接受，一旦有了具體的事例，價格的作用，你就往往會忽略。

這個節目的主持人，斯托塞爾還挺有意思的。他跑到街上問大家：“發國難財對不對？”所有人都告訴他：“發國難財是不對的，我都不知道你是怎麼想的。”

緊接着，約翰·斯托塞爾又跑去採訪了3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問他們發國難財到底對不對。

這三位經濟學家，一位是1992年獲得諾貝爾獎的加里·貝克爾（Gary Becker ），他説發國難財是增加供給的最好辦法，當然應該鼓勵。

第二位經濟學家，是2002年拿諾獎的弗農·史密斯（Vernon Smith ），他説發國難財是好事。

第三位經濟學家，是大家熟悉的、1976年諾獎得主彌爾頓·弗裏德曼（Milton Friedman ），他説：“這些發國難財的人，是在救別人的命，他們應該得到一個獎章，而不是得到懲罰。”

同樣，好幾年前在中國也發生過類似的事情。貴州發生旱災，缺水。這時候有些志願者跑到缺水的地方給缺水的人送水，我自己對這種行為當然非常敬佩。

但是，效果呢？我想是有限的。你想，你千里迢迢跑去送水，你自己要喝掉不少吧，去到當地，雖然剩一點，你給別人是好的，但也是有限的。

更有趣的是，當外來的志願者把礦泉水送到當地人的手裏以後，當地人並沒有飲用這些礦泉水。

**你猜他們怎麼着？他們把礦泉水給賣了。賣了以後，他們用賣礦泉水得來的錢買一些更髒的水。**為什麼？因為他們不需要這麼少而這麼幹淨的水，他們需要更多、稍微不那麼幹淨的水。

這就是哈耶克所説的知識。不是科學知識的知識，而是關於誰在什麼地方，需要什麼質量，需要什麼數量，願意以什麼代價購買的商品的具體的信息。

所有這些自願行為都是值得欽佩的，但是它的效果是有限的。不管你自己願不願意免費給別人派發礦泉水，重要的是，你千萬別阻止有一些人高價出售礦泉水。

因為如果你阻止別人發國難財，阻止別人用高價出售礦泉水的話，那這些人就不會出現了。它的結果很簡單，就是水的供給會更少。

所以阻止一些人發國難財的直接後果，是讓那些遭受災害的人的處境變得更糟。這是我們經常説的，經濟學是一門關於事與願違規律的學問。

**▍**價格不是請客吃飯，價格永遠起調節的作用

所以那些發國難財的人，他們自己本身的行為就能夠增加更多的供給，使得商品的價格下降，緩解供需之間的矛盾。

今年春節期間很多人提前回家過年，滴滴打車的價格就上升了。有人就説，最受不了滴滴在所謂的高峯期惡意加價。我心想，在消費者眼裏，任何漲價不都是惡意的嗎？但是，如果不漲價的話，憑什麼輪到你來坐車？別人又憑什麼在過年期間給你提供租車服務？

要理解價格的作用還真不容易，有些同學還會説：“薛老師，你怎麼老是説要漲價，漲價不是治本，只是治標而已，真正解決問題是要增加供給啊。”

供給永遠是不夠的，在供給不夠的情況下，價格永遠要起到調節的作用。價格不是請客吃飯，不是開玩笑的。

在實際效果上，發國難財的人，是給那些遭受災害的人更多的幫助，更多的選擇。鼓勵發國難財的人，才能使問題得到更好的解決，他們應該得到的是獎勵，而不是懲罰。

經濟學者的任務不是標榜個人道德

✪ 薛兆豐

（本文為作者早年文章，轉自“FT中文網”）

近兩年，中國輿論不僅強烈呼籲經濟學者提高專業水準，還要求他們提高道德情操。前者須假以時日，不能一蹴而就，而後者則可以靠拍胸脯來達到。不奇怪，短時間裏，媒體上就湧現了一批自稱“研究窮人經濟學”、“為廣大股民説話”、“為社會整體代言”、“自己決不會被收買”的經濟學者。這不是好現象。

不論是公眾寄望於經濟學者的道德，還是經濟學者標榜自己的道德，都是可怕的趨勢。經濟學者本來是最明白其個人道德不可能改進社會的人。如果經濟學者不但不去從事研究，還要靠標榜個人道德來提升自己的社會地位，那就意味着他雙料的墮落。

好的經濟學者，不標榜自己的道德情操。不是説他們沒有道德情操，而是他們接受過的經濟學訓練告訴他們，個人的道德力量只能影響身邊為數極少的人，而不能用來解決整個社會的“資源配置”和“機制協調”問題。

經濟學第一課，不應該學什麼“供給需求”，而應該學習欣賞經濟學者哈耶克（F. Hayek）所説的“自發秩序（spontaneous order）”。美國人裏德（L. E. Read）在1958年發表的短文《鉛筆的故事（I，Pencil）》，極生動地闡釋了“自發秩序”的思想精髓。國內學者秋風把它譯成了精美的中文，在網上容易找到。

在這篇短文裏，裏德以第一人稱講述了鉛筆的製作過程。從石墨、粘土、木材、黃銅的開採和煉製，到鉛筆的發明和合成，再到運輸和銷售，當中糅合了多個年代、成千上萬人的智慧和勞動。令人感嘆的是，當中沒有一個人完全掌握製造鉛筆的全部技術。事實上，絕大部分人並不知道自己參與了鉛筆的製造，但鉛筆還是誕生了。

鉛筆的寓言告訴我們，市場是由無數分立的個體組成的，這些分立的個體各自為政，共同形成了他們每個人事前都預想不到的後果。這種自發形成的秩序，最重要的特點在於，單一的目標和單一的力量，對改善整體的經濟沒有幫助。

有人問，人類都已經能讓衞星上天了，為什麼還不能消滅貧困？**這是因為消滅貧困比送衞星上天更困難！衞星上天是個“單目標”工程，只要不惜代價，還是比較容易辦到；解決社會的貧困和其他經濟問題，則是一個“多目標”工程，**沒有良好的協調機制，哪怕有強烈的願望、高尚的情操和軍隊式的管理，也不可能辦到。

正因為這樣，經濟學從兩百年前斯密（A. Smith）開始，就強調對“看不見的手”的研究。貧困之所以頑固地存在，不是因為資源不夠，不是因為扶貧的願望不夠強烈，不是因為經濟學者的道德情操不夠高，而是因為社會缺乏有效的協調。經濟學者的任務，是尋找協調方案，而不是標榜個人道德。

另一方面，經濟學者要“取寵”也並不難：可以為消費者代言，抱怨機場的咖啡太貴；可以為中產階級代言，抱怨房地產商製造了泡沫；可以為打工者代言，大談最低工資法的好處；可以為家長代言，呼籲實行學雜費全免的教育；也可以為國家利益代言，渲染歐美的知識產權法怎麼扼殺了中國的企業。

容我以後再解釋，為什麼機場的咖啡會貴、為什麼房價升得有道理、為什麼最低工資法剝奪了低收入人士的就業機會、為什麼免費教育其實是高成本教育、以及為什麼知識產權對本國的科技發展重要。我這裏先要説的是，當一個受過經濟學訓練的學者，為了博取道德上的優勢而放棄對科學的尊重，本身就是既不專業也不道德的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