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永嘉: 回望萬曆到康熙的興衰史, 今日中國如何跳出歷史週期律? | 文化縱橫_風聞

朱永嘉

復旦大學歷史系

【導讀】從歷史中汲取國家治理的經驗和教訓，是推進當代中國國家治理的必要前提之一。這其中，“如何跳出中國歷史的週期律”，是各界長期討論的重要議題。

在本文中，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朱永嘉從毛澤東與黃炎培關於“歷史週期律”的討論入手，指出**中國歷史實際上包括兩個週期律：一個王朝從興到衰是一個週期；還有一個週期律，那就是從衰到興，這在中國歷史上便是改朝換代。**中國幾千多年的歷史，便是通過這兩個週期律，才不斷發展和進步的。**那麼，****有沒有可能讓一個王朝長盛不衰呢？**朱永嘉先生指出，有人做過這方面的嘗試，此人不是別人，正是建立明朝的朱元璋。在本文中，他梳理了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為確保明王朝長盛不衰所做的努力及其效果，分析了明王朝一步一步走向衰敗的歷程與原因，以及清朝取代明朝和締造康熙盛世的歷程。

朱永嘉先生試圖以從萬曆到康熙這樣一個典型的王朝興衰週期為例，總結經驗教訓，為當代中國思考如何跳出歷史週期律提供借鑑。他認為，必須謹記和堅持“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把人民大眾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並繼續探索人民監督政府官員的體制和方法，如此我們的國家才能長治久安。

**2023年1月5日，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朱永嘉因病逝世。朱永嘉先生曾為本刊作者，生前曾給予本刊重要學術支持。此文是****朱永嘉先生著《從萬曆到康熙》一書的序言，**特此編髮，對朱先生致以深切悼念。

1945年7月1日，褚輔成、黃炎培、傅斯年等六人訪問延安，受到毛澤東的隆重歡迎，其間雙方多有交流，黃炎培《延安歸來》一書對延安之行做了詳細記述。書中提到他與毛澤東交談，毛澤東問黃炎培有什麼感想，黃炎培説：

我生六十多年，耳聞的不説，所親眼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週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時聚精會神，沒有一事不用心，沒有一人不賣力，也許那時艱難困苦，只有從萬死中覓取一生。既而環境漸漸好轉了，精神也就漸漸放下了。有的因為歷時長久，自然地惰性發作，由少數演為多數，到風氣養成，雖有大力，無法扭轉，並且無法補救。也有為了區域一步步擴大了，它的擴大，有的出於自然發展，有的為功業欲所驅使，強求發展，到幹部人才漸見竭蹶、艱於應付的時候，環境倒越加複雜起來了，控制力不免趨於薄弱了。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週期率。中共諸君從過去到現在，我略略瞭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條新路，來跳出這週期率的支配。

毛澤東回答説：

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週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二人的談話對中國歷史上的週期律做了一個總結，那就是各個王朝從建立到滅亡無不經歷了興衰成敗的過程。**西漢到了元、成、哀、平，便一代不如一代了，外戚專權，王莽取而代之，最後被綠林與赤眉的農民起義推翻了統治。東漢到了後期，先是黨錮之禍，接着是外戚與宦官之間搞得你死我活，董卓帶兵進京，導致軍閥割據混戰的局面，東漢隨之滅亡。魏晉時期，司馬炎通過陰謀欺人孤兒寡婦而掌握政權，後來晉武帝搞了一個分封諸侯王，結果是八王之亂，北方變成十六國的亂局，逐漸發展成為南北朝對立的局面。隋朝也是一個短命王朝，隋煬帝的窮奢極侈及其發動的遼東戰爭，導致隋的滅亡，其本人也在揚州死於非命。唐朝從貞觀之治到開元盛世，國家繁榮昌盛，一場安史之亂使唐朝由盛而衰，最後出現藩鎮割據的局面，演變成四分五裂的五代十國。宋代是中國歷史上比較軟弱的王朝，杯酒釋兵權自卸武裝，結果無法應付北方崛起的契丹的遼和女真的金，南宋後來偏安在南方，為元所滅。**這裏實際上應包括兩個週期律，一個王朝從興到衰是一個週期；還有一個週期律，那就是從衰到興，這在中國歷史上便是改朝換代。**農民革命運動推翻一箇舊王朝，建立一個新的王朝，就是由衰而興的週期。中國歷史上那麼多次改朝換代，大多是在衰亡過程中，通過羣眾的革命運動建立一個新的王朝。中國幾千多年的歷史，便是通過這兩個週期律，才不斷發展和進步的。

那麼**有沒有可能讓一個王朝長盛不衰呢？有人做過這方面的嘗試，此人不是別人，正是建立大明帝國的朱元璋，他的意圖表現在其親自編修的《皇明祖訓》中。事實上，歷朝歷代的創業之主都想把自己的“家天下”一代又一代傳承下去，萬世不竭，這實際上是做不到的。我們不妨分析一下朱元璋《皇明祖訓》所表現的願望及明朝的實際結果，它説明朱明王朝還是逃不脱這個由盛而衰的週期律。研究一下明王朝如何由盛而衰，它的矛盾焦點在哪裏，就可以明白其中的原因。**朱元璋的《皇明祖訓》也不能説完全不起作用，它有積極的一面，但他的子子孫孫以天下為個人私產，不顧民眾疾苦，只知貪圖享樂以致亡國，朱元璋是無能為力的。明朝便是由萬曆皇帝開始走向衰亡的，最終還是農民起義推翻了舊王朝，為清朝興起奠定基礎。《從萬曆到康熙》敍述了一箇舊王朝如何走向衰亡的過程，以及清朝如何崛起的歷史。

**中國歷史上有兩個出身於布衣的帝王，一個是劉邦，另一個便是朱元璋。**朱元璋確實是貧苦出身，出家做過和尚，以行乞化緣為生。後來他參加了紅巾軍起義，最終建立了明朝。到崇禎十七年（1644年），明朝滅亡，前後傳了十七朝，一共276年，還是沒有能子子孫孫長期維持下去。朱元璋編了《皇明祖訓》，他立祖訓的目的很明確，希望子子孫孫傳至永久。《皇明祖訓》的文字太長，這裏只能略舉若干條目，觀察其最終實際執行的情況。事實上它無法打破王朝興衰的週期律，從洪武元年（1368年）到崇禎十七年明朝滅亡，朱元璋的子子孫孫依舊無法避免衰亡的結局。朱元璋的祖訓，在一些方面發揮了作用，在另一些方面則完全無效。朱元璋《皇明祖訓》有一些用心良苦的話，他的子子孫孫都沒有將其當回事。《皇明祖訓》的序言中有這麼一段話：“蓋其創業之初，備嘗艱苦，閲人既多，歷事亦熟，比之生長深宮之主，未諳世故……甚相遠矣。”他還説：“凡古帝王以天下為憂者，惟創業之君，中興之主，及守成賢君能之，其尋常之君，將以天下為樂，則國亡自此始。”（《皇明祖訓·祖訓首章》）

明代自仁、宣以後，君王多“以天下為樂”。明武宗正德皇帝是一個典型，神宗萬曆皇帝又何嘗不是如此？明朝那麼多皇帝，除了朱元璋之外，沒有一個能夠做到范仲淹講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儘管朱元璋把祖訓立為家法，“大書揭於西廡，朝夕觀覽，以求至當”（《皇明祖訓·序》），但他的子孫後代卻並不遵守這份祖訓和家法。朱元璋在序言中説：“今令翰林編輯成書，禮部刊印，以傳永久。凡我子孫，欽承朕命，無作聰明，亂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朱元璋活着，他的子孫還會裝裝樣子，他死後，子孫後代就把這份祖訓和家法棄之腦後了。

**但並不是説朱元璋所定的祖訓家法完全無效，有的還是起了作用，如他在內令中做的一些規定還是被遵循的。**如，為了切斷後宮與外廷的聯繫，其中有這樣的規定：“凡私寫文帖於外，寫者接者皆斬，知情者同罪，不知者不坐。”“凡皇后止許內治宮中諸等婦女人，宮門外一應事務，毋得干預。”“凡宮中遇有疾病，不許喚醫入內，止是説證取藥。”“凡宮闈當謹內外，后妃不許羣臣謁見。”（《皇明祖訓·內令》）這樣完全切斷了後宮與外界的聯繫。如此規定的原因是為了防止女主專權，這一點終明一代是做到了。萬曆的母親在萬曆成婚以前能照看他，因為他10歲即帝位，尚未成年，需要母親照料。萬曆成婚以後，由張居正和司禮太監馮保輔佐照管。張居正死後，萬曆便無法無天，怠於政事，誰也管不了他。

內令中還有一條規定：“凡天子及親王，後、妃、宮人等，必須選擇良家子女，以禮聘娶，不拘處所，勿受大臣進送，恐有奸計，但是娼妓不許狎近。”（《皇明祖訓·內令》）這條規定是被嚴格執行的，目的是防止外戚專權，東漢便亡於外戚與宦官爭奪權力。朱元璋這幾條內令是吸收了歷史上的教訓而制定的，但並不妨礙皇帝尋歡作樂，而且更加便於帝王對後宮的控制和管理。

皇甫錄《明記略》稱：“《祖訓》所以教戒後世者甚備，獨無委任閹人之禁。”其實不然，《明史·宦官傳一》雲：

明太祖既定江左，鑑前代之失，置宦者不及百人。迨末年頒《祖訓》，乃定為十有二監及各司局，稍稱備員矣。然定製，不得兼外臣文武銜，不得御外臣冠服，官無過四品，月米一石，衣食於內庭。嘗鐫鐵牌置宮門曰：“內臣不得干預政事，預者斬。”敕諸司不得與文移往來。有老閹供事久，一日從容語及政事，帝大怒，即日斥還鄉。

可見朱元璋對宦官的管理和限制是非常嚴格的，但這一條他的子子孫孫並未遵守，而明朝之亡，則與宦官專權息息相關。

**明代宦官專權，也有一個歷史過程。**建文帝嗣位，御內益嚴，詔出外稍有不法，許有司械問。在宦官問題上首先違反朱元璋定製的便是他的兒子永樂帝朱棣，其實靖難之役本身便違反了朱元璋祖訓中關於親王與天子關係的規定。《明史·宦官傳一》稱：“燕師逼江北，內臣多逃入其軍，漏朝廷虛實。文皇以為忠於己，而狗兒輩復以軍功得幸，即位後遂多所委任。”換句話説，從永樂帝開始便大量使用宦官干預政事。明朝的敗亡，某種意義上亡於宦官干政。魏忠賢在明熹宗時作威作福，全國各地為魏忠賢建造生祠，他興起東林黨案，整個朝廷都在閹黨控制之下。崇禎即位後雖然除掉魏忠賢，但他同樣信任宦官。冤殺袁崇煥，便是皇太極利用被俘的明朝宦官使用了離間計，崇禎聽信宦官之言而自毀長城。從這兩件事，可見宦官干政在明朝末期危害之大。

當然，**對宦官也要做具體分析，明朝並非所有宦官都是奸惡之輩，也有少數比較忠誠的。但宦官要出問題，往往就是大問題，是涉及王朝存亡的大問題。**秦朝的滅亡，就亡在宦官趙高身上，讀一下《史記》中胡亥、趙高、李斯三人的傳記就可以知道，秦始皇死在出巡的路上，為趙高提供了篡政奪權的機會。朱元璋鑄“內臣不得干預政事，預者斬”之鐵牌，是總結歷史教訓，他的兒子朱棣卻帶頭破壞了朱元璋的規定。顧炎武《日知錄·卷九·宦官》稱：“唐太宗詔內侍省不立三品官，以內侍為之長，階第四，不任以事，惟門守禦、廷內掃除、稟食而已。……玄宗時，宮嬪大率至四萬，宦官黃衣以上三千員。”故顧炎武認為：“是知宦官之盛，繇於宮嬪之多。而人主欲不近刑人，則當以遠色為本。”萬曆後期怠於政事，就是因為“閹人導君以酒色，導君以荒遊，導君以侈御，導君以惡見正人”，結果“邪曲進，賢正沮矣”（《潛書·賤奴》）。黨爭由此而起，東林與閹黨之爭起於萬曆末年，至明熹宗時達到頂峯，最終導致明朝滅亡。明朝宦官之禍害的具體記載見於《明史·宦官傳》，此處不再一一細説。

朱元璋經歷過苦難，經歷過艱苦的鬥爭，創立明朝後以三十年的辛勞建立起各種典章制度，最後活到71歲。他的後世子孫生活在宮廷之中，論生活條件，他們都優於朱元璋，卻大部分都是短命的，這也許與宮嬪眾多有關。我們只要看一下朱元璋以後諸帝之年壽即可明白，朱元璋的子子孫孫，是一代不如一代。今錄明代諸帝之年壽於下：

明成祖朱棣活了65歲，在位22年。明仁宗朱高熾活了48歲，在位僅僅1年。明宣宗朱瞻基活了38歲，在位10年。明英宗朱祁鎮10歲即帝位，24歲時土木堡之變被瓦剌所俘。景泰帝朱祁鈺21歲即位，在位8年。明英宗復辟後在位7年，活了38歲。明憲宗朱見深活了41歲，在位23年。明孝宗朱祐樘活了36歲，在位18年。明武宗朱厚照活了31歲，在位16年，這是歷史上著名的荒唐皇帝，《明史·武宗紀》的讚語稱他：“耽樂嬉遊，暱近羣小，至自署官號，冠履之分蕩然矣。”這就導致了朝綱混亂。明世宗朱厚熜活了60歲，在位45年。此人迷信長生之術，崇信道教。《明史·世宗紀》讚語稱他：“崇尚道教，享祀弗經，營建繁興，府藏告匱，百餘年富庶治平之業，因以漸替。”明穆宗朱載垕活了36歲，在位6年。明神宗朱翊鈞活了58歲，在位48年。明光宗朱常洛活了39歲，在位1個月。明熹宗朱由校，活了33歲，在位7年。崇禎帝活了34歲，吊死於煤山，在位17年，是一個亡國之君。明代諸帝的壽命大體如此，年壽沒有超過朱元璋的71歲的。優越的生活條件，三宮六院的享受反而坑了他們，沒有節制的享樂是他們短命的原因之一。那麼多皇帝中，明成祖朱棣還有一點作為，其他的大都怠於政事，明王朝的統治也勢必逐漸走向衰落。

朱元璋的《皇明祖訓》形成也有一個歷史過程。《明史紀事本末·開國規模》記載，洪武元年十一月建大本堂，那是太子朱標讀書學習的地方，朱元璋與太子有一段對話：

上問太子：“近儒臣講説經史何事?”對曰：“昨講《漢書》七國叛漢事。”遂問：“此曲直孰在?”對曰：“曲在七國。”上曰：“此講官偏説耳。景帝為太子時，嘗投博局殺吳王世子。及為帝，又聽晁錯之説，黜削諸侯。七國之變，實由於此。若為諸子講此，則當言藩王必上尊天子，下撫百姓，為國家藩輔，以無撓天下公法。如此，則為太子者知敦睦九族，隆親親之恩，為諸子者知夾輔王室，盡君臣之義。”

《明史·太祖紀》記載，洪武二年夏四月，“乙亥，編《祖訓錄》，定封建諸王之制”。《明史紀事本末·削奪諸藩》載洪武九年訓導葉伯巨應詔陳言，極論分封之弊，其雲：

國家懲宋、元孤立、宗室不競之弊，秦、晉、燕、齊、梁、楚、吳、閩諸國，各盡其地而封之，都城宮室之制，廣狹大小，亞於天子之都，賜之以甲兵衞士之盛，臣恐數世之後，尾大不掉。然後削之地而奪之權，則起其怨，如漢之七國，晉之諸王。否則恃險爭衡，否則擁眾入朝，甚則緣間而起，防之無及也。今議者曰：“諸王皆天子親子也，皆皇太子親國也。”何不摭漢、晉之事以觀之乎?孝景皇帝，漢高帝之孫也。七國之王，皆景帝之同宗父兄弟子孫也。當時一削其地，則構兵西向。晉之諸王，皆武帝之親子孫也。易世之後，迭相擁兵，以危皇室，遂成五胡雲擾之患。由此言之，分封逾制，禍患立生。援古證今，昭昭然矣。昔賈誼勸漢文帝早分諸國之地，空之以待諸王子孫，謂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願及諸王未國之先，節其都邑之制，減其衞兵，限其疆裏，亦以待封諸王之子孫。此制一定，然後諸王有聖賢之德行者，入為輔相，其餘世為藩輔，可以與國同休，世世無窮矣。

結果朱元璋大怒，將其系死獄中，“後無敢言者”。事實上朱元璋一死，建文帝與諸王之間的矛盾便無法調和，他們都是建文帝的叔輩，削藩引起靖難之役，燕王起兵，取建文而代之。朱棣是一個非常殘暴的君主，看他如何對待建文帝諸臣，便可知其性格。

朱元璋《皇明祖訓》對於諸王分封后與天子的關係，動以親親之情。考察整個明代分封諸王的情況，在明成祖以後，他們的日子都不好過。萬曆所封諸子，結局都很悲慘。黃宗羲在《明夷待訪錄·原君》中稱：

今也以君為主，天下為客，凡天下之無地而得安寧者，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腦，離散天下之子女，以搏我一人之產業，曾不慘然，曰：“我固為子孫創業也。”其既得之也，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樂，視為當然，曰：“此我產業之花息也。”然則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黃宗羲之言撕下帝王制度之畫皮矣，這裏的天下應指百姓。君主治國與百姓的關係，何者為主，何者為客，事實上是君主能否為百姓服務的問題。朱元璋《皇明祖訓》表達的無非是帝王之道，儘管他出身於貧苦農民，在其30年的統治中，也曾為窮苦百姓做過一些好事，但他建章立制的宗旨，還是離不開歷朝歷代帝王統治的觀念，希望他的子子孫孫能夠傳國永久。朱元璋去世以後，他的子孫同樣跳不出歷史週期律，王朝便避免不了會走向衰亡。

**既然歷史上各個王朝都有興衰的週期，那麼後人考察歷史，很重要的一點就是總結歷朝歷代興衰的經驗教訓，思考如何才能跳出黃炎培所説的週期律的宿命，為自己提供借鑑。**當年，毛主席所説的“民主”，就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讓人民來監督政府。只有人人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這是根本點。我們要不斷做新的探索才能跳出週期律，這包括兩個方面，一是總結歷史上的經驗教訓，二是如何闖出一條新路來。

2012年，我曾講授明史，前一半講稿敍述明代政治制度的源流得失，包括東宮制度、軍兵制度、地方行政制度、司法制度等，2015年整理為《明代政治制度的源流與得失》一書，與這本《從萬曆到康熙》是姊妹篇。

《明代政治制度的源流與得失》重在強調朱元璋建立的政治制度源自其當時治國實踐中的實際需求，而他制定的各方面典章制度與中國古代傳統政治模式又有着密不可分的聯繫。**這些制度設計得很完備，但實踐過程中都發生了衰變，那是因為制度要靠人去執行，人與人的關係發生變化，制度也會變化，有的甚至不知不覺地走向自身的反面，這方面的教訓值得人們去總結。**在明王朝政治局勢的演變過程中，整套政治體系逐漸變形，使朱元璋立下的《皇明祖訓》完全失去效用。

《從萬曆到康熙》則從明代後期財政問題及社會演變講起，敍述明朝滅亡與清朝建立的經過，以及清初鞏固統治、加強對邊疆地區控制的具體情況，重點在於總結明亡清興的歷史經驗教訓。清朝統治的完全鞏固是由康熙帝完成的，可以説康熙時期也是清朝最強盛的時期，到雍正、乾隆時期已經逐漸走下坡路了。從明朝的萬曆到清朝的康熙，恰恰是中國古代歷史上王朝興衰週期律的一個典型案例，這也是本書命名之由來。

明朝中後期，世界地理大發現之後，白銀通過海上絲銀之路的世界貿易大量流入中國，成為明朝主要的流通貨幣，對整個社會產生深遠影響，為了解決政治、經濟方面的社會矛盾，張居正進行了改革，在税制上實施一條鞭法，對吏治進行大力整頓，使明朝的統治暫時穩定。張居正死後，出現了萬曆皇帝長期怠政的局面。萬曆10歲即位為帝，前十年在太后和張居正的監控之下，無法胡作非為。他成婚以後，太后不再管束他，隨後張居正去世，他變得肆意妄為，整日在宮中享樂，長期不與大臣見面，國家政事置之腦後，只活了58歲。萬曆帝晚年的三大案，導致了明末黨爭，加上遼東問題處置不當，三次加派賦税使國內社會矛盾激化。天啓帝時，東林與閹黨的鬥爭激烈，明朝統治便迅速走向無可挽回的衰亡。在努爾哈赤的率領下，滿族興起，建立後金政權，伴隨着明朝遼東形勢的崩潰，以李自成為首的農民起義軍迅速發展壯大，最終攻佔北京，崇禎帝吊死在煤山，明王朝的統治由此終結。

中國歷史上的王朝興替，很多時候都與統治階級的內部黨爭引起的社會矛盾激化、國家治理能力弱化有關，如東漢黨錮之禍與黃巾大起義，唐代牛李黨爭與黃巢起義。明末東林黨與閹黨之爭同樣導致統治階級內部矛盾無法調和，同時對遼東的連年用兵造成財政不堪重負，財政危機以賦税形式轉嫁給百姓後導致農民起義爆發，加之崇禎皇帝在重大問題的決策上一再失誤，這樣就形成了極其致命的惡性循環，依靠明朝自身已經無法解決這樣嚴重的社會危機。最終是農民起義的巨大力量打破了原來的社會結構，推翻了明王朝的統治，促使相關社會矛盾以暴力形式得以解決。一是明朝宮廷的龐大消費集團消失了；二是清兵入關，取代了明朝的統治地位，造成明朝嚴重税收問題的三餉加派取消了；三是清朝充分利用明朝降清的士大夫和軍事將領，迅速解決了南方腐朽的南明諸小朝廷。農民起義產生的這些影響，為清朝在順治年間建立起統一帝國提供了條件。當時留下的一些問題，如平定吳三桂、耿精忠、尚可喜等三藩以及收復台灣，鞏固對蒙古、西藏、新疆等邊疆地區的管轄，要到康熙年間才得以解決。這一切與明末農民起義對明朝腐朽統治的摧毀是分不開的。從萬曆到康熙是一個歷史週期，而這個週期轉折的關鍵點是明末農民起義推翻了腐朽的明王朝。康熙時代，可以説是清朝最輝煌的時期，也是中國歷朝歷代中比較強大的時期。有興必有衰，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清朝同樣難以避免衰亡的命運，也無法逃脱出歷史週期律的宿命，最終辛亥革命結束了清王朝的統治。

當然，明末農民起義失敗的歷史教訓值得後人吸取，郭沫若曾為此在重慶《新華日報》發表過《甲申三百年祭》。毛澤東讀了以後，寫信給郭沫若，他在信中有這麼一段話：

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們把它當作整風文件看待。小勝即驕傲，大勝更驕傲，一次又一次吃虧，如何避免此種毛病，實在值得注意。倘能經過大手筆寫一篇太平軍經驗，會是很有益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毛澤東親筆書寫的“為人民服務”幾個大字，被放在中南海的大門前，意在告誡全黨，不能偏離立黨的根本宗旨。我們努力發展經濟，是為了提高人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唯有如此，我們才能始終立於不敗之地。**無論在什麼情況下，我們都要懂得人民的大多數是工農大眾，我們必須把工農大眾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世界是勞動者創造的，發展經濟，沒有勞動者的辛勤勞動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一定要正確處理資本與勞動的關係。不忘初心，也就是不忘建黨立國的宗旨，發展經濟是手段，是為了這個根本宗旨服務的。決不能倒置二者的相互關係，那樣的話就忘本了。我們不能忘記聖賢説過的話，荀子在《王制篇》中説過：“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水是什麼？水是人民大眾，也就是工農大眾，是我們的立國之本。如果傷害了工農大眾的根本利益，那麼建黨與立國就失去了基礎。發展經濟的目的是讓我們的水源更加豐沛，那樣我們的國家才能更強大。貞觀六年（632年）唐太宗與魏徵有一段對話，李世民説：“天子者，有道則人推而為主，無道則人棄而不用，誠可畏也。”（《貞觀政要·政體》）李世民親身經歷了隋末農民起義和隋朝滅亡，這是他的深切感悟。接下來魏徵説：“臣又聞古語云：‘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陛下以為可畏，誠如聖旨。”（《貞觀政要·政體》）

此外，在中國古代社會發展中，以農耕文明為主的漢族與以遊牧文明為主的北方少數民族之間長期存在互動與融合。《史記·匈奴列傳》詳細記載了秦漢時期漢族政權與北方匈奴之間的關係，魏晉南北朝時期鮮卑族建立的北魏，隋唐時期的突厥，宋代的遼、金與蒙古族建立的元朝的崛起，這些都反映了中華民族大家庭中農耕文明與遊牧文明的關係密不可分。滿族是女真族的後裔，起源於大興安嶺，以狩獵為生。他們到了遼東以後，建立了嚴密的組織，即八旗制度，最初他們是明朝在遼東地區的附庸。萬曆年間政治腐敗，朝廷在遼東問題的處理上接連失策，使滿族得以坐大。因遼餉而來的三次加派，壓垮了明朝的經濟基礎。明朝在遼東軍事策略上的反反覆覆，對遼東用兵的失敗以及農民起義的興起，為清兵入關佔領北京創造了條件。

清朝建立，為其出謀劃策的是投降清人的范文程和洪承疇，軍事方面起作用的主要還是明朝降將吳三桂、尚可喜、耿精忠等，他們幫助清朝消滅了南明殘餘勢力。清朝的建制還是漢族傳統的政治、經濟、文化體制。清朝統治者採取各項經濟政治措施以緩解社會矛盾，維護邊疆地區的領土完整，他們與漢族共同創造的成就成為中華文明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

此外還應當注意的是毛主席回答黃炎培的那句話：“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週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如何讓人民來直接監督政府官員，在體制和方法上還需要摸索，只有做好了這一點，我們的國家才能長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