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你們牆倒眾人推, 我的主義正改掉美國政體”: 議長僵局後的特朗普之迷_風聞

左亦魯

北京大學法學院

【導讀】2023年開年，美國眾議院議長選舉一度陷入“百年僵局”，共和黨在中期選舉中拿下眾議院，卻經過15輪投票才終於確定凱文·麥卡錫當選議長。美媒指出，此前14輪投票中，共和黨黨內20名鐵桿特朗普支持者始終拒絕把票投給麥卡錫，他們要求麥卡錫承諾：一旦議長表現不合格，議員有權提出罷免換人。這場僵局，最終以麥卡錫的妥協和特朗普親自出面勸説而告終。輿論認為，共和黨內特朗普派獲得勝利，並取得影響國會立法的重要籌碼，由此説明：儘管在野的特朗普正面臨影響力衰退的趨勢，但他依然擁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並且會積極利用自己的影響力重塑美國政治。

本文始作於2020年美國大選前，但卻對於我們理解2023年這場僵局的深層邏輯，具有參考意義。文章指出：美國政體已進入又一個調整時期，而特朗普可能是它的終結者，甚至可能成為新美國政體的開創者。

作者總結，美國歷史上有過6種政體，當前的政體，是民主黨主導的“新政政體”終結於卡特時代之後，由里根領導的共和黨重建的。到奧巴馬時期，里根政體開始走向末路，民主黨也曾試圖通過《憲法2020》來改造美國政治，把奧巴馬打造為開創新政體的一代領導人。但這一計劃很快就被完全顛覆：特朗普的當選和民主黨伯尼·桑德斯的出現，都説明民主黨的方案難被選民接受。特朗普當選後，以“斷舍離”的方式改造了美國外交和其在國際秩序中的領導角色。**雖然特朗普在2020年大選中落敗，但無論是拜登政府延續乃至擴大他的對華政策，還是今天共和黨議會不得不向他妥協才能成事，都表明特朗普將繼續在美國政治中發揮作用，甚至已然可能激發重建美國政體的能量。**今後一個時期，特朗普和拜登之間的“政體鬥爭”還將持續，而這一次美國政體變遷的作用力，將直接作用於我們。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0年第5期，****原題為《里根政體的潰敗與美國重建的特朗普道路》。**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辨析。

**********▍**********引子：憲法2020的十一年一夢

2009年，巴拉克·奧巴馬宣誓就任第44任美國總統。同年，還發生了一件對圈外人來説名不見經傳，但在美國法學界卻頗為轟動的事情—— 一本名為《憲法2020》的書出版。全書基本覆蓋了美國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每個議題都由該領域最權威的自由派學者撰寫；除去頂尖學者的身份，其中幾位作者更是在奧巴馬上任後很快就通過旋轉門進入政界。

整本《憲法2020》洋溢着“我們的時代到了”的喜悦。每篇文章都像是民主黨全國大會或美國憲法學會的主旨演講——既總結過去，更重要的是展望未來。如羅伯特·波斯特和瑞娃·西格所説：過去四十年裏，自由派一直被保守派壓制而處於守勢，但伴隨着奧巴馬當選，攻守之勢從此異也。在導論中，本書的兩位策劃者傑克·巴爾金和西格更是揚眉吐氣地宣佈：《憲法2020》就是要與里根時期的保守主義革命叫板。在他們看來，保守派從20世紀70年代中後期開始，就有計劃地從理論、組織和輿論等各方面重塑美國憲法，而此間最大的成果就是保守派憲法原旨主義（originalism）對自由派“活憲法主義”（living constitutionalism）的全面勝利。在“忍氣吞聲”多年後，奧巴馬的強勢當選讓自由派堅信自己翻身做主的時機到了。如同保守派在里根上台後，用十年左右的時間重塑了美國的憲法和政治，自由派同樣計劃通過“十年規劃”改造美國。從2009年到2020年差不多正是十年，這就是《憲法2020》的由來。

十一年彈指一揮間，2020年已經到來。《憲法2020》又身在何處？——應該是在圖書館的書架上落滿灰塵，它的作者應該都已忘記或不願提起當年的萬丈雄心。之後的歷史我們都很熟悉：奧巴馬和自由派不僅沒有開創屬於自己的時代，反而迎來了特朗普——這個十一年前別説自由派，就是特朗普自己也不曾料到會上台的總統。2020年不僅沒有給自由派帶來新時代的曙光，反而因特朗普的出現而墮入無邊黑暗。《憲法2020》的主要策劃者巴爾金出版了《民主與失能》一書，其中有大量對自己誤判的反思。從《憲法2020》到《民主與失能》，從“我們的時代到了”到“天塌了”，倒是這十一年一夢最好的寫照。

《憲法2020》為什麼失敗？十一年前這批自由派精英的雄心來自何方？被他們作為參考和靶子的里根革命又為什麼成功了？對這些問題的思考將把我們帶向本文真正的主角——特朗普和里根政體。

**********▍**********美國的六種政體和四種總統類型

為什麼奧巴馬當選會讓自由派認為可以推出《憲法2020》？因為自由派認為奧巴馬會開創一種屬於自己的全新政體（regime）。

我們應該如何理解“政體”？總統換屆和政黨輪替無疑是人們分析美國政治的重要窗口，每位新上任的總統都或多或少會帶來變化；但由於總統換屆和政黨輪替的發生相對頻繁，新上任總統能帶來的變化是有限的。在自由派眼中，奧巴馬當選的意義遠大於一個民主黨總統取代共和黨總統——奧巴馬是攜全民授權（mandate）為美國帶來“變革”的人，這是“我們人民”（We the People）出場的結果。因此，應該用一種比一或兩屆任期更大的單位和尺度看待奧巴馬，而這個更大的單位和尺度就是政體。《憲法2020》就是自由派為“奧巴馬政體”準備的綱領和路線圖。

歷史分期和政體總結在美國曆史和政治研究中並不少見，斯蒂芬·斯克羅內克是其中最有影響的學者之一。在《總統政治》一書中，斯克羅內克把美國曆史劃分為六種政體，並在此基礎上形成了四種總統類型。在斯克羅內克的基礎上，巴爾金對政體分期做了進一步細化，如下表所示：

聯邦黨人政體是以1787年憲法和《聯邦黨人文集》為基礎，華盛頓、漢密爾頓、傑弗遜、亞當斯、富蘭克林為代表的美國國父們所開創的政體，它延續了不到20年，在1800年前後就被傑弗遜政體取代。政黨的出現是導致聯邦黨人政體崩潰的原因。1787年憲法設計的是一個沒有政黨的世界，但以亞當斯、漢密爾頓為代表的聯邦黨人和以傑弗遜、麥迪遜為代表的民主共和黨日益分裂。最終在1800年總統大選中，傑弗遜和民主共和黨大獲全勝。法律人非常熟悉的、確立了美國司法審查的馬伯裏訴麥迪遜案，就是聯邦黨人政體向傑弗遜政體轉換的產物。傑弗遜政體維持了約30年後被傑克遜政體取代，標誌事件是安德魯·傑克遜1829年當選總統。安德魯·傑克遜是第一位平民出身的總統，而傑克遜政體最大的特點就是美國政治開始從貴族制進入大眾民主時代。傑克遜政體的壽命也在30年左右。1861年林肯作為第一位共和黨總統宣誓就職，之後南北雙方圍繞奴隸制的矛盾徹底爆發。內戰和重建確立了第一共和黨政體，美國共和與民主兩黨對峙的局面也由此形成。第一共和黨政體相當“長壽”，最終埋葬它的是70年後的大蕭條。

大蕭條危機中上台的羅斯福則通過重新定義政府在經濟和社會活動中的角色，開啓福利國家時代，並由此建立新政政體，歷經“二戰”和20世紀60年代浩浩蕩蕩的民權運動，新政政體也延續了近半個世紀。1981年，里根就任第40任美國總統。以此為標誌，以保守主義復興、小政府和去管制為代表的里根政體（又稱第二共和黨政體）取代了新政政體。今天的美國仍身處里根政體之中。

在上述六種政體上，又可以提煉出四種總統類型：跟隨型（affiliated）總統、反抗型總統（preemptive）總統、重建型（reconstructive）總統和斷裂型（disjunctive）總統。斯克羅內克將自己的總統類型學稱為“政治時間”（political time）。判斷一個總統屬於何種類型或身處什麼樣的政治時間，主要考慮以下三個因素：第一，美國當時處於何種政體；第二，這一政體是處於強健期還是衰退期；第三，該總統屬於這種政體的主導政黨還是反對黨。我們逐一看一下這四種類型：

（1）跟隨型總統。

也就是守成型總統。當一個政體仍處於強健期，而新任總統又恰好屬於當前政體的主導政黨，那麼這種環境下的總統大概率會成為一位跟隨型總統。當本黨主導的政體仍具備活力和紅利，同黨出身的總統從理性和情感出發，沒必要做出大的改變。對中國讀者來説，比較熟悉的跟隨型總統是美國第41任總統老布什和第43任總統小布什，兩人都是里根政體下的跟隨型總統。而肯尼迪和林登·約翰遜則可被視為新政政體下的跟隨型總統。

（2）反抗型總統。

反抗型總統是相對於跟隨型總統的存在。兩者的相同之處是，當前政體都處於健康期；但不同在於，反抗型總統來自目前政體的反對黨。身處“敵對”且充滿活力的大環境，反抗型總統首先面臨的是處處掣肘；而他們所能做的，是在無力動搖整個體制的前提下，進行局部的反抗或突破。克林頓和奧巴馬是近年反抗型總統的典型。作為民主黨人，克林頓能喊出“大政府的時代已經結束”，這充分體現了一個反抗型總統在里根政體下的無奈甚至迎合。而克林頓和奧巴馬總統任期給人的總體印象，也多是他們在共和黨主導大環境下（尤其是共和黨主導國會）的處處受限和寸步難行。當然，反抗型總統並不等於一事無成。奧巴馬醫改就是“反抗”成功的案例。但醫改通過時所耗費的巨大政治資本、大幅妥協和通過後的脆弱，都從另一個側面反映了反抗型總統成事的艱難。

（3）重建型總統。

重建型總統則出現在一個政體搖搖欲墜的末期，並多來自舊政體下的反對黨。重建型總統往往憑藉自己的遠見卓識和超凡魅力，徹底埋葬舊政體——以及更重要的，開創了一個屬於自己和所在政黨的新政體。按照斯克羅內克六種政體的劃分，只有五位總統可進入這一“萬神殿”，他們就是分別開創了後五種政體的傑弗遜、傑克遜、林肯、羅斯福和里根。這五位加上開國總統華盛頓，基本也就是美國歷史上最偉大和受人愛戴總統的集合。

（4）斷裂型總統。

如果説重建型總統是“開國之君”，斷裂型總統就是“亡國之君”或“敗家型總統”。斷裂型總統往往身處一個政體的末期，且來自這一政體的主導政黨，最終舊政體在他手裏分崩離析。與跟隨型總統相比，斷裂型總統並不一定在能力上存在明顯差距。他們之所以無法挽救自己政黨所主導的政體，最主要原因還是政治時間——舊政體已“病入膏肓”，最初的紅利已經消失，新的矛盾、利益和派系糾纏，各種問題已經積重難返。趕上了大蕭條的第一共和黨政體“末代總統”胡佛和新政政體的“末代總統”卡特是斷裂型總統的代表。

基於此，我們可以更好地理解《憲法2020》的期許和誤判：自由派本以為里根政體已經搖搖欲墜，而奧巴馬將成為繼往開來的重建型總統，開創一個屬於自己的，也是美國歷史上的第七種政體。但現實卻是：里根政體的生命力要比他們想象的更頑強，而奧巴馬只是里根政體下又一位鬱郁不得志的反抗型總統。

**********▍**********斷裂還是重建：特朗普是什麼類型的總統？

那麼，特朗普是什麼類型的總統？

首先可以排除反抗型。雖然里根政體已進入晚期是各方的共識，但特朗普是以共和黨——里根政體的主導政黨——候選人的身份當選的。儘管特朗普並非傳統建制派共和黨人，也曾多次改換門庭，但他的絕大多數主張和基本盤與共和黨是高度重合的。特朗普既無必要，也不太可能去“反抗”里根政體。

特朗普也不太可能成為老布什和小布什那樣的跟隨型總統。阻礙特朗普成為跟隨型總統的主要原因是他的政治時間——里根政體本身已風雨飄搖。雖然自由派在奧巴馬能成為重建型總統這一點上錯了，但他們對里根政體已進入晚期的診斷並沒有太大問題。特別是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美國國內貧富差距、政治極化和國際挑戰均更加嚴重，這也使得里根政體的衰敗進一步加劇。2016年大選中，共和黨傳統建制派候選人的全軍覆沒，以及特朗普和伯尼·桑德斯一左一右兩位“非主流”候選人的異軍突起，都從側面反映出里根政體下兩黨（不只是共和黨）的困境。民眾之所以鍾情特朗普和桑德斯這兩位“局外人”，一定程度上是因為他們意識到，傳統候選人和方案並不能解決現有問題。同時，特朗普“讓美國重新偉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的口號本身就説明：現在的美國——里根政體下的美國——已經不再偉大了。

選擇只剩下斷裂和重建型總統。不難想象，無論從理性還是情感而言，不少人都傾向於認為特朗普是一名斷裂型總統。單從理性出發，認為里根政體將“亡”於特朗普也有相當道理。按照斯克羅內克對“政治時間”的分析，這首先是由大環境——而非特朗普本人的一些特質——決定的。早在2008年金融危機時，就有不少人認為這標誌着以“去管制”（deregulation）為核心的里根政體進入倒計時。不然也不會有那麼多人（包括《憲法2020》的作者們）對奧巴馬給予厚望。

到了2016年，又延續了八年的里根政體更加搖搖欲墜。政治上，美國國內僵局（gridlock）和極化日益嚴重；經濟和民生上，去管制、降福利、減税與美國中下層民眾對福利和平等的需求難以調和；外交和安全上，中國崛起、恐怖主義蔓延以及後冷戰時代的到來，也早已超出里根政體能給出的答案。甚至在共和黨內部，不同派別、羣體間的訴求和利益也越來越難以協調。特朗普上台標誌着選民認為共和黨的傳統力量已無法給出解決方案，因此他們寄希望於特朗普這種“外人”來“重症下猛藥”。而特朗普上台後，其本人行事作風、美國國內撕裂的加劇和國際秩序的動盪，再加上喬治·弗洛伊德事件和突如其來的新冠疫情，似乎都在印證許多人的判斷：特朗普將成為里根政體的“亡國之君”。

**但是，還有一個選項被有意無意地忽略或排除了——那就是特朗普成為重建型總統的可能。**人們排除這種可能的理由也不難理解。第一，重建型總統相當於改朝換代的“開國之君”，因此多來自當前政體主導政黨的對立面。照此邏輯，開創新政體的總統應來自民主黨，或至少是共和黨之外的力量。第二，歷史上重建型總統的前任是斷裂型總統，比如胡佛之於羅斯福、卡特之於里根。如果特朗普能夠開創屬於自己的政體，那麼這意味着奧巴馬變成了一名斷裂型總統。但斷裂型總統的最大特點是敗掉了自己政黨所主導的政體，身為民主黨人的奧巴馬顯然不符合這一條件。第三，也是最重要的，重建型總統往往與“偉大”聯繫在一起。這意味着重建型總統不僅僅是一種類型，它還是一種符號和象徵。重建型總統除了在政治上改天換地外，往往還具備非凡的品格和魅力。在自由派佔據絕對多數的學界和媒體眼中，他們不認為、更不能接受特朗普可以位列重建型總統的“萬神殿”。

但上述理由並不完全站得住腳：前兩個過於教條，後一個則過於主觀。但正如之前分析過的，首先，特朗普並不屬於傳統共和黨建制派，其本人也曾多次改換門庭。共和黨更像是被特朗普用來“借殼上市”的“殼”。在一定意義上，特朗普不僅外在於傳統共和黨建制派，更外在於美國整個傳統兩黨。其次，上述嚴格形式要件其實只對民主共和兩黨對峙格局成形之後的美國最有解釋力，但並不完全適用於此前的時期，或兩黨建制派甚至兩黨體制出現危機的時期（比如現在）。這也允許我們適當放鬆前兩個形式要求。

至於從主觀好惡出發認為特朗普遠夠不上重建型總統的“偉大”，首先，重建型總統的“偉大”更多是量級而不包含價值判斷。極端一點，一位總統只要做出了政體級別的改變，無論是好還是壞，都可算是重建型總統。再者，不管是用輝格黨史學還是成王敗寇來描述，歷史是由勝利者書寫的。其他重建型總統在生前譽滿天下的同時，或多或少也謗滿天下。如果特朗普真做出了政體變遷級別的改變，當時間拉得足夠長，今人譭譽並不太能左右後世的評價。

▍********************“出口轉內銷”：特朗普的重建型總統之路？

上面的分析更多的是證明不能簡單排除特朗普成為重建型總統的可能性，但要回答特朗普是否真的有可能成為重建型總統，我們必須回到重建型總統的本質——特朗普是否有可能做出政體級別的改變。

但恰恰是在回答這一問題時，斯克羅內克的總統類型學暴露出兩點相對不足。第一，這是一套“回頭看”而非“向前看”的分析工具，更適合事後總結，而不是判斷當下或預測未來；第二，也是更重要的，它是“向內看”而非“向外看”的，換言之，斯克羅內克的類型學側重總統在內政上的功績，而不是其對外作為。特別是五位重建型總統，他們多是因國內政治遺產而名垂青史。打贏“二戰”並主導戰後世界秩序重建的羅斯福和奠定冷戰勝利基礎的里根，在外交和國際關係上其實都對美國乃至世界產生了持續和深遠的影響，但他們能夠成為重建型總統主要還是因其對內表現。在基辛格眼中曾深刻塑造美國對外關係和世界秩序的老羅斯福和威爾遜，卻由於國內作為的不足而距重建型總統甚遠。

**每一位重建和斷裂型總統很大程度上都是被時代塑造的，區別在於前者成功地回應了時代挑戰，而後者失敗了。今天的美國其實在國內和國際兩個維度都遇到了時代級別的挑戰。**今天美國國內困境的根源仍是始於20世紀60年代的分裂——即E. J. 迪昂所説的“自由主義的失敗”和“保守主義的僵局”。里根政體初期——尤其是里根本人——曾多少帶來一些整合與妥協，但現在卻越來越難以維繫。但在國內問題上，特朗普所做的更多的是把里根的某些做法不斷強化甚至極化，其中包括仰仗里根為共和黨奠定的基本盤——南方、中下層白人和宗教右翼，同時強調減税、去管制、迴歸製造業等新時代的“里根經濟學”。如果説之前的總統多少都會走出自己的基本盤來做些團結或彌合工作的話，特朗普或許是第一個下定決心放棄“讓更多原本不愛我的人愛我”，轉而只求“讓原本愛我的人繼續愛我”的總統。就像目前因喬治·弗洛伊德之死而引發的抗議所表明的，如果特朗普成功連任，美國社會在種族、移民、墮胎、槍支和同性婚姻等議題上很可能會愈發撕裂。簡言之，在國內議題上，特朗普與里根政體下其他共和黨總統更多的是“量”而非“質”的差別。特朗普之所以給人“動靜更大”之感，一是其本人的行事作風，二是進入里根政體末期的美國社會本就更加極化和撕裂。

特朗普真正可能產生政體級別影響（或破壞）的地方，恰恰是在對外關係和國際秩序方面。如前所述，要想成為重建型總統，首先得看是否遇到了時代和政體級別的挑戰。對特朗普和今天的美國來説，在國際方面的確存在這樣的挑戰——這就是冷戰後國際秩序的動搖和重組。如果特朗普能夠成功，那麼他將有可能走出一條前所未有的重建之路：相比其他五位重建型總統“從內到內”完成政體變遷，他有可能是“從外到內”——通過改變世界來“出口轉內銷”地改變美國。

特朗普“從外到內”的重建之路會是怎樣的？首先應該承認，在冷戰甚至“二戰”後，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的確在相當長的時間裏促進了和平與發展。這套秩序包含三大支柱：一是作為道義制高點的價值觀；二是作為安全基石的軍事同盟體系；三是國際經濟金融規則與體系。但冷戰結束、“9·11”事件、恐怖和極端主義興起、2008年金融危機、中國崛起、英國脱歐、中美貿易戰和“脱鈎”以及當下席捲全球的新冠疫情，都從不同角度和層面衝擊着這套秩序及其三大支柱。對於目前國際秩序存在的問題，基辛格、亨廷頓、福山、羅伯特·卡根、約瑟夫·奈、約翰·加迪斯都有自己的診斷和藥方，但這套秩序本身已難以維持已是各方共識。“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則代表了中國高層的判斷。目前暴發的新冠疫情，很可能變成這場大變局的催化劑甚至最後一根稻草。

在特朗普和不少人眼中，中國就是這“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最大變量。今年5月26日，特朗普政府發佈了被認為標誌着美國對華戰略轉向的《美國對中國的戰略方針》，“國際秩序”和“四十年”是這份報告的兩個關鍵詞。在白宮看來，正是中國的崛起威脅到了四十年來讓美國總體而言處於“舒適區”的國際秩序；而四十年，也恰恰是從里根政體建立到今天的時間。同樣，在國家安全顧問羅伯特·奧布萊恩、聯邦調查局長克里斯·瑞和司法部長威廉·巴爾相繼發表針對中國的演講後，國務卿蓬佩奧更是在尼克松圖書館這個極具象徵意義的地點直接宣佈美對華“接觸”（engagement）政策失敗。在一定意義上，美國這一輪政體變遷，與其對華戰略調整和國際秩序重組是同步的。如果説“能否重塑國際秩序”是特朗普能否成為重建型總統的資格考試的話，如何應對中國崛起可能就是這場考試中分量最重的那道題。

特朗普會怎樣重塑世界秩序以及身處其中的美國呢？“美國優先”（American First）是關鍵。雖然特朗普的“美國優先”並沒有明確的路線圖和任務表，而更多的是一個什麼都可以往裏裝的筐。但趨勢和共性卻也相當明顯，它包括但不限於：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用美墨加協定（USMCA）取代北美自由貿易協議（NAFTA）、退出《巴黎協定》、撕毀伊核協議、中美貿易戰、制裁華為和5G之爭、退出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和教科文組織，以及最近發生的退出世衞組織。特朗普最受爭議的一些國內政策——如禁穆令和邊境建牆——其實也可被視作“美國優先”在國內的反向延長線。

**把這些分散事件拼在一起，它們的指向性非常明確——特朗普試圖通過“斷舍離”重塑國際秩序以及美國在新秩序中的領導角色。**特朗普在2017年發佈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提出“有原則的現實主義”（the principled realism），就是上述“斷舍離”的最好體現。所謂“現實主義”，其實就是做減法和收縮，扔掉不必要的議題和包袱，只與同類（like-minded）國家合作等。用特朗普今年在西點軍校畢業典禮上的話來説，就是“美國不當世界警察”，“我們的職責不是重建外國”。另一方面，“有原則”則是指那些不能放和不想放的，必須牢牢抓緊。比如對中國來説，美國在環保甚至人權等“軟性”議題上的相對退潮，換來的是貿易戰和華為制裁等更硬、更實的議題和武器。此外，如前所述，雖然特朗普無意也無力實現國內的團結與整合，但他的一些對外政策若見效（比如貿易戰），在一定程度上的確可以轉移和緩解國內壓力。

2020年的美國總統大選就頗為關鍵。從歷史上看，五位斷裂型總統——約翰·亞當斯、昆西·亞當斯、布坎南、胡佛和卡特——均只有一屆任期，而五位重建型總統均贏得了連任。因此，如果特朗普成功連任，這不僅為他又贏得了四年時間，更表明他成為重建型總統的可能又增加了許多。

但如果特朗普沒有連任，這是否意味着他徹底失去了留下政體級別遺產的可能？答案也不盡然。首先，要觀察拜登和他的政治時間：拜登究竟會成為改朝換代的重建總統，還是又一位里根政體下的反抗總統？其次，我們更應警惕是否會出現“沒有特朗普的特朗普主義”的可能。換言之，如果國際秩序的重組、美國國內里根政體的衰亡和美對華政策的調整皆不可避免，那麼不管之後上台的總統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其繼續使用特朗普的話語和政策，並將之與自己原本的議程、工具和“武器”疊加的可能性同樣不小。

如果説美國前五次政體變遷更多的是“別人家的事”（其實新政政體和里根政體已經對國際秩序和中國產生了相當的溢出效應），特朗普以及“沒有特朗普的特朗普主義”的重建之路如果成功，美國歷史上第六次政體變遷將會首次直接作用於我們。

2020年，《憲法2020》所期待的變革雖未出現，但一場更劇烈的革命卻可能正在發生。我們做好準備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