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軍中的政工幹部，是一個怎樣的存在_風聞

不知各位是否注意到這樣一個現象，即在涉及國民黨軍的文藝作品中，很少有政工幹部的形象。印象中，好象只有解放前的老電影《八千里路雲和月》中，有個一閃即過的無名角色，是個指導員。

和網友們聊天，也極少聊到國軍的政工幹部，因為它實在不多見。

要説國軍中的政工幹部，最出名的大概就是殺害劉胡蘭的大鬍子張全寶了，該張系閻軍72師215團1營機槍連的指導員。如果不是因為他殺害劉胡蘭出了名，恐怕今天的許多人未必知道國軍中還有指導員這麼一個差事。

今天就斗膽開一個這樣的話題，拋磚引玉，討論一下國民黨軍的政工幹部。

國軍政工幹部的編制情況

黃埔軍校創建之初，仿照蘇聯紅軍的做法，首創了政治工作制度，這其中就包括了黨代表、政治部和黨部的設置。廖仲愷即軍校第一任黨代表。

1924年底，黃埔軍校第一期畢業，黃埔系最早的武力——軍校教導第1、2兩個團建成，在這兩個團中，從團到每個營、連，都配備了黨代表。後來成為著名將領的王爾琢、餘程萬、鄭洞國、彭幹臣、冷欣、蔣先雲、劉疇西、李奇中等都是這一時期教導團中的黨代表。這是黨代表一職首次在軍隊中推廣。

1925年，廣東革命政府以黃埔軍校教導團為基礎，建成國民革命軍第1軍，黨代表也在第一軍每個連以上單位普遍配備。後國軍膨脹，又將這一制度推廣到全軍。但由於北伐進行中擴充的國民革命軍有大量未經徹底改造的舊軍閥部隊，實際落實情況就各不相同了。

1926年5月，在總政治部主任鄧演達的主持下，將國民革命軍各團、營、連的政工負責人改稱政治指導員。指導員並不完全等於黨代表，但大致就相當於黨代表。

北伐尚未完成，四一二政變發生，從這時起，黨代表（指導員）制度被取消，整個軍隊的政治工作也基本沒有了。

到了1931年，國軍的政治工作又有部分恢復。此時，在師和團建有政訓處（有的團仍稱指導員），營、連兩級沒有政工機構和人員。雖然有了恢復，但相比東征、北伐時，政治工作的力度和所能發揮的效果已經遠遠不如。

全面抗戰暴發後的1938年初，軍事委員會政治部成立，陳誠任部長，周恩來、黃琪翔任副部長。從這時開始，在行營、戰區設政治部，集團軍和軍不設政治部，師政訓處改為政治部，團政訓室改為指導員室，營不設政工機構，連設指導員。

到了1940年初，原來不設政治機構的集團軍增設特派員，軍設政治部，師的政治部則取消，改設督導員一個，列入軍政治部編制，連的指導員撤銷，營、連兩級遂無常駐政工幹部。

極不嚴肅的是，還不到一年，到了1940年9月，又再次撤銷軍政治部，恢復師政治部，連指導員也又一次恢復。此時的軍隊政治工作便形成了戰區政治部——師政治部——團指導員室——連指導員的縱向系統。

這之後，軍隊政工體制又有若干微調，比如仿照蘇聯的作法設政治副職，即規定由副師長一員兼政治部主任，副團長或團附一員兼團指導員，副連長或連附一員兼連指導員等。但規定是規定，真的按此規定落實的廖廖無幾。

抗戰勝利後的1946年6月，受美國人的干預，將原來的軍事委員會政治部改為國防部新聞局。軍、師、團的政治機構稱新聞室，營仍不設政治機構與政工人員，連則仍然保持政治指導員不變。

到了1948年2月，又變了。原國防部新聞局改稱政工局，軍（整編師）的新聞室改稱政工處，團新聞室改稱指導員室，增設營指導員室。指導員室的負責人稱主任。連仍稱指導員。這一體制一直到國軍在大陸戰敗逃台為止，未再有變化。

以上即是國軍政工幹部編制的大致沿革。

可編制歸編制，實際的情況卻又是另一番景象了，政工幹部在國軍中並沒能按編制配齊，而是大量缺編。

戰爭狀態下，任何一支部隊的任何一個崗位，都有可能缺編，這本不足為奇，但像國軍自抗戰以來缺編政工幹部的情況，可真的有點奇了。自1938年初在連設指導員後，從來沒達到過滿員不説，很多時候，幾乎跟沒有差不多。政治部第一廳1941年元旦簽呈的《增設各部隊連指導員實施辦法》中，有這樣的要求：“全國已設政工之部隊，自本年三月初旬起至九月底止，設置半數。”從這段話看出點什麼來呢？在國軍連一級設置指導員的規定已經運行了三年，到這個時候還在爭取再用九個月的時間達到半數，而且還僅限於在“已設政工之部隊”，這推行的效率，我可真服了。

首任政治部長的陳誠，於1940年3月有一個談話，“政工幹部缺乏，下級為甚，原有幹部，僅三千餘人，現在需要，約在三萬以上。”瞧見沒有，直到這時，政工幹部實有數只佔應有數的一成。

運行到抗戰後期，這一情況怎樣了呢？繼陳任政治部長的張治中在1945年談到政工幹部缺編情況時説道：“上年曾請準在補訓學生中抽調二千人轉任政工，但畢業以後，因種種障礙，只能抽調六百五十四人，實際到差者僅二百七十四人。呈請抽調軍分各校每期畢業生百分之十充任連指，但幾經波折，迄今仍無法做到。”和陳誠所説1940年的情況相比，仍然沒好到哪裏去。

從國軍當年的文件裏，從陳、張二人的談話裏，可知彼時基層政工幹部的實有數是個怎樣的情況了吧。

連隊缺編指導員的情況到了解放戰爭時也絲毫沒能得到改變，除由蔣太子把持政工的青年軍以外，基層連隊缺編指導員的現象比比皆是。訪問當年國軍老兵，很多人甚至連聽都沒聽説過連裏還有指導員這一官職。這也難怪，在當時，即便是中央軍中的許多連隊，有的幾年甚至十幾年缺編指導員，有的一個團所有連隊全部缺編指導員。這大概就是在涉及國軍的文藝作品中極少出現指導員的原因之一吧。

國軍指導員都幹什麼

國共重新開戰後，也許是認識到基層政治工作的重要性，也許是從其對手那裏瞭解到基層政工的一些經驗，於是照葫蘆畫瓢，在1947年秋，由新聞局編寫發行了一本連隊政治工作手冊，將國軍連隊政治工作歸納為八項，即（一）賞罰公斷；（二）經理公開；（三）意見公開；（四）康樂活動；（五）愛民工作；（六）互助合作；（七）火線喊話；（八）建立模範。為了推行這八項工作的開展，要求連指導員呈連長之命，組織士兵成立八個組織，即紀律監察評判會、經理伙食委員會、生活小組、中山俱樂部、愛民會、互助會、喊話班、模範小組。

按説，如果真能照此八項工作落實下去，當然是可以的，可惜的是這時的國民黨軍內，已經腐敗到了無可救藥的程度，這八項工作，仍然不過是一個美好的願望，抑或文字遊戲罷了，誠如時任新聞局長的鄧文儀總結的，“自本部規定連隊八項工作，並訂頒佈實施辦法以後，數月來經考核結果，各單位遵照實施者固有，而奉行不力者尤多，稽其成效，殊感失望。”

國共兩軍政工幹部的對比

雖然國軍的連隊在很長時間段內，和我人民軍隊一樣也編制有政工，但政工幹部在兩軍中的地位和發揮的作用，可就有着天壤之別了。

首先是政工幹部在部隊中的權力不同，地位不同。黃埔軍校教導團初次設置黨代表時，其權力很大，既負責黨務與政治訓練，還可節制軍隊，監督部隊行政。“對於同級主官所發之命令，認為有明顯之罪過或巨大之錯誤時，有拒絕簽字之權；”“黨代表對於其部隊同級主官所發之命令，認為有危害國民革命之進行時，須設法使其不得下達。如已發出，黨代表有即時單獨發佈命令、不許其部下實行之權；”“在左列之場合內，黨代表有在最短期間內彈壓之或將罪犯逮捕送交法庭之權：A.官長明白表示其反叛之意志時。B.軍隊中有謀反及掠奪之暴動時。C.其他個人或軍隊有不法行為時”。“代表黨執行對該轄軍隊的管理和統帥”，“凡有關文件、命令，均需有黨代表簽署，始可生效”。彼時在黨軍內部，從軍到連，均有黨代表，佔據着與同級軍事主官完全同等的權力，若從監督軍事主官的角度講，則比同級軍事主官的權力還大些。

為什麼彼時黨代表的權力如此之大，與黨軍統帥蔣介石的認識與態度恐怕不無關係。蔣在從蘇聯考查歸來後，曾發表議論，説蘇聯紅軍“每團部由黨部派一政治委員常駐，參與主要任務，命令經其署名，方能生效。”“其優點在全團上下親愛，團長專任軍事指揮，政治及知識上業務，與精神講話，則由黨代表任之，權責甚明。”1925年6月，蔣還有報告稱：“黨代表之制度，方在開始試驗階段，而人才缺乏，實為目前最迫切之問題。”從這些言論中可見，這一時期的蔣介石，是很看重黨代表的，也是很迫切地需要黨代表的。也許正是因為最高統帥的重視，那時的黨代表槓槓的。

但好景不長，到了汪精衞任黃埔軍校黨代表後，也許是汪的爭權令蔣感到厭惡，也許是擔心中共藉此坐大，或許還有其他什麼原因，“中山艦事件”後，蔣的態度發生了轉變，這從他1926年4月8日的演講中可以看出來。在這次演講中，他説：“蘇俄黨代表的性質是因為帶兵官不是黨員，所以由黨派代表去監督他，現在我們帶兵官都是黨員，為什麼還要黨代表來監督呢？”也就是從那時起，受其影響，黨代表的地位開始被降低，但那時的蔣介石還不能一個人説了算，因而北伐戰爭中，黨代表仍然存在，併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到了全面抗戰爆發，國軍雖又恢復了指導員制度，但已今非昔比，遠不如前，而且直至國軍在大陸戰敗，也始終沒能恢復到東征北伐時的狀態。之所以這樣，仍然與蔣介石的思想認識有關。其在《國軍如何才能完成剿匪救民的任務》的報告中説：“我們中國古人説，‘權出於一者強，出於二者弱’，我們既然委任了一個將領，就應該絕對的信任他，而不要用其他的方法來牽制他。所以我們在北伐之後，就取消黨代表制度，採取一元制，把一切事權集中於帶兵官。我認為一元制必定比二元制好，這是無可置疑的事。”

正是在這一思想主導下，國軍初創時期那種黨代表（指導員）與軍事主官平起平坐的情況改變成為抗戰時指導員配屬或隸屬於軍事主官，其對於軍事主官，也就只有服從了。這還不是最差的，服從就服從吧，最差的是由於老蔣就不待見政工幹部，在其影響下，弄得整個部隊從將軍到士兵都不待見政工幹部。當年作為政治部長的陳誠在談到基層政工現狀時，曾經很無奈地説道：“軍校學生願作政治工作者少，原有政工人員，尤不願任下級幹部。”之所以誰都不想幹連隊政工，在連裏説什麼都不算不説，像個僕役似的受連長排長的支使不説，還因為連指導員“位卑薪薄，每月僅支十五元到二十元，然猶有被歧視，甚至有被私自開除拘禁加害之事。”張治中在其回憶錄中，也説，“從事政工愈久，則其個人之前途愈覺黯淡，而一般軍官，均視政工為畏途。”“部隊長往往借人事交流之名義，將若干連指導員吸收於部隊之內，而以水平較低之人員派充連指導員。”據第四次“圍剿”時任第11師31旅63團政治指導員的方靖回憶，上任之初，方碰到一位任營長的同學，見面互敍離別後，那同學對他説：“你也來賣狗皮膏藥啦！你為什麼要鑽進這個死衚衕？”“你去找個舊長官，搞個帶兵官是不難的，或是當個參謀也好啦！這裏對政工看不上眼，比帶兵官不止低下一等，士兵也不聽你吹，你為啥要幹這玩藝！”從以上憶述中，指導員在軍隊中的境遇可見一斑。

抗戰後期，由蔣經國主持的青年軍政工，有些例外，與其他部隊的指導員相比，一是人員充實，幾乎沒有缺編；二是權力大，連隊事務可以説了算。但青年軍為數既少，又是曇花一現，也根本説明不了什麼。

中共軍隊中的情況就截然不同了，在毛澤東的堅持下，政工幹部從始至終保持了在軍隊中很高的地位。很長一個時期，上至方面軍下至連隊，凡遇大事，不論軍事的政治的，都得需政治主官同意方可執行，當軍政主官意見不一致時，則更得由政治主官拍板，這也就是那著名的“政委最後決定權”。這種不論軍事政治的大事全由政委和指導員説了算的情況，今天來看，未必科學合理，但卻是事實。一直到1942年秋，才開始有些許的改變，即關於作戰指揮的決心才交到軍事主官的手裏，但除此以外，其他所有軍政大事，也還是政委、指導員拍板。一直到解放後的1954年，黨委（支部）領導下的首長分工負責制在全軍實行，中共軍隊中的軍事首長才開始與政工首長平起平坐。但軍隊各級黨的書記，絕大多數得由各級政工領導擔任，組成上級黨委的成員，佔90%以上的絕大多數也是由各下級單位的政工領導入選，即連指導員是營黨委委員，營教導員是團黨委委員，團政委是師黨委委員，但連長、營長、團長則不進上級黨委。可以這麼説吧，戰爭年代，在這支特別強調黨指揮槍的軍隊中，政委、教導員、指導員的權力，始終比同級軍事主官大，根本不是《雪白血紅》《亮劍》《集結號》等所表現的軍事主官一手遮天那麼回事。

其次是政工幹部的出身不同，因而對士兵的工作效果不同。國軍在東征、北伐時期，其黨代表（指導員）多由黃埔軍校的學生擔任，這些人的軍事素養與軍事幹部無異，帶兵打仗的功夫比連長絲毫不差。據畢業於黃埔一期、曾任軍校教導團營黨代表的王逸常回憶，第二次東征時，久攻惠州不下，蔣介石几乎要放棄時，“我們四個教導團的黨代表分別在第三師各團率領連黨代表，組織敢死隊爬城。”同樣對於此役，時任第3師連黨代表的劉騫也回憶説，“是日午後4時，第八團黨代表張際春（筆者注：是黃埔一期的張際春，不是後來劉鄧大軍的張際春）奉軍政治部主任周恩來命令，命兩個圍城的團組織攻城敢死隊10多個，每隊三四十人，挑選精壯士兵充當，10多個連黨代表擔任各個敢死隊的隊長，第八團的各個敢死隊由張際春團黨代表率領指揮。”黨代表身先士卒，部隊一鼓作氣，終於使戰局轉危為安。這一時期黨代表（指導員）替代犧牲或負重傷的連長指揮作戰衝鋒陷陣，十分的常見，士兵們對黨代表也十分的服氣。

待經過了蔣介石為主的國軍大小軍官與士兵的打擊，抗戰中連的指導員與大革命時相比，已經不可同日而語，這時的指導員已經鮮有軍校畢業的軍官擔任，而多由戰幹團經短期培訓後的文學生擔任。這些人沒當過兵，沒經過軍官學校，與連隊特有的兵文化隔隔不入，丘八們也不在精神與情感上認同他們，特別是擔任軍隊基層幹部卻又不具軍事素養，打起仗來自然不可能還像東征時那般勇武，士兵們也就不可能對他們服氣、服管。1939年，蔣介石在一篇名為《改進政訓工作的要求》的講話中指責第九戰區的政工人員，説你們平時以勇敢殺敵、奮鬥犧牲教導士兵，可“到了自處前線，形勢緊急的時候，就膽怯心驚，甚至藏起身來。”在1944年的一次會議上，又説，“現在部隊裏面的政治工作之所以缺乏效率，就是因為有許多政工人員本身就不健全，威信不能樹立，以致地位日益低落，士兵自然不願受他們的領導。”

中共軍隊中的指導員又不同了，其連隊指導員差不多全部起於卒伍，都是從班長、排長幹上來，在具備了較強的政治素質後，才提拔為指導員的，而又由於戰爭年代的指導員在地位上稍高於連長，有些指導員又是由連長轉任的，故而中共軍隊中的指導員，不僅對基層官兵的心理掌握確實，共同語言多，容易得到戰士們的認同，而且指揮打仗的功夫也並不稍差，並不是象《集結號》中所表現的那副孫子樣。我們都知道在抗戰的敵後，有一個歷史上很著名的武裝形式——武工隊，但也許有相當多的人並不知道，這些武工隊，從正副隊長到骨幹隊員，絕大多數是從政工幹部中抽調組成的。有誰對他們的殺敵技能產生過懷疑嗎？有誰認為他們都象《集結號》中的指導員那個熊樣嗎？我想可能沒有。

第三是政工幹部在關鍵時刻所能發揮的作用不同。在國軍中，一支部隊聽誰的話，跟誰走，軍隊建設的方向怎麼確定，全靠軍事主官一人説了算，這便是國軍部隊長期存在着的兵隨將叛現象之根源。按説，國軍各級政工領導也同樣負有保證軍隊建設旗幟與方向的責任，可惜，由於平時沒能培養他們在官兵中的威信，連長排長可以隨便支使他們，就連士兵都可以欺負他們，其説話自然不可能有什麼份量，也就根本發揮不了這樣的作用，何況又大量缺編呢。

因為中共軍隊各級政工領導基本全是本部黨的一把手，即黨委書記或支部書記，同時又是上級黨委的委員，又因為上至毛澤東下至每個基層黨委，都在平時賦予並培養了各級政工領導很高的威信，使他們説話算數，於是當上級有什麼重大的方向性轉折與決策時，當部隊的軍事主官有違背上級組織的行為時，那些政委和指導員們，便比同級的團長連長更具掌控部隊的權力，從而保證軍隊發展與建設的方向。

國軍起義或倒戈時，往往可以整個師整個軍地拉出來，因為政工幹部不起作用，軍隊主官説怎麼就怎麼。可你看紅軍的龔楚、八路軍的邢仁甫叛變，他能拉走一個人嗎？因為像部隊轉移、開動這樣的大事，沒有政委的同意，軍事主官一個人説了根本不算。《雪白血紅》中所描述的“我是師長，我説了算，哪個再説走，我就斃了他娘賣屄的”，那不過是不懷好意的意淫而已。

第四是政工幹部的發展空間不同。在很長一個時期內，中共軍隊的政工幹部顯的更紅而且進步也更快。紅軍時期主要擔任各級政工幹部的羅榮恆、聶榮臻、譚政、羅瑞卿、黃克誠、肖勁光、李先念、王震、楊勇、葉飛、劉亞樓、肖華、陳錫聯、楊成武、張愛萍、鄧華、劉震、王建安等數不勝數的政工幹部，後來都得到重用。

而在國軍中，除大革命時期的許多團、連的黨代表成為後來的高級將領外，從十年內戰開始後擔任各級政工幹部的，幾乎絕少將帥之選。不要説將帥了，那時當連指導員或團指導員的，好多人幹了多年什麼都不是。據陳誠於1941年2月27日《函呈委員長蔣有關第六戰區實況》言，“至就幹訓團畢業生之現狀而言，其擔任政工基幹工作者，除少數人外，迄今仍屬見習或服務員之名義，未補實缺。工作名義不免感受影響，生活亦多陷於顛沛。”《國軍政工史稿》則説，“恆有任團指導員，隨軍作戰多年，因未具備主隊職之資歷，不能取得轉任隊職之資格，尚不如行伍出身之軍官者。”因而“不惟高級軍官多不願轉任政工，即軍校出身之初級軍官，亦視政工為毫無出路之工作而加以鄙棄”。這便形成一個惡性循環，即越是受歧視，越沒人願幹，則指導員隊伍的素質就越差勁；而指導員的素質越差，就越讓人看不起，就更沒人願意幹。這無疑大大減低了從事政工的吸引力，使許多有才華的軍官不願意選擇這一途徑，而這也勢必影響政工幹部隊伍的建設，影響到國軍整個的政治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