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時代，中國該如何徵税？_風聞

二十大之後，中國改革將開啓一箇中國式現代化的新徵程，而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則是中國式現代化的八大特徵之一。

但是我們經常會聽到一種説法，以共同富裕為目標的政策必然導致共同貧窮。持這種觀點的人認為，共同富裕政策，即便不走計劃經濟全面公有制的回頭路，那也必然會導致大幅加税，而高税率則會打擊企業家精神，會趕跑富人，最終導致共同貧窮。這種説法其實是原教旨自由主義的陳詞濫調而已，並不符合世界市場體系運行的歷史與事實。

今天這篇1.3萬字的文章，我會討論如下問題：要想實現一個共同富裕的現代化中國，我們的綜合税率是會走高還是走低；為什麼減税並不能建成一個共同富裕的社會；輕徭薄賦的理念在何種前提下才有道理；未來我們加税和減税的對象該如何取捨。

高税率是各國現代化的共性特點

現在有兩個國度可供選擇：一個是低税率而政府清靜無為的國度，另一個則是高税率而政府管得特別寬的國度，你希望自己下輩子出生在哪個國家？如果沒有下輩子的話，你希望未來的中國變成哪個國家，或者你的孩子該移民到哪個國家？今天世界上80億人口，絕大部分人在生活在輕徭薄賦的國度，而只有十億人生活在重税的國度。與大多數人先入為主的想象相反，這個世界的實際情況是，富裕文明的國度基本上都是高税率的，窮國弱國則都是低税率的；從相關性來看，越窮的國家税賦佔比越低。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

所謂一分價錢一分貨，你在市場上買東西，如果有商家不提產品的功能和質量，只談價格便宜，那就不要期望買到高質量的產品；挑樓盤買房子，相鄰的地段，一家的物業費很貴另一家則很便宜，如果你挑物業費便宜的買，那麼將來房產升值的差價大概率會讓你後悔。同樣的道理，税收就是政府給你提供公共產品所索取的對價，政府的公共服務也是便宜沒好貨。

許多人不理解政府和市場的關係，只從自己的局部經驗和短期利益出發，只看到政府對市場的干預和擾亂，只關注官家對私人財富的所謂掠奪，卻因自私和狹隘而看不到事情的另外一面：如果沒有政府提供公共產品，社會必然陷入弱肉強食、巧取豪奪、混亂無序的叢林狀態，人與人之間的大規模協作無法維繫，結果就是貧窮和野蠻。發達國家之所以發達，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在於，他們的政府收的税和僱的人都很多，政府管得特別寬，連市場上黃瓜的形狀都要管。窮國之所以貧窮，關鍵在於缺少社會革命，從而無法大規模收税，無法建立強政府，無法為國民參與大規模的分工協作提供相應的公共產品。對於企業和家庭部門而言，錢是怎麼來的？錢不是省出來的，而是掙出來的。即便你繳的税率再低，省了再多的税錢，如果沒法好好做生意、沒法正經做事情，那就必然還是陷於貧窮。你繳的税率再高，如果生意特別好，你能參與高質量的經濟活動，那麼你掙到的錢還是不少。從宏觀來看，大家繳税的多少，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生意好不好做。

我的民本主義政治經濟學中，用一個公共部門和私人部門的映射圖來表達這兩者之間的關係。

圖一：公共部門和私人部門之間的映射關係

如圖一所示，私人部門的經濟活動規模（上邊倒三角形的面積）取決於兩個因素，第一是底邊的長度，也就是政府所提供的有效公共產品；第二是中間這個交叉點的位置，也就是整個國民財富中公私兩部門的分配比例。第一個因素表達的是，公私兩部門之間其實是映射關係，政府越是有為善為，私人部門的經濟活動就越繁榮。

越是高端複雜的經濟活動，越是需要政府提供的高層次的公共產品，以市場建設和維護為例，一個大型蔬菜批發市場的監管和秩序維護，政府只需要設立一個市場辦和派出所，安排一些轉業幹部和退伍軍人來打擊欺行霸市、以次充好的行為即可。但如果是金融市場，那麼監管機構中的工作人員就不僅要有金融學或者經濟法的專業學位，還需要對市場運行擁有不斷與時俱進的專業知識；光靠一些坐辦公室出身的常規機關幹部的水平，是鬥不過金融市場上層出不窮的高智商犯罪，也管不好一個不斷發展的多層次資本市場的。而再升級到知識產權交易或者碳排放交易市場的建設和監管，那就更涉及到環保、金融、法律、冶煉、化工、農業、衞星監測等大量專業的專家級人才，政府為這些專業人士所支付的薪酬待遇，理應遠遠高於監管蔬菜批發市場的工作人員，因為這些人才的培養成本和勞動力價格遠高於後者。如果一個國家的政府收不上税，僱不起大量高層次的專業人士，那麼這個國家的市場經濟就只能停留在蔬菜、五金和服裝批發市場的水平，而搞不好金融和期貨市場，至於知識產權市場和碳排放交易市場則更是水中花鏡中月了。

除市場建設和監管之外，其它公共產品如基礎設施建設、產業政策的設計和實施、國家安全和國際權益的維護，這些事情都是很花錢的。花得起也願意花這些錢的國家，其國民就越富裕越安全越體面。花不起或者捨不得花這些錢的國家，其國民就停留在貧窮、混亂和困窘之中。到世界不同發展水平的國家多看看，就不難明白這個道理。如果沒有條件去周遊世界，那就轉轉所在城市的各個商業性小區，看看相同地段的不同物業水平、物業費差異和樓盤價格，也能想明白這個道理。從歷時性上看，過去五百年的趨勢就是政府佔有和分配越來越大比例的社會財富；從共時性角度分析，越是現代化的國家，綜合税賦佔比越高，原理便在於此。搞經濟史的朋友不妨做一個全球性的面板數據分析以證實或者證偽我的上述觀點，完全可以發一篇核心期刊論文。

那麼，過高的税率會不會打擊企業家精神呢？這是一個合理的擔憂，畢竟人性是自私的，企業家在經濟活動起到凝結劑和催化劑的重要作用，他們站出來承擔風險和壓力，不是為了學雷鋒而是要獲得超額利潤。如果税收太高，是不是會讓他們覺得無利可圖而紛紛躺平了呢？回答這個問題還是不能想當然，讓我們看看真實世界的數據。

圖二富翁密度與綜合税率之間的相關性

圖二講的是世界上較大規模的經濟體的綜合税率與富人（百萬美元）密度之間的關係。兩者是明顯的正相關而不是負相關，説明高税負不但沒有嚇跑企業家和富人，反而讓他們更加容易發財。這個世界上税賦比例最高的地方是歐洲北部，但是那個地方不僅人均GDP比美國還高，而且十億美元以上身價的大富翁的比例也是全球最高的。許多人以為北歐富裕是因為人口少而自然資源豐富，這種認知顯然是犯了“重物而輕人”的歸因錯誤，俄羅斯、蒙古、哈沙克斯坦、利比亞、毛里塔尼亞、玻利維亞等國的人口密度都很低，其中也不乏資源能源很豐富的國家，但他們發展得參差不齊，也沒有一個富國。即便是能源成本極低而儲量極大的沙特阿拉伯，人口密度也非常低，但是2021年人均GDP也僅僅2.36萬美元，如果算入巨量外籍勞工的人口基數，則人均更低。到2035年，只要認認真真地按照市場規律搞共同富裕，中國人均GDP超過沙特是大概率事件。

我在之前的視頻節目中談到過這個重税高福利與富人密集度之間的正相關現象，有位在瑞典留學的網友評論説，“很多人覺得瑞典是資源型發達國家，其實不然。老師講了億萬富翁密度，與之對應是瑞典是人均擁有跨國公司最多的國家。我所在的城市十萬人不到，但是有很多家科技型企業，比如利樂包裝。和很多本地同學聊天過，他們的社會福利可以躺着一輩子，但結果是他們創造了最多的強競爭力企業。個人愚見，高福利不如説成是高保障，也就是説不論你多麼不堪，你的醫療，食物，住所都不用發愁，佐以高教育水平，使得人民毫無顧忌地去創新，去施展才華。我覺得這是（中國）可以好好學習一下的地方。”

圖二中還有一個有趣的變形，那就是如果把位於圖上部的美國、加拿大和澳大利亞這三個移民國家刨除掉，那麼富人密集度和綜合税率之間的相關性就更加明顯。這三個國家綜合税率不夠高，但是富人密集度如此高，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他們系統性地“竊取了”全球許多國家的富人和專業人士。許多窮國的富人們一旦想躺平了就移民去這幾個國家當個寓公，大量專業人才流失到這三個移民國家，很少數人能夠在那邊變成富翁，但多數人卻在那裏淪為出租車司機、超市收銀員和水管工，穩穩地實現了“階層降級”，把自己的天賦和本應有的人生價值都浪費了。我聽過不少老移民（不僅是華人）感嘆自己其實上當了卻因蹉跎歲月而無法回頭，這個問題其實非常值得深入探討和研究。

二、輕徭薄賦是一個聽起來美好但容易翻車的神話

私人部門經濟活動的規模還取決於另一個因素，那就是圖一里中間交叉點的高度，這個點就是綜合税率。在給定底邊長度也就是政府公共產品的前提下，這個交叉點稍微低一點，就可以撬動私人部門的經濟活動成倍擴張。正是由於這個原因，古今中外有很多思想家和政客都想在減税問題上創造奇蹟。中國古代的知識分子在《鹽鐵論》和《資治通鑑》等著作裏呼籲輕徭薄賦，多位開國皇帝都給子孫後代定下規矩要“永不加賦”，結果如何呢？該改朝換代還是改朝換代。美國的共和黨經濟學者拉弗提出拉弗曲線，認為在某些時候大力減税可以激活經濟活動，而税基的擴大足以對沖税率下降的幅度，從而形成税率越低税收越多的奇妙效果。特朗普忽悠選民的重要一招就是鼓吹大幅減税，他為了幫自己的大規模減税計劃尋找理論依據，還專門把這位拉弗教授請到白宮予以表彰。2017年特朗普搞了每年2500億美元力度的減税，短期內消費的確略有提振，但是經濟遠沒有繁榮到税基迅速擴大以彌補税率下降的窟窿的水平，結果是美國聯邦政府不久就因為無錢支付僱員工資而長時間關門，特朗普心心念念想要建設的那條“漂亮、漂亮的邊境牆”也最終沒錢建完。為了擺脱財政困境，他不得不以解決貿易逆差為名，發動針對中國和加、歐、日等國的關税戰，許多學經濟學的人以為他不明白高關税無法減少貿易赤字的道理，但其實他只是裝糊塗而已，實質上他發動貿易戰就是為了要多收幾百億美元一年的關税來充飢。關於其關税戰的真實動機，我在2019年寫過中英文論文以及在觀視頻的採訪中仔細地闡釋過，遺憾的是，能領悟此中門道的人實在寥寥。（參見拙文“以貿易赤字之名解財政赤字之困”，刊於《現代國際關係》2019年第五期）

從國際比較來看，隨着國家和社會的發展，税收會不斷增加。我們中國各級政府的税收，包括社會保險繳費，不算土地財政，佔GDP的比重目前大約是21%。同等口徑的比重，在發達國家基本都在40%上下。但現在中國民眾普遍缺乏税收的知識，從小農經濟時代傳下來的一種歷史悠久的錯誤觀念就是税收越低越好。大家把税視為壞事，視為統治者的貪婪和暴虐的象徵，這種文化氛圍中成長起來的公共知識分子們總是呼籲輕徭薄賦，希望税率越低越好，但是公共服務，包括養老，醫療，國家安全，則是越高越好。一説税，就動輒比照印度和孟加拉國之流，孟加拉國上述口徑的數值才9%，印度才10%；而一説福利，就比照着德國瑞典丹麥，但是人家的綜合税負在40%-50%，去年丹麥是46%，法國也在45%左右。咱們目前才21%，悲觀地説是離開了土地財政這種非正常且社會長期後果嚴重的財源，地方政府必將巧婦難為無米之炊；而樂觀地説，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改革方案中，咱們的中央地方財權事權調整以及財税體系改革，未來還有很大的成長空間。

為什麼輕徭薄賦理論上如此美妙，但是在實踐中卻鮮有玩得好的統治者呢？明朝的案例有助於我們理解其中機理。明王朝的主要税源是農業，大約百分之75%的税收來自於農業。明初至正統年間，明朝税收大致在1500～2200萬兩；土木堡之變後中央政府軍戰力嚴重不足，中央對地方的管理有心無力，地方官員和武將開始圈佔土地，正德年間税收只有600～800萬兩；到嘉靖年間北方和南方同時遭到攻擊，税收更低，全年税收不會超過400萬，並且邊防軍開始出現拖餉，軍力嚴重下降而無法抵禦蒙古軍隊。隆慶年間，俺答封貢，北方安定，税收有所增加；萬曆張居正改革，國庫年餘400萬兩，王朝實現中興。張居正去世之後，新政被廢。至崇禎時期內憂外患，財政出現嚴重赤字，税收在800～1000萬，但是全國的土地多半在官紳手中，為維護國家安全而加派的三餉最終主要着落在農民身上。為了節省財政經費，明王朝裁撤了不少部門，將公共部門中的一些準精英人員扔向了社會，其中一位失業的驛站員工就是李自成。加上小冰期的天災，民不聊生，農民反覆作亂，終至天下傾覆。顯然，明帝國就是在財政上活活窮死的，但凡能從農業之外找到新的税源，明王朝本不應該如此終結。那麼問題來了，明代中後期，江南地區的手工業和商業相當發達，在全球商品貿易的外循環中獲得的白銀越來越多，佔據國民經濟的比例越來越大，以至於出現了歷史教科書裏所説的“資本主義的萌芽”，那麼明王朝為什麼不向手工業和商業大力加税呢？

朱元璋從開國時就宣佈對大部分商業免税（帝諭户部曰：“曩者奸臣聚斂，税及纖悉，朕甚恥焉。自今軍民嫁娶喪祭之物，舟車絲布之類，皆勿税。”）。他這一慷慨，就為後世的麻煩埋下了伏筆。“土木堡之變”之後，明朝的財政赤字非常嚴重，而税率在朱元璋時期就給限制死了，為了賑災和擴充軍備，捐納制度又重新開啓。1453年為了賑濟災荒，朝廷下令，凡向災區捐獻800石糧食的，可以成為貢生，有資格到國子監就學，稱為納貢生。由於明朝的財政税收一直比較低，因此捐納便成為後期的一項重要財政收入。到了正德年間，即使不是儒生身份的人，也可以通過捐納獲得儒生的身份，這一類被稱為例監生。而且納貢生和例監生都是有做官資質的，相當於官員預備隊，和前朝的捐納制度有本質區別。江南地區的工商業富户子弟，從小受到較好的教育，然後通過科舉和捐納而入士，通過結黨結社塑造公共輿論與社會思潮而獲得話語權，最終很大一批人入朝做了官。

有歷史學者認為，明代中後期江南士人以及從中產生的官員羣體的行為非常惡劣且囂張，“奔競請託、行為張揚、隱漏錢糧、好持公論、包攬詞訟是明後期江南士子的基本社會形象。紳士更結社成幫，黨同伐異；干預行政，把持鄉里；侵奪小民產業，橫行不法；肆意奴役鄉民；接受投獻，蓄奴成風；奢侈淫佚，醉生夢死”。大量江南富户的子弟靠着科舉和捐納湧入官場，拉幫結派搞權鬥，藉助朱元璋的祖訓成功地給明代中後期的皇帝們不斷洗腦，讓老朱家輕徭薄賦而不能與工商之民爭利，從而讓江南的手工業和商業的税率長期維持低水平，而將遼餉等公共產品的財政成本攤派到邊緣地區缺少話語權的農民身上，最終形成了明末風起雲湧的農民起義。明代後期各地都有農民造反，但唯獨沒有聽説過江南人造反的。在一定程度上，日益繁榮的江南工商業其實才是明代後期真正的王朝主人，這同美國的華爾街從1970年代開始竊取了美利堅的江山，綁架了其內政外交，最終逼得美國中部的鐵鏽地帶白人跳出來造新自由主義的反，其實是一個道理。

後邊的故事我們都知道了，明亡的時候，老朱家的子孫後代們被農民起義軍屠戮殆盡，而東林黨在京為官的這些文化人，絕大部分都跪在了城門口投降。他們的家鄉被清軍慘烈屠戮，三百年積累的巨量金銀被劫掠一空。每思及其中的因果關係，作為一個從小生長於吳語區的漢人，我深為家鄉的前輩們感到汗顏和痛苦。明末之鑑才四百年不到，江南士大夫和工商業者的一些後代們似乎又故態復萌了，忘了祖先的覆轍。

歷史學的博士生們發論文尤其不容易，在此為既有學術基礎又有研究興趣的同學們提供一個研究選題。不妨研究一下有明一代國民經濟中幾大板塊之間的產值比例，包括農業、手工業和礦業、對內對外貿易，估算一下他們在明朝前期中期和後期的國民經濟中佔比出現了什麼樣的變化，考察一下糧食同絲綢布匹食鹽瓷器鐵器等一籃子手工業商品之間的比價關係，然後看看它們各自給明王朝各級政府貢獻的税收有多少。我相信，只有這個角度的研究才能揭示明王朝中後期民亂不止的真正機理，而這樣的歷史學研究又能為我的全球政治經濟研究提供歷史註腳和實證案例，實屬雙贏。即便是證偽了我的觀點，也是很有幫助的。

有趣的是，明末農民起義大順政權的功敗垂成，某種程度上也與這個“輕徭薄賦”的有關。闖王李自成打出“均田免賦”、“平買平賣”的口號，顯示出北方農民的無政府主義和反對工商業盤剝的政治理念與訴求。他們散播“殺牛羊，備酒漿，開了城門迎闖王，闖王來時不納糧”的民謠，贏得廣大農民的支持。然而，不納糧就沒有常規性的財政和軍費收入，那麼起義軍政權就只能以追繳明王朝貴族、官僚和富人的財產來補充軍費。李自成佔領北京後，北方的勁敵只餘駐防山海關外的明總兵吳三桂。李自成雖然認識到吳三桂擁有重兵且事關邊防，但失於輕敵，僅派降將唐通和降官侍郎左懋第攜金銀錦緞前往招撫。吳三桂本已接受招撫，後聞李自成在北京嚮明官追餉，並聽聞自己家屬被拘，遂歸山海關起兵反叛，並投降清軍引狼入室。理想主義的免賦，在現實中必然導致非常態的“追餉”，從而導致大順政權難以穩定，戰事難息，眼看搶到手的大好江山又丟掉了。

三百年前的教訓，放在今天也是適用的。只有讓各級地方政府有錢僱人做核酸，動態清零這種公共產品的供給才是可持續的。只有讓地方政府免於鉅額債務的還本付息的壓力，中國經濟的新一輪中高速增長才有可能。基於這個邏輯，我同意廈大趙燕菁教授所呼籲的政策主張：應大幅擴大人民幣計價的低息國債規模，置換各地地方政府的高息地方債和平台貸款，從而為新一輪高質量發展釋放出活力與空間。也正因如此，考慮到目前中國的中央政府債務率是世界主要經濟體中最低的，我對未來五年的經濟發展持相對樂觀態度。

三、如何才是“輕徭薄賦”的正確打開方式？

那麼，如何才是“輕徭薄賦”的正確打開方式？

如圖三所示，如果能在維持底邊公共產品不變的前提下，將綜合税率的交叉點降下來，那麼上邊的倒三角，也就是私人部門的經濟活動將呈倍擴張。問題是，如何才能把圖三中那個綜合税率的交叉點降下來？

圖三：綜合税點的下降有助於擴大私人部門的經濟活動

我認為，在降税之前，一定要先確保那條底邊的穩定，一定要老老實實地確保公共服務的質與量不出現垮塌。既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這是貪心而缺乏常識的表現。

美國現在玩的手段，既要其龐大的政府和軍隊運轉正常以支撐其全球霸權，又不想在國內富人身上刮錢，因此就濫用其貨幣的全球儲備地位，使勁地擴大聯邦政府債務，並由美聯儲大幅擴大其資產負債表購買國債，以壓低聯邦債務的利息支出。近些年美國聯邦政府的税收收入平均大概在3.5萬億美元一年，但是新冠這三年美國的國債擴大了十萬億美元，美聯儲的資產負債表擴大了四萬多億美元左右。美元的鑄幣税有不同的計算方法，保守估算，如果美國沒有美元霸權，那麼美國的綜合税率應該比現在高出至少30%左右。

美國這種玩法，中國暫時還學不了。要想把綜合税率降下來且不影響公共服務的質與量，中國能下的功夫是刀刃向內的深化改革，包括公共部門的反腐鬥爭，以及推動全面數字政府的建設。八項規定大大簡化了公務中的迎來送往和推杯換盞，節省了很多財政經費和人員精力。但是光搞反腐恐怕還不夠，因為自古以來庸官比貪官更可怕，治貪不易而治庸更難。貪腐之官雖然可惡，但是為了獲利且不被揭發，他們多數拿了錢還是會幹點事，而貪腐之錢通常不敢亂花，有朝一日東窗事發，牀底下的貪腐之財又歸了國庫。庸官則難以抓住其把柄，他們在其位而不謀其政，不幹事也不犯錯，但是他們的存在比吃空餉還耽誤事。歷代王朝，承平日久之後，就難免會有一批大小官僚躲在龐大的行政體系中，級別不高權力不大，但以機密、慣例或國家安全為名保護着手中的數據、流程和特權。他們絕不願意公開其工作內容和流程，因為一旦公開透明就會削弱其權力，甚至抹除掉他們在這個體系中生存的必要性。如果説資本家是食利者，那麼這批人則是食權者，他們主要的工作不是做事情，而是做人和做流程，靠着手中的權力和信息混飯吃。英國的著名喜劇片“yes, prime minister”就非常具體、非常形象地刻畫了這種職業官僚的心態和手段。所有想要有作為的政治家，就必然要對這些職業庸官用腦子、動刀子，但是英國的政黨輪替太快，等到首相和部長們好不容易弄明白手下職業官僚們的把戲，民選政治家的任期就差不多結束了。

所幸，數字技術的快速進步，讓我們有機會跳出歷史週期律。通過把公文系統中繁冗抽象碎片的信息全部集中到一個巨大的數據庫中，執政團隊從此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免於被手下的官僚部門愚弄和哄騙；通過系統性的流程再造，治理體系的整體運行成本將有巨大下降而功能反而有所提升。原本需要六七級架構的政府體系才能治理十多億人口，但是在數字化時代，絕大部分條線的工作其實不再需要分層，國家治理的扁平化不再是天方夜譚。藉助數字技術和人工智能，中央政府可以直接向十四億公民中的每一個人傳達量身定製的政策提醒和法律指令，也可以為每一個公民提供高效率、全方位、點對點的公共服務；絕大部分公務員不再是掌握巨大自由裁量權的官老爺，而是變成了巨大數字系統中的數據維護和使用人員；高大威嚴的政府不再是衙門，而是成了服務人民的呼叫中心。在這樣的系統變革中，公權力無法再被各級官員私有化，貪腐無處遁形，所有互動和流程都有數可查，有據可依，而且整個服務體系如同人工智能一樣可以不斷地訓練和迭代演進。阿里公司為杭州打造城市大腦，雖阻力重重但仍獲得了很多進展，騰訊公司也有wecity的拓展，這些探索和努力意義重大，功德無量，事關中國之治和民族復興大業。中國如果能夠率先實現數字時代的治理革命，不僅能大大降低執政成本從而為降低綜合税率打開空間，還能明顯提高公共服務的質與量，更能為全世界提供中國式現代化的模板，善莫大焉。

四****共同富裕時代我們該向誰徵税？該徵哪些税？

這個問題不易回答，是因為它牽涉到巨大的利益再分配問題。誰的蛋糕被動了，即便將來會獲得更大回報，他都會不高興。前邊兩部分我花了很多篇幅討論了高税率時代到來的必然性，分析了隨意減税的危害，闡述了輕徭薄賦的正確打開方式。在確立了上述認知之後，我才能相對平和地探討該向誰加税，加哪些税的問題。

為了在回答這個問題時不至於講太多的外行話，我專門請教了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的朱青老教授。他們財税學術圈主要關注税賦的公平和效率問題，他們會把税基分成勞動力、資本和消費三大税基。增值税、企業所得税、個人所得税，無論什麼税種，實際税負最終要麼是落在了勞動力身上，要麼是在資本身上，要不然就是消費者身上。不同的發展階段和國情特點，決定了各國的税制會側重於保護勞動者、消費者權益還是資本積累。

在中國嚴重缺少資本的時代，我們需要讓税制有利於招商引資；在以外循環為主要發展動能的時代，1994年之後的中國税制給外資提供了超國民待遇，以至於出現了許多“往返程投資”，就是許多中國企業家移民到國外或者在香港設立一個企業，然後以外商外資的身份回國投資，以便能享受優惠税率。這個逆向歧視的時代在2008年之前就已經結束了，內外資税率得到了統一。但即便如此，中國家庭部門尤其是勞動者所獲得的分配，佔整個新增財富量的比例還是太低了。中國內循環起不來，中國消費增速不斷下滑，在較大程度上就是這個原因。

對我這樣的中年人來説，雷曼破產和全球經濟蕭條的場景恍惚就在昨日，但是從2008到現在其實已經有15年了。而中國自身的發展和變化又實在太快了，我們的經濟和社會結構在快速地迭代演進，在若干產業和科技上我們帶着呼嘯聲擠入世界市場體系的中心位置，但是税制的改革卻並沒有及時跟上。今天的中國，許多領域的過剩與不足同時存在：比如物的生產過剩，但是人的生產在快速下跌，甚至有人用崩盤來形容新生兒數量；比如中低檔商品的產能過剩，而關鍵核心產品卻被人卡脖子；持有的他國國債過多以至於擔心被人凍結賴賬卻無處可躲，但是另一方面自家發行的國債太少而不夠搶，而地方政府則身陷高息債務揭不開鍋。這些背離現象需要我們通過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尤其是大力調整再分配的結構和邏輯，才能打開新局面。

就國內的再分配而言，我同意二十大報告中的觀點，“規範財富積累機制，保護合法收入，調節過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不少專家學者和人大代表都提出來，應該向美歐日等工業化國家看齊，向富人徵收一系列税收以調控高收入階層的財富積累速度和方式。我們以前經常批判美歐日是資本主義，但是從税制上看，我們在1992年以後的二十年裏對待富人的態度，比美國都更諂媚更討好更優待，遑論與歐洲、日本相比了。比如説，美國的富人向下一代轉移財富需要繳納很高比例的遺產與贈與税，在1970年代這個比例曾經高達九成，即便在新自由主義理念驅動下80年代以來搞了數輪減税，鉅富之家仍要向美國聯邦政府支付高達55%的遺產與贈與税才能完成財富的代際轉移。正是這麼高的遺產税税率，才逼得許多美國富人冒着財富被受託人耍手段竊取的風險仍要搞家族信託。那麼，富人通過移民變成外國人，是不是就可以躲掉這筆遺產税了呢？抱歉，立即有移民脱籍税來補漏洞，具體規定和操作方式比較複雜，力度也有彈性，總之就是確保美國富人算下來還不如不移民了。全國人大代表上海市政府參事陳晶瑩教授提案要中國也儘快開徵移民脱籍税，顯然是看到的問題的關鍵。

有人説，“沒有了富人窮人會更窮”。這句話其實是不準確的。一方面，窮人和普通人要過上好日子，的確離不開精英羣體的組織和帶動，所以一個有生命力的分配製度必須鼓勵那些聰明能幹、敢於冒險的人站出來做事情，讓他們的才幹和貢獻獲得回報，讓他們獲得財富與尊重。但是另一方面，**富人未必是真精英，**許多人富起來既不是因為他有多麼能幹多麼努力，也不是因為他給社會做出什麼重要貢獻，而是因為運氣、繼承，乃至鑽了制度和法律漏洞。所以，該給幹事創業的人的扶持和鼓勵必須給，但是對富人該收的遺產税、脱籍税也不能含糊。

對資產收税，比如對家庭自主房之外的房產以及金融資產的升值部分徵税，是否也能有助於控制貧富差距？我認為長期看應該是有幫助的，但是短期內附帶的代價可能也很不小。如果全面開徵房地產税，越是揭不開鍋的地方政府將越是積極徵税。而由於年輕人口的持續流動，許多中小城市的房產價格將暴跌，從而對金融安全、投融資和地方財政都會形成進一步衝擊。屆時，十多個大城市和江浙粵的房產價格維持堅挺，而其它地方的房產泡沫破滅，資產税的全面開徵反而可能導致貧富分化加劇，這就是強者恆強、弱者恆弱的道理。在總人口不斷減少的時代，人口流出區域的房產是中國經濟中的主要泡沫所在。當然我們的經濟中最好從一開始就不要出現泡沫，但既然有了大泡沫，如何處理則是很考驗操盤手的智慧和手段的。日本在1990年代刺破了房地產大泡沫，結果是日本經濟陷入長期低迷；美國在2001-2006年之間也孕育了一個房地產和次級債券的大泡沫，但是美國政府的做法則是用量化寬鬆和政府拯救來緩衝並轉移其代價。這就好比日本和美國先後都得了惡性腫瘤，日本的辦法是一刀切掉加上放化療，結果是傷了元氣三十年沒能恢復；而美國的辦法是則搞了保守療法，靠輸血和食療以時間換空間，並讓全世界幫他一起承擔了高昂的治療費用。

當然，向富人徵税所能獲得的收入，其意義主要在於抑高而非增收，其增量税收的規模對於國家財政而言太小的，遠不足以支持共富所需的資金量。要給中下層民眾提供更多更優質的公共產品，在住房、托幼、教育、醫療、再就業培訓、養老等方面提升社會支出佔GDP的比例，錢從哪裏來？從美歐日等國的經驗來看，更主流的資金應該是向外國人徵税、向儲蓄徵税、向消費徵税。

向外國人和外國資本多徵税，而不是給他們提供超國民待遇的補貼，其實才是世界各國的常態做法。九十年代我們大搞招商引資，是因為當時資本稀缺、外匯稀缺、技術稀缺、出口渠道稀缺。但此一時彼一時，如今全世界最稀缺的是有效需求，而全球資金都過剩，中國外儲過多且每年順差大幾千億美元，外資也幾乎無法再為我們帶來新技術，中資在海外重要國家遠未獲得真正意義上的國民待遇，既然如此，為什麼要把我們寶貴的國內市場空間讓渡給不友好國家的外資呢？我們的外資政策恐需要做進一步的取捨。這絕不是説不搞開放了，而是要在開放中更科學地博弈，確保外部市場與我進行公平合理的對等開放。對於那些大型跨國公司而言，只有動用他們在本國的遊説能力為對華關係保駕護航，只有保證中國的高科技、高附加值、自主品牌產品在其母國按照《雙邊投資協定》獲得公平對待，中國巨大的消費市場才會為他們保留合理的份額。

至於向儲蓄徵税，這其實是1971年金本位終結之後的通行做法，表現為各國的利率總是遠低於貨幣發行增速，在某些時候某些國家利率也明顯低於通脹率，甚至像歐洲和日本那樣直接弄成名義負利率。只不過以前人民幣的這種“鑄幣税”都是向本國的儲蓄者徵收，通過出口退税和鉅額外匯儲備補貼給了全球消費者和美日歐政府，以換取我們快速工業化的戰略發展機遇。2013年以來，隨着人民幣國際化的持續進展（2022年人民幣在俄羅斯和中東地區的能源貿易中都低調地獲得了實質性進展），人民幣鑄幣税的來源和補貼對象正在出現緩慢而系統性的變化。

此外，從我的“民本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出發，我還可以提出一點新想法，也是一個傳統的財税專家們的專著和論文裏所不會討論的新角度，那就是應該對非貿易品的生產和消費加税，而對需要重點發展的那些可貿易部門減税或者提供補貼。在“民本主義”的理論體系中，我把可貿易品的部門，包括出口部門或者進口替代部門，定義為財富的創造者，而把不可貿易的部門，定義為財富的分配者。主要理由在於前者產出的商品或者服務大體符合一價定理，而後者的定價主要不取決於其服務的質量，而是取決於其本地消費者的購買力。一個地區要想變得富裕，必須有一些產業能讓他們從別的地方乃至別的國家掙到錢。可貿易行業的從業者掙到錢之後，他們通過交税、消費、接濟捐贈等方式，讓本地其他人口分享到他們的財富，不可貿易部門的那些本地服務（餐飲、美容美髮等等）的定價能力，其實就是一種區域內的社會財富分享機制。一個地方的餐館菜做得再好吃，理髮理得再漂亮，只要沒有出口導向型或者進口替代型的產業（實在沒有製造業，哪怕是建築勞務輸出，旅遊業，或者礦業也行）發展起來，只要沒有什麼辦法從外邊掙到錢，那麼這個地方一定是貧窮的。三百年來英國餐館都是出了名的難吃，但是這個國家許多人通過航海貿易殖民和工業化而從全世界掙到錢，他們本土的餐館就是可以賣得很貴。真正需要減税降費的是可貿易部門，尤其是我們需要重點扶持的高科技、高附加值行業。當且僅當中國人能為全世界提供最好的汽車、飛機、手機、軍火、網絡服務和金融服務（是的，網絡和金融等被許多人鄙視為“虛擬經濟”的行業，也是高知識含量的可貿易行業）時，中國人的平均收入水平才能來到世界第一梯隊。

所以，在共同富裕時代，如果各地政府對本地的餐飲、美容美髮、洗車、洗浴、送餐、零售等等行業徵收較高較嚴的税率，既不影響本國的產業競爭力，也不影響這些從業者的收入水平，甚至不影響經營者們的利潤，因為他們可以輕易地把税負轉嫁給本地消費者；只要把收來的錢用來搞再分配或者人民福利，那麼這麼做也不會影響居民的福利和失業率水平。長期以來，對於本地服務業，中國的税務系統普遍搞核准制的簡化操作，就是大概齊地核準一家店面的税收，這樣做既容易滋生腐敗，還導致了大量應税收入的跑冒滴漏。隨着信息技術的不斷迭代演進和金税四期的落地，從非貿易部門解決地方政府的主要財政來源，不但在技術上是可能的，而且在趨勢上也是必由之路。向本地消費活動徵税，將鼓勵地方政府真正落實“以人民為中心”的治國理念，鼓勵他們向服務型政府轉型，因為來你這個地方生活工作和消費的人越多，消費的層次越高、價格越貴，當地政府的財力就越充足。

結語

一個現代化的國家，必然是一個大政府、高税率的國家。輕徭薄賦是農業社會里的農民知識分子對美好生活的樸素想象，但是在實踐中反而容易導致秩序崩塌和財富毀滅。從世界現代化的歷史趨勢看，大政府和本幣計價的國債，都是善而不是惡，在以人民為中心的執政路線之下更是如此。當且僅當我們能借助現代管理知識和科技手段大幅降低政府體系的運作成本的時候，減税降費才是可行的。我們應該開徵遺產與贈與税以及移民脱籍税，並且將税收的重心從可貿易品行業轉移到非貿易品行業，從而確保中國在世界產業和財富競爭中獲得更好地位。

二十大將開啓中國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中國式現代化的新路徑。以前的發展路徑，是先做大蛋糕然後再討論如何分蛋糕的問題。但是到了今天，外部市場空間已經基本見頂，外部技術流入趨於枯竭，中國人口開始負增長，而青年失業率不斷走高。要想打開新的發展空間，我們只能大膽而務實地切換思路：生產、分配和消費之間的循環最終必然會平衡，以前美歐日的市場大，是因為他們分蛋糕分得比我們好；今天的中國也只有先分好蛋糕，才能做大做好蛋糕；只有讓佔總人口95%的中下層中國人民不再貧窮，讓他們不再為住房、教育、醫療而不得不節衣縮食，14億中國人的消費潛力、創造天賦和愛國熱忱才能釋放出來，內循環才能取代外循環的主導地位，中國的品牌、科技和平台才能與美西方的競爭對手相抗衡，黨的事業才能永葆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