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子弟 | 再見七伯_風聞

作者：周爾均周恩來的侄兒，國防大學原黨委常委、紀委副書記、政治部主任，第八屆全國人大代表，中國人民解放軍勝利功勳榮譽章獲得者；1988年我軍恢復軍銜制後，首批被授予少將軍銜、正軍職；曾任中國人民解放軍將軍文化協會副理事長、中共中央文獻研究會周恩來思想生平研究會顧問。

意外的北京之行

自從1946年我在上海離開七伯、七媽，有9年沒有見到他倆了，思念之情雖殷，但卻無緣謀面。

要知道，那時候到首都北京，看一看天安門、逛一逛王府井，可是全中國人民的衷心向往和美好憧憬。不過，由於當時交通條件的限制，就像改革開放前走出國門一樣，大多數人都可望而不可即。

説來有趣，當那麼多人嚮往北京時，我們政治部保衞部部長楊景星卻死活不肯調到北京去。他當時是正師職大校軍官，紅軍幹部，奉命調任總後勤部豐台倉庫管理處政委，他一聽説就去找政委，希望上級收回成命，因為在他看來，讓他一個大校去幹倉庫保管員，丟人。

政委一聽，哈哈大笑，説：“老楊呀，你真是井底之蛙！你以為是讓你到北京去當倉庫保管員？北京是什麼地方？天子腳下！就是一個倉庫，也比咱們全機關院子還大，聽説裏面可以滿院子跑火車呢！”總后豐台倉庫是從日軍侵佔時期到國民黨軍隊接管後，都被用作軍隊總部的聯勤總倉庫，設有火車支線和多個車站。

政委一番話，打消了楊景星的顧慮，他聽後馬上扛起行李北上，高高興興地去當“大校倉庫保管員”了。那次談話我在場，至今想起忍俊不禁。

在軍比我幸運得多，我倆談戀愛沒多久，1955年她就因部隊整編調到了北京，七伯、七媽很快接見了她，還讓她常去西花廳玩。説實在話，我在為她慶幸的同時，多少也有些“羨慕嫉妒”。幸好，我的運氣也來了，就在這年9月，領導派我去北京完成一項緊急任務，而且因為時間緊迫，特地批准我搭乘飛機前往。這在我們單位可是破天荒的，就連我們的一把手那時也沒有坐過飛機。

• 20世紀50年代，作者在西南軍區後勤部工作期間與戰友的合影。

原因是當時西南軍區已撤銷，本應一併撤銷的軍區後勤部由於承擔對西藏地區繁重的供應保障任務，肩負支撐邊防的重任，而新組建的成都軍區一時還接不上手。為此，中央軍委決定，把我們單位改編成“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後勤部重慶辦事處”（簡稱總後“渝辦”），保留正軍級建制，下轄單位概不變，同時兼負重慶警備區的職責，由總後勤部直接領導。這樣，我就留在了政治部，仍任宣傳幹事。

單位剛整編完，我們單位就按照中央軍委統一部署，開展了轟轟烈烈的肅反運動。我被任命為臨時組建的肅反辦公室秘書組組長。9月下旬，總後勤部來電，要求我們派專人去北京總部彙報運動情況，限期3天內報到。

那時重慶到北京的火車運行不暢，時斷時續，根本趕不及。領導研究決定由我去北京彙報，並且“奢侈”了一回，特批了一張民航機票。民航都是飛機，機艙裏只有兩排面對面的座位，能夠坐上一二十人，從重慶唯一的市驛小機場起飛。那是我第一次體驗坐飛機的滋味，雖然飛越秦嶺時顛簸厲害，胃裏不好受，但從舷窗能看到窗外的藍天白雲、山巒湖泊，仍讓我覺得興奮。

有趣的是，飛機在北京機場降落後，我意外地享受了一回“貴賓”禮遇。這天正逢節日前夕，乘坐飛機的大多是重要人物，有些人估計是赴京參加國慶活動的。

我哪想到這些，艙門打開後，我第一個走出艙口，站在最前面迎候的那個人，滿面春風地向我伸出手來。我當時一愣，但馬上反應過來，一邊同他握手，一邊想他應該不是來接我的，但又很面熟。忽然想起，這不就是我素來敬仰的文學泰斗郭沫若先生嗎？我拜讀過他的《革命春秋》《女神》等多篇名著，印象很深。這時，負責禮賓的同志上前介紹我身後貴賓，這件事也就將錯就錯地過去了，成為我後來津津樂道的一次美好的誤會。

到京後第二天，我去總後機關報到。總後勤部領導對新接管的重慶辦事處很重視，總後副政委李耀親自聽取了我的彙報。我把有關材料交給有關部門後，就迫不及待地去西花廳看望七伯、七媽。

七伯贈我刮鬍刀

我急着見七伯、七媽，他倆也期待着同我這個多年未見的侄兒重逢。由於這次出差是臨時決定，來不及事先寫信告知他倆。但七伯的消息何等靈通，我剛在總後開完會，就有人讓我接國務院打來的電話，原來是衞士長成元功通知我，七伯、七媽知道我到了北京，讓我和在軍現在就去西花廳，他倆等着見我們。

果然，當我倆匆忙趕到時，七伯、七媽已迎上前來。這是9年後我又一次看到七伯那英俊瀟灑、充滿魅力又親切慈祥的笑容。他凝神端詳了我一會兒，高興地説：“爾均，有9年沒有見面了吧！”又轉身對七媽説：“你看，這些年沒見，這孩子已經認不出了，我們家出了個年輕軍官，這是好事啊！”七媽也笑着説：“爾均、在軍，快過來坐下，讓我和七伯好好看看。我倆連聲回應：“謝謝七伯、七媽！”我參軍以來，還沒有回過家，這是第一次見到最親最親也最尊敬的長輩，心情萬分激動。

**説實在的，我這時的心情也有點複雜，既興奮，又緊張。**和在軍不同，她已經多次來西花廳見過七伯、七媽，又是從事文藝工作的，見的事多，在這種場合下當然很自在、很活躍。我的情況不一樣，9年前見七伯、七媽時還是少年，在長輩面前天真無邪、無知無畏，言談舉止比較隨意。

這回不同了，經過幾年軍營生活的鍛鍊，深刻體會到上下級之間的關係和應有的規矩。我是一名軍隊基層幹部，伯伯卻是國家領導人，是我上級的上級。坦率地講，由於所處地位的重大差別，我在滿懷親情和仰慕的同時又充滿敬畏之心，變得很拘謹。

這種拘謹讓我鬧了個笑話，吃飯時太緊張，不小心把嘴唇咬破了。這件小事居然被細心的七伯發現，“爾均，你嘴裏怎麼流血了？可不要大意啊”，囑咐衞士快把醫生請來。醫生很認真，挑破我唇上的血泡又塗上碘酒消毒，直到止住了血，七伯、七媽才放下心來。七伯還不忘特別叮囑我：“你們年輕，要加強生活中的自理能力，小事也要注意。”疼愛之心溢於言表。

闊別多年剛見面，我就在七伯、七媽面前出了洋相，很過意不去，但內心裏卻很温暖。

吃飯後開始交談，我緊張的心情也慢慢放鬆。

七媽問我：“你入黨時，我要求你爭取按期轉為正式黨員，現在轉正了沒有啊？”沒想到七媽還惦記着這件事。“沒有辜負七伯、七媽的期望，按時轉正為正式黨員，已經快1年了。”我如實報告了情況，七媽很滿意。

• 周恩來總理送給作者的刮鬍刀

七伯注意地瞧了瞧我的嘴巴，我以為又流血了，下意識地摸了一下。七伯卻説：“上一次見面，你還沒有鬍子，我看你現在也長鬍子了。今天我和七媽送你一樣東西。”他走進房間，拿出一個精緻的金屬小盒，外表光潔，亮閃閃的。

**七伯遞給我説：“這是我用過的刮鬍刀，很好用。今把它送給你，記得要刮鬍子。”**原來，這是把吉列牌（俗稱老頭牌）刮鬍刀，盒裏襯有紅色絲絨，還有個固定刀架，存放有六七個刀片，從刀架容量看，七伯已經用了兩三片。我正為長了鬍子犯愁，七伯的珍貴禮物就像是及時雨，正合我意。

謝過七伯，我在歡喜的同時，也暗暗打量七伯的雙鬢和兩腮。早年聽父母説過，七伯的眉毛和鬍子都很濃重，在上海避難期間，為了防止被特務認出，曾經留過鬍子。離開上海赴中央蘇區時，就是蓄着長鬚冒充牧師出行的。

多年後，聽張宗遜和張震等老同志説，他們在中央蘇區初見周副主席時，他都是留着一把大鬍子，人們尊敬地稱他“胡公”。七伯的大鬍子是什麼時候剃掉的呢？七伯秘書何謙告訴我，1937年西安事變發生後，中央委派七伯代表黨中央去西安處理事變的一切事宜，他在會見張學良、楊虎城之前，禮貌起見，找把剪刀將一把美髯給剪掉了，此後就再也沒留過鬍子。

七伯的鬍子和刮鬍子的故事，在他投身中國革命的不同歷史時期，發揮過獨特的作用，也可謂一段傳奇。

至於七伯送我這把刮鬍刀的來歷，我問過當時一直在伯伯身邊的衞士長成元功。他回憶説，1954年參加日內瓦會議時，曾託大使館買過一個老頭牌刮鬍刀，但七伯覺得不太適用，又退回給使館。日內瓦會議期間，英國外交大臣艾登十分欽佩周總理的過人風采，會後不久，英國工黨專派代表團訪問中國。英國人知道七伯鬍子的特色，特地準備了一把比較講究的刮鬍刀作為禮物，送給中國的總理。從時間上推算，七伯送我的刮鬍刀應該就是這個。

回想這件事，七伯、七媽不僅是在生活上對我細心照拂、關懷體貼，同時也很注意教育我重視儀容儀表、禮節修養。記得他遞給我這件珍貴禮品的時候，特意看了看我和在軍的着裝。當時全軍授銜工作剛剛評完，還沒來得及換裝，這次見七伯、七媽，我倆的穿着還是綴有建國初期“中國人民解放軍”胸徽和“八一”帽徽的軍服。我們平時都比較注意整潔，七伯看後點了點頭，説：“不錯。”接着又補充了一句：“軍人要特別注意自身形象，平時穿便衣也要整潔得體。”

對照之下，我不止一次聽説，對某些不顧儀容、儀表的行為，七伯的眼裏一向揉不得沙子，會立即予以批評糾正。

總政文化部首任部長陳沂老前輩告訴我，為1950年全國英模代表大會舉行的晚宴上，他率代表團入場，總理見到他，馬上用手指了指嘴。他意識到自己鬍子沒有刮，趕緊找來刮鬍刀，到盥洗室剃了鬍子。

中央電視台原副台長於廣華告訴在軍，1962年在人民大會堂拍攝宴請錫蘭（今斯里蘭卡）總理班達拉奈剋夫人。那時，他剛分到台裏，對這方面的規矩完全不懂，着裝上很不講究。總理上下打量了他一番説：“今天你不能進宴會廳。我不要求你們穿得多高級，我只求整齊、乾淨。”於廣華説，總理的這次批評讓他終生難忘，一次批評管了幾十年。

寫到這裏，我不得不提到，如今有些電視、電影的戰爭劇裏，男主角不論是基層幹部還是高級指揮員，常常從頭至尾不繫風紀扣，甚至敞開上衣指手畫腳，還用特寫鏡頭予以強化，以為這樣才顯得豪爽、勇武，其實違背了歷史真實，歪曲了軍人形象。而在同一部劇裏的國民黨軍官，反倒戎裝齊整、禮儀周到。

每當看到這裏我心裏就很不舒服，也覺得奇怪：這麼多編劇、導演、審片部門領導，怎麼就沒人發現這個常識性的問題？怎麼就一而再，再而三地讓這種場景反覆出現呢？建議有關同志好好學習歷史知識，重温周總理的上述教誨。

在我所見過的老一代國家領導人中，七伯是最注重儀容儀表的。他在同我倆談話時，曾經提起他青少年時期在南開中學讀書時每天常見的《容止格言》：面必淨，發必理，衣必整，紐必結。

**講究儀容歸講究，在生活中，七伯又是儉樸的楷模。****這兩點在七伯身上毫不違和，反而相輔相成。**那天一起吃飯時，因天熱他脱下外衣，我們看見，他的襯衫袖口綴了補丁，領子是換過的，但看上去乾乾淨淨，平整如新。衞士告訴我倆，七伯的鬍子長得快，他每天必刮，一絲不苟。每次接待外賓前他都要刮鬍子，有時一天見三撥外賓，他就刮三次鬍子。伯伯説，講究儀容是對他人的尊重，也是維護國家和外交形象的需要。要贏得別人尊重，首先要尊重自己。

• 英籍華裔女作家韓素音面述（1996年）

七伯的氣質風度，不僅受到全國人民的讚佩，甚至迷倒了西方的皇親貴戚、政界要人，其中就包括美國前總統肯尼迪夫人傑奎琳。著名英籍女作家韓素音曾對我和在軍説：“你們知道是誰建議我寫《周恩來與他的世紀》這本書嗎？是傑奎琳·肯尼迪。她説，‘你一定要寫好這本書。全世界我只崇拜一個人，他就是中國的周恩來’。傑奎琳沒有提她的丈夫。”韓素音在17次長時間採訪的基礎上，寫出了她最崇敬的周恩來的傳記。

七伯送我的這把刮鬍刀，起初我一直用着，七伯辭世後，便把它作為一件重要的紀念品珍藏在身邊。有這件珍品的陪伴，無論是日常盥洗，還是外出參加活動，七伯當年的親切叮嚀總會在我耳邊響起：“記得要刮鬍子！”

第一屆全國工人體育運動會的故事

快要告別了，七伯問我這次來北京的任務，我回答説，是向總後領導機關彙報本單位肅反運動情況。七伯聽後，一下子認真了起來。他問我什麼時候回重慶，我説已經買好大後天的機票。七伯思忖了一會兒，説：“我很想聽聽你們單位肅反的情況，今天，我還有些緊急的事要辦。這樣吧，後天你倆再來一趟西花廳，就在家吃飯。”

接着，七伯又要我倆再等一會兒，讓衞士長拿來兩張票，鄭重其事地對我倆説：“明天北京召開第一屆全國工人運動會，這是我們國家第一次舉辦全國性的運動會。爾均這次來，我和七媽沒有什麼好招待你們的，這兩張運動會的票送你們，明天一起去看吧。”

七伯親手把票交給我，又特別交代了兩件事：“第一，這兩張票不要送給別人；第二，一定要堅持看到底。”

我們高興地答應了，但並沒有認真想想七伯為什麼要特地強調這兩點。

• 1955年，在北京先農壇體育場舉行第一屆全國工人體育運動會。

這次運動會是解放後第一次大規模的體育活動，開幕式在北京先農壇體育場舉行。我們座位很好，緊挨主席台。大會的氣氛很熱烈，上萬名運動員分別做了團體操、軍事體育、看台組字等表演活動。可是，我倆算不上體育活動的愛好者，又是久別重逢，相處的時間寶貴，有些坐不住。

看了一會兒，我提出：“後天就要回重慶了，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再見面，咱倆去照張相吧！機關裏的同志託我帶的東西還沒去買。”在軍同我想的一樣，我倆立馬站了起來：“走！”

到了門外，見有大批羣眾堵在體育場門口，希望弄張運動會入場券。畢竟這麼多年北京還沒有舉行過這樣的體育盛會，機會太難得了。見我倆從場內出來，無數雙手伸向我們，有的還拿着人民幣要向我們手裏塞。羣眾熱情洶湧，等不及我倆猶豫，手裏的票就被人搶走了，邊跑邊高聲喊：“謝謝！”

我倆這時已忘了七伯的諄諄叮囑。

• 1955年，周爾均、鄧在軍在西單藝術宮留下的合影。

當天下午，我倆在西單藝術宮照相館照了張相，照片保存了下來，穿着與神態就是前一天我倆見七伯、七媽時的模樣。

第二天，我們又去了西花廳。七伯剛見面就笑着問：“你們見到毛主席了吧？”

我倆都莫名其妙：“毛主席？沒見到啊。”

七伯説：“怎麼，你們沒去參加開幕式？”

我突然想起了七伯的叮囑，立馬感到愧疚，但不得不老實回答：“我們沒看完就走了。”

七伯苦笑着嘆了口氣：“你們這些孩子啊！”

七媽在一旁解釋説：“你們伯伯對黨和國家的機密總是守口如瓶，從來不和我説，我也不問。他知道毛主席要去看運動會，因為有事，中間才能去，但七伯又不能事先告訴你們，只好提前打招呼叮囑你們堅持到底，就是想給你們一次親眼見毛主席的機會。可惜錯過了。”

聞聽七媽此言，我倆又愧又悔，真是腸子都悔青了。要知道那時候能去一趟北京就已經很不易，能見到毛主席更是千載難逢的機遇。這件事讓我們很長時間懊悔不迭。

七伯又問我們，退場後票是怎麼處理的。我們説門口等票的人很多，送給他們了。七伯批評我們缺乏安全觀念，因為我們的位置緊靠主席台，不應把票隨便送給不認識的人。這件事讓我深深體會到七伯對後輩的愛護，也體會到了他高度的組織紀律觀念、保密觀念和對毛主席的尊敬。

七伯、七媽對這次見我的安排格外上心。節日期間，七伯的公務活動極其繁忙，他和七媽連續兩天花費不少時間同我和在軍促膝談心，同桌吃飯，親自準備送我的禮物，親自安排我倆參觀第一屆全國工人運動會。這其中他想得最細微、最重要的一件事，是想讓我倆能有一次見到毛主席的機會。七伯事先知道毛主席當天的時間安排，為了滿足我倆的心願，事先囑咐我們不得中途退席。

**從細微處見精神。**七伯在這件事上煞費苦心，既是對我倆的特殊關愛，也表明他對毛主席的尊敬和愛戴完全發自內心，這是在中國革命由危難走向勝利的鬥爭進程中由衷形成的。

再則，七伯十分重視維護以毛澤東為首的全黨的團結。在中國革命歷史進程中，七伯一直作為毛澤東的忠誠助手，指揮抗日戰爭和人民解放戰爭，直到建國後擔任國家總理。在此期間，他為維護毛澤東作為黨的領袖的威信，進而保證全黨的團結，可謂苦心孤詣，傾盡心力，死而後已。

• 周恩霔書寫的周恩來詩作《送蓬仙兄返里有感》，曾長時間在上海朵雲軒櫥窗中展出。

有這樣一件事情。一次七伯同我和在軍在西花廳談話，衞士興沖沖跑過來説：“總理，天津發現了你當年寫的一些詩詞，送來請你過目。”七伯不假思索地回答：“我不看，拿去燒掉！”我們當時感到很可惜。後來細想，七伯早年是很喜愛舊體詩詞的，而且在這方面有着過人的創作才華。18歲時寫下的《送蓬仙兄返里有感》和19歲時所作的《大江歌罷掉頭東》，都是字字珠璣、展現才華橫溢和過人抱負的詩詞精品。但是，後來再也沒有看到他寫的任何一首舊體詩詞。

如果説，戰爭年代因軍情緊急無暇寫詩，可是建國以後二十多年，他在這方面同樣沒有片言隻字，寫下的僅有兩三篇白話詩。七伯逝世後，我們倒是欣賞過他親手抄錄的李白和沈鈞儒的詩句，説明他對舊體詩詞的愛好並沒有減弱。

• 1964年11月，周恩來率領中國黨政代表團參加蘇聯十月革命47週年慶祝活動回到北京，在機場受到毛澤東、劉少奇、朱德的迎接。

歷史證明，毛澤東和周恩來之間的緊密合作，對我們黨和國家的穩定與發展起着決定性的作用。美國總統尼克松有句名言不無道理：“中國如果沒有毛澤東可能不會燃起革命之火；如果沒有周恩來，中國就會燒成灰燼。”

歷史同樣證明，對黨中央、毛澤東作出的正確決定，七伯總是不講條件地堅決貫徹執行；與此同時，在歷史條件下出現的失誤，七伯又總是從黨性原則和人民的最高利益出發，盡力予以修正和彌補。即使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情況下，他也通過所能採取的一切方式，儘可能地把損失減少到最低限度，以病弱之軀支撐着他為之奮鬥一生的共和國大廈，拯斯民於水火，挽狂瀾於既倒。

這次，七伯專門拿出時間聽取我對肅反運動情況的彙報，並將作出不同尋常的表態，就是一次最好的證明。

-End-

文字 | 《百年不了情：我與伯父周恩來相處的日子》 

作者 | 周爾均

編輯 | 外交官説事兒 小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