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中堂，救國還是賣國？_風聞

李鴻章之所以被追捧，是因為他們這種人歷史上從未消失過。

李鴻章在近代中國是一個代表，代表親西方、掌握地方實權、個人和小團體利益至上的官僚資本。

這一類人不在乎國家和民族的前途，也不在乎人民的利益，只在乎他們自己是不是能賺到。

你想一想，作為一個國家的實權派領袖，主管軍事、外交、經濟的一把手，一生最大的成就，就是為個人謀私利，個人資產達到了國家財政收入的二分之一；對內殘酷鎮壓人民，殺良冒功，壓制主戰派，把江浙當作自己的私人領地，截留財賦，對抗中央；對外向帝國主義妥協，割地、賠款、籤賣國條約，把“西方人喜歡”，當作最大的榮耀…….你覺得這樣的人，該得到什麼評價？

總有一些自私貪婪的人，會把他奉為自己的偶像，同樣會有一些愚蠢、幼稚、不學無術、不知道自己歸屬的人，人云亦云拜錯了祠堂——關鍵還認錯了人（那是張之洞，不是李鴻章）。

很多人為他洗白的時候，都講：“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

但李鴻章這一生，是造完他這一代人的孽，讓後人無路可走。

教科書其實對李鴻章的評價很客氣，並沒有追究他的人品和私德，只説他簽訂了《馬關條約》等賣國條約，讓中國半殖民地程度更深了。其實，教科書並沒有講他貪腐成性、結黨營私、盤剝百姓、殺良冒功、借洋務運動大發橫財、侵吞國家資產、私下和俄國簽訂《中俄密約》、把優質煤礦賣給日本從中牟取暴利、消極避戰導致北洋水師全軍覆沒、阻礙左中堂收復新疆….這些爛事。

很多人都在誇獎李鴻章的“洋務運動”，説他是“知洋派”，促進了中國的“近代化”，實際上，他並沒有那麼高的覺悟，而是借洋務運動，壟斷對外的商業貿易，甚至在對外經濟活動中出賣國家利益，牟取自身利益和在列強那裏的地位。

在洋務運動中，李鴻章和淮軍集團，已經成了當時中國最大的官僚資本和經濟毒瘤，他創辦了輪船招商局、開平礦務局、上海機器織布局、電報局、漠河金礦及天津鐵路公司等等。這些企業大多由李鴻章憑藉自己的權力，騰挪各種官款，再吸收商股興辦，屬於所謂官督商辦性質。所有企業的總辦、督辦、協辦、會辦，都由李鴻章挑選的親信擔任，李鴻章事實上是這些企業的太上皇。每辦一個企業，循例這些親信們都要向有關官員奉送乾股，李鴻章應是最大受益者。至於李鴻章收受了多少乾股，親信們要保持地位又要額外奉上多少孝敬，是查不出來的。但這些錢，都是從國庫中拿出來的國有資產，用的都是官款，吃的都是國家補貼，掙來利潤，卻又都是李鴻章自己的。

正因為強大的經濟實力，所以李鴻章淮軍軍餉的充足為當時各軍之冠，按慣例，各營統帶都有截曠、扣建之權，除留作聘用幕僚、來往迎送之資及各營營官中飽之外，還要上繳若干。淮軍最盛時達百餘營，這個截留，為數就不會少。據甲午時暫時接替李鴻章任北洋大臣的王文韶説，僅留在北洋賬上的淮軍錢銀就有八百萬兩，這時淮軍早已裁撤。這筆鉅款也是後來袁世凱小站練兵的主要經費來源。（《三水梁燕孫先生年譜》上冊）留在賬上的尚有如此巨大的數字，李鴻章個人分潤自不在少數。值得注意的是李鴻章平素有一種看法，認為淮軍將領多為安徽子弟，隨他出徵，東奔西跑，戰事過後，理應享受榮華富貴，這是淮軍將領貪污成風、軍紀敗壞的根由。李鴻章對此一味迴護，以至淮軍宿將如劉銘傳、周盛傳、張樹聲、衞汝貴、周馥、唐殿奎、塗宗瀛等個個都腰纏萬貫。

洋務運動期間，李鴻章創辦了很多“工業”，但生產的都是劣質產品，1890年李鴻章江南製造局購買了奧地利曼利夏步槍與英國新利步槍，結合起來製造了江南快利步槍，質量奇差，故障率極高，各省防軍都不願意使用，很快就成了垃圾產品，無人問津。跟他一起搞洋務的張之洞，開了漢陽兵工廠之後，起碼造出了“漢陽造”步槍，這把槍，為中國革命立下了汗馬功勞，生產了100萬支，一直用到了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可見張之洞是真正搞工業的。

李鴻章組建的北洋水師，花了清朝上億兩白銀，買來的都是落後於時代的軍艦，黃海海戰中日艦平均中彈11.17發，而北洋各艦平均中彈107.71發，北洋艦隊火炮命中率不及日本聯合艦隊九分之一。北洋水師當時的航速大概在15節左右，而在實戰中連10節都開不到，這是因為軍艦鍋爐的煤礦品質太差。為什麼不用優質煤？因為優質煤被李鴻章賣給了日本賺錢。

北洋水師用煤來自於開灤煤礦，開灤煤礦最好的煤叫“五槽煤”，煙少火白，質量極好，但是當時的開灤煤礦總辦張翼將五槽煤遠銷海外，將開採下來的次煤給北洋水師，因為北洋水師用煤屬於調撥，無論給什麼質量的價錢是固定的。北洋水師提督丁汝昌為這個事幾次打報告給李鴻章，要求調撥五槽煤，張翼賺取了海外的鉅額利潤後，將其中大部分的錢都分給了李鴻章，所以丁汝昌幾次報告最終都不了了之。

李鴻章的外甥、天津軍械局總辦張士珩為牟取暴利賣軍火給日軍，得銀數十萬兩。事敗後被革職。李鴻章的另一個外甥、軍械局書辦劉芬，被日本間諜石川伍一收買，出賣大量清軍情報，事敗後“斬首處決”。甲午戰爭時，李鴻章的兒子李經方通過上海候補道張鴻祿向日本軍隊出售大米等糧食，從中牟利。李鴻章還讓兒子和盛宣懷出面與小日本合股做買賣，向日本出口戰略物資，甚至在甲午戰爭期間都沒有停止出口。日本打中國所需的軍火就是由盛宣懷提供的鐵礦石來製造的。

1895年，翰林院張謇等聯名向朝廷奏參李鴻章：“……倭來船則放之，倭運開平煤則聽之，倭諜被獲，非明縱則私放……軍械所歷年所儲槍炮多被監守盜賣。……有銀數百萬，寄存日本茶山煤礦公司，伊子又在日各島開設洋行之所…”。

甲午戰爭期間，御史們相繼彈劾李鴻章主和誤國，便涉及了李鴻章在日本財產的問題。御史安維峻説，李鴻章把一千五百餘萬兩交由某日商經營，盛宣懷代為經理，所以不願與日失和。又有洪良品上疏説，李鴻章有數百萬兩銀子交日商經營，所以主和。

所以説，李鴻章的利益、地位，都和他“通洋務”（賣國）有關。

只要賣國賣得好，在列強那裏的地位當然就越來越高，然後就有什麼“東方俾斯麥”的美譽。

李鴻章把國家賣了個乾淨，自己卻富可敵國，據容閎《西學東漸記》估計，約合白銀四千萬兩，相當於當時全國年財政收入的近二分之一。“

李氏六兄弟，僅在家鄉合肥，“每人平均有十萬畝”，合計共六十萬畝土地，“其在外縣更無論矣”。李鴻章本人所置田產，每年可收租五萬石。直到1936年，“李文忠享堂每年收租稻仍有三萬餘石”，統計者不禁感慨萬分：“則是一個骷髏地主仍有田地三萬餘畝矣！”（《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一輯） 除此之外，現銀和其他不動產的數額也十分驚人。有人稱，李氏兄弟六人，“一、二、四房，約皆數百萬，而不得其詳”，分家時“析為五，每房見銀三十五萬兩，田產典鋪在外。六房早卒，遺寡妻幼子，兄弟五人，合銀二百萬兩與之，而五房極富，家中田園、典當、錢莊值數萬元不算，就蕪湖而論，為長江一大市鎮，與漢口、九江、鎮江相埒，其街長十里，市鋪十之七八皆五房創造，貿易則十居四五。合六房之富，幾可敵國”。（同上）這裏記的自然是屬於李家在安徽老家的公產部分，在外置的私產並不在內，而私產所置如上海、天津、青島的洋房，各大公司的股票，外國銀行的存款，更是不計其數。他的家產是當時整個中國一年財政收入的一半，擁有六十萬畝土地，死了之後，還享有三萬畝土地，在餓殍遍野的清末，李鴻章這個死人每年還要吃三萬石的租子。

李鴻章對於中國的老百姓，沒有絲毫的憐憫之心，出爾反爾，大肆屠殺，連洋人都看不下去。太平天國戰爭中，李鴻章買通蘇州城內郜永寬等八名太平軍叛將，許以二品武官誘降。並由常勝軍首領英人戈登作保，折箭為盟。這八人果然殺了主將，開城投降。李鴻章設下鴻門宴，將這八人騙去，全部殺了，又令清兵將投降的太平軍俘虜幾萬人都殺了。戈登極為震驚，認為這是背信棄義，拒絕了清廷賞賜他的黃馬褂、花翎。李鴻章拿出白銀七萬兩賞常勝軍，一萬兩賞戈登。在英國公使勸説下，戈登接受了清廷賞賜，拒收李鴻章賞他個人的一萬兩。

對於朝堂中那些真正愛國、抗擊侵略的同僚，李鴻章從未伸出援手，而是百般打壓。

新疆阿古柏叛亂，左宗棠要收復新疆，李鴻章卻對慈禧説：

“新疆乃化外之地，茫茫沙漠，赤地千里，土地瘠薄，人煙稀少。乾隆年間平定新疆，傾全國之力，徒然收數千裏曠地，增加千百萬開支，實在得不償失。依臣看，新疆不復，與肢體之元氣無傷，收回伊犁，更是不如不收回為好。”

左宗棠怒而反駁道：“天山南北兩路糧產豐富，瓜果累累，牛羊遍野，牧馬成羣。煤、鐵、金、銀、玉石藏量極為豐富。所謂千里荒漠，實為聚寶之盆…….故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衞京師。……若新疆不固，則蒙部不安，匪特陝、甘、山西各邊時虞侵軼，防不勝防，即直北關山，亦將無晏眠之日。而況今之與昔，事勢攸殊。俄人拓境日廣，由西向東萬餘里，與我北境相連，僅中段有蒙部為之遮閡。徙薪宜遠，曲突宜先，尤不可不豫為綢繆者也。”

後來左宗棠出兵陝甘，收復新疆，李中堂不但不支持，還在後方搗亂，左宗棠西征後，李鴻章全力阻撓他收復新疆的行動，最為典型的就是將東南沿海關税截留不上繳朝廷。為了籌集糧餉，左宗棠只得通過胡雪巖向國外銀行融資，慈禧從皇家內庫撥款，才勉強保證了西征軍的軍費，但左宗棠的錢袋子胡雪巖卻被李鴻章所記恨，最終被盛宣懷聯合國外洋行給整垮。

中法戰爭中，張之洞力主抗爭，擔任兩廣總督，與黑旗軍劉永福聯手，合擊法軍；法軍侵佔中越邊境重鎮鎮南關，形勢危急。張之洞奏請調前任廣西提督馮子材、總兵王孝祺等援桂，駐鎮南關。70歲的老將馮子材率軍，奮力殊死抵抗，大敗法軍，扭轉了整個戰局。法國茹費理內閣因此倒台。

這一戰，原本可以一洗火燒圓明園的恥辱。但李鴻章卻勝而求和，導致了中國“不敗而敗”，喪失了西南藩屬國越南，華南、西南屏障洞開，法國勢力長驅直入到中國腹地。

你看那段歷史，會驚奇地發現，你搞不清楚李中堂到底是站哪邊的？

他不愛國，也不愛朝廷，更不愛人民，他其實只愛他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