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歲，中國式中年丨青山資本2022年度消費報告_風聞

引子丨一次週會的疑惑

青山資本投資部週會上，正在討論的一個創業公司的目標用户定位為18-35歲的年輕人。突然有同事問：“為什麼絕大部分創業公司的目標用户都是35歲以下的人？”

因為這個問題，我們整理了過去交流的上萬個創業公司，數據展示出，九成以上的創業者都沒有選擇35歲以上的人羣作為產品的受眾，尤其是35-60歲。

市場無視了他們的存在，好像35歲有一道無形的門，走進去了便“隱入塵煙”。很多地方都把35歲當坎，政策優惠、就業求職、婚育觀念等等，有的是硬性規定，有的是約定俗成。

這道門建在了生活實處，也建在了每個人心裏。

這不禁引發了我們的好奇：35歲以上到退休年齡的人應該是生產和消費的主力人口，為什麼絕大多數時候卻都被忽視？

無處不在的分界線

政策裏的35歲

就這樣，我們開始了對這個現象的研究。大量的事實表明，這道年輕人不願走入的門，確實常被定在35歲。

買房作為國內消費市場最受關注的需求，優惠政策指向性明顯。歷年都有相關政策，2022年繼續出台：

深造、落户、創業的政策也數不勝數。

公派留學，博士申請需為“不超過35歲具有碩士學位”

温州“35週歲以下中級工可先落户後擇業”

九江修水“對35週歲以下全日制高校畢業生給予每人1000元落户獎，提供‘拎包入住’人才公寓”

優待政策繞着35歲以上的人走，企業也一再忽略他們的存在。除了開篇提到的初創公司，各成熟企業、上市公司的年報及各式研究報告中也是這樣的態度。針對35歲以上人羣的研究很少，但幾乎所有報告都提到了“35歲”這個關鍵詞——作為分界線，仔細研究35歲以下的人，選擇性無視35歲以上的人。35歲以下的人數絕對值、佔比成為了區域的年輕力、市場活力的衡量標準。

“目標客户羣體為35歲以下的年輕人”

“35歲以下的消費者的比例逐漸提高”

“消費者的平均年齡成功下降到了35歲以下”

“新的目標是針對35歲以下的消費者做創新產品和對應宣傳”

婚育觀念裏的35歲

到了一定年齡尚未婚配的年輕人，難免被家庭和社會催婚。往往一開始年輕人需要和長輩激烈辯論，但在鬥爭了幾年後會出現一個神奇的現象——突然有一天長輩不再嘮叨催促了，朋友也不再熱心介紹對象了。當被催婚的年輕人詫異地向他們詢問時，才知道大家心裏有一條年齡底線，過了這條線還不婚配的人，就默認為在婚介市場上已經失去了價值，打上了不必再勸的標籤。雖然這樣的觀點並不合理也不值得提倡，但現實是即便在非常着急催婚的父母心中，依然存在這條不再催促的線，而它就劃在35歲。

相比于思想更開放、觀念更多元的城市，在農村裏婚介市場對人的價值衡量更加冷酷直接。未婚者被貶稱為“光棍”，超過28歲則被視為“大齡”。研究顯示，農村大齡未婚男性在28～35歲仍然有結婚機會，但已經明顯較28歲以前小；而35歲以上的未婚男性已基本上喪失了結婚可能性。

催婚有35歲的心理線，催育更有35歲的警戒線。各類醫學研究中都將35歲作為高齡產婦分界線。35歲不生孩子，基本被視為喪失了懷孕生育的可能性，除非“上科技”。即便有輔助，輔助生殖機構的科室分類也白紙黑字地寫着：高齡試管嬰兒門診（年齡≥35歲）、適齡試管嬰兒門診（年齡<35歲）。

職場裏的35歲

35歲作為一種年齡限制，最有相關性的首先是吃“青春飯”的行業，如軍人、主播、運動員等。解放軍作戰部隊在到達營長之前、非作戰部隊在到達連長之前，35歲是最高服役年齡。歡聚時代一份主播年齡統計顯示，35歲以上的主播僅佔7%。運動員的退役年齡絕大部分也在35歲以前。2022年末感動無數人的阿根廷世界盃奪冠之旅，也恰恰因為梅西已經踩在了運動員生涯的末年邊緣——35歲，這一切才顯得彌足珍貴。

35歲的硬門檻最普遍的認知是公務員報考。1994年頒佈的《國家公務員錄用暫行規定》要求報考者必須“年齡為三十五歲以下”。此後三十年雖然公務員錄用規定數次更新細則，但都保持並重申了這條限制。公務員招聘有很大的示範效應，事業單位的考編、大學招聘教師也出現了35歲上限的要求。大部分央企、國企乃至部分民營企業也逐漸習慣性地將不超過35歲作為崗位錄用的標準。四川大學曾發佈一份長達十年時間、調查了30萬個招聘廣告的研究，結果顯示上海8成以上、成都7成以上的社會職位都要求應聘者年齡在35歲以下。

硬性壁壘或許限制不了大部分行業，但會撬動更多的軟性共識。在如今貢獻大量就業的典型新經濟行業的互聯網公司中，35歲員工面對的往往是晉升不能便要裁員的殘酷現實。35歲的懸崖面前，不能起飛成為高管，就要墜落變成“畢業生”。頂替他們的則是真正意義上的“畢業生”。35歲前是人力資源，35歲後是人力成本。

就像中考、高考是一道檻，把在考試時沒能證明自己，被擋在升學門外一樣：35歲也是進入社會進入職場後一道無形的門檻，對於到了這個年紀還沒能證明自己的人可能是辭退開除，也可能是雖然保留工作但難以升遷。在互聯網大廠，是無法成為管理層。在公務員體系，是政治生命鎖死。

有研究收集了全國市委書記和市長初任正科級時的年齡，分析結果發現他們任正科級時年齡範圍趨向一致，集中在28歲上下，且最大也不超過35歲。地級市在中國行政體系中是非常重要的一個關鍵環節，在省和縣之間發揮着至關重要的紐帶作用。國家對地市級幹部的培養和選拔從他們正科級時就已經開始了。如果想在體制內得到更大的升遷機會，任正科級時年齡的隱形天花板就是35歲。晉升為正科級幹部的佔比並不在少數，但晉升年齡卻決定了發展高度。

為什麼是35歲呢？

從中年危機的流行説起

什麼時候開始流行起“中年危機”？印象裏並不是很久，也就近一二十年間。35歲的焦慮話題像是近年來對“中年危機”的細化和提前，成為了“中國式中年”的開端。中年危機這個詞並不是一直存在的，而是從某個時間開始突然流行了起來。認識35歲“中國式中年”壓力的來源，要先從中年危機這個概念的來源説起。

創造“中年危機”一詞的是美國精神分析學家艾略特·賈克，當時1965年，他48歲。他的研究出發點很簡單：人的生命旅程過半時會意識到自己必然迎來死亡，生命有限、能力有限，因此便有危機感。他的例證是歷史上一些藝術家在40歲左右的創意斷崖。這個研究既不嚴謹，也不面向大眾，但卻在美國火了。當時美國發生了幾件事情，讓中年危機理論盛行，被很多人拿來套在自己身上。

當時的時代背景，一是人均壽命剛超過70歲，二是女性大量進入職場。

人均壽命超過70歲之後，大眾開始越發關注四五十歲以後的人生。在四十多歲開始有強烈的人生已過半、一眼望到頭的無力感。中年以後的日子要怎麼過，焦慮感用“中年危機”的帽子正好套上。

女性大量進入職場則直接對男性就業產生壓力。中年危機一開始是一個主要針對男性的話題，且主要關於職業發展的受限和就業機會的擠壓。六七十年代的美國女性就業率相比50年前女權第一次浪潮時，已從不到2成提升到了超過4成。1966年，最大的女性組織“美國全國婦女組織”成立，女權第二次浪潮爆發，主題是批判性別主義，母親、妻子、家庭主婦不應該是天然的標籤。隨着對縮小男性和女性差別的追求，女性進一步湧入就業市場，男性中年危機隨之爆發。

之後的七八十年代，美國媒體頻發男性中年危機的文章，在無數情緒共鳴下造詞宣告成功，中年危機流行起來了。

中國流行“中年危機”則是從90年代開始。最早的媒體記錄是1994年出現的，之後情緒共鳴開道，媒體深入報道。《幫助丈夫渡過中年危機》（中共吉林省委《黨員之友》1994年12月刊），《當中年危機困擾你的丈夫時》（中日友好醫院《中老年保健》1995年3月刊），《男性的中年危機》（廣西醫學情報研究所《醫學文選》1998年5月刊），《中年危機靜悄悄地來》（經濟日報社《中國企業家》2000年9月刊），讓這一概念傳遍大江南北。

中美“中年危機”年齡線的明顯差異

美國達特茅斯學院與英國華威大學兩位教授研究發現，55個國家的人在46歲時心態陷入最低谷，中國則提前了10年。賓夕法尼亞大學的論文研究顯示，就業市場上的年齡收入曲線呈現倒U型分佈，倒U型頂部的年齡稱為“黃金年齡”。美國和中國的2000年以前，“黃金年齡”穩定在50-55歲左右。2000年以後美國繼續不變，但中國的黃金年齡不斷下降，到2005年以後降至35歲。

中年危機在國外已成為一個基礎概念，客觀存在但沒什麼特別的熱度，且一直圍繞四五十歲人羣，沒有出現35歲時的相關問題。但“中國式中年”卻實實在在地使人從35歲便開始進入人生新階段，處處碰壁。這一現象廣泛影響着大眾。為什麼中國的中年危機流行開始於94年？又為什麼35歲一步步成了“中國式中年”的開端？

1994年，逐漸開始消失的鐵飯碗

我們曾默認勞動者經驗增加、工作年齡更長，理所應當要拿到更高的回報。但這種想法其實紮根於技藝意識、匠人意識，思路的本質是生產非標化。

工業化意味着標準化生產流程、自動化流水線、固定化設備。勞動力此時如同“螺絲釘”，被打上了工業化的關鍵設定——“可替代性”。流水線要能正常運轉，最可靠的辦法是消除每個環節的非標準性和不可替代性。當工業化進程逐漸發達，商品從以物易物變成大規模交易時，市場的必要性就突出了。用企業這種組織形式完成生產，加上用市場經濟這種方式配置資源，成了最有效的發展方式。

我國的工業化進程雖然在新中國成立後就一直在推進，但受政治和經濟政策不穩定的影響，整體進程隨着1994年市場化改革的深入才加速推進，工業化從單純政府發動轉向政府和私人共同驅動。隨着逐漸強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企業和企業家的作用，工業化進程才得以飛速發展。

1994年到1996年，國有工業企業利潤佔比從50.5%降至29.3%。非國有經濟（集體、個體、私營和外資經濟等）快速成長，逐漸成為國民經濟的主體，在全部工業企業總產值中佔比為71.5%。城鎮工作人員在各類型工作單位的佔比在94年之後的變化如下：

1996年，人事部《國家不包分配大專以上畢業生擇業暫行辦法》宣佈大學生包分配製度正式退出歷史舞台。馬雲早幾年畢業時被分配成了英語老師，劉強東上大學時想當縣長，結果剛好96年畢業，只能自謀生路。從那時起，“打工”一詞開始流行。

1998年至2000年，國有企業共下崗職工2137萬人。勞動力從生產設計的可替代化，變成了真正意義上可以隨時替代掉的人，新中國的老百姓第一次真正意識到，沒有鐵飯碗，工作是可以丟掉的。當工業化進程配合市場經濟體制，降本增效成了一切生產的關鍵，而人力成本是成本的子集。企業必須服從這套工業化進程帶來的必然機制才能在市場競爭中獲勝。

市場經濟帶來優勝劣汰，有下崗、有裁員，也就有了職場和就業的壓力與危機。一言以蔽之，94年之後勞動力要競爭上崗，用人單位需要選擇性價比最高的勞動力，勞動力的職業發展有壓力了。

在賓夕法尼亞大學的研究中，將工資隨着年齡變化的原因分解成三個部分：工作經驗、時間效應（不同年份的平均工資水平變化）和隊列效應（每個世代的勞動者能力差異）。他們發現美國不同年代的時間效應和隊列效應很小，但在中國這兩者影響巨大。這種中國經濟發展、教育水平帶來的工資變化效應遠遠超過了個人工作經驗增長的價值，因此在具體時間截面上觀察工資和年齡的關係，35歲左右是最高的。

圖中可以清晰的看到，在中國，35歲開始工資隨着年齡增長而下降。換句話説，35歲的員工最值錢。美國不是這樣，中國在21世紀以前也不是這樣。從生理上來説，35歲並不是身體和心理素質全面轉衰的開始，全球範圍內中年危機往往也是在四五十歲才逐漸顯現。而中國近二十年的“35歲危機”，有着更獨特的背景原因：產業結構、勞動者教育水平高速變化而帶來的勞動力價值高點前移現象。

21世紀，產業更向年輕人傾斜

中國近二三十年來產業結構的變化讓新的主力產業對勞動力提出了更新的要求——體力、心力、學習迭代能力，這些讓年輕人成為了更合適的勞動力。

94年之後市場經濟高速發展，就業人口顯示，第一產業下降，第二產業緩慢增長，第三產業高速增長。

改革開放的另一個新的重大節點在2001年到來：中國加入世貿組織（WTO）。我們吸引了大量外資，引進了大量技術和管理知識，國際貿易逐漸成為重要的行業。同時，產品模塊化程度提升，生產過程可分性增強，信息技術、交通技術等“空間壓縮”技術帶來交易效率提高和交易成本下降。物流、IT也逐漸成為重要的行業。在經濟發展過程中，資本市場的重要性逐漸突現，金融業也成為重要的產業。

根據最近三次每十年一度的人口普查數據可以看到，各行業的從業人員佔比發生了明顯變化。

互聯網、金融業、地產、租賃和商務服務、科技服務、交通物流業一直呈現增長趨勢。與文化和內容相關的新聞、設計、品牌等行業也高速發展。雖然這些行業的總人數並不算多，但經濟效益和社會輿論效應的槓桿明顯。其中尤其以互聯網、金融為代表，逐漸成為最有前景最受關注的產業。

2021年商務部、網信辦、發改委發佈的《“十四五”電子商務發展規劃》提出目標到2025年實現電子商務交易額46萬億元，全國網上零售額17萬億元，相關從業人數達7000萬。2020年，電子商務相關從業人數超過6000萬，比2015年增加2700餘萬，年均增長13%。金融業就業人口總數約762.7萬人，約佔全國就業人口76977萬人的1%，但貢獻的金融業增加值佔到GDP的5.5%，佔到第三產業增加值的12.4%。

上述這些產業結構進化中逐漸變得更重要的新經濟相關行業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相關知識和技術更迭非常快。站在今天回看，這二三十年來一個新興行業從“不成熟”到“成熟”乃至進一步迭代的時間週期越來越短。在這樣的產業發展中發揮作用需要依賴優秀的學習能力和開放的心態。並且越年輕的互聯網、移動互聯網以及人工智能時代的“原住民”越有前人難以匹敵的優勢。工具就是個具體的例子，它也是新知識的一部分。在互聯網、金融，乃至內容創作、設計等行業裏，效率、協調等工具越來越多。和新的工具一起成長起來的一代人，對新工具的適配度更高。甚至現在AI、AIGC越來越發達，我們必須去創新，還要學會新的和機器配合的工作方式。

年輕人逐漸成為更受青睞的選擇，有經驗的勞動者的價值意義下降。“35歲危機”來自於拿着25歲學的東西去面對當下的市場。對於學習新事物的開放性，英國科幻作家道格拉斯這樣形容人性：“任何在我出生時已經有的科技，都是稀鬆平常世界本來秩序的一部分；任何在我15-35歲之間誕生的科技，都是會改變世界的革命性產物；任何在我35歲之後誕生的科技，都是違反自然規律要遭天譴的！”

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文化、體育和娛樂業，科學研究和技術服務業，金融業這四大類行業的35歲以下就業人口占比位居前四，而這些恰恰是產業結構變遷中越來越重要的主力產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