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在東西方對話中，構建中國自主知識體系_風聞

IPP評論2023年01月13日 11:04:51 11人蔘與2評論★鄭永年：

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學術委員會主席

廣州粵港澳大灣區研究院理事長

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院長

導讀

國內學界圍繞馬克思提出的“亞細亞生產方式”概念引發的學術爭論，是百年來中國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延續時間最長、討論規模最大、涉及學科最多的學術討論之一。這場漫長的討論收穫了許多重要成果，也留下了許多懸而未決的問題。在這場學術討論開展百年之際，有必要在新的時代背景下對“亞細亞生產方式”及其與中華文明和中國道路的關係展開新的探討。

圖源 網絡

“亞細亞生產方式”是馬克思分析包括中國在內的東方文明政治經濟形態的核心概念，其學術和政治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不少史學家已就“亞細亞生產方式”這個概念的起源和發展進行了深入研究，這裏不再重述。我早年專注於政治學，對這個概念沒有太多關注，只知道其在西方和中國學術界所產生的長久意義。後來在英美求學時，覺得我們自近代以來所學的這套社會科學知識體系是西方的理論。西方的知識體系是西方社會科學家研究西方的問題和根據西方實踐經驗總結出來的，西方問題、西方命題和西方答案構成了西方學者學術或者政策研究的主線。我一直在思考，“亞細亞生產方式”的概念是馬克思研究東方社會（包括中國和印度）時提出的，為什麼馬克思能夠提出“亞細亞生產方式”這個概念？為什麼他要提出這個命題？其背後的驅動力是學術的還是政治的，或者兩者皆有？

近年來，習近平總書記一直強調，我們要構建新時代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這的確是中國知識分子的新歷史使命，也是知識分子的價值所在。西方的知識體系是西方學者自主創造的，因為這套體系是基於西方的實踐經驗之上並能解釋西方實踐的知識。但如果我們奉行“拿來主義”，簡單地把西方整套知識體系拿過來分析中國問題，那麼就會出現“西方命題、中國經驗”的現象。這也是我們從近代至今，學術界所面臨的無數問題和困境的根源。

這裏不能細數所有這些問題，但有兩個傾向性是必須強調的。第一，近代以來，我們的歷史觀是歐洲化的；第二，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們的社會科學是美國化的。我個人認為，西方社會科學的方法論確實要學習，但不能照抄照搬西方的概念和理論。簡單地説，知識界不能再停留在“傳授”西方知識的水平，也不能停留在應用西方知識的水平，而是要轉向知識創造，創造基於中國實踐經驗之上的、能夠解釋中國實踐經驗和預測中國未來發展的知識體系。

馬克思所提出的“亞細亞生產方式”命題即使在西方的知識系譜裏也並非無源之水。從思維方式來説，類似的概念從古希臘時期就已經開始了。近代以來，西方在構建今天我們所見的社會科學方面起到了引領作用，我們不能簡單地拒絕西方的知識體系。今天我們強調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建設，但我們並不能封閉式地創造，一定要在開放狀態下，通過與西方現有的知識體系的對話來塑造自己的知識體系。關起門來所塑造出來的知識體系就走不出去，容易變成自説自話，別人看不懂，難以接受，更難以影響世界。我們需要採用的方法就是“對話”，這裏的對話不僅僅是與活着的人對話，還要跟已故者對話。要理解馬克思“亞細亞生產方式”這一概念所隱含的命題，就需要我們理解西方從古希臘以降對“東方”社會的思維方式。

近二十多年來，我在這方面做了一些基礎性努力。我把自己的研究稱為“中國三部曲”：第一部是從中國文明的角度來解釋中國共產黨，2010年出版英文版；第二部是講中國的政治經濟學，2018年出版，現已經翻譯成中文版本《制內市場：中國國家主導型政治經濟學》（浙江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接下來即將出版的英文書籍《文明與中國政治體》，則是從中國文明角度來解釋中國政治體。

在所有這些研究中，我特別關切西方學者對“東方”的知識體系的塑造過程，從古希臘的亞里士多德到近代法國的孟德斯鳩，從近代德國的黑格爾到馬克斯·韋伯，再到當代的卡爾·奧古斯特·魏特夫“東方專制主義”概念的正式形成，他們的思路都是“一以貫之”的，即是從西方研究者的角度、基於西方的經驗來看待“東方”的。這些大家的作品構成了一套完整的西方關於“東方”的知識體系。

從亞里士多德所説的“東方”社會，到後來魏特夫所説的“東方專制主義”，再到今天西方各種版本的政治權威主義、集權主義、極權主義等等，西方人的思維方式不僅沒有大的變化，反而一直在強化。如果我們不能把西方的思維梳理清楚，就很難去回答他們所提出的有關中國的問題。

那麼，問題來了。何為“東方”？西方人是從古希臘為中心看“東方”的。從地理位置上講，西方人就根據與自己的距離遠近把“東方”分成了“近東”“中東”和“遠東”。西方人眼裏是以古希臘為中心，他們將波斯（中東）社會和遠東視為一體。在他們看來，無論是近東、中東還是遠東差別都不大，都是跟他們不一樣的異域。但在今天看來，這種分類近乎荒唐，因為“東方”如此廣闊，涵蓋了諸多不同的文明。經驗地看，這種荒唐的分類法此後一直影響西方的學術界，儘管所產生的影響是通過不同的“偽裝”出現的。如果要追溯根源的話，當代依然盛行的所謂的“西方v.s.非西方”也源於此。如果西方對“東方”的地理分類儘管顯得簡單粗暴還情有可原的話，那麼缺失對“地理”背後的文化載體的分析更顯得毫無科學性，但實際上，長期以來，西方總是以所謂的“科學”來掩蓋其對東方認知的非科學性。

這裏便有西方學者分析問題的被稱之為“方法論”的問題。從方法論來看，我們現在稱之為“科學的”諸多方法，其實是很有問題的。比如西方人常用的“兩分法”、本質主義、“理想類型”（馬克斯·韋伯）、“知識範式”（托馬斯·庫恩）等等。在自然科學裏面，這些科學方法是很有用的，但到了社會科學裏面，根據這樣的分類法，一個社會就只有“黑”“白”兩種顏色之分了。中國的哲學理念很不一樣，中國也有兩分法，比如説“陰陽”，但對中國人來説，“陰陽”是個相對概念，是一個連續統一體，“陰”中有“陽”，“陽”中有“陰”。而西方哲學裏只有黑白兩個顏色，因此，“理想類型”也好，“兩分法”也好，這些都對社會的理解導向了“非科學”，據此來理解的“社會現實”更多的是誤解甚至曲解。

很顯然，學者們在使用類似概念的時候，往往把理想的或者自己所認同的“社會事物”（法國社會學家涂爾幹的概念）放在一個框裏，把不理想的或者自己所不認同的“社會事物”放在另外一個框裏，形成了對立。更為嚴峻的是，這樣做的後果就是道德化和意識形態化，因為照此分析很自然形成“正義”與“不正義”、“美德”與“邪惡”之分。也就是説，一旦把這些自然科學的方法運用到社會科學領域，用今天的概念來説就會產生一個“政治認同”的問題。這是我們在梳理西方的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等社會科學時一定要注意的，否則就很難鑑別西方社會科學中的“科學”成分與意識形態（或者道德）成分。

儘管馬克思用“亞細亞生產方式”來描述和分析東方社會，但這一概念是他根據歐洲的發展經驗提出來的。西方在羅馬帝國解體之後，就不存在統一的帝國，封建“城堡”經濟成為政治的基礎。隨着城市的崛起，商貿中心形成，資本成為城市社會的主體，逐步形成“資本主義社會”或者“資本社會”。馬克思主義是研究西方的產物，實際上是西方經濟邏輯的一部分。馬克思就是根據西方的邏輯來看待東方問題的——這一思路先假定西方的資本運作是“自由”的，再假定東方是“不自由”的，然後在這一前提下尋找經驗證據。所以，這不是根據實證經驗之上的方法，而是先有假定再找證據的方式。因此，總體上看，馬克思的思維方式還是西方的思維方式。

馬克思對東方社會諸多觀察的正確性是不容否認的，但同時我們也必須意識到，這些觀察是先假設“東方社會”是“專制社會”或者“非自由社會”，後尋找證據來論證的。久而久之，“亞細亞社會”的概念在後來的西方學者中變成了一種立場、一種範式、一種意識形態。在馬克思的“亞細亞生產方式”的概念之上，魏特夫正式發展出“東方專制主義”的概念，使得“亞細亞生產方式”更加政治化和意識形態化。實際上，就對政府和經濟的關係而言，西方在羅馬帝國解體之前，與彼時中國對經濟的看法並沒有很大的差別，都認為管理經濟是政府責任的一部分。近代資本主義自下而上崛起，開啓了政治和經濟分離的路線，但即便如此，自由主義經濟學的開山鼻祖、英國經濟學家亞當·斯密仍認為政府要負責一個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國防和法治，而不是把這些留給私人資本。中國的確是“水利社會”，但這與所謂的“東方專制主義”並沒有邏輯關係。在中國的經濟哲學裏，管理經濟一直被視為政府的內在責任。在傳統中國，軍事、水利、交通、救災等都是重大的政府責任。而在傳統農業經濟中，水利便是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的核心。近代以來，在政府的經濟責任清單又加上了“發展”的功能。其實，在整個儒家文化圈，政府都承擔着遠較西方重要的責任。

這也解釋了為什麼我們始終提倡和強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因為只有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才是基於中國實踐經驗之上的，才能解釋中國的實踐。也就是説，我們要把馬克思主義中的科學方法論和這種科學方法論所產生的知識體系區分開來。我們所要學的是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方法論，而非這種方法論所產生的知識體系，因為知識體系是馬克思主義方法論分析西方社會的產物。

要建設中國的社會科學，我們要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論。要認識到，馬克思主義對西方社會歷史的發展分析，即從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再到資本主義社會的分析，是建立在西方的實證經驗之上的，也是可以為西方的經驗證據所驗證的，因此是科學的。但是一旦把這種分析機械地搬用到分析東方社會，就會產生問題，不僅解釋不了東方社會，不加註意甚至會導致曲解。所謂的“社會科學”，“社會”在“科學”之前，從理解一個社會而來的知識簡單搬用到另一個社會，很難生產出科學知識。

這也能夠解釋為什麼中國從毛澤東到習近平的歷代領導人都強調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一方面，我們構建中國社會科學要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論；另一個方面更要強調我們堅持的不是原教旨主義的馬克思主義，不是本本主義和教條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而是中國化了的馬克思主義。也就是説，我們要用馬克思主義的這套科學的方法論來重新觀察我們今天的實踐經驗，解釋已經過去的歷史，只有這樣才能構建出中國的社會科學。

如果我們堅持的是原教旨主義的馬克思主義，我們對中國的歷史就不是解釋而是曲解。比如馬克思等西方學者觀察到的歐洲社會曾經經歷過的奴隸社會，中國有沒有像歐洲那樣的大規模的奴隸社會？在中國歷史上，我們是找不到這樣一個階段的。漢朝確實有奴隸，但是這種奴隸不是西方奴隸的概念。再比如馬克思主義的“封建社會”的概念也很難適用到中國，中國從秦始皇統一中國以後，就沒有像歐洲那樣的封建社會了。即便是“封建”這個概念，在中外都具有不同的含義。在中國，春秋戰國時代的“封建”是“分封”，是一個自上而下的政治過程；而歐洲的“封建”則是帝國解體之後各地方自行形成的，是一個自下而上的政治過程。

今天，我們意識到了“亞細亞生產方式”概念有這樣的問題，但其他很多方面還有問題，甚至更多的問題。例如，從近代以來一直在爭論的“明清是中國資本主義萌芽時期”的問題。我認為，這個爭論更沒有科學性。為什麼説中國的資本主義萌芽在明清時期呢？那是因為歐洲的資本主義萌芽和發展對應發生在明清時期，但是從中國的經驗看，唐宋開放的貿易環境甚至比明清更具備資本主義的特質。明清的資本主義萌芽問題可以討論，但不能削足適履，找中國的資料來論證西方的命題。因此學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論時，要把因果搞清楚，不能直接把他們的結論應用過來。“亞細亞生產方式”就是一個結論性的東西，但不是因果論，不是“亞細亞生產方式”產生了西方所謂的“東方專制主義”。

要構建基於中國實踐經驗（無論是歷史上的還是當代的）之上的知識體系，我們應當重新系統地梳理一下近代以來自西方學來的知識體系。我這裏先拋磚引玉，希望大家共同討論，能實事求是地重新檢討歷史。如果根據現有的從西方借鑑而來的概念和理論，在很多時候不僅不是構建，而是在曲解。近代以來，從我們積累的知識體系（方法論）對我們的思想和思維的很多影響來看，我們仍然處於一個“思想（維）殖民地”狀態。這個問題必須首先得到解決。如果不清理歷史，我們下一步就很難走。有了這樣一個反思和檢討，我們可以減少走彎路。西方的方法、概念和理論不是不能參考；相反，正如前面所説的，我們必須在開放狀態下進行自主知識體系的構建。開放式構建的過程便是一個和西方的方法論、概念和理論的對話過程。如此形成的知識體系，才既有中國性，也具有世界性。

正如歐洲構建其自主的知識體系的實踐所表明的，我們要建設自主的知識體系會是一個非常艱鉅的任務，需要幾代人的努力。中國的知識分子必須具有這個意識，從現在開始，從我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