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巍｜三星堆考古，重繪中華文明的知識圖譜_風聞

編者按

近日，由《探索與爭鳴》編輯部主辦、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考古文博學院）和上海大學博物館承辦的“第二屆全國優秀青年學人年度論壇”之專題論壇“宅茲中國：博物館、數字技術與文明探源”成功在線舉行。四川大學博物館館長、教育部長江學者霍巍在主旨報告中對三星堆考古作了完整、全面的闡述，以下為報告主要內容。本文原載《解放日報》2023年1月13日第14版，本公眾號特此推出，供讀者思考。

三星堆考古的發現歷程

三星堆的考古發現是一個逐漸揭開面紗的歷史過程。三星堆其實是一座古城。最近幾年的考古發現，它一開始的規模可能並不是很大，也沒有規整的城市佈局規劃，但是到了三星堆的鼎盛時期，隨着城市的擴張、人口的增長，逐漸形成了這麼一座古城。

  霍巍

“三星堆”之所以得名，因為這個地方有三個大土堆。它們原來是連為一體的古城牆的一部分，後來因為自然破壞、人工取土，才形成了三個獨立的土丘。這座古城的東城牆、西城牆、南城牆保存得較好，北面是鴨子河。根據考古發現判斷，北面也曾經有過城牆，可能由於河水不斷侵蝕，北城牆現在已經看不到了。

這個古城裏有一條河叫馬牧河，是一條人工開掘的河流，它把古城分為南北兩塊。河的北面有一個叫月亮灣的台地，這是三星堆文物最早被發現的地方。馬牧河的南面就是有三個大土丘的三星堆。

1929年，住在月亮灣的農民燕道誠和兒子燕青在幹農活時偶然發現了一坑玉石器。1931年，英國傳教士董篤宜將買到的一部分玉石器交給華西協合大學博物館館長、美國學者葛維漢進行鑑定，葛維漢看到以後非常震驚，就派他的助手林名鈞到現場勘察，得知這些都是地下出土的文物。

正在進行考古工作的葛維漢

這裏需要特別指出的是，華西協合大學博物館是中國大學中最早成立的博物館。1934年春，葛維漢和助手組成了考古隊來到三星堆。他以非常敏鋭的、受過考古學訓練的眼光，選定幾處地方進行了為期10天的考古發掘工作。這次考古發掘，共出土了文物600多件。它讓我們第一次認識到，這裏有一個重要的古代遺址。

對於三星堆的第一次考古發掘在當時並未引起很大的關注，它猶如一顆流星劃破夜空，但瞬間即逝。1934年，葛維漢公佈了此次三星堆考古的報告。當時旅居日本的郭沫若看到林名鈞寄給他的材料後，初步瞭解了這次發掘的情況。第一次在月亮灣出土的器物，它的特點是以一個坑位為單位出土。所以，當時有學者認為這是祭祀坑，因為它顯然不是生活區的遺存，而是有意識地把一些具有祭祀性質的石器、玉器、青銅器、陶器堆在坑裏埋起來。這次考古發掘帶給我們的最大驚喜是玉器的出土，這些玉器包括玉琮、玉璧、牙璋等，都屬於禮器，涵蓋了禮玉的很多種類。

總的來講，20世紀30年代是三星堆考古的開啓階段，但是限於當時的客觀條件，考古研究工作比較粗線條，不是非常精準到位。

1986年的考古大發現

1934年到1986年間，四川省考古研究所和四川大學在三星堆開展了很多次考古工作。他們在這裏發現了古城牆，發現了古墓葬，發現了人類生活居住的區域，還進行了規模較大的航拍，獲取了很多資料。

大多數考古工作就是在這樣普通常規的狀態下進行的。直到1986年，三星堆遺址又有了石破天驚的發現。那一年，四川大學84級大學生需要尋找考古實習地點，就和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聯合組隊，準備對三星堆遺址再次進行考古發掘。1986年，國家文物局批准了該申請。這是三星堆歷次考古發掘中面積最大的一次，一開始的發掘面積約為1600平方米，後來隨着考古工作的深入，發掘面積不斷增加。

我當時作為一名剛畢業的碩士研究生，帶着84級大學生參加了考古實習。考古工作的整體布方分成三個區域：一區、二區、三區，就是圍繞着三星堆的三個土堆而展開的。

我們今天在三星堆博物館裏看到的一些成形的、頗具震撼力的修復的陶器，大多是在1986年發掘時獲取的。當時三區的文化層最厚，堆積土有2.5米，出土的文物也最豐富。我主要負責二區的勘測，結果沒想到，就在二區發掘接近尾聲的時候，發現了震驚世界的1號、2號坑。當時，三星堆這個地方遍佈了林林總總的磚瓦廠。每天，各種車輛出入這裏拉磚拉瓦，這些磚瓦生產基地的取土量之大，對遺址的破壞可想而知。就在我們進行考古發掘的時候，磚瓦廠的取土也一直沒有停止。

7月18日這一天，天氣特別炎熱，我們在室內整理資料。突然，在二區台地上取土的民工來報告，説他們挖出了東西，這就是後來的1號坑。我們隨即對1號坑進行了搶救性發掘。而在這個過程中，民工們仍然在這個台地上取土，我們就讓他們退到遠一些的地方去。民工們向南移了大概30米繼續取土。沒想到，8月14日，這些民工從地下挖出了青銅人頭，他們驚駭不已，因為從來沒見過這些東西，於是又把它們埋了回去。兩天後，他們思前想後，還是報告了考古工作站。我們隨即趕到現場進行發掘，這就是2號坑。所以説，是取土的民工們幫我們發現了兩個坑。

1號坑共出土了器物420件，2號坑出土了1300件，這些器物都是分層被埋進坑裏的。當時出土的青銅器有一個特點，就是它們大多是破碎的，像青銅大立人出土時被鑿為兩段，説明是有意而為。正是由於存在這些故意毀器的現象，讓人聯想到這可能與古代祭祀的程序有關，所以很多專家推斷這兩個坑是祭祀坑。此外，這兩個坑的表層都覆蓋着象牙，象牙的下面是青銅器、玉器和海貝，這與今天的考古發現非常相似。

三星堆發掘現場 

（圖源：新華社）

與中華文明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

2019年，三星堆遺址祭祀區新發現了6座祭祀坑，截至目前，累計出土文物1.5萬多件。

曾經有很多人問我：你們當時在這裏發掘出1號、2號坑後，為什麼沒有繼續進行其他探測和發掘呢？因為當時我們對1號、2號坑的發掘是倉促上陣，屬於搶救性發掘，而通過那次發掘，已經對三星堆整個祭祀區域引起了高度重視，並確定了以保護為主的方針。現在看來，那時的決策是完全正確的。今天，隨着我國考古技術的迅猛發展，才使得2019年三星堆考古發掘取得了多學科聯合攻關的豐富成果。

新發現的3、4、5、6、7、8號坑和1986年發現的1、2號坑，基本形制與朝向一致，出土文物種類也相似，屬於同一類型的器物坑。其更確切的定名應該是祭祀器物掩埋坑，而非狹義的祭祀坑。因為從各個坑全面探測的情況來看，坑內的灰燼層不是滿坑都有，説明有些灰燼是在坑外形成的，而不是在坑內縱火。所以，古人的祭祀場所可能是在坑外而不是在坑內，坑內只是埋葬了祭祀的器物。

**三星堆遺址考古新發現，為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歷史進程研究提供了新的實物資料。**首先，三星堆文明與中華文明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比如，從青銅鑄造工藝上來看，三星堆的青銅鑄造工藝屬於中國青銅器鑄造的體系。它以模範法來鑄造，其工序包括熔鍊、合金配製、塑制泥模、澆注、打磨、修理、切割等，這是商周時期應用最廣泛的青銅器鑄造方法。其次，三星堆出土的青銅器深受中原商文化青銅器的影響，如尊、罍、盤等青銅容器，器型和中原殷商時期的同類器型基本相似。3號坑出土的頂尊跪坐人像和8號坑出土的頂尊蛇身人像，頭上都頂着一口大尊，這説明三星堆人熟知中原文化系統的青銅器，他們熟悉這些尊，知道這些尊是尊崇之物，是禮器，所以在人像頭上頂着圓尊。

和世界上其他古代文明相比，中國青銅時代具有獨特的氣質與形態。具體而言，一是器物形態和功能，以青銅禮器為主，其次為青銅兵器，而青銅農器較為罕見，體現出文獻記載的中國早期文明“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的鮮明特點。二是青銅器的資源、鑄造和使用，都體現着國家層面的財富集中和權力象徵，這與西方世界僅以青銅器作為生產工具和兵器的功能性特徵有着明顯區別。顯而易見，三星堆青銅文化也同樣具有中國青銅時代的文化特徵。

三星堆遺址中的銅人頭像

（圖源：新華社）

神秘而獨特的青銅文化

那麼，我們為什麼説三星堆遺址改寫了中華文明的知識圖譜呢？

所謂知識圖譜，就是傳世已久、形成定勢、影響深遠、深入人心的系統知識。比如中小學的教材，就是人類知識圖譜的一種體現。而從三星堆出土的一部分器物是過去從未見過的，完全顛覆了人們印象中對中國青銅時代的舊有認知。

三星堆遺址中那些讓人感到神秘而獨特的青銅器大致可以分為兩大系統。一大系統是由高大的青銅神像、造型奇異的青銅面具和各種頭型、髮式的青銅頭像組成的“青銅神靈系統”。最大的青銅立人像高達2.6米，是現存世界上最高的青銅立人像。它究竟是君王、巫師，還是集王權、軍權、神權於一體的象徵？全世界的專家學者有不同的看法，但毫無疑問它的地位非常顯貴。

青銅面具主要有兩種形態：一種是擬人的，和人的形象比較接近。另一種完全是神像。神像最突出的特點是，它的眼睛與臉呈90度垂直，向外凸起。這種形象讓人聯想到《蜀王本紀》中曾有記載，説古蜀國的君主是縱目人。青銅頭像的形態各異，有平頭的，也有圓頭的，大致是平頭居多、圓頭居少。它們有着各種各樣的髮式，最多見的是獨辮式，也有把頭髮辮子纏在頭頂的，還有梳一個髮髻的髮式。有專家認為，不同的髮式可能代表着當時三星堆不同階層、不同來源的人羣。

另一大系統是以各種神靈動物和“神壇”“祭壇”組合而成的“祭祀禮儀背景”。在此次新發現的6個祭祀坑中，多件被稱為“祭壇”“神壇”的青銅器物出土，其中有的“壇”上出現了眾多參與祭祀場景的人物形象，他們的身份、等級有着明顯的區別，很可能曲折地反映出三星堆神秘的祭祀場景。我們從“祭壇”上的人像中看到，三星堆人具有典型的南方民族的特點：穿着短裙，腰間繫帶，光腳板，他們的眼睛比較大，臉部比較扁平。這可能是當時的三星堆人對自己的客觀描述。這些參與祭祀的人像，有的抬着東西，有的跪坐着，有的手中執有棒狀的彎形器物，有的則雙手做出一個姿勢，不執任何器物。尤其引人注目的是，有的“祭壇”或“神壇”上設有帶柱子的平台，平台的上方或者下方往往還會出現一尊高大的神獸。這類青銅器過去在中原青銅文化系統中不曾出現，是三星堆青銅文明的獨特創造。

三星堆8號坑銅“神壇”局部

（圖源：新華社）

重繪中國青銅時代的知識圖譜

青銅時代是人類社會發展曾經歷過的一個重要的發展階段。在震驚世界的三星堆青銅文明被發現之前，殷墟青銅器一直是中國青銅時代最具代表性的知識圖譜。

首先，從器型上看，殷墟青銅器以鼎、簋、甗、鬲等青銅容器為主，兼有部分兵器；從紋飾上看，殷墟青銅器不但流行通體飾以底紋，還出現了重疊加花的所謂“三層花”，形成繁縟富麗的風格，獸面紋（也稱為“饕餮紋”）這種由古老神靈動物變形而來的形象成為青銅器上的主要紋飾。殷墟已經能夠鑄造出重約833公斤的“後母戊大方鼎”這樣的重器，表現出商王朝大量控制青銅資源的能力以及高超的鑄造工藝。很顯然，歷史上夏商周三代的青銅鑄造發展到殷墟時代，業已奠定了中國青銅時代的基本面貌。而且，殷墟青銅器在同時代的世界各國青銅文明中，也代表着當時東方文明體系的最高水平。

三星堆出土的則完全是蜀地獨創的青銅器物，包括高大的青銅神像、造型奇特的青銅面具和頭像、各種神靈動物如鳥、龍、虎、蛇、有翼神獸等的形象，以及青銅神樹、青銅神壇等器物，看上去似乎與我們印象中的“正統”的殷墟青銅器相去甚遠，但是，從中國上古傳統的文獻記載中，我們似乎可以找到它們的淵源和歷史線索。

根據推測，這些獨特的三星堆青銅器總體上與三星堆人進行祭祀，和神靈、天地進行溝通這類介於人神之間的行為活動有關。張光直先生認為，將世界分成天地人神等層次，這是中國古代文明重要的組成部分，中國古代許多儀式、宗教思想和行為就是在這種不同層次之間進行溝通。主導這些祭祀活動的人員被稱為“巫覡”，他們的主要職務是溝通天地人神。那麼，如何才能達到這個目的呢？從古文獻記載來看，巫覡用於通神的工具和手段有以下幾種：第一，神山。即通過高山而進入神界，如《山海經》所載，“崑崙之丘，是實惟帝之下都”。第二，神樹。即以高大的樹木作為登天的工具，如《山海經》《淮南子》等文獻中所記載的“建木”“扶木”“扶桑”“若木”之類。第三，在神樹和神山上棲息、飛翔的鳥，可視為巫覡們登天階梯的延伸。此外，其他神靈動物也可以起到在人神之間溝通與搭建橋樑的作用。

這些古史記載的神山、神樹、神鳥和其他神靈動物不僅都在三星堆出土的器物中得以展現，而且上古時期祭祀過程中的許多流程和細節也從三星堆8個祭祀坑的考古發掘中有了更為原始、更為直觀的呈現。所以我認為，三星堆的考古發現改變和重繪了中國青銅時代的知識圖譜。古蜀先民們基於中華文明的傳統，採用極其浪漫和誇張的藝術形式，盡情表達“神人之間”的溝通，為中國青銅時代增添了豐富的內容，也為中華文明和世界文明作出了獨特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