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思維活動中證據的故事（3）_風聞

薛兆豐、漢娜-阿倫特、金一南與馬克希米利安-林格爾曼

社會科學活動的證據現象是廣泛而多樣的，學科包括了經濟學、政治學、軍事學、社會學、文化學等等。各色學科都會有不同的學科體系和內容，都有不同的學科概念和方法。經濟學中的證據現象，可以講一個《薛兆豐經濟學講義》中的故事。這個講義在講到經濟學中的戴雷科特定律時，就講了一些經濟學事實，以作為證明這個定律的證據。戴雷科特定律的基本內容是指，收入再分配，真正得益的並不是窮人而是中等收入的人。薛先生所提出的證據，包括了公共教育、公共醫療服務、社會保險與養老金、免費高速公路等方面。比如在公共教育領域，他提出，好的大學，在拿到大筆的政府資助後，向成績好但家境比較貧困的提供獎學金甚至免費教育。但是，那些最窮的孩子根本得不到相應的教育，其中的大多數人怎樣都考不上那些好的大學，而最富裕家庭的孩子的選擇則廣泛得多，不一定會跟大多數一樣去爭奪公共教育資源。這樣一來，政府對教育的資助，往往幫助了那些中等收入家庭的孩子，而不是最需要幫助的赤貧家庭的孩子。比如在公共醫療服務領域，政府對好的醫院進行了資助，但由於好的醫院通常都是在大城市，而離這些大城市好的醫院近的地段的房價又通常是很高的，這類政府資助的醫療服務享受和最多的，常常是那些離醫院近的中等收入階層。比如所有人交了一定年限的社會保險而在退休後都能夠拿到養老金，但窮人實際上早早就出來工作了，也就早早就在交社會保險金，而窮人的平均壽命通常少於富裕的人。但在領養老金的時間，實際上富裕的人要比窮人活得更長。比如在政府出資建設的免費高速公路上，得益最多的常常也是有私家車的人、經常開車上班、旅行人，而這常常通常都屬於中等收入階層的人。這些事實和證據，就從不同的側面證明了戴雷科特定律的真實性、普遍性。（第510頁）

英國DK出版社的《政治學百科》中介紹了德國的猶太裔政治哲學家漢娜-阿倫特。在她的1967年發表的《真理與政治》一文中，提出了政治活動中“每一個已知的、確認的事實都可能遭到篡改”的觀點，也是通過有力的證據來加以證明的。作者通過大量的事實，着重分析了歷史事實因為政治需而遭到歪曲的現象，從而確實證明了自己的政治觀點。她還指出，在所謂自由國家裏，“不講政治”的事實真相會被剝奪“事實的資格”，被貶低為一面之詞。比如二戰中，屬於“自由國家”的法國的“潰敗”和梵蒂岡對希特勒大屠殺的“縱容”，就“不存在歷史真相的爭議，而只是一個不同觀點間的爭論。”像美國這樣的所謂自由民主國家，也逐漸深諳此道，不時篡改真相、進行有目的的誤導，採用操縱事實並主宰思想的手法，從而為其霸道的干預賦予政治正確的形象。為了給美軍介入越南戰爭賦予正義的形象，美國政府故意歪曲事實，傳達片面信息，誤導了公眾視聽。她所提出的“自由國家”中也存在“每一個已知的、確認的事實都可能遭到篡改”的觀點，就是通過美國、法國、梵蒂岡的一些具體行為的事實作為證據來加以證明的。當然，這個問題到現在人們是看得更加透徹了。比如美國國務卿鮑威爾翹着蘭花指舉起的那隻作為侵犯伊拉克的化學武器“證據”的小瓶，然後美國就“理直氣壯”地對伊拉克開打。至於美國大兵在伊拉克佔領至今，仍未找到所謂“化學武器”的證據，則不再是這些政客們所關心的了。政治思維中事實和證據的地位，這時候甚至比叫花子還不如，也是令人齒冷。

在軍事學中的證據現象，可以看一下我國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所長金一南教授在思維活動中所運用的證據。他在所著《心勝》一書中，提出了一個軍事勝利不僅僅是人力與物力的算術和的觀點。為了證明這個觀點的正確性，金教授從一個著名的軍事理論專家的角度，提出了近代以來幾次大的中外戰爭的戰爭力量對比和戰爭結果來加以證明。一是清朝統治時期的幾次對外戰爭。1894年的中日甲午戰爭中的黃海海戰，雙方艦隻裝甲情況是：鐵甲艦我6艘、敵1艘，半鐵甲艦我0艘、敵2艘，非鐵甲艦我8艘、敵9艘。艦載火炮情況是：200毫米以上口徑我21門、敵11門，中口徑我141門、敵209門，中口徑我92門、敵50門。航速情況是：每小時我10.2節、敵11.64節。艦隻中彈情況是：各艦平均中彈我107.71發、敵11.17發。海戰結果是：我北洋艦隊整體覆滅，敵方艦隻一艘未沉。1860年英法聯軍進攻北京，共2萬5千多人長驅直入，攻進北京迫使皇帝倉皇出逃，殺人放火甚至火燒圓明園，最後與英法和趁火打劫的美俄簽訂《天津條約》、與英法俄簽訂《北京條約》、與俄國簽訂《璦琿條約》等，喪權辱國。1900年八國聯軍進攻北京，兵力不足2萬人。當時北京一帶清軍不下十幾萬人，義和團拳民有五六十萬之眾，北京卻仍然被攻陷，簽訂《辛丑條約》，賠款4億5千萬兩白銀。二是中華民國政府時期的抗日戰爭。從1936年年底世界各大國陸軍力量對比來看，中國陸軍220萬人世界第一，日本陸軍25萬人世界第八。1937年“7.7”抗日戰爭全面爆發時，中國陸軍主力步兵師裝備步槍6127支、輕機槍254挺、重機槍75挺、迫擊炮24門、步兵炮24門、野炮36門，堪稱當時的世界水平，但在抗戰初期國軍也是一潰千里。三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立國之初的抗美援朝戰爭。中國人民志願軍入朝初期與美軍軍事裝備情況比較：一個軍我坦克0輛、敵430輛；一個陸軍師我山炮12門、敵榴彈炮和加農炮432門；一個陸軍師我電台30-90部、敵1600部；一個軍我汽車45-100輛、敵7000輛；我全軍飛機0架、高炮36門、雷達0座，敵飛機1100架。戰爭結果，中國人民志願軍將已經打到鴨綠江邊並且派飛機對我國東北境內轟炸的、以美國為首的英、法、荷、意、比、土、希、印等18個國家參加的“聯合國軍”和南朝鮮軍隊，趕回了三八線以南，雙方在停戰協定上簽字。金教授所擺出的這些證據，有力地、甚至是不言自明地證明了他所提出的觀點，人力物力不是決定戰爭勝負的全部因素。

再來看看社會學。對人類羣體行為感興趣的一位法國工程師馬克希米利安-林格爾曼，為了瞭解人類羣體行為的特點，進行了一項特別的調查試驗。他讓許多人一起拉一根繩子，測量每個人所釋放出的力量。結果發現，2個人一起拉一根繩子，人均投入力量在個人力量的93%左右；而當8個人一起拉的時候，人均投入的力量就只有個人力量的49%了。由此他得出結論：團隊性的集體行為往往會使人偷懶。他的解釋是，由於團隊活動中的個人能力與團隊融合在一起，其個人效率難以看到，影響了個人的積極性和責任心。後來這種效應為人們稱為社會性懈怠效應。這位工程師所提出的這樣一個社會學領域的結論，其證據最初就是這樣一個特別的調查試驗結果。當然，這已經是一個令人信服的證據了。這個效應，與人性的一些弱點也是密切相關的，反映出了人性的一種理性：既然只用出一半力量就行，也不會引起別人的注意，何必要拼盡全力呢。可以看出，他對社會性懈怠效應的證明還是有着充分的證據的。

這裏只是列舉了經濟學、政治學、軍事學、社會學等幾個思維活動領域與證據現象的關聯，僅僅只是社會科學的極少部分。許多學科如倫理學、法學、史學、文化學、藝術學、美學、心理學、宗教學、民族學、新聞學、管理學、體育學等等，每個學科之下還有下一級、下下一級的學科劃分，比如文化學就有語言學、民俗學、考古學等等，語言學又包括文字學、語音學、語法學、外國語、民族語、古語言學、方言學等等，這裏不再一一列舉。其實，在所有的、每一個社會科學領域的活動中，都與證據密切相關。只是在不同的學科領域內，由於中國語言的豐富性，證據也有被稱之為論據、依據、憑據或是根據、真憑實據等等的，這些術語在性質和功用上與證據並無區別。因為，在人類思維領域裏，只要進行概括形成概念，只要有歸納、分析、綜合、判斷、推理等心理活動，就都必然與證據現象發生或松或緊的聯繫，都與證據息息相關。説得更重一點，沒有證據甚至就不會有一個學科的建立、發展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