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實踐的不同層面看東西方社會發展路徑_風聞

 @背山遠行  在和**@馬放南山換坦克**  的討論中説“真正的事實是，我們有五千年的歷史，已經考證清楚的有文字的歷史至少四千年（很可能更長），而西方的英語、法語、德語、西班牙語等的文字都只有最多一千五百年的歷史，而勤於實踐是自古以來我們始終具有的優勢，所以，這説明實踐的差距是巨大的，我們實踐的時間更長，發展和進步的機會更多。當然你可以提古希臘語（和現代希臘語差別不是太大）、古拉丁語甚至古埃及語，但説那些語言的文明其實早已滅絕，滅絕他們的最後侵略者就是西方自己，斷代的文明是很難接續發展的——事實上，西方取代羅馬帝國之後，歐洲立即就黑暗了至少千年以上，這是個人所共知的事實。所以，西方人的起點低，水平差，繼承能力不強，是基本事實，他們也從來不是以實踐能力見長的文明，只要認識水平大體相當——事實上，我們現在的科技水平尚不足以全面追上西方，但整體實踐能力上已經明顯超越了西方。 所以，以事實而論，我們是在實踐上比古希臘人領先的前提下反而讓他們完成認識突破的，也是在實踐上長期領先的前提下被落後的西方在科學乃至生產力上超越的。或者換句話説，我們有更豐富的實踐，但西方卻用更不豐富的實踐獲得了近代科學的全部認識，我們則徹底無緣於此。回到你的問題，該問的肯定是，我們祖先為什麼在實踐更充分的前提下反而會被對手反超很遠。這問題的答案只能在意識的能動性上去找，或者，在認識領域去找。”   這裏**@背山遠行**提出“我們祖先為什麼在實踐更充分的前提下反而會被對手反超很遠。這問題的答案只能在意識的能動性上去找，或者，在認識領域去找。”

      當然**@背山遠行  的答案是**“西方文明崛起的根本原因，根本就不是依賴什麼“恰到好處相互配合的條件的共同作用”，而是他們接受並發展了古希臘人在認識上的突破。小國間的長期頻繁戰爭很多，不只是西方才有，我們的春秋戰國和五代十國都是，但只有戰勝對手的強烈需要是遠遠不夠的，認識和思維方式依舊停留在古代水平上，是不可能在需求的驅動下完成革命性的社會變革的。　　而我們祖先，則數千年裏既不產生這種突破，也不接受外來的突破成果的傳入，直到鴉片戰爭，這是個誰也無法否認的事實。這種事實就是數千年頑固堅持錯誤的結果，錯誤的內容就是不重視與直接實踐沒有直接關聯的認識。　　　這裏説明一下，錯誤本應該被時間足夠長的實踐所糾正，不能被這樣糾正的錯誤，都是因為頑固堅持。”

       我認為他自己的答案有很大問題，我試着回答一下。

       實踐也是有不同層面的，個人層面、族羣層面、國家層面等等，更高層面的實踐認識會對低層面的實踐形成制約和影響。

       歐洲的地理條件是個巨大的蜿蜒半島，中心山脈河流加上地中海、北海和波羅的海將其切割破碎，小半島、海灣眾多，地中海的內湖性質等不論對於中世紀 莊園經濟還是小規模的海上貿易都是適於分裂割據的，所以特殊的經濟階段結合適宜的地理條件，使歐洲長期處於封建領主製為主的封建政治低級階段，難以政治統一,國家層面的實踐在羅馬帝國後幾乎陷於千年持續的戰爭中，王權林立，紛戰不斷，社會需求關注於戰爭、軍事，社會資源傾向於此，也培育了頑強的商人階層，培育出資本勢力，資本主義的助力進一步推動軍事技術發展，在利潤驅動下也拓展到社會生產的各方面，帶來了整個科技的大發展，科學理論的突破發展，是這整個持續千年的戰爭壓力下社會實踐的結果。

       古老東方大國歷史上因處於大塊同質的土地區域、生產生活中抗擊大規模季風性氣候災害的需要、治理大江大河的需要、對抗北方遊牧民族侵擾的需要等，早早就在政治上形成大一統的局面，形成封建社會最高政治形態-----中央集權的封建帝國官僚制度。以後的國家層面的社會實踐就是在王朝週期律的作用下治亂循環，總體上和平繁榮與戰爭相交替，戰爭持續時間總是被長時間和平打斷，在持續性的戰爭壓力上和西方有天壤之別。在這種社會政治發展下，中央權力壓制商業和資本，封建的小農經濟發達，社會發展中，雖然在後期在局部地區也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但是要大發展卻有很大的限制和阻礙，社會的主體固守着封建的小農經濟，私人資本自由成長的空間狹小，資本主義發展緩慢，由軍事技術帶動的科技大發展就遲遲不能出現，倒是由於大一統政治的需求，相應的種種上層建築逐漸發展構築起來。

       所以，在古代，東西方國家層面的實踐是有着巨大不同的，帶來社會各方面實踐認識發展的顯著不同，東方的實踐造就了最輝煌的農業文明，當然也帶來超越農業文明、進入新時代的惰性，西方的實踐帶來了資本主義的大發展和科技大發展。西方的經濟軍事實力超越東方後，沉重打擊了東方文明，東方社會國家層面的實踐出現新的局面，帶來從上到下各方面新的實踐和認識的發展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