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天瑜 | 明清之變何以改變中國_風聞

編者按

2023年1月12日，著名歷史學家、武漢大學人文社科資深教授馮天瑜因病辭世。馮先生長期深耕中國思想文化史領域，在建構中國文化史的認知框架、理解明清文化譜系與脈絡等方面多有創見。作為理解中國從中古形態向近代形態轉軌的關鍵歷史階段，明清時期是不能忽視的思想大時代，也是充滿爭議的一段特殊時期。在這篇2016年發表的文章中，馮先生指出，明清是古代中國社會的晚期，其時，延續幾千年的秦制弊端顯露，謀求變革的呼聲此起彼伏， 清初顧炎武稱自己所處時代“已居於不得不變之勢”。中國歷史上突破傳統格局、以工業文明—民主政治為目標的大變革，在清末民初得以展開，而明代及清代前中期，恰恰是這一大轉折的前夜，這表現在：內部，資本主義萌芽和早期啓蒙文化出現；外部，西方近代文化東來。然後彼時“萌芽”幼弱、“啓蒙”聲希，明清文化主流仍延續秦漢以來的常態，而揚棄性的文化變革在潛滋暗長，所謂“常”中寓“變”、“變”中有“常”，故明清文化宜以“襲常與新變”來概括。這一論析，對於我們今天理解明清之變乃至現代中國的治理轉型，依然具有啓發意義。我們特重發此文，緬懷馮天瑜教授，亦供讀者參考。

襲常與新變的明清文化

馮天瑜

本文原載《探索與爭鳴 》2016年第5期

非經註明，文中圖片均來自網絡

馮天瑜先生

**史學的功能，要者在展開歷史發展過程，明其變易，方能識破興廢成敗之底裏。**孟子曰：“觀水有術，必觀其瀾。” 觀史亦然，須從歷史流程（尤其是轉折處）着眼。討論明清文化，需要將其置於中國乃至世界歷史波瀾壯闊的進程中加以考究。

一

明清是秦漢以下帝制系列的末端，但這個末端並非細枝微節，而是相當龐大繁複的，與帝制雄闊的開端——秦漢遙相照應。

周秦之際發生中國製度史上的一次大更革。秦代（前221~前206年）是宗法封建分權的“周制”向宗法君主集權的“秦制”變異的節點，這種由“多”而“一”的轉折，在春秋戰國數百年間已然萌動，故王夫之《讀通鑑論》稱戰國為“古今一大變革之會”。經由這種變革，至“秦王掃六合”，一統天下，方正式確立“郡縣代封建”的君主集權政制，自此形成的定勢，籠罩中國史程達兩千年之久，人言：“歷代皆行秦政制”，即此之謂也。然而，這精要的概括只講出史蹟之半，秦以下兩千年並非單行“秦制”，或如某些昭示“仁政”的帝王及謀士宣稱的純以“周政”治天下。真實情形是：主法的“秦制”與儒家概括的“周制”互為表裏、相與交織，帝王無一不左手持儒家經典、右手揮法家利劍，漢宣帝講了實話：“漢家自有制度，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拙著《中國文化生成史》下冊第九章詳論於此，這裏不再贅述。

馮天瑜先生著作《中國文化生成史》

明（1368~1644年）清（1644~1911年）是兩千年宗法君主集權社會的晚期，周秦兩制交集的制度一如秦漢以來之慣常，不過秦制尤其眧彰，其弊端被時之有識者批評，謀求變革的呼聲此起彼伏，清初顧炎武稱自己所處時代“已居於不得不變之勢”。秦以下，有過漢晉更革、唐宋更革，但那都是在農耕文明—君主集權政治大格局內部的調整。中國歷史上突破上述格局、以工業文明—民主政治為目標的大更革，在清末民初方得以展開，而明代及清代前中期恰值這一大轉折的前夜，其國內表徵是資本主義萌芽和早期啓蒙文化出現，國際條件是西方近代文化初入中國。然“萌芽”幼弱、“啓蒙”聲希，明清文化主流延續着秦漢以降的常態，而揚棄性的文化變革在潛滋暗長，所謂“常”中寓“變”、“變”中有“常”，故明清文化宜以“襲常與新變”概括。

二

明清處於歷史發展的特別節點，略言之——

第一，自秦漢以降，歷經多個王朝興替（不算地方割據政權，列入正史的朝代有：秦、西漢、東漢、魏、西晉、東晉、宋、齊、梁、陳、東魏、西魏、北周、北齊、隋、唐、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北宋、南宋、西夏、遼、金、元、明、清），而明清是與當下最為切近的兩個王朝。此點似乎無須言説，卻因其為研討明清史不可輕忽的基點，故仍當闡明。

去古未遠的明清可稱之“近古”，其制度與文化，綜匯前代，無論從積極意義還是從消極意義言之，都為近現代中國提供了最直接的遺產。這裏且不議制度文化與形而上的觀念文化，即從可觸摸的形而下的器物文化論，唯明清保有較豐富的可供今人觀摩的實存體。以建築為例，中國曆朝宮殿無算，但秦之咸陽宮、阿房宮，漢之長樂宮、未央宮，唐之太極宮、大明宮、興慶宮，宋之艮嶽，多毀於“改朝換代”的戰火，消弭於歷史塵埃，只可通過司馬相如《上林賦》、曹植《銅雀台賦》、杜牧《阿房宮賦》一類美文，遙想當年宮闕的壯麗，留下遠望憑弔的惆悵。今人能實在見到的完整皇殿，只有明清紫禁城，那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的偉岸，彰顯帝制的威嚴；那藏品之淵富，昭示中華聲明文物的精深博大。先秦以下，京師、州縣城垣更難以數計，當下仍然屹立的南京城、西安城、荊州城、平遙城等碩果僅存者，皆明清所建。戰國以降，累代築長城數萬裏，而完整保存至今的磚築長牆只有明長城，吸引中外遊客的渤海邊山海關、金山長城、八達嶺長城、慕田峪長城、甘肅嘉裕關，在在如是。若以典籍為例，巨型類書《永樂大典》、最大辭書《康熙字典》、超級叢書《四庫全書》無不集成於明清。

在一定意義上，經由“近古”明清，方能辨識“中古”漢唐、“上古”先秦；透過“近古”明清，方能瞭然近現代的由來有自。

第二，兩朝五百餘年是中國史上連續統一時間較長的階段，只有兩漢集合的四百餘年統一時段略可與之比肩。

明代從政制、軍制、財制、文教制諸方面使掌控一統帝國的秦製得以強化，亦注意發揮周制的調適功能；清承明制，但張大了民族壓迫要素（清前期尤甚），又較充分地融匯周制與秦制，集皇權制度之大成。明清的重要歷史作用是，使秦漢以來一統國家的建構得以完備與強化，再無分權勢力尾大不掉。如果説，漢代封國、郡縣並列，唐代節度使掌握軍政，導致藩鎮割據，國家分裂不時發生（西漢吳楚七國之亂、西晉八王之亂，東晉後的五胡十六國、唐後的五代十國為劇演），而明清制度則杜絕分裂的可能，各種外力與內力皆不足以真正撼動統一大局。然而，明清使秦制極端化，專制羅網嚴密以至苛酷，障礙社會近代轉型，束縛人的自由發展。明清制度的雙重功能，為明清後時代提出維護“一統”與突破“專制”這頗相扞格的兩大使命，容易顧此失彼，中國近代化進程因以崎嶇錯綜。

第三，明朝是最後一個漢人王朝，清朝是繼元朝後第二個少數民族入主中原的大一統王朝。

傳統中國有幾個重大分野，為士眾念念於茲，其中與“君子小人之辨”相提並論的，便是“華夏夷狄之辨”。明清易代不僅是一般意義上的改朝換代，還有“華夷換位”含義，這是非同小可的一大變故，黃宗羲稱之“天崩地解”，王夫之稱作“地坼天乖”、“天崩地裂”，不僅震撼中國，在朝鮮、日本等漢字文化圈諸國也引起強烈反響。因此，清末的社會變革，不僅要實現時代性遞進（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轉化，皇權專制向憲政民主轉化），還要解決作為人口主體的漢族的民族性存續問題（太平天國與辛亥革命都曾以“反清復明”作號召，“排滿”具有最廣泛的民眾動員作用）。更重要的是，時至清中葉以降，國人在抗禦西力東侵之際達成中華民族共識，這是尤具深遠意義的新的民族主義命題。古老的“華夷之辨”又迭加近代民族理念的形成，構造了近古數百年，尤其是晚清數十年朝野競相求解的絕大題目，多少事變、多少人傑都圍繞此題運轉。這是明清史的複雜性超邁前朝的所在。

中國建立近代民族國家、形成文化認同，是在明清五百餘年的錯綜進程中得以實現的。一個眾族共生、多族互動的古老大國鑄造近代民族國家共同體，較之單一民族國家（如日本、德意志）的近代立國遠為困難。而明清兩代為此提供了豐富的經驗教訓。值得詳辨的是，清朝既有民族壓迫深重的一面（以滿人入主中原初期為甚，清末推出滿洲親貴主導的“皇族內閣”為其迴光返照），又有滿漢成功交融的一面（漢人士子在清朝發揮重要作用，康雍乾諸帝對漢文化的精深修養為其表徵），還有實現諸民族親和的一面（朝廷特設承德避暑山莊接待北方及西北諸族首領，展示了謀求民族團結的智慧），識者當全面觀照，不可偏執一端。

第四，兩朝皇權制度完備，漢、唐、宋抑制皇權的要素（如貴族權、相權等）被大為裁抑，明清攀援至君主集權制的頂峯。

明代削奪封建貴族權力（永樂以後諸封王“授土而不臨民”，王侯未獲詔旨不得進京、不得相互聯絡，禁止干預地方政務），廢除秦漢以來沿襲千餘載的丞相制度，皇帝直轄六部和行省三司，內閣成為皇帝處理政務的秘書，還受司禮監製衡，又有廠衞嚴密監控，皇權幾近極至。清承明制，明代中央集權體制基本照單全收，但保留滿蒙貴族特權，又增設軍機處，皇帝在幾名近臣輔弼下獨攬朝政。明清的皇權政治多有“不衷古制”的弊政（如明代頻繁更迭以至殺戮首輔、廷杖處罰朝官，清代以文字獄恐嚇士人，令其就範文化專制），其流弊之一是敗壞官風、挫傷民氣。現代哲人反思的“官腐民懦”“精神勝利”“看客心理”等“國民劣根性”，其近源正在明清專制政治對官民的精神戕害。

明清皇權專制達於極端，而聲討皇權專制的思潮也潛滋暗長，但皇權制度根深蒂固、皇權思想影響力勁拔，久久控扼朝野，即使清末革命洪濤掀翻帝制，而民主政治仍遭遇難產，這與明清皇權專制的強勢遺傳頗有干係。

第五，進入地主—自耕農經濟成熟期，達到農業文明的最高水平。

明清的生產力規模，早期工業國尚不能望其項背。綜合各種統計，18世紀前後的中國GDP約佔全球二至三成，其經濟體量世界第一（但大而不強），並對早期工業國的產品有相當排拒力，而絲綢、瓷器、茶葉深受海外歡迎，因此外貿一直鉅額出超。史載：18世紀中葉，中國每年出口歐洲的生絲約1萬擔，價值約140萬兩白銀；英國人斯當東著《英使謁見乾隆紀實》記述：乾隆間，每年由外國商船運到歐洲的華茶約2000萬磅，價值近400萬兩白銀。當時正值西班牙等殖民主義國家在美洲墨西哥等地開採、冶煉白銀，西方以之換取中國產品。從明萬曆開始，西班牙銀元（時稱“本洋”）流入中國，清中葉達到高峯，中國成為白銀庫存量最多的國度，德國人貢德· 弗蘭克著《白銀資本》載：1545年到1800年，從海外流入中國的白銀大約6萬噸。1/3到1/2的美洲白銀，最終輸向中國，西方因以發生“銀荒”。直至19世紀初中期，“世界工廠”英國的商品也難以打入“農業—手工業緊密結合”的中國市場，於是通過鴉片貿易使白銀從中國大量外流，又令中國人體質精神雙雙孱弱，成“東亞病夫”，以便驅使。此禍延綿百年。

明代中後期，既有資本（白銀），又有國際市場，長江三角洲、晉東南等地商品經濟繁榮，“機户出資，機工出力”的工場手工業發展，區域商品市場形成，晉商、徽商、浙商名滿天下，在經濟、文化、社會諸領域頗有建樹。然而，“農業—手工業緊密結合”的生產方式對商品經濟的抑限，專制皇權（通過皇莊、皇店，礦監、税使）對民間工商業的超經濟剝奪，使資本主義萌芽如大石鎮壓下的植物，難以健康發展，一度享譽天下的工商品牌大多成“斷尾青蜓”（晉商、徽商乃至廣東十三行中的著名的商號皆未延傳下來），絕少日本的住友（1590年開端）、三井（1673年開端）、三菱（1870年開端）、安田（1863開端）那樣持續發展數百年的工商企業。此種情形延至當代，調查顯示，今之日本有150年以上歷史的企業高達21666家，而中國僅有“六必居”、“張小泉”剪刀、“陳李濟”、“同仁堂”等為數極少的“百年老字號”（多為餐飲業、中藥店及小手工業）。

明清鼎革之際大規模戰亂的摧折，使商品經濟遭受重挫（“嘉定三屠”、“揚州十日”正發生在工商業經濟、市民文化最發達地區）。清初減免明代“三餉”、實行“攤丁入畝”，此皆善政，對復興農業經濟功不可沒，“康雍乾盛世”由此奠定物質基石，然這類“輕徭薄賦”舉措皆不逾古典範域，並無近代新機制可言，故清中“盛世”不過是舊道踱步。明史專家李詢説，明清“只有資本主義萌芽時期，而沒有資本主義確立時期”。誠哉斯言！

第六，國際環境異於往昔。

如果説漢、唐、宋面臨經濟落後、武功強勁的遊牧民族來襲，“御胡”是基本的國防任務，明代依然如此（抵禦北元和滿洲），然晚期又有攜西方早期近代文明的傳教士來訪，在中國文化池塘吹起漣漪。這是繼晉唐間南亞佛學入華之後，中國文化線與外來文化線的第二次交會。清中葉以降更有經濟先進、船堅炮利的西洋殖民者入侵，國防重心從西北“塞防”轉為東南“海防”，中國遭逢數千年未遇之強敵。晚清面臨“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已無法沿固有軌跡運行，被動捲入世界近代化滾滾洪濤之中。

明初有鄭和七下西洋（1405~1433年）的空前絕世壯舉（航海技術之高、船隊規模之大，均在此後半個多世紀的西方諸次遠航之上），展示了高級農耕文明和一統帝國的富強和對外展拓能力。然而，此一遠航雖推進了商貿發展，然主旨並不在此，昭顯帝威才是宏願所在。乏於經濟收益及社會動力的政治性遠航被時人視為勞民傷財、無益有害的弊政，在發動者永樂帝、實行者三寶太監相繼辭世後，必然人亡政息，難以為繼，不僅自棄鉅艦，連遠航檔案都加以銷燬。誠如梁任公《祖國大航海家鄭和傳》所謂：哥倫布、達· 迦馬後有無量數哥倫布、達· 迦馬，“而我則鄭和以後，竟無第二之鄭和”。加之明清兩朝相繼厲禁民間海洋航運，中國自行退出15世紀末開端、一發不可收的世界大航海潮流（也就止步於近代工商業文明的門檻之外），中國在中世紀的“先進”地位就此打上句號，等待着四百年後西洋人以槍炮和工業品擊破閉鎖的國門。

自己終止“走出去”，必然被外人“打進來”，這是明清史昭示的教訓，也是從分散趨向整體的近代世界史作出的結論。

三

文化的某些成分（如風俗習慣、行為方式、藝術形式的若干斷面），不一定有先進落後之別，如中醫與西醫、筷子與刀叉、京劇與歌劇、水墨畫與油畫，各具特色、各有優長，不必作線性比較；而物質文化（以生產力水平為主要標誌），還有制度文化及觀念文化的某些部分，在歷史行程中後浪逐前浪，存在先進落後的線性序列。以後一側面而論，明清五百年，是中國在世界文化總進程中，從先進跌入後進的歷史轉折階段。

“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陳寅恪語），宋代生產力及科技、文化水平領先世界，明至清初大體與歐西持平，清中葉以降則落入“後進”行列。這並非是清代在衰退，而是因為自戀於“天朝上國”，固步徘徊，被國人十分陌生的工業化西洋及後起的東洋日本彎道超越（鴉片戰爭中國敗局已定之際，道光皇帝還不知對手英吉利是何方神聖，是否與大清接壤；中日甲午戰爭時，清方朝野對新興的日本茫然無知），陷入落後捱打困境。

近代以前，國人以“聲明文物之邦”傲視羣倫，很少作文明水平的國際比較，我們只得從外國人的評華言論中略見大貌——

元初入華的意大利人馬可波羅對大都、杭州充滿景仰，對“契丹”（實為中國）文明的先進性多有佳評；明末清初來華西人利瑪竇、艾儒略、湯若望、白晉、張誠等留下多種對中國的觀察記錄，褒貶雜陳，卻未見從總體上指中國“落後”的言論。

18世紀的西歐，推崇中國文明（伏爾泰、魁奈等）、貶抑中國文明（亞當· 斯密、孟德斯鳩等）並存，然推崇佔主導。18世紀末葉以降，隨着英國工業革命的成效以加速度顯現，中西文明水平差距急劇拉大，發現中國落後的西人，由鳳毛麟角變得如過江之鯽。乾隆五十八年八月（1793年9月）為乾隆帝祝壽的英國使臣馬戛爾尼，窺破貌似強大的“中華帝國”的虛弱本質，將清朝稱之“泥足巨人”。這是外人關於中國已入頹勢的較早評述。

19世紀入華西洋傳教士、商人、軍人、外交官、學者的中國見聞錄，更充滿指中國“落後”的記錄（林樂知、李提摩太、戈登、赫德等人的評華言論有許多尖鋭批評）。同為後進國的日本於江户幕府末期，在鎖國兩百年後，首次派官船“千歲丸”造訪中國上海，隨船日本武士原先多對文化母邦中國懷有敬畏，但他們目睹的清朝，一片破落景象，官腐民弱，日本武士的中國觀遂由崇仰轉為鄙夷，甚至萌生“率一萬騎，掃平中國”的狂念。須知，那時的日本尚處半殖民地弱勢狀態。

至於中國人，在門户開放後也開始注意中外比較，發現自身的落後，如馮桂芬《校邠廬抗議》有六“不如夷”之論（“人無棄材不如夷，地無遺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實必符不如夷”，“船堅炮利不如夷，有進無退不如夷”）。而承認落後，正是奮起直追的開端，“始則師而法之，繼則比而齊之，終則駕而上之。自強之道，實在乎是”。王韜更一反僅僅把西力東漸視作災禍的觀點，認為這同時也是中國進步的契機，他1864年所撰《代上蘇撫李宮保書》指出：“合地球東西南朔九萬里之遙，胥聚於我一中國之中，此古今之創事，天地之變局，所謂不世出之機也。”

自孫中山以來，覺醒、有擔當的中國人高喚“振興中華”，便是要抓住這“不世出之機”，從近二百年頹勢中超拔出來，追向世界文明的先進行列。

四

以上概述明清所處的歷史方位，由此派生的明清文化因以呈現“集古”—“萌新”的雙重屬性。

其一，明清是中國古典文化的總彙期。

典籍整理、文化集成工作自明而清，以空前浩大的規模展開，類書《永樂大典》、《古今圖書集成》，辭書《康熙字典》，叢書《四庫全書》均為中國乃至世界相關典籍之最。

訂正、考釋古典的考據學始於明中葉（楊慎等為代表），清中葉更為學術主流，代表學者有以惠棟為首的“吳派”（沈彤、江聲、餘蕭客、江藩、王鳴盛等）；以戴震為首的“皖派”（段玉裁、程瑤田、金榜、孔廣森和王念孫、王引之父子等）；阮元代表的“揚州學派”（任大椿、焦循、汪中等）。乾嘉考據學對古代典籍作系統整理、對傳統文化作全面總結，使得數千年來各個學科、各個領域的專門之學得到發掘、彰顯和條理化。其研究對象重在古籍、古史、古器物，治學態度如“老吏斷獄”，“實事求是”、“無徵不信”，其理性態度、實證方法，與近代科學並無二致，對中國乃至日本的近現代學術影響深巨。

明清集傳統科學技藝之大成，藥物學鉅著李時珍的《本草綱目》，農學總成且汲納西學的徐光啓《農政全書》，手工業技藝百科全書宋應星的《天工開物》，地學傑構徐宏祖的《徐霞客遊記》，造園絕世經典計成的《園冶》，沿襲兩百餘年的雷氏建築術（僅國家圖書館就珍藏“樣式雷”兩萬多張建築圖樣），等等，均達到前工業時代的最高科技水平，即使今日觀之，也頗有發明、發現方面的啓示。

其二，程朱理學主導精神世界，繼之心學崛起，又復歸於程朱，構成明清形上學的圓圈，晚清新學勃興方突破此一圓圈。

自晉唐以降，佛教與道教在信仰世界的影響力愈益增強，儒學退守，至宋明，儒者在消化吸收佛道思辨成就的基礎上，展開類似晚周孟子“闢楊墨”的“闢佛老”努力，一種思辨化的、以倫理為核心的新儒學——理學在宋代興起，提供克服信仰危機和道德危機的精神武器。中經元代，至明清，朝廷推尊理學，將二程朱熹論證的“綱常”“天理”規定為倫理、政治指針，《四書》朱注成了科舉考試範本。富含理性和民本精神的儒學，因為官方片面伸張、強力推行而趨於僵化，衍為一種御用的“制度化儒學”，禮教漸趨嚴密地桎梏公私精神生活，與亞里斯多德學説在歐洲中世紀教條化的情形頗相類似。而明中葉崛起的陽明心學，強調個體心性修為，倡導“致良知”“知行合一”，有思想解放意藴在。由陽明學衍生的泰州學派反映市民階層突破禮教樊籠的訴求。

與心學在明末走向空疏相抗衡，眼光投向社會實際的經世實學也有發展（自明末至清末多種“經世文編”的修纂顯示此學的昌盛），架設通向近代新學的橋樑。

極端的專制皇權激發明清之際“非君論”湧動，在市民文化及黨社文化中產生出繼承並超越先秦“民貴君輕”説的“新民本主義”，不僅譴責個別暴君、昏君，其批判鋒芒普遍地指向“今之君”，即秦漢以降皇權專制制度下的全體帝王（黃宗羲《明夷待訪錄》、唐甄《潛書》為代表作）。拙著《解構“專制”——明末清初“新民本”思想研究》有詳論，此不贅述。明清之際，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唐甄代表的早期啓蒙思潮別開生面，但在皇權高壓下，此種思潮只能暗流潛行（“待訪錄”“潛書”兩書名傳神地表達了此種窘態），且在清中葉沉寂百餘年，嘉道間的龔自珍、魏源重振其説，成為近代民主思想的前導。而近代新學萌動之際，頗多對“晚明遺獻”的藉助，這正是一種“以復古求解放”的歷史辯證法之顯例。

其三，伴隨城市經濟發展，市民文學蓬勃興起。

俗謂：中古至近古文學主潮經歷了“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説”幾階段。小説確乎是近古最具特色的文學樣式。明清小説從“魏晉志怪志人—唐代傳奇—宋元話本”一路走來，漸成洋洋大觀。傳奇、話本都是短篇，明清短篇精進不已（明末“三言二拍”，清代《聊齋志異》皆短篇集合），更湧現長篇鉅製，講史小説《三國演義》，英雄小説《水滸傳》，神魔小説《西遊記》，世情小説《金瓶梅》、《紅樓夢》成為古典文學新的楷範。

明清出現將小説、戲曲提升到與詩文並列地位的議論，甚至認為其教化功能可與經書相比配。明人李贄稱《水滸傳》和《西廂記》“皆古今至文”，公安三袁服膺其説；清人金聖嘆稱：“天下之文章，無有出《水滸》右者；天下之格物君子，無有出施耐庵先生右者。”明清小説在思想及手法上一創全新格局的是《紅樓夢》。

小説、戲曲繁榮，文學走出象牙塔，活躍於市井勾欄，為雅士俗眾共賞。加上童蒙讀物流行，中國傳統文化的普及，以明清為最。

其四，“西學東漸”、“東學西漸”雙向互動。

明末清初，西歐耶穌會士東來，與徐光啓、李之藻、王徵等中國士人協同譯介西方文化成就（《幾何原本》、《同文算指》、《坤輿萬國全圖》、《遠西奇器圖説》等），清代順康兩朝，皇室愛好西學。與此同時，數以百計的來華耶穌會士又向西方譯介中國經典及社情，此為歐洲啓蒙運動的一種精神借鑑。西學東漸、中學西漸乃17、18世紀中西文化史上的盛事。由於清廷和羅馬教廷兩方面的原因，這種東西文化互動在清代雍正、乾隆前後中斷百餘年。清末以降，伴隨西力東侵，馬禮遜、丁韙良、傅蘭雅等歐美新教傳教士來華，在宗教殖民的同時傳播西方近代文化，李善蘭、徐壽、華蘅芳等中國士人有輔譯之功。嚴復等啓蒙思想家躬親西學譯述，使“西學東漸”在更高層面和更廣範圍得以展開，進化論、民約論、民權論、自治論、民族國家論及科學技術傳入中國，激起波瀾，學堂、報紙、圖書館等近代文化設施雨後春筍般湧現，新文學藝術、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得以專科發展，知識分子取代士大夫成為文化人主體。王國維把“西洋之思想”比擬為“第二之佛教”，並預期對中國學術文化作出創造性貢獻的，必是中西之學的“會通”者、“化合”者。王國維斷言：“異日發明光大我國之學術者，必在兼通世界學術之人，而不在一孔之陋儒，固可決也。”梁啓超更寄望中西文化“結婚”，以產出健美的“寧馨兒”，以強吾宗。

新學取代舊學似成一不可逆轉之勢，然被統稱“舊學”的傳統文化自有其深巨潛力和廣遠影響力，在近現代文化進程中發揮無可替代的、或顯或隱的作用，故“且居今日之世，講今日之學，未有西學不興而中學能興者，亦未有中學不興而西學能興者”。中西文化激盪（既相沖突又相融匯）構成清末民初的重要景觀，戊戌變法前後展開的中西古今的體用之辯，透露中西會通的廣度、深度及難度（此辯在學理層面、社會實踐層面一直延伸到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