證據學者面對耍賴者和醉漢——人類日常生活中證據的故事（2）_風聞

何家弘是我國知名的證據法學學者、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證據學研究所所長，代表作《短缺證據與模糊事實》。筆者在拜讀他主編的《證據調查》一書時，在他撰寫的“前言”中看到過一個故事，覺得很有意思，也能説明日常生活中的證據與我們是如影隨形的。這裏完整抄錄如下，與大家共享：

“1994年5月的一個週末，筆者開車攜家人去北京郊區。回來路過某縣城南邊的一個十字路口時，前面的車輛停止前進，我便依次停在一輛卡車後面。突然，這輛卡車向後倒來，我急忙按喇叭，但是該車直到其車廂后角頂碎我那汽車的擋風玻璃之後才停住。下車後，我和妻子都很氣憤，不住地指責那位卡車司機。那個司機十分驚慌，連聲説自己是新司機，本想掛前進檔卻掛上了倒退檔，並表示願意賠償損失。他問我是‘公了’還是‘私了’。我第一次經歷這種事情，當然要‘公了’。當時周圍沒有警察，我們只好等待。由於那卡車的車廂壓在我那汽車的機器蓋子上，圍觀者中便有人‘好心地’建議我找人先把卡車車廂抬起並將我的汽車推出來。我當時心亂如麻，並未細想，只是覺得應等警察來了再説。在等待期間，那個卡車司機在其同車人的‘指點’下忽然改變了説法，不承認他掛上了倒檔。這時，不知從何處鑽出一個醉熏熏的男子，大聲説他‘親眼看見是後邊的小轎車撞上了前面停着的卡車’！我開始冷靜了下來，並想到了‘證據’。雖然旁邊圍觀和議論的人不少，但我不知道是否有人願意為我‘作證’。經過一番觀察，我發現一位老先生很有正義感，便請他一會向警察講述事情經過。他猶豫片刻，終於同意了。然後，我又利用自己掌握的物證技術知識，仔細研究了現場上的撞車痕跡。我們等了近一個小時警察才來到現場。由於我已經準備了證據，所以那卡車司機雖企圖抵賴，但警察還是對事故原因做出了正確的裁斷。事後我想，倘若我當時移動了車輛又沒有找到證人，那麼在警察到來之後我這事兒恐怕也就‘説不清楚’了。”

應當説，這樣的事情如果發生在現在，當事雙方都會立即用隨身攜帶的手機進行全角度的拍照和錄像，安裝了行車記錄儀的汽車也會自動錄下整個事故過程，拿出可靠證據以明確相關責任是十分便利和確定的事。而且，較小的事故還可以雙方自己取證後到相關部門“快處快賠”，不必等着警察到現場。但是，在手機還沒有廣泛流行、鮮有汽車加裝行車記錄儀的時期，人們常常不會隨身攜帶攝像、照相、錄音等設備，更沒有隨車行動的自動記錄設備。在遇到突發事件時，要能及時有效地對事實進行記錄和固定是很困難的。何先生的冷靜和“想到了‘證據’”，並採取了一系列相應的措施，是他的專業素養幫助了他，使他在經歷了無奈和無助之後，仍使趕到現場的警察得以作出正確的事故責任判斷。看來，證據這東西就是你不去找它，它也可能會來找你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