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年來首次人口負增長，光靠發錢能扭轉嗎？_風聞

前幾天，國家統計局的最新人口數據出來，把所有人都嚇了一跳。

中國人口近61年來首次出現負增長，人口自然增長率已連續下降6年。

人口總量的轉折點通常被認為是意義重大的里程碑事件，對一個國家未來的命運和走勢影響重大，尤其在目睹日韓、歐洲的少子化趨勢後，如何提升生育率顯得更加刻不容緩。

這件事引發廣大網友熱議，企業家羣體也忍不住出來説幾句。娃哈哈集團董事長宗慶後前兩天就在一檔節目中表示，希望年輕人早生孩子，為提高國家生育率做點貢獻。言下之意溢於言表。

而在最近，深圳就生育問題又有大動作。

2023年1月11日，深圳市衞健委就《深圳市育兒補貼管理辦法》公開徵求意見，其中提到將為生孩民眾提供補貼。初步擬定的是，生育第一個子女的，辦理出生入户後發放一次性生育補貼3000元，另外每年發放1500元育兒補貼，直至該子女滿三週歲。

具體措施如下：

生育第一個孩子：補貼7500元

 生育第二個孩子：補貼11000元

 生育第三個孩子：補貼19000元

對生育一個子女的現金補貼，深圳是首個試行的一線城市，按理説這是對人口負增長的對症下藥，但輿論方面的分歧卻很大。

有人認為深圳的試點總算是打開個口子，能讓想生孩的人減輕一定的壓力，及時扭轉人口頹勢。但更多人覺得願意生的根本不差這1萬9，不願意生的不是這1萬9能解決的，總體來看很難起到效果。

雙方各執己見，爭論不休。

那發錢生孩子，到底是有沒有用呢？關於這件事，由於中國各地區之間的經濟發展不同，需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拋開劑量談療效，都是耍流氓。

回溯我國最早發起生育補貼的地方，其實並不是城市，而是農村。

早在2017年3月，廣東廉江營仔鎮包墩行政村黃竹根（以下統稱“黃竹根村”）就發佈了全國第一個實施生育補貼，只要有村民生了一個孩子，便一次性發放3萬現金補貼。

補貼之前，黃竹根村每年的新生兒不到20名，但第一輪生育補貼實施期間，2017年3月至2019年10月，村裏共迎來了100名新生兒。同比增長約30%。

2021年6月，“三胎時代”來臨，村莊裏的第二次生育補貼也開始醖釀。

2021年9月，第二輪生育補貼實施，補貼總金額從3萬元提升至9萬元。截至2022年1月初，4個月左右，村裏又已有12名新生兒出生。

從結果來看，黃竹根村的生育補貼很奏效。

不過特殊之處在於，他們的補貼並非來自於政府，而是村裏面的富翁。

提供這份錢的“金主”名叫林祥，上世紀60年代出生於黃竹根村，成年後去往海外發展，得知家鄉的族人正面臨生育難題後，自發捐出了數百萬用於刺激生育。

但假如把這一套推廣到全國各地，可能難度就不小了。主要問題在於，不確定是否所有地方都有人願意拿出這樣一筆鉅款來扶持家鄉。

黃竹根村的成功，不具有可複製性。

但這件事並非完全沒有參考價值，至少成功驗證了一件事，用發錢來刺激生娃這條路，只要金額得當，是可行的，是走得通的。

很快，就有城市選擇跟進。

2021年7月，四川省攀枝花宣佈生二胎三胎，每月每個娃發500元，發到3歲，也就是一年6000元，三年1.8萬元。

最開始很多人並不看好這項舉措，認為攀枝花作為一個地級市，補貼金額卻只有黃竹根村的一半，很難產生實際效益。

不過結果顯示，老百姓還是願意生。

2022年10月31日，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副市長唐忠柱受訪時表示，截至當月，全市已兑現2021年度符合條件的650名新生兒育兒補貼金95萬元，648户家庭享受到了政策帶來的紅利，預計今年享受育兒補貼金的家庭將超過2000户，兑現育兒補貼金大概1000萬元。政策實施一年來，全市出生人口數量較政策實施前一年增長了1.62％，其中，能夠直接體現政策實施效果的二孩出生增長了5.58％；三孩出生增長了168.40％。

對於攀枝花這類近年來人口持續減少的三四線收縮城市來説，這樣的增速實屬“活久見”。

之所以補貼仍然奏效，要得益於當地的低養育成本。

按照2020年的數據，攀枝花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44209元、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19938元計算，6000元的補貼金額將佔到居民收入13.6%和30.1%。

500塊在一線城市可能買不起奶粉，但是在攀枝花能買兩罐200多一罐的嬰兒奶粉。

另外攀枝花的物價也不高。 

當地一份中量的羊肉米線15塊，雜醬米線也就12塊，78塊一盆的翹腳牛肉能夠一家吃。

所以500元藥量雖然小，但足夠“治病”，坐擁低生活成本和低養育成本的攀枝花人民依舊能夠開開心心開啓造人計劃。

有了攀枝花的成功，很多城市覺着心裏有底，也相繼開始摸着石頭過河。

黑龍江哈爾濱、雲南省、湖南長沙、湖北黃岡等地均出台生育補貼政策，有的地方生娃加產假，有的還送房子，還有的乾脆直接把一次性生育補貼範圍擴大至一孩，一副要捲起來的姿勢。

最終的刺激效果也都不錯，各地生育率均有0.8-1.7％的增長。

事實證明，只要錢給到位，中小城市農村“拿錢辦事”，馬上給你生爆。

那既然效果那麼好，類似的政策放到深圳，大家怎麼就變得悲觀了呢？

原因恰好和前面的相反，一線城市的“毒性”太強，不下猛藥救不活。

作為更早陷入生育陷阱的日本，在這方面替我們已經趟過路了。

早在上世紀90年代，他們就開始鼓勵生育，尤其以東京、大阪和名古屋都市圈的補貼最為優厚，在提供育兒津貼、鼓勵爸爸休育兒假、縮短勞動時間、提供平價托育服務等方面，都比其他地方好出不少。

但奇怪的是，這些地區的生育率非但沒有做出表率，反而拖了後腿。

根據統計，東京、大阪、目前生育率平均只有1.08，大幅低於日本全國1.3的平均生育率，在日本47個都道府縣中墊底。

韓國也面臨相同的問題，

從2006年開始，韓國政府陸續頒佈了100多項生育獎勵措施。當前韓國生育兩個孩子的家庭，直接獲得的經濟補助約為2280萬韓元（約合人民幣13.5萬元）。讓韓國的總生育率勉強維持在1.05左右。但首爾、釜山這樣的大城市卻始終在下降，平均出生率更是隻有0.84。

人均收入越高的城市，生育率反而越難拉動。

造成這種局面，罪魁禍首還是居高不下的生育和養育成本。

2022年9月，日本厚生勞動省也做了一個各地區醫療機關出生費用的調查，結果顯示各地生育所需的費用相差很大，平均所需費用最高的是東京都55萬3000日元（約27000元），最便宜的地區是佐賀縣，僅需35萬2000日元（約17000元）。兩地之間相差了20萬日元（約10000元）。

而且日本全國平均生育費用為45萬2000日元，也超過了政府補助的42萬日元。

所以對於生活在28個地區的人來説，政府給的補助金根本不夠。

在首爾、東京這類超大型城市，養孩成本也是最高的，因為這些城市的競爭更激烈，人口受教育程度更高，因此也就更願意花心血去培養一個孩子。

2022年7月26日，韓國保健社會研究院曾公佈過一項名為《2021年家庭和生育調查》的報告，結果顯示居住地越靠近城市，子女養育費用支出就越多。家長學歷研究生以上的，子女養育費每人每月131.2萬韓元，大學以上53.4萬韓元，高中畢業35.3萬韓元。

2023年1月5日，朝日新聞發佈過一則標題為《年收入2000萬日元，卻勉強養孩子》的新聞，講的一對30多歲的夫婦，年收入加起來有2000萬。主人公認為自己賺的錢挺多，可花到生活和四個孩子上後，生活離舒適還差很遠。

北上廣深的情況雖然和東京、首爾不完全一樣，但考慮到國內“雞娃”的環境和“六個錢包買房”的傳統，養育成本應該只增不減。

根據《中國生育成本報告2022版》數據，我國家庭0-17歲孩子的養育成本平均為48.5萬元，城鎮家庭約為63萬元；農村家庭約為30萬元。報告中，養育費用最高的是上海，高達103萬元，上海也是國內生育率最低的大城市；養育成本排在第二的是北京，96萬元。相反，西藏養育成本不足30萬，廣西、雲南、貴州等地養育成本均為30餘萬，也都是人口出生率比較高的地方。

橫向比較中國人的養育成本也是非常高的，養育成本和人均GDP的比值，我們達到了6.9倍，在全球主要國家中，只比韓國低一點，而美國、日本等主要發達國家普遍在5倍以下，澳大利亞更是低至3倍。

所以大城市的年輕人不是不想生孩子，而是補貼所減輕的幅度對整體而言如九牛一毛，就像買蘭博基尼給的那張50元優惠券一樣微不足道。

同樣面對上萬元的補貼，攀枝花是一年的生活費，北上廣可能一節早教課就沒了。城市不同，年輕人的心情自然也不同。

不過想破局的方法也很簡單，簡單到可以用一句話來總結：加錢，加錢，還是**的加錢。

里昂證券每週時訊《Greed & Fear》曾指出，東京出生率提升最多的城區是港區（Minato Ward），在那裏，每對父母每生育一個小孩就能夠一次性獲得高達180000日元（約合11088元人民幣）的現金津貼，位居全市最高。

該區還實行了一種“槓桿式的刺激生育政策”：每對父母在生育第一個孩子時能夠獲得100000日元（約合6160人民幣），但在生育第四個孩子時能夠獲得100萬日元（約合61600人民幣）。在2014年至2015年間，該市的生育率從1.66上升至1.80。

其實從我國的歷史中也能找到類似成功的案例。

當年越王勾踐為了刺激生育，進行過大力度的“補貼”，規定生一個孩子賞賜賞賜兩壺酒，一隻豬。

按照兩個時代的生產力來算，發一頭豬，相當於現在送一輛車。

結果僅用了10年，越國就人口大增。

所以想要大城市的年輕人生孩子，恐怕我們要拿出下血本的力度，才能得到理想的效果。

當然，發錢這個事聽起來簡單粗暴，但實際操作起來也是門技術活，畢竟財政支出並不是無限的，還有許多民生領域也亟需用錢。

對比下來，能看到鼓勵大城市中產生一個孩子的成本，足夠鼓勵三四線城市和鄉鎮生六七個了，顯然是把錢發給後者更划算和有效率。

但前面我們説過，由於地方經濟壓力大，真要他們花真金白銀來促進生育，需要有足夠的動力來支撐。

對小城市來説，假如真的花費了大力氣刺激生娃，但等到這些新生兒長大成人後，因為在本地難以找到合適的工作，又跑到了大城市去生活和定居，顯然就相當於做了一單賠本“買賣”，栽了二十年樹，陰涼都給別人了。

所以將生育補貼納入中央財政，實現普惠式的生育補貼，通過轉移支付來解決小地方的財政問題，保證全國出錢全國受益，是一件亟需推進的事。

2022年3月，全國政協委員謝文敏在兩會期間第一次提出了將生育成本全面納入社保的建議。

如今，相信隨着生育問題被越來越重視，我們能很快看到這項措施的落實和執行。

過去我們談論生育問題，想到的只是生育和婚姻成本。但到了如今這樣一個節點，還有就業問題、消費問題、住房問題，和地方與中央財富分配問題，同樣需要去關注和解決。

假如再用過去的單一視角來，説年輕人不生就是不負責，貪圖享受，顯然就有失偏頗和以偏概全了。

年輕人可以選擇不生，但還是要為他們提供有質量的生活保障，這樣他們才能擁有足夠的精神底氣，和放鬆愉悦的心理狀態，去進行下一步的人生選擇。

正如一位已逝的日本前首相所説的：“生不生孩子是年輕人自己的選擇，也應該交給他們本人來選擇，但我們要做的就是為想生孩子的人，創造良好的社會環境。”

給錢生娃這條路沒毛病，問題是如何通過發錢來營造一個更好的生育環境，是更值得我們去思考和研究的話題。

參考資料：

《中國生育成本報告2022版》梁建章

《1.8萬/胎生育補貼，一座收縮城市的“自救”》城市進化論

《陝西寧陝生育一孩補助2000元，四川攀枝花三孩出生增長168.4%》第一財經

《日本出狠招：只要搬離東京，每個孩子獎百萬日元》常嘉帥

《零增長時代：城市人口布局，有何特點？》財經雜誌

《這地方，生個娃就獎9萬》南風窗

《搬出東京日本獎勵百萬，5年內回來得退錢》Vista氫商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