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話，談中國人口增長_風聞

關於人口問題想談一下個人的看法，只是為人們提供一些在此問題上的借鑑參考，如有錯誤和不正之處歡迎批評指正。

發達國家的人口問題

美國    據有關資料顯示，美國的人口增長情況複雜，本土人口淨增長2022年24萬，上百萬國際移民流入美國成為人口增長的主要來源，其中以美洲移民為主。“美國正面臨其從未正面解決過的難題——人口問題。”

歐洲    (信息來源：網絡)歐洲在二戰後曾有一段生育高峯期，但隨後人口出生率開始下降。許多年輕夫婦都抱怨，撫養孩子費用太高，不敢多生。也有大量育齡婦女因追求事業發展等原因推遲生育，或者乾脆不生孩子。統計數據表明，在德國受過高等教育的婦女中，３９％不想要小孩；而受教育水平較低者中，也有２５％不願要後代。２００３年統計數據顯示，德國每名婦女平均生育１．３４個孩子，而要保持人口結構平衡，需要每名婦女生育２．１個孩子才行。歐洲委員會今年４月７日公佈一份研究報告預測，到２０５０年，歐洲人口與１９９５年相比，可能會減少１３％到２２％。不孕症是歐洲人口下降的主要原因。英國設菲爾德大學研究生殖學的教授比爾·萊傑最近指出，受婦女晚育、性傳播疾病發病率上升、兒童肥胖人數增加和男性生殖能力下降等因素的綜合影響，歐洲夫婦面臨非常嚴重的生殖問題（實質是非常大的比例上出現了嚴重的倫理道德淪喪問題），不育夫婦人數１０年內將翻一番。

日本    日本人口自2011年開始至2022年連續11年負增長，歷屆日本政府一直受該問題困擾幾乎陷入無計可施的地步。據日經亞洲新聞報道，2022年日本總人口又減少了53.8萬人。

存在和質疑

通過去了解世界人口增長的分佈情況，人們發現世界上人口增長緩慢或出現人口負增長問題絕大多數集中在發達國家和地區。由此，人們不竟得出一個“標準答案”：隨着社會發展到某種程度，人口負增長是其必然結果。這就要問了：是什麼樣的社會，發展到什麼樣的程度就有此必然的結果呢？是不是可以這樣去理解，當中國工業化以後，城市化進入某種程度的現代化，人口就必然負增長呢？我們是不是要進一步去探究“發達”“城市化”“現代化”的定義，以及這樣的定義是否存在反人類繁殖的文化基因呢？答案是肯定的。

一個思考方向的提出

我們同時也注意到落後地區或發展中國家的人口為什麼普遍呈現正增長勢頭？一個前提是，如果落後地區的人口不被發達地區所吸引，往往這些地區的人口將受到地理資源條件，科技發展水平的約束而穩定在一定的水平狀態。超出均衡水平過多的人口增加在歷史上將導致生存資源的不公平分配從而激發戰爭和衝突的發生，人口增長和人口穩定進入下一個歷史循環階段。中國的朝代更迭或將基於此種緣故。

落後地區和發展中國家的人口增長的內因在哪裏？這裏頭可以肯定存在我們沒有發現的有利於人類繁殖的因素。回顧中國解放戰爭以後，尤其是70、80年代的那段時間，中國城市人口增長旺盛，户籍制極大的限制農村人口向城市轉移。而城市人口婚姻率高，離婚概率低，出生率奇高，以至於政府不得不出台計劃生育政策。這裏頭和平生存環境、傳統文化傳承起了極大的推進作用以外，還有一個主要卻又容易被人們忽視的原因，它就是生存與繁殖的緊密性問題。農村的生存和繁殖環境是建立在生存物資的獲取與繁殖環境的時間和空間隨時轉換。人們可以一邊勞動來維持生命的延續，一邊又可以隨時去解決育兒、養老的生活瑣碎。在城市，無論是企業還是機關、事業單位，居住和工作場地無限接近，子弟育兒園、子弟學校、生活服務部、老年俱樂部等配套設施形成眾多局域化的小型社會，維持着某種程度的內循環。這些設施和政策環境的完善極大的解決了城市居民養兒育女、養老送終等重大的生活問題。

現代化、城市化是何種意義之上的發達化。我們將時間拉回到宋朝，北宋京城汴梁也就是今天的開封市，那時候一片繁華，外邦來朝，“越來越多的人口都從世界各個地方湧入京城中。到北宋後期，汴梁的人口密度大概是平均13000人/平方公里”，並不比現在差多少，人口也沒有出現負增長的弔詭。按照今天的理論來分析當時地理資源條件、科技發展水平，這不符合“邏輯”。正因為不符合“邏輯”，隨着人口的進一步增長，財富分配的不公平才導致社會動亂，朝代更迭發生。

“現代化”、“城市化”這兩個名詞裏邊絕大多數定義的內涵是美國和歐洲灌入進去的。“現代化”、“城市化”其實質是社會資本化的果，資本瘋狂的逐利性運營，要求儘可能壓縮資源-加工-消費這一循環在時間和空間上的距離，以利於資金週轉的效率。人是完成這一循環的動力，為了這個循環能持續下去，不得已通過工資的方式去維持生命的存在。在此之外，老人和小孩並非重要的參與方，尤其老人是拖累資本運營的一方，可以通過某種生物製劑的方式去減小壓力。因此，當勞動者離開家庭參與社會化分工以後，家庭處於短暫的遊離狀態，資本將這些問題拋開給了社會和家庭，於是社會和家庭必然承擔更多的責任，而這些責任和問題又是通過資本的方式去解決。看似非常完美，實際上將問題轉化為生活成本就像滾雪球，支出的一方努力的維持擠牙膏狀，而收入的一方儘可能減少支出。矛盾產生了，更多的新生人口和老年化人口加劇了矛盾的尖鋭。普通人只有少生、不生來簡化整個生命週期的“麻煩”。

從上述角度來觀察人口問題，那些通過資金補貼，在特定時間開放低等級視頻播放，獎勵三胎、四胎、五胎等等政策都無異於隔靴搔癢一般可笑，事實上也收效甚微。俄羅斯在刺激人口增長方面的政策不可為不大，日本政府為刺激人口增長投入的精力不可為不多，可舊問題死死纏着他們不放。就是因為人們沒有找到問題的本質。

基於上述觀點，中國農村人口增長問題其實相對容易解決。只要合理的增加土地面積，提高單位面積產量，目的在於提高農民的收入；將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向教育、醫療和環境美化方面傾斜；將科學研究機構和大學放進農村。農民就不會像現在這樣，三畝地的收入渣渣迫使農民離開土地進入城市謀取更多收入。進入城市裏的男人寂寞難耐，偷雞摸狗；留在農村裏的女人朝思暮想，勾三搭四。把生存與繁殖的緊密鏈條生生斬斷，問題只會越來越嚴重。在美西方上演的那些個亂象，遲早將會在中國再次演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