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信仰變得更加落地、更現實，《滿江紅》是張藝謀的又一次嘗試_風聞

談一談初步記憶下的個人感想。

《滿江紅》中，張藝謀讓岳飛成為了內裏的主角。先是對岳飛的去符號化處理，落回到真實存在的相對“矮化”個體之人，而後又將這種形象擴大到了羣體範圍，重新賦予了更加紮實的“愛國”符號意義。

可以看到，張藝謀設計了豐富的手法，一切都是為了讓人物在落地的微觀層面上站住，呈現出內心訴求與性格走向的真實感，從而最終統一導向共通的民族情懷，形成結尾。

共時電影的設計，讓觀眾只能跟隨易烊千璽的視角去調查，接近並觀察每一個人物，也不能依賴任何“超人視角”的全知客觀敍事，從而早早獲得對人物的真相把握。如此一來，易烊千璽成為了觀眾的立場，是唯一確定的存在，而他身上最為堅定且明確的“愛國情懷”，也定下了本片關於“愛國與否“判斷的最終落腳點。而在他之外，所有人物都更加“渺小“，也就顯得更加“真實”。沈騰與魏翔等人出演的“小人物”角色，在面對事件波及自身的反應中，做出了種種不同於易烊千璽之“高大“的行為，在易烊千璽的眼中便呈現出了種種預測與判斷，同時構成了觀眾對他們的分析判斷，並在一次次的反轉中推翻、重建，直到最後關於“內心愛國情”的真相。

而這一切，又反過來作用到作為觀察者的易烊千璽身上，引導他的改變，並打入了同立場的觀眾的內心之中。延續到最後，擴展到多人的持續反轉，每一次都會在易烊千璽心中重建其對於其他小人物“愛國程度”的認知，一直到最後觸及“最高級壞人”的反轉，升級到究極的高潮。與此同時，作為自己轉變的表現，易烊千璽也逐步加入到了反轉之中，這説明了他與其他反轉“小人物”的趨同變化。

在電影的開頭，張藝謀就給出了作品核心的表達要素，瞬間搭建起了通向主題的表意系統。士兵們穿過一連串的衚衕和庭院，抵達了金國使者的屍體。它給出了事件的結果，而去往它的過程，則是徘徊的過道“迷霧”。而同為“迷霧”的，還有沈騰飾演的張大，其在此時表現出的“利己小人物”之表。抓鬮時的他，只顧及自己的生命，對是否由自己的狡詐而導致他人的死亡毫無概念。他目睹死刑的第一視角，成為了他此前為了保命而滑稽行事的延續，強化了他內心動機的“小”：只因怕死求生而行動。

而在另一方面，易烊千璽面對一切毫不動搖的剛硬，與他穿過衚衕“迷霧”的移動一樣，是本片人物共同穿越“表面”而走向的，關於眾小人物“愛國與否的“謎底結果”。在與沈騰的第一次接觸中，電影就展現了易烊千璽與他的不同，冷漠秉公，又帶有對沈騰的威逼利誘。這一點也延續到了隨後的各個段落中，易烊千璽被沈騰指引着，以“秉公”的狀態面對各個人物，對疑似的敵人毫不留情到直接殺死的地步，對官場氣息十足的長官也亳不諂媚。

前半段中，由於易烊千璽內心世界的表達空白，觀眾便只能站在他的“眼睛”視角上，看到其對沈騰等人的表層觀察。沈騰的利己，歌姬的怕死，張譯和岳雲鵬的濫用職權，各個配角在嚴刑拷打之下招供不迭的軟骨頭，以及熟諳官場文化與裙帶規則的“世故”，都似乎構成了與易烊千璽截然相反的“卑劣小人”形象，與其秉公無私的為國之心毫不相干。在一眾為己的小人中，只有易烊千璽的行為動機是由“為國辦案”的“公心“而驅動，為了辦案不惜一切私利。

而在另一方面，易烊千璽的內心空白，也讓他自身的“愛國”形象更多地停留在刻板的概念化狀態，不具備個體內心的支撐感。這也正是岳飛在教科書中的“符號”形象，需要在對小人物們的內心觀察與影響接受中改變。

隨着電影的發展，沈騰等人的形象反轉，對應着易烊千璽視角之下“小人物”的轉變，這也是易烊千璽本人的觀點轉變：其他人看似毫不關心國家，一切只是在他調查時的威逼之下走到案件的真相，但“為國”其實是每個人行為的固有驅動力，他們與易烊千璽是一樣的。他們相繼的死亡，看似是小人行為的被懲處，實則為了國家大義的主動犧牲。

進一步地，張藝謀還展現了易烊千璽這種“忠義”的侷限性，強調了具有更真實人性的“小人物”的“為國”的可行性。第一個表現段落，是金國禮儀官被殺的部分。始終唯唯諾諾的利己主義者沈騰，突然爆起除害，而更加“外表剛硬”的易烊千璽，反而對金國人的耀武揚威而束手無策，甚至被設計入局而成為了制度的犧牲者，為“政府“盡忠卻反受“政府”所用。與此同時，隨着對於“完全秉公“的報國侷限性的愈發認知，易烊千璽也接受着張大等人的影響，逐步有了更“人性化”的幽默互動，帶着他走向有效的“為國”之路。

這便帶來了影片中段的重要內容：易烊千璽對外觀察視角之下的接收內容變化，隨之帶來他自己的觀念變化。一方面，他看着自己為之效命的“宏觀體制”，對自己進行陷害，對其他小人物輕賤，另一方面則是小人物沈騰時而流露的純樸性情，雖然利己，但對人與國都有着亳不計算的真誠流露。在沈騰等人與張譯等官員發生交互時，易烊千璽始終站在後景中，雖然依舊冷漠，但其與沈騰的直接互動中，卻逐漸有了“冰山融化”的“接地氣“式表達。他對三個部下的態度轉變等細節，讓易烊千璽的形象轉變愈發豐富起來。

事實上，在最開始的階段，易烊千璽藏下信件，已經對他內心暗藏的“沈騰式狀態”做出了開啓，成為了冰山表情下的真實，隨之引導出逐漸表面化的“溶解”。從冷硬機械的“為國”，走向“更具小人物內心真實感”的為國，是易烊千璽通過案件真相的探查過程而逐步確立的觀念，也讓易烊千璽從觀眾眼中更加概念化的一個“愛國”符號，落回到了有血有肉，逐漸與沈騰有了動作同調的血肉之人，甚至在最後一個階段裏有了持續的反轉，讓他是否依然是“機械愛國忠君者“成為了懸疑，引導出他與組織相處，用表演實現自己愛國目的的“油滑”。

這無疑是對岳飛形象的再詮釋——比起歷史課本上那個毫無人之個體實感的“愛國概念”，真正的岳飛是更加微觀的人，他未必完全大公無私，也會有着自己的小法、算計與手段，在宏觀層面上不那麼“完美”，但也正是這樣的岳飛，才能真正踐行自己的愛國理念。

值得注意的是，張藝謀賦予背景音樂的表意功能。大部分時間裏，背景裏都伴隨着傳統戲曲和“二手玫瑰”風格音樂的伴奏，給予了畫面以充分的舞台戲劇感，沈騰等“小人物”在其中便成為了“表演者”。而到了沈騰殺使官，音樂第一次變成了煽情的“正能量”，它打破了此前的“戲劇表演感”，説明了沈騰此刻胸中熱血的真實性。而後，音樂再次回到戲曲狀態，沈騰也回到了“利己小人物”的狀態，繼續諂媚地遊走於官場中，油嘴滑舌地保命，但這一瞬間關於民族大義的真實，卻必然構成了沈騰表演之下的本質。

從類型片角度上講，這個設計引導出了影片類型化需要的懸疑要素，也讓演員們難以完全規避的搞笑氣質很自然地融入了整體表達，給予影片以喜劇元素，而不會像很多喜劇電影一樣地，似乎只是在敍述線中突然增加了一場短暫的小品，語境氛圍、表達方向，都與整體系統完全不搭配。角色的喜感，來源於他們面對被懷疑的個人危機時，出於“普通人”甚至“低於普通人”格局的性格，讓他們顯得或手足無措，或自作聰明，或世故圓滑。這都是“非易烊千璽者”理應具有的合理反應，似乎將自己的個體安危放在了第一位，節操也並非完全高尚。然而，當結局來到，這一切都成為了對張藝謀最終表達的鋪墊——即使是普通人，甚至是操行有虧的“小人”，胸中也會存在着民族情懷的火焰。不高尚，也擁有，打破對“人品道德高度“的要求，這才是真正的全民族共通的羣體性精神。

在電影裏，張藝謀特意強化了空間的移動與轉換。易烊千璽的角色始終行走在逼仄的衚衕之間，穿過一個又一個幽深的房間。這意味着，構圖裏的空間往往是狹窄的，且在頻繁的跟隨攝影與第一視角中，形成迷宮行走一般的感覺。這象徵着易烊千璽與觀眾共同面對的懸疑，既是案件的懸疑，也是參與者們的人性的懸疑——拍攝人物臉部時頻繁出現的”遮擋構圖”，讓人物的表情變得不明確，也有着同樣的作用。同時，狹窄的構圖，也壓制着身處其中的易烊千璽，正構成了對“政治體系”的象徵，讓他概念化的符號式機械“愛國”無法實現，直到他在最後一刻的熱淚朗誦，構圖方才解除了狹窄的過道，來到了寬闊的空間。

當我們經歷了不斷的反轉，不斷的懷疑他人，最後來到了真相的終點時，一切空間才終於豁然開朗。即使人各有其內心，即使人自懷“私念”，但在民族大義的面前，他們卻都是一樣的姿態：民族性大於一切的姿態，這恰恰是最真實可信的羣體姿態，是民族力量的支撐點。

可以説，本片的主角是易烊千璽，實際上也是岳飛，前者是後者的象徵。易烊千璽，以及其逐漸轉成同調的沈騰，與高官的相處，正對應着岳飛與秦檜等人的相處。而通過對宏觀組織之“國”的觀察，對“個體“小人物的接收，對於“宏觀”與“個體“愛國之表裏的感受，易烊千璽自身便完成了從“無感情的愛國機器人”到“有小人物之情的愛國踐行者”的轉變。真正的愛國方從看似正確的“宏觀組織”到表面卑劣的“個體普通人”轉變，而被宏觀組織壓制了愛國努力的易烊千璽，其作為愛國者的自身形象，也從宏觀符號變為了微觀個人——在第三部分裏，他甚至與沈騰等人一樣，開始在高官面前表演出趨炎附勢的樣子，屈伸自如，只為了實現自己的目的。

隨之，張藝謀對於“岳飛”的去概念、去符號化，以及對其“不完美之人性”擁有者的屬性強調，也隨着易烊千璽向着沈騰的轉變而完成。可以説，在開頭，易烊千璽是符號化的“愛國”，也是符號化的岳飛。而隨着影片的發展，藉由動作、言談、表情、情緒、待人接物上的同步化，易烊千璽變成了沈騰等人，而“岳飛”的象徵者也擴大到了這一個“小人物”的羣體。

這是非常微妙的表達。在“人性”層面，它讓愛國的岳飛變回了有複合式人情的真實個體。而在“數量”層面，它卻又強化了這種“小人物愛國者”的羣體性——一個又一個的“渺小個體”集合起來，方才構成真正強大的民族力量，微觀的岳飛是他們的代表，而所有“岳飛”的聚力則構成了民族不倒的成果。個體岳飛無法做到的“維護民族”之事，卻在歷史的推進洪流中，由一個個的後繼者延續了下去，得到最終的實現。

對“岳飛”的去魅，去掉愛國偶像化光環後對“小人物化真實人性上的愛國”的突出，讓岳飛不惜自我犧牲的愛國之心更具有説服力。而在另一方面，去魅後的岳飛力量弱化，其精神在諸多個體中的擴展與延續，則又讓他成為了另一種“符號”，作為“真實的愛國之人”的符號，讓個體岳飛無法做到的事情在羣體性下得以實現。這便是本片的內在表達。這顯然更接近於真實歷史裏的岳飛其人：如果只是一個不顧一切的耿直愛國者，他根本無法處理好與秦檜等權臣的關係，無法在體系裏保持地位，必要的“人性化”與“小人物化”是完全必要的。而他在歷史裏的失敗，也被“岳飛羣體”的最終成功，賦予了精神接力的積極意義。

作為“岳飛“而言，單純的概念化符號不具有信服力，因此需要完成對他的去概念化。而個體岳飛在努力失敗後的歷史作用，又需要對他進行精神上的羣體輻射，讓他以一種更具有信服力的真實形態，重新獲得對集體的符號化地位。本片由易烊千璽的轉變所完成的，便是這樣的過程。

隨之，作為電影標題的《滿江紅》，也從僅僅是一段文字的作品，變成了真情實感地書寫與朗誦的載體，而其藴含的“愛國”內核，則從停留在教材上的考點總結，變成了作者岳飛的熱血噴灑與讀者觀眾的切身感受。在結尾，易烊千璽帶着一眾士兵朗誦《滿江紅》，作為首領的他真正成為了“岳飛”，而鏡頭從他切到眾人的全景，隨後在“易烊千璽——沈騰等人——眾人”的切鏡中再一次確鑿。這讓“岳飛”擴大到了羣體範疇。“這首詞永遠不會被遺忘了”，宣示了岳飛作為真實個體的真實愛國精神的必然傳承。結尾處，易烊千璽再次手起刃落，與開頭的殺人形成呼應，但其內心已經完成了“機械效忠”到“人情驅動”的巨大轉變。

從《懸崖之上》與《狙擊手》中，我們都能看到張藝謀愈發的駕輕就熟，他逐漸可以在主旋律訴求、商業元素訴求得到滿足的基礎上，同步地實現自己的表達設計，展示自己的創作志趣。

在《懸崖之上》中，張藝謀將信仰變得更加落地，更現實。其實現手段，便是對信仰的壓迫，展現信仰在受到壓迫後的動搖。為了強化信仰所受到壓迫的極端性，張藝謀大膽地將信仰與人類的天性、本能，高度地對立了起來，讓信仰與本性實現貫穿作品的衝突對抗，用角色們藉助精神意志力而對本性的強行壓制，襯托出了他們在那個時代裏貫徹信仰的決心之大——在這個極端化的歲月，想要實現信仰，需要的不是理想化，而是非常殘酷的天性壓抑，這是比肉體痛苦更深刻的內心煎熬與靈魂犧牲。

《狙擊手》裏，以情感為切入點的思路，符合狙擊對決的特質。不同於大軍團戰鬥，狙擊的交鋒往往是高度壓抑而冰冷的，分析、判斷的思維較量更加重要，一旦出手就會分出勝負。這就帶出了狙擊戰一種複合的氣質：隨時面對死亡的激盪，以及保持冷靜思路的剋制。

因此，在這樣的對戰中，情感才可以得到兩個極端的對立和衝突，產生充分的戲劇效果，被推升到張力的頂點。情感的壓抑、爆發，以及其所引發的勝與敗，是表層裏狙擊對決的內容，也是內在的主題表達主幹。遍佈場景的冰雪環境，頻繁使用的“平穩移動的狙擊鏡第一人稱視角”，都形成了對情感壓抑狀態的側、正面表現，結合戲劇層面的內心衝擊文本，混合出了表達的效果。

可以説，在這條道路上，張藝謀已經做出了非常多的嘗試，且時常能拿出各具亮點的設計構思。而《滿江紅》，無疑是又一個典型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