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風險投資起源：叛逃、資本和人_風聞

叛逆是風險投資的起源。風險投資解放了創業者，讓他們自由地離開大公司，反抗老闆，以不同的思維創辦新公司。

1957年夏天，8名年輕的博士研究員奮起反抗，集體出走。在投資人的支持下，創立了硅谷第一家芯片製造公司——仙童半導體。

這拉開了風險投資行業的序幕，也開啓了硅谷科技造富的神話。

不過這種行為，在當時被視為是一種背叛。因為這打破了關於等級、權威和“忠誠工作幾十年，最終戴着金錶退休”的傳統職場觀念。

20世紀50年代，美國由大公司、大工會等大型組織主導，人才被束縛，資金缺乏。而今天，風險投資已經變得稀鬆平常，就像商業世界的標配。當你想創業，你可能很自然地就會想到，帶着想法，“先去找一筆融資”。

所以在《風險投資史》一書作者塞巴斯蒂安·馬拉比看來，叛逆是風險投資的起源。風險投資解放了創業者，讓他們自由地離開大公司，反抗老闆，以不同的思維創辦新公司。

這本書詳細講述了風險投資行業從誕生到發展到繁榮以及泡沫破裂的時刻。在本書的譯者序中，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副院長田軒寫道，這本書是一幅伴隨着過去60年時代之輪轉動的資本眾生相：先入局者的開拓、彷徨、衰落、新生與新生代挑戰者的創新、張狂、跌落相互交織，風險投資機構一路伴隨着汗水、苦水、淚水前進，看似信馬由繮，卻又暗藏螺旋向上的行業發展邏輯，成長、創造、癲狂、守望……

由美國西海岸誕生的風險投資也愈發完善，發展出了從天使輪、種子輪、成長輪等覆蓋多個創業階段的投資，以及不同的投資理念。投資風格也有兩個明顯的階段：初期側重於投資芯片、半導體等重資金投入的科技實體企業，比如思科等。90年代開始風險投資則轉向互聯網的高速列車上。這期間，風險投資在商業發展中發揮的作用不言而喻。

塞巴斯蒂安·馬拉比如此讚譽風險投資，“創造新的未來，發現新的產品，將初創公司打造成獨角獸。沒什麼比這更神奇。”

在中國，風險投資發展也有20餘年，經歷了互聯網時代的高速增長。當下，中國風險投資行業正處在一個轉折點：從投資商業模式轉向投資科技領域。中國的風險投資行業也在適應新的市場環境，尋求變革。在此時間節點，回顧風險投資的發展史，對於當下的創業者和投資人可能有更多啓示。

讀完本文，您將瞭解：風險投資是如何誕生的？誰是風險投資的先驅？以及風險投資在發展初期的演變。

解放有天賦的人

“八叛將”不僅建立了一個新的商業帝國，也開創了一個全新時代。肖克利團隊的8位研究員，因受不了肖“暴君式”的領導風格，決定另謀出路。即使肖克利是一個天才，同時還是諾貝爾獎獲得者。“八叛將”都很優秀，能輕鬆就找到好工作，但他們也知道，只有作為一個團隊團結在一起，才最可能有所成就。而20世紀50年代的硅谷，科技行業剛開始起步，既沒有“失敗是一種學習經驗”的概念，也沒有多少創業文化的存在。彼時，美國由大公司、大工會等大型組織所主導，而不是由勇敢的初創公司所主導。投資同樣是大公司主導。當時，最可能的資金來源是成熟企業的留存利潤。通常，當創業公司有融資需求的時候，投資經理開始漫無目的地尋找投資人，通常也找不到更多的資金及時支持創業公司發展。“八叛將”想象不到去籌集資金創辦自己的企業，因為那時幾乎沒人聽説過，有風險投資基金願意支持一羣年輕不知名的科學家創業。當時，傳統金融領域也未從1929年大蕭條中走出，更傾向於低風險項目，而非冒險。於是，團隊中一人寫信給他父親的投資顧問尋求幫助，他在信中詢問，“肖克利的研究員團隊準備離開公司，是否有金融公司願意藉助自己的社會關係，找到一個願意僱用整個團隊的僱主？”這封信意外到了阿瑟·洛克手中。洛克在兩年前剛為通用晶體管公司籌集了一筆資金，他意識到，憑藉肖克利在科學界的神聖地位，與他共事的同事一定也是行業一流的人才。“一個精英團隊和一項潛在的突破性技術的結合將會帶來明顯的商機。”洛克想。在洛克的推動及股權的誘惑下，8位研究員創立了仙童半導體。洛克承諾為他們提供100萬美元的啓動資金，不過由於沒有現成的資金用於投資，洛克在找了超30家投資人之後，才終於找到了一家願意為其投資的公司——費爾柴爾德的仙童攝影器材公司幾乎為仙童半導體提供了所有的初始資本，約140萬美元。這筆投資，由於仙童攝影器材公司的資金是以貸款而非股權投資的形式提供的，於是1959年，當仙童半導體的税後利潤達到約200萬美元之後，鑑於其高企的營業利潤率和銷量的增加，仙童攝影器材公司決定行使其期權，支付了此前商定的300萬美元，購買了仙童半導體的所有股權，而當時仙童半導體的估值可以達到1億美元。雖然“八叛將”得到了相當於他們在肖克利半導體實驗室大約30年的薪水，但仙童攝影器材公司才是最大的受益方。洛克的公司也從中賺了70萬美元的利潤。但他也意識到，是他全力促成了這筆交易，而大部分利潤卻流向了費爾柴爾德。他試圖支持這8位研究員真正掌握其研究成果的所有權，但只取得了部分勝利。他還要證明，解放資本的意義遠不止把一個團隊凝聚在一棟由成員所有的房子裏。解放資本應該釋放人才，強化激勵，打造出新的應用科學和商業文化。“人才是科技初創企業唯一的資產”

洛克的這次嘗試，推動了之後戴維斯-洛克有限合夥企業的成立。戴維斯和洛克兩人都想改變對科技企業的融資方式。戴維斯當時在克恩縣土地公司做投資業務，而公司要求在投資時避開熟悉領域之外的高風險性電子企業。洛克在他的原公司海登斯通也遭遇了另一番挑戰。海登斯通的辦事程序是首先確定一家要投資的企業，然後毫無章法地到處打電話尋找願意出資的投資人。公司幾乎沒有專門的資金池來為初創企業提供資金，投資資金非常稀缺，導致議價權掌握在投資人手中，創業者處於不利地位。新的公司成立後，他們又作了幾點改變：不再是先定下要投資的初創企業，再尋找機構投資人，而是先籌集資金，這使得尋找機構投資人不再是必要的。同時，設置基金的投資期限，從而製造一種緊迫感，使得資金使用更高效，以及讓創業公司的管理者和關鍵員工都能獲得股權激勵。戴維斯-洛克公司通過建立這種激進的股權文化，開創了一種新的利益分配方式，也預示着股權分配新秩序的建立。同時，他們也創立了一種“以人為本”的新投資風格。由於風險投資發展初期，當時的金融市場仍然是以定量數據衡量，而科技創業公司顯然沒有可以量化的財務報表，甚至是車輛、建築等實物資產。戴維斯曾表示，風險投資的核心原則可以用四個字概括：投對的人。“我相信我們這一代人的財富會來自人的頭腦。”洛克則是習慣跳過商業計劃中的財務情況預測，直接翻到後面去看創始人的簡歷。他認為，科技初創企業唯一的資產，也是投資他們的唯一可能原因，就是人才，洛克喜歡稱之為“知識賬面價值”。“如果你投資的是知識賬面價值，那你最好非常重視那些有希望將知識變現的人。”同時洛克認為，與創業者交談比過度瞭解他們想要做的事情重要得多。“當我與創業者交談時，我評估的不僅是他們的動機，還有他們的性格和品質。”20世紀60年代時，風險投資已經使戴維斯-洛克公司獲得了超20倍的投資回報。這一表現在當時輕鬆超越了沃倫·巴菲特，以及“對沖基金之父”阿爾弗雷德·温斯洛·瓊斯。由於戴維斯-洛克公司的成功，那些還沒有資產或利潤，只有人才和抱負的初創企業也可以獲得資金支持，這對風險投資行業產生了積極的影響。當時《福布斯》提出了很多讀者都想知道的問題：如何才能像阿瑟·洛克一樣成功？風險投資行業也隨之迎來了更多競爭者和模仿者。在紐約，洛克菲勒家族通過創建以戴維斯-洛克公司為模板的專用基金“文洛克創投”，正式進入風險投資行業。在標誌性的1969年，價值1.71億美元的私人資本流入風險投資行業，規模相當於50個新的戴維斯-洛克公司。即使後來風險投資行業經歷各種變化，但當2005年YC種子投資成立的時候，風險投資又迴歸了最初的意義。“阿瑟·洛克解放了那些在等級制企業中只能束手束腳的人才，而種子投資則讓年輕人在加入任何企業之前就可以解放自己。”以創業者的方式與創業者合作

20世紀70年代，更新的風險投資形式出現了。在阿瑟·洛克之後，紅杉資本唐·瓦倫丁和凱鵬華盈湯姆·珀金斯登場。他們並不像洛克那樣，只是發現優質創業者並運用有限的手段監督他們快速發展，而是會積極地塑造他們：告訴創業者應該僱用誰、如何銷售，以及如何開展他們的研究工作。同時，為確保自己的指示得到執行，新型風險投資人提出了一項創新措施：他們不組織單次大規模籌資，而是分批向創業者發放資金。瓦倫丁投資了雅達利，一家遊戲公司。其二十幾歲的創始人諾蘭·布什內爾，就像《花花公子》雜誌創刊人休·海夫納一樣管理着自己的新型科技企業——他在辦公室外面設置橡木啤酒桶當作浴缸，喜歡泡着熱水浴進行商務會議。這也嚇退了很多投資人。但瓦倫丁對此有不同看法：他不擔心與人發生衝突，只要這些創業者所做的事能帶來豐厚的利潤，瓦倫丁就會毫不猶豫地支持他們。瓦倫丁投資雅達利後，踐行了他積極行動主義投資風格：幫助其進入更大的家庭用户市場，鋪更多銷售渠道。這筆投資最終被娛樂業的華納傳媒公司收購。紅杉資本獲得了3倍回報，證明了風險投資新模式的價值。到1980年，瓦倫丁第一隻基金的年回報率達到近60%，與戴維斯-洛克公司基金的年回報率旗鼓相當，遠高於標普500指數9%的年回報率。和紅杉資本瓦倫丁一起奠定後阿瑟·洛克時代積極主義投資風格的另一人，是凱鵬華盈的湯姆·珀金斯。珀金斯曾稱，“與華爾街的那些交易員和投資人不同，我們本身就是創業者，將以創業者的方式與創業者開展合作……我們將全情投入。”在初期經歷了幾次失敗的投資嘗試後，凱鵬華盈開始轉而內部孵化初創企業。孵化了兩家成功企業，天騰電腦和基因泰克。兩家公司皆是進入門檻特別高，但一旦研發成功，將能夠獲得豐厚利潤。在天騰電腦項目上，凱鵬華盈只象徵性地投資一筆小額投資，“如果項目遭遇挫折，凱鵬華盈的基金將損失不到1%的資本。”珀金斯稱。同時，他以最低的成本為項目請來專業領域的專家顧問，提前識別項目中的“白熱化風險”。等風險被解決之後，才繼續下一輪的投資。此後，同樣的方式也被凱鵬華盈用於DNA技術公司基因泰克上。1978年，基因泰克生產的人工胰島素宣佈將投產。兩年後，基因泰克在納斯達克交易所上市。上市20分鐘內，其股票從發行價35美元漲到了89美元，基因泰克由此成為華爾街歷史上首日股價上漲最快的公司。天騰電腦和基因泰克的成功都成了“珀金斯定律”的最好例證，該定律揭示了“市場風險與技術風險成反比”的真理，如果你解決了一個真正困難的技術問題，你將面臨最小的競爭。與此同時，分階段融資的好處也越來越明顯：隨着後續風險的消除，每一輪新融資的估值都比前一輪高，因此創始人可以在放棄更少股權的同時籌集更多資金。正如阿瑟·洛克在英特爾所做的那樣，珀金斯也堅持讓基因泰克的員工，包括關鍵外包人員獲得股票期權。起初，並不是所有的科學家都關心期權或理解其意義。有人説：“我不在乎錢、股票或其他東西。”但隨着基因泰克的估值在成立後的兩年內翻了26倍，在公司內部，股權文化開始流行起來。包括門衞在內，每個人都支持公司在股權分配上做得更好。當那些富有朋克精神的科學家的股票價值超過100萬美元時，就連他們也改變了對錢的態度。鄭勝輝的思考叛逆是風險投資的起源。風險投資解放了創業者，讓他們自由地離開大公司，反抗老闆，以不同的思維創辦新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