圈外人談兩個關於八十年代國內藝術界的話題_風聞

【本文由“eagle”推薦，來自《日本的東西質量確實非常過硬啊？》評論區，標題為小編添加】

• 鄉野隱士：“無意去評論關於日本商品質量好與不好的問題，但在最近日本政客不斷髮表敵視中國的言論，瘋狂拉攏美國、歐洲國家對抗中國的關鍵時刻，樓主提出這樣的議題，出於什麼什麼動機？若你是中國人，望你自重”。

我的回覆如下：

您以前寫的文章中曾經提到自己是一名老建築設計者，當過總建築師，所以我跑題談兩個有關八十年代的話題。

在1980年《北京晚報》主辦的“新星音樂會”上，一首歌曲《軍港之夜》的歌詞遭到非議，因為歌詞中有一句“讓我們的水兵好好睡覺”。於是有人質疑：我們的士兵都睡着了，誰來站崗保衞祖國呢？這種令人哭笑不得的雞蛋裏挑骨頭，找茬上綱上線，讓當時的中國藝術界遭到了很大壓力。

當年（80年代初期）流行歌曲，以及歌曲演唱的歌手唱法，包括後來在1983年央視春晚現場李谷一是否可以演唱《鄉戀》，總導演不敢決定，還要請示當時的央視台長+在現場坐鎮的時任國家廣播電視部部長吳冷西。後來鄧麗君演唱的港台歌曲在我國大陸地區廣泛傳播，還有演唱的我國三十年代四十年代電影歌曲/流行歌曲，都是80年代初期到中期，能引起非議，軒然大波，甚至鬧到嚴查的事。

1979年北京首都機場候機樓，袁運生先生及合作者所繪製的壁畫《潑水節——生命的讚歌》在社會上的反響遭遇是個例證。因為繪製的傣族民間傳説故事情景，其中有3位女人體，社會上有人激憤之下，要求公安部門以“流氓罪”將袁運生送到秦城監獄去。也有人質疑這個傣族民間傳説故事情景畫面中“沒有拖拉機，也沒有高壓線”，“我們不能赤腳，我們有塑料鞋穿”。還有人提出：“是要一個傣族，還是要一個袁運生？”，人為地將一個藝術範疇的問題上升到民族政治的層面，扣的帽子可謂至大至重。

時代延續意味着，大家從一開始驚異、愕然、不理解慢慢開始理解、接納、欣賞，這一過程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中國人的思想，隨着改革開放的步伐，變得更為開放包容。

補充添加詳情：

1979年北京首都機場候機樓裝修階段，袁運生先生及合作者和學生助手所繪製的壁畫《潑水節——生命的讚歌》，壁畫中的傣族女性藝術造型誇張以瘦為美倒是沒什麼，但因畫中繪製了3位傣族的女人體，在社會上引起軒然大波。機場建設總指揮李瑞環到現場看後説，請小平同志看後再説，沒有給畫家壓力。之後，鄧小平、李先念等中央領導人前來參觀這幅“大尺度”的壁畫，小平同志説：“我看機場壁畫很好，應該出畫冊，要是能在城裏畫一個更好，讓老百姓都能看到”。旁邊的李先念事後也對周圍的採訪記者回應説：“我看中國有的人就是少見多怪”。

然而，由於美術家行業組織某些領導策劃，1979年年底，有人以中國美協的名義專門組織過一次現場批判會。因為畫的是傣族女子，組織批判的人從中央民族學院（中央民族大學前身）找來很多傣族學生，整整一車，拉到機場這幅畫前面，讓他們批判。袁運生被要求來到現場，他給同學們詳細介紹了他創作這幅畫的背景及寓意：這裏畫的是傣族潑水節的傳説故事，在傣族民間傳説裏，有個魔王總是欺壓百姓，後來被傣族少女殺死，人們潑水沖洗魔王留下的骯髒血跡。這幅畫表達了傣族人民追求幸福的願望，是很有詩意，很浪漫的。聽着袁運生一番富有詩意的描述，在場的傣族學生深深地融進畫面所表現的美妙意境之中，大受感染，批判自然就無從談起。一場精心策劃的批判會變成了一場藝術鑑賞會，搞得組織者進退維谷，尷尬異常。但是現場還是有人在授意之下發出疑問：“畫中沒有拖拉機，也沒有高壓線”，“我們不能赤腳，我們有塑料鞋穿”。

社會上有人激憤之下，要求公安部門以“流氓罪”將袁運生送到秦城監獄去。有人提出：“是要一個傣族，還是要一個袁運生？”，人為地將一個藝術範疇的問題上升到民族政治的層面，扣的帽子可謂至大至重。《美術》雜誌也在承受着來自社會各界的輿論壓力，此時的《美術》雜誌發起了一場關於“正確對待人體美術”的討論，並且在這一期雜誌上刊登了大量國外人體作品的美術圖片。在下一期的雜誌上刊登了很多全國來自讀者的來信，其中有一位來自昆明讀者黃振瓏的信，最能夠表達當時大多數知識分子的觀點：“海關查私也將人體相片作為目標去搜索，貴刊難道要把欣賞屁股、胸部作為現代化的目標進行下去嗎”？

後來機場方面怕非議太大，也為了平息批判者的怒氣，特意用白紗簾將人體遮住，再後來到1982年，乾脆用三合板做了一堵假牆，將其遮得嚴嚴實實。直到1990年北京亞運會前夕，因為需要向每幅壁畫塗保護液，那個三合板假牆不方便施工，於是機場相關裝修負責人徵求畫家意見後決定拆掉。只能説，到1990年的時候，國內大眾已能夠接受在公共場合出現這種繪畫題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