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皓陽| 一個呼籲：春節假期真該延長几天了_風聞

作者: 趙皓陽 來源: 大浪淘沙公眾號

　　説實在的，春節不放假，搞疲勞戰術，羣眾過不好年，心裏不痛快，幹活也使不上勁。——《人民日報》，《讓農民過個“安定年”》

　　1999年，國家頒佈了《全國年節及紀念日放假辦法》，決定將春節、五一、十一的三天休息時間與前後的雙休日拼接，形成7天長假，從當年國慶起開始執行，至今我們都在沿襲這個“調休+黃金週”的放假制度。

　　我們看1999年人均GDP，是0.72萬元，按照當時與美元的匯率是不到一千美元；2022年我們的人均GDP是8.57萬元，按照匯率算剛好一萬美元出頭。也就是説，我們在人均一千美刀的時候春節放三天假，等到了人均一萬美刀，春節還是三天假——很明顯，假期少了。

　　國家早就定了基調——“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很明顯，隨着經濟發展，假期要變多、福利要變多，這就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是非常合理的訴求。

　　主要春節看似七天的小長假，包含了雙休日和調休，滿打滿算其實休了三天。而且春節是中華民族最重要的節日，需要忙的事情太多：前期需要購置年貨、打掃衞生、貼春聯、燉豬肉、包餃子；後期需要守歲、拜年、祭祖、串親戚……這些任務並不比工作輕鬆，所以很多人過個年感覺比工作還累，七天時間根本不能好好休息。然後再一想到回去還要補上調休，就更疲憊了，“黃金週”所設想的休息、娛樂、刺激消費的作用根本無法達成。

　　長期假期制度沒有改變，其實跟我們一直不怎麼“發福利”有一個共同的根源：長久以來，我們的經濟政策、產業政策、金融政策，以及學術界、媒體界，被新自由主義荼毒太深，比全世界各主要國家都要“右”。

　　就拿發福利這件事來説，按理説疫情三年，無論是出於人道主義關懷還是刺激經濟的目的，早該給相對困難的羣體普遍發福利了，至少要支撐他們渡過封控期間沒有生計的困難時期。老讀者應該知道，這話我説了三年，然而普遍性的、大力度的福利發放還是沒見到，不能不説是一種遺憾。

　　這不是啥陰謀論，“生怕老百姓佔便宜”這種思想，在精英階層內部早就根深蒂固了，發福利是如此，放假多也是如此。甚至於，新自由主義思潮在精英中過於普遍，導致相當多普通老百姓都被PUA了，一提“發福利”就是“養懶漢”，膝跳反射都沒這麼敏感。

　　一直以來，我都致力於破除新自由主義“吃人思想”的魅惑，關於“發福利養懶漢”“發福利拖垮國家經濟”的謬論，我寫過很多文章駁斥，比如：《“福利社會養懶漢”的偏見，還要誤導我們多久？》《醫療、教育、養老：市場化的死路與福利化的出路》《阿根廷別為我哭泣：從“發達國家”跌落的真相究竟是什麼？》

　　然而還是那句話，新自由主義四十年，這些觀點太根深蒂固了。很多普通民眾，明明他們是發福利、延長假期、限制資本野蠻擴張的受益者，然而被精英們洗腦這麼多年，一提到“發福利”三個字，他們就像看見了一條花紋斑斕的眼鏡王蛇一樣，恐懼地哀嚎着：“不得了啦！養懶漢啦！！！”

　　精英們心理可門清呢，嘴上説着不要“意識形態”，其實比誰抓的都緊。我舉個例子，2006年3月《勞動合同法》一審稿對全社會公佈，立刻引發巨大反響。在當時互聯網並沒有深入到千家萬户，輿論的天平往往是向精英階層、社會賢達和“人民富豪”一邊傾斜的。

　　華力集團董事長汪力成第一次看到《勞動合同法》時，他感到震驚：這麼重要的一部法怎麼沒有徵求浙江企業家的意見呢？深圳某科技集團總裁在接受《中國企業家》匿名採訪時説：“勞動合同法是‘未富先嬌’——名義上是在保護勞動者，實際上勞動者(利益)的源在哪裏？是在企業身上。中小企業運營成本已經非常高了，新法讓成本進一步加大。”

　　隨後發力的是買辦集團與跨國資本巨頭。據《21世紀經濟報道》，2006年4月23日在上海關於《勞動合同法草案》的研討會上，上海跨國企業人力資源協會的代表徐婷婷（加拿大籍）在發言時威脅：“如果實施這樣的法律，我們將撤資。”

　　隨後歐盟商會上書全國人大，認為《勞動合同法》的頒佈會“對中國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產生消極影響”；緊跟着美國商會也公開表達：“會讓中國的投資環境變得消極起來”。無論是人大還是專家們，都沒有想到來自外資的阻力會這麼大，這也是《勞動合同法》反覆審議的根本原因。

　　最經典的還是公知教父、買辦路線精神領袖柳傳志的表態：“《勞動合同法》我們看了以後還是緊張的。我們還是太注意照顧現有企業裏面員工的利益，而這種東西，實際上對於企業的發展是不利的。實際上這麼做，還是會對中國經濟的長遠發展引起問題。”

　　還有來自於所謂的“經濟學家”們的搖旗吶喊。2007年12月，在《勞動合同法》即將實施的前夜，知名經濟學家、新自由主義學派在亞洲的代表性人物張五常連續發表四篇文章，尖鋭批評《勞動合同法》。

　　張五常的文章中指責：人為干預企業與員工之間的合約，勢必極大加重企業用工成本，導致企業倒閉或者裁員，最終損害勞動者的利益，甚至於“這部法律有機會把改革得大有看頭的經濟搞垮了”，是“大災難”“中國偉大經濟改革的致命傷”“要使改革開放30年的成果化於一旦”。因為張五常在中國經濟改革中的重要身份（尤其是在私有化國企和工人大下崗方面立過大“功勞”），這些文章一時間引發社會劇烈反響。

　　對此，勞動合同法立法專家組組長常凱針鋒相對地回應説：“張五常是我非常尊敬的一個經濟學家，但很遺憾，他對勞動關係基本上沒研究，而且對於中國的勞動關係基本上不了解。所以那麼很任意的説話我確實感到很吃驚。”隨後回應張五常：“你對企業有多少了解？你找過多少工人？你找過多少企業管理者？”

　　全國總工會幹部郭軍也表示：“在《勞動法》實施的過程中，我們看到了強資本的影子，我們看到了黑磚窯。黑磚窯這個血汗工廠我認為已經夠殘酷了……如果我們在整個經濟發展、勞動關係的規範過程當中，只考慮資方利益，而漠視勞方的利益，我們改革開放的成果有可能真的要毀於一旦了。”

　　最後在多方的博弈與較量之下，《勞動合同法草案》進行了11個方面的重大修改，其中8個方面是考慮了資方的意見。全國總工會對此的評價是：“不得不做出一些倒退性讓步”；媒體人楊軍對此評價説：“參加博弈的僅僅是幾百名專家與一些被邀請諮詢的異常活躍的企業家代表，勞動階層本身並不在博弈過程當中。誰來代表勞動者的利益？”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謝增毅教授指出：關於勞動派遣制度，是將來企業可能會鑽的一大法律漏洞。

　　而在法律實踐中我們也可以看到，資本家們頻繁踐踏《勞動合同法》，甚至公然宣揚違背法律精神的“996福報論”“用命換錢論”等立場。更有資本家的乏走狗們為之搖旗吶喊，而《勞動合同法》就成為了他們集中攻擊的對象。保衞《勞動合同法》，保衞勞動者的基本權益，我們才剛剛出發。

　　《勞動合同法》規定：勞動者在滿足“已在用人單位連續工作滿10年”的條件後，可以與用人單位訂立“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成為永久員工。然而在2008年1月1日法律生效之前，華為要求近萬名工作八年以上的老員工主動辭職，他們辭職後可再與華為公司簽訂1—3年的勞動合同——就是為了規避《勞動合同法》這一條款。

　　在彼時華為公司雖然沒有如今的國民地位，而它以“頂風作案”公然挑戰法律權威的方式，在社會上瞬間掀起了軒然大波。因為它帶頭證明了：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法律是管不到公司的，我華為就這樣公開的證明給你看了，你卻拿我沒有辦法。

　　言歸正傳，再説一個為什麼我們需要更長假期的理由：因為我們的假期質量是很低的，便捷的即時通訊設備，可以隨時把我們拉回工作之中——看似放假，實則換個地方加班。於是假期的休息、恢復、娛樂、促進消費的功能就基本喪失了。

　　曾經“上下班時間”就是標準的生活與工作界線的區分。而現在有了智能手機，有了筆記本電腦，有了發達便捷全面覆蓋的網絡，有了微信等即時通訊工具，以至於老闆的一條信息，甲方的一句留言，就能讓你即便十一二點躺在家裏柔軟而舒適的牀上，也得迅速切換到工作狀態。馬克思講資本家剝削工人靠延長勞動時間和壓低工人工資，但是馬克思那個時代工人下班了就是真下班了，回家裏就能老婆孩子熱炕頭，你工頭要讓我趕工還能把我從被窩裏揪出來不？

　　而現代科技的發展，打破了生產場地的空間限制，讓在家工作的“軟性加班”變得更為方便，曾經的“八小時工作制”竟然因為生產力的發展變得名存實亡，不能不説是一種時代的諷刺。精神問題普遍存在於年輕腦力勞動者羣體中，跟這種情況不無關係。

　　精神需要有張有弛，需要放鬆，這就是勞動力的再生產。我們吃飯、睡覺、娛樂甚至發呆，都是為了第二天的工作“再生產”我們的勞動力。但是即時通訊設備頻繁地打斷這樣的再生產過程，讓我們長期處在一種精神緊張的狀態，勞動力再生產被嚴重干擾；但是明天還要繼續勞動力的使用，這就是一種惡性循環。

　　我在之前的文章裏講過這個事，一次我跟一位朋友吃飯，本來是週末其樂融融山珍海味饕餮大餐，多麼優質的勞動力再生產條件，但是她就得時不時的去回工作微信，要知道這是週末哎。我留意到一個細節，每次她回老闆信息的時候，另一隻手都會從舒展的手掌變成緊攥的拳頭，這就是神經緊張的一個表現，久而久之不焦慮才怪。

　　（朋友分享的，凌晨一點鐘還在頻繁閃通知的釘釘）

　　我跟許多朋友聊過這個問題，有些人故意在休息時間不回老闆的信息，有些人關閉微信的消息通知，有些人十點鐘手機就關機，但是這種行為已經在你的潛意識裏種下了種子，你故意不回老闆的信息你焦慮不？你關機是不是還在暗自擔心萬一有什麼事？是不是還要想真要有事我沒及時回明天我找什麼藉口？是不是還要想萬一我跟老闆鬧掰了是不是果斷辭職？那我辭職了之後要找哪一份工作？就這樣下去精神不出問題才怪。

　　疫情期間推廣的在家辦公，很多人叫苦不迭的原因也是都變成了7X24h在線，上下班時間被無限模糊，勞動者變成了工作的永動機。

　　曾經，我們有過革命的、反剝削反壓迫的社會共識，現在這個共識沒有了，那至少也得建立起尊重私人空間、工作生活分開、勞動者福利保障、同工同酬加班費的社會共識吧？

　　有一位網友看了我的微博之後給我留言，講他們公司在四月底有了一個緊急的case，然後leader羣發郵件給所有人，號召大家以加班紀念五一勞動節。你説加班就算了，忍一忍也無所謂，尼瑪非要扣上個“加班紀念五一勞動節”這個名頭，這不就是欺人太甚了麼。五一勞動節怎麼來的啊，芝加哥工人大罷工爭取八小時工作制，是多少無產階級先輩們用鮮血用生命換來的紀念。結果現在成“加班紀念勞動節”了，這不比踢寡婦門、挖絕户墳、吃月子奶還過分嗎？

　　加班不是問題，公司真有一個緊急的case要加班，為了不耽誤大事，勞動者也是通情達理的——但是問題是加班費啊。你真要按國家法律規定三倍工資給，你説紀念勞動節就紀念勞動節吧。

　　有工作狂，但沒有不掙錢的工作狂。曾經的勞動者們通過一次又一次罷工獲得了八小時工作制、同工同酬、最低工資保障、基本福利制度。如果這種情況得不到好轉，新時代的勞動者們恐怕也需要自己的“覺醒年代”，來捍衞自己的閒暇時間和休息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