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拼命苦學，卻被社會扣上兩頂帽子”： 一個底層家族的真實口述｜文化縱橫_風聞

安超

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

康永久

北京師範大學教育學部

【導讀】對不少寒門學子來説，春節返鄉的最大焦慮之一是來自親戚朋友的壓力——不是面臨學業、就業上的攀比，就是被嘲笑“書呆子”、“讀書多有什麼用”。有評論指出，從什麼時候開始，“知識改變命運”從一種勵志變成一種偏見？為何平民子弟通過教育實現階層流動，還是擺脱不了被歧視的文化命運？

本文指出，“教育改變命運”的觀念中包含着對平民子弟讀書觀的兩種刻板印象：一是“書中自有黃金屋”，認為平民子弟讀書，是精緻利己、成功主義、競爭取向、品位低下的；一是“小鎮做題家”，認為平民子弟只會刻苦耐勞，聽話順從，缺乏創新精神和靈動性。這種刻板印象是如何形成的？

通過研究山東省某一家族三代人的教育生活史，本文揭示平民子弟讀書觀念之變背後的社會現實：在讀書人稀少的傳統社會，讀書不是為了“改變命運”，而是一種值得敬重的“天道”；自50後、60後開始，人們對讀書失去神聖信仰，開始以“有用性”來衡量教育的價值，讀書是為了改變命運；而70後、80後在激烈競爭中，只能把苦學視為“成功”的唯一途徑，這一方面剝奪了他們的休息和娛樂，使他們變得安分守己、精神窘迫，另一方面又迫使他們在學習之外的文化世界汲取精神養料，在單一的學業生活中努力實現文化突圍。

作者指出，對底層子弟的刻板印象體現了精英階層傲慢，這種觀念未意識到民間社會對於教育、讀書、學習也是具有純粹精神和神聖品質的。實際上，最終幫助平民子弟實現突破的，並非“改變命運”的緊迫與功利，而是他們始終在世俗生活中保持了對讀書之“學以為己”與“成而為人”的純粹精神與功德意識。

本文原載《當代教育科學》2021年第2期，原題為《大器晚成：“教育改變命運”的家族代際變遷及其雙重面向》，**********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特此編髮，供讀者參考。

大器晚成：

“教育改變命運”的

家族代際變遷及其雙重面向

學界關於“教育改變命運”的研究話題形成了兩種代表性觀點。**一種觀點認為，教育是個體突破結構天花板，實現階層流動和品位提升的關鍵，是社會維繫平等的重要手段。這是西方社會“美國夢”和當下中國“贏在起跑線上”競爭性教育的立基。另一種觀點具有強批判性，認為教育是維持階層壁壘、傳遞文化資本的手段，是社會進行階層再生產的工具。布迪厄稱教育為“現代鍊金術”，是一場“始於家庭、經由教養、成於趣味、通向學校的文化資本的最大化滲透，是家庭教育和學校教育共謀的具身化的慣習之爭”，其主要作用是“一藥兩吃”———“對底層人，其藥效近乎障眼法；對上層人，其藥效類似寬心丸”。**然而，無論支持者還是反對者，都是在資本視角和工具理性的視角下看待教育，體現了現代人對教育工具化價值的認識。“寒門貴子”“精緻的利己主義者”“小鎮做題家”“985廢物”，乃至“內卷”“雞娃”“教育焦慮”等熱點話題，作為“教育改變命運”話題的延伸，共同構建了關於平民階層讀書人通過讀書實現從“出身”到“翻身”的路徑依賴，卻忽視了這套現代話語隱含對平民精英羣體性的文化污名———功利污名與平庸污名。

**********▍**********跳龍門：作為問題與偏見的“教育改變命運”

“教育改變命運”的現象並非一日而成，自古就有。無論是傳統社會還是現代社會，都有對平民子弟讀書觀的刻板印象，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個是平民子弟的讀書目的往往出於實用性、功利性目的（功利目光），一個是平民子弟的讀書方法更傾向於刻苦耐勞，學習的心性品質是聽話順從（平庸目光）。

（一）書中自有黃金屋：精緻利己的功利污名

精英階層對於平民子弟讀書生活的詮釋，一般採取一種實用性、社會本位論的態度，認為老百姓追求的是實實在在的利益，是功利化傾向的。傳統文化中有“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鯉魚跳龍門”“光宗耀祖”“學而優則仕”“學得文武藝，貨與帝王家”“一人得道，雞犬升天”“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等各種底層功利化觀念的言説。文藝作品更是不乏通過讀書成為“乘龍快婿”而又忘恩負義的窮書生形象（比如陳世美），更不乏科舉制度下平民子弟成為失敗者的書呆子、瘋魔者形象（比如范進、孔乙己）。

**現代人很多關於“寒門貴子”的討論，依然承繼了這種功利性目光，將其定性為成功主義、競爭取向、品位低下的。**比如“中國傳統鄉村民眾具有實用主義思維……使他們的教育觀念呈現強烈的實用化傾向，他們對於教育的思考都是基於當下的需要，而非子女未來的生活或者素質的提高……既不是為了博取功名，也不是為了修養德性”，寒門父母的教育目的往往是功利的，而且“目光短淺”———僅僅是基於當下的需要，而不是長遠的目標。扈海龍認為，寒門學子的目標就是“成功的慾望，不再是農民”“競爭，並做好競爭的準備”。胡雪龍認為，“努力向前”是現代學校隱性課程的重要部分，強化了學生們取得個人成功的信念，學校強調的“公平競爭”和“努力就會有成就”等價值觀與中產階級的想法不謀而合。即使平民子弟通過教育改變命運，在經濟上翻身，躋身中產階層之列，也常常被歧視為文化上“拙劣的模仿者”或“忘本者”———“對於中產階層品性的過度化和模式化……被嘲諷為淺薄……更妙的説法是，他們似乎只有生活方式，而沒有生活”。

（二）小鎮做題家：刻苦耐勞的平庸污名

除了對平民子弟讀書目的的功利化污名，還有對其讀書方法的平庸化污名。在傳統文化中，關於平民子弟發奮讀書和“刻苦耐勞”的勸學故事、警戒比比皆是，比如“笨鳥先飛”“頭懸樑、錐刺股”“鑿壁偷光”“三更燈火五更雞, 正是男兒讀書時”“富貴必從勤苦得, 男兒須讀五車書”“書山有路勤為徑，學海無涯苦作舟”“沒有一番寒徹骨，哪得梅花撲鼻香”等等。民間兒童的“才華”和“神童”現象往往不被推崇（比如《傷仲永》）。勤奮比起才華是成人更為欣賞的可靠、長久的學習品性。胡雪龍把“聽話”的農村大學生稱作“主動在場的本分人”———他們產生了本分意識和順從意識，與老師和學校提倡的意識形態不謀而合，認同教師權威、聽老師的話內化為一種習慣。英國社會學家威利斯筆下敢於反抗權威的“傢伙們”將聽話的學生嘲諷為“書呆子”，“書呆子”往往表示刻板、呆頭呆腦、沒有膽量和創新精神，而與聰明、才華、魅力、自信等更為靈動性的品質無關。

**即使通過教育實現階層流動，平民子弟也往往擺脱不了被歧視的文化命運。比如現代社會用“屌絲”“鳳凰男（女）”來指稱通過教育改變了命運的底層人。****網絡上持續發酵的“小鎮做題家”“985廢物”等熱門詞語，把農村大學生定性為“埋頭苦讀，擅長應試，但缺乏一定視野和資源的青年學子”，平民子弟也藉此自嘲、自貶。**儘管“窮人的孩子早當家”，生活賦予了他們吃苦耐勞的精神和拼搏奮鬥的勇氣，但他們揹負着沉重的家族責任，又帶有文化自卑心理，因而不僅沒有被視為靠自己改變命運的英雄，反而備受歧視。此外，鳳凰男（女）的勤奮、刻苦、聰明、孝順、節儉等優點常被刻意忽視，小氣、自卑、敏感、沒本事等“缺點”反而被精英階層放大和四處宣揚，對於“鳳凰男”的污名化集中於其生活環境和出身背景，底層出身反而變成了其文化原罪。

總而言之，“教育改變命運”的主流話語隱含着對於平民子弟的功利污名和平庸污名，比如在讀書目的上是功利主義、精緻利己、淺近自利的，在讀書方法上往往是刻苦耐勞而才華、靈性、視野闕如的。然而，**這種對底層文化和平民子弟的刻板印象，帶着精英階層傲慢的審視和剖析，只關注到了現代社會文化區隔漸趨分明的特徵，但缺乏一種“歷史意識”，**未能意識到在歷史進程中民間社會對於教育、讀書、學習也是具有純粹精神、神聖品質的，沒有看到普通人的人性閃光，沒有看到他們有發乎內心的純粹精神需要，對難以達至的世俗外世界的道德嚮往。

**劉雲杉指出，中國傳統教育有品鑑人性、涵養人心、安頓人身的三大功能，但在現代社會已被窄化為一種明確且急躁的期待———改變命運，通過教育實現社會階梯的向上流動，獲取職業、擠入等級、提升地位。**周勇從歷史社會學的角度考察了“寒門貴子”自魏晉以降至北宋時期通過教育奮鬥實現社會上升的總體情況，發現了中國傳統社會除了存在分佔權貴家族榮華富貴的“寒門貴子”，還包括很多努力超越一己私利，成為“心繫天下”之國家棟梁與社會精英，使社會見識了何謂“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之新型“貴子”的社會羣體。這意味着，為“讀書改變命運”提供了另一種歷史解讀，也體現了從歷史角度研究這個羣體的價值。沈洪成在考察中西方教育不平等研究趨勢的基礎上，提出了教育民族誌需要有社會生活歷程視角，“不同主體都從其生活歷程中累積了大量知識，而不僅僅是在直接當下的互動中進行策略性互動。因而，當對不同主體的互動展開研究時，需要明瞭每個主體都有自己的歷史，需要帶入社會生活歷程的資料，才能從直接當下的互動過程透視社會生活的內在規則”。本文以民族誌與口述史的方法，通過訪談、觀察與文本分析等技術方法，研究了山東省泰縣鮑村X家族三代人的教育生活史，旨在瞭解平民子弟的讀書目的、讀書觀念、讀書實踐的代際變遷，揭示其讀書生活的複雜面向與多重意義，發掘民間教育學的真義。

表1 X家族訪談成員基本情況表

泰縣坐落在魯中腹地，泰山東麓，地處泰山和蒙山連接地帶，黃河與淮河流域分界處，北依五嶽獨尊的泰山，南臨孔子故居，為儒家思想重要發源地。本研究所指涉的歷史時期主要包括1949年以前的傳統農耕時期，新中國成立後的集體化時期，改革開放至今的市場化時期。被訪者主要是1949年前生人，50-60後，70-80後。從受教育程度來看，三代人的受教育程度呈現逐漸上升的趨勢，從祖輩的私塾，到父輩的小學、初中、高中，再過渡到孫輩的大學，已經抵達我國學歷體制的最高端。家庭成員的職業獲得，一方面與其受教育程度有關，一方面又受到社會環境變遷的影響。從職業來看，家庭成員的職業從祖輩的農民或轉變為父輩的工人階層，再過渡到孫輩的企事業單位工作人員，但三代人從經濟水平和社會地位來講，均屬於中下階層。為保護被訪者隱私，文中所有姓名均為化名（編碼形式為“姓名-性別-年齡-學歷-職業”）。

▍********************“天道”：傳統鄉村對讀書的精神渴求

費孝通在《鄉土中國》中提出，最早的文字是廟堂性的而不是鄉下人的東西，文字不是鄉土社會內生性的需要，因為在生活中不怎麼用得到。然而，文字在日常生活中不需要，不代表精神上不需要。李濤認為，中國村落社會歷來有尊崇讀書和尊敬讀書人的歷史傳統，因其需要依靠“禮俗”、依靠傳統文化力量來維持社會運轉的公共空間，文化作為一種形而上的精神物在村落中被尊崇。“耕讀傳家久，詩書繼世長”，**在傳統鄉土社會，鄉村裏的讀書人很少，依靠讀書改變命運的人更是少之又少。****族人對於讀書的傳統認識，並不是“改變命運”，而是把讀書作為一種“天道”來尊重和敬畏。**在筆者的田野調查中，X家族三個時代的讀書人都表現出了對於讀書、文字和老師的神聖性敬畏, 並非基於實用性考量，給我們提供了理解鄉土社會和底層教育的新視角。

（一）“偷字”：對讀書作為天道的認可

1905年，清廷下詔《廢科舉上諭》宣佈廢止科舉，山東各級新式學堂開始普及。民國政府多次提出改良私塾、普及國民小學的要求，但是私塾一直未能禁絕。鮑村的私塾一直延續到抗日戰爭爆發。私塾設在村裏的家廟中，私塾先生是村裏朱姓的晚清童生，教村裏的小孩識字，讀讀《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莊農日用雜字》。不過，能上這個家塾的農家子弟也是非常少的。田字輩四兄弟只有老二仲田6歲時上了三年私塾，其他人都只靠自學認得些字。伯田作為家中老大，一早就要擔起照顧弟妹、維持生計的重擔，從來沒有機會上學。越是如此，他越羨慕那些在私塾讀書的孩子。一有機會，他就去村裏的私塾旁邊，趴在窗子上“偷聽”，鑿壁偷光般地學了《三字經》《千字文》《百家姓》等童蒙教材，到現在仍熟讀成誦。伯田老人在我面前顫顫巍巍卻一字不錯地背誦《三字經》時，筆者能感受到他對刻在生命裏的文化記憶的情感認同。

已過世的仲田老人是四兄弟裏唯一上過私塾的孩子，是村裏為數不多的讀書人。家裏節衣縮食送他去讀書，因為他從小表現出了對於讀書的興趣和過人天賦。叔田老人説，“我哥很小就非常聰明，老人都説他是讀書的料，路上哪怕一個紙片也要撿起來看看，沒事就拿着木棒在地上寫寫畫畫”。讀私塾的三年裏，人人都誇他用功，説他以後一定有出息，因為他“走着坐着，只要不勞動，手裏就捧着一本書，哪怕上個茅房，也要夾着一本書”（叔田-男-1930-未就學-農民）。仲田的毛筆字寫得非常好，是在私塾裏認真練過的。每到過年，仲田都會給村裏人寫對聯。不過，家裏並不期望他讀書能改變命運，對於鄉下人來説，

“農村孩子，書能讀一點是一點，出來能幹什麼，那是命，不能強求”（叔田-男-1930-未就學-農民）。

仲田上完私塾，很快在抗戰時期入了兒童團當小團長，十七歲時參軍，後來去當地區委當文書。

老三叔田也沒上過私塾，但跟着上私塾的哥哥學，很快也略通文墨。1946年後，叔田跟着父親走街串巷做買賣，見多識廣，解放後在村供銷社任職，80年代後自己在村裏開了個小賣部，雖不賺錢，尚可餬口。雖然他沒有上過私塾，但家裏放着一本老字典，沒事就學。當然，他平時種田、生活中基本用不着。叔田老人對讀書好的孩子有一種特別的洞察。他認為，學習不是靠教的，不想學的人，刻意地教也沒用，除了刻苦，還要看是否有“靈頭”、有“興趣”。讀書好，關鍵要看興趣和靈性，要靠腦子和心。只是哼哧哼哧硬啃書本和聽課的是老實孩子，但不一定是“讀書的料”。

得為（刻意）地教呢，也得（小孩）聽你的。我哥（仲田）小時候，你看他頭撲稜撲稜（形容好動），很精神，但不是調皮人。他的老師説，上課的時候，他最調皮，有時候看着是聽課，其實是走神了。當老師的都知道，越是這樣，説明他會了，心裏有數，聽懂了他就搖頭擺尾的，他心裏有，會了就有。光坐在那裏哼哧哼哧使勁學的，就像啃骨頭啃不動似的，白搭。啃不動那種，一看動作就看出來了，老實聽的，到末了還不一定學到東西。（叔田-男-1930-未就學-農民）

老四季田出生時正趕上抗日戰爭爆發，家裏窮得叮噹響，更沒有機會讀書。但他説自己從小就是個學習迷。解放區有成人夜學和掃盲速成班，季田只要有空就去。對於他來説，讀書和學習是一種“個人生成”的東西，不是靠打出來的。

我從小就是個學習迷，一個字我也不放過。

我偷的字比你學的字還多。我上夜學的時候，有個朋友也天天去，還是一個字也不會寫，啥也不認得。

這個學習啊，是個人生成，個人的腦子靈頭，有興趣才行，不是教的，也不是打出來的。（季田-男-1936-未就學-農民）

老四季田堂屋的大桌子上放着一個破舊硯台、一支筆頭粗糙的毛筆、一沓舊報紙，他沒事就練字。問他為什麼要學寫字，他説：“不認字寫字，怎麼能行？肚子裏沒點墨水，斗大的字不識一個，連自己的名字都不會寫，這個人根本不中用,是睜眼瞎！”對於他來講，對文字的熱愛是一種天職，連自己的名字都不會寫，不僅是丟人的事，而且根本就不叫做人。不認字，那是“睜眼瞎”，即便看得到世界的光，心也是暗的，是“瞎子”。季田對於讀書、寫字的價值有一種樸素而堅定的情感認同。

（二）“學好”：對天道傳播者的心靈託付

中國素有尊師重道的傳統，作為孔孟之地、管鮑之鄉，這種風氣尤其濃厚。村裏老人對於教師帶有一種無條件的信任。季田老人講，孩子入學之前，父母都會囑咐“一定要聽老師的話啊”“老師説啥你做啥，別白文（反對）”。即便孩子在學校裏受了委屈，家長也會先指責孩子，“老師能有錯麼，你一定是在學校不學好才挨熊（訓）”。現代人會批判這是對教師權威的盲目迷信，對專制家長的奴性認可。我問老人們：“你們真得覺得老師沒有錯麼？”老人們的態度是，即使老師錯了，也要主動去聽老師對的一面，也就是“從善如流”。老人們對於道統化身的老師有着天然的尊敬，對教師權威的反抗意味着“大逆不道”，是“不學好”。只有首先對老師心悦誠服地信任，要首先交出自己的心，別人才會“教到你心裏去”。至於老師具體的錯誤，那都是自己可以靈活選擇不去學的，自己可以挑“老師好的地方去學”。

人無完人，誰都會有錯啊。（季田-男-1936-未就學-農民）

跟着老師都是學好，哪有跟着老師故意學孬的？

你都不信任老師，老師怎麼教到你心裏去？（叔田-男-1930-未就學-農民）

老一輩人對教師的尊重還體現在他們遇到老師時的態度。老人們都説，無論是什麼老師，熟悉不熟悉，年紀比自己大還是小，知道對方是老師時，哪怕是比自己小的“後生”，也要主動叫“先生”。誰家的孩子考了師範學校，當了老師，老人們會説，“誰家的孩子有出息，當了‘先生’了”。“先生”意味着，你的學識、境界是比我高的，哪怕你年齡、經驗、手藝比我差，我也要承認自己不如你。

“當好了先生是大功德”：你別看我年紀大，我見了老師也得叫“先生”，小年輕的當老師，也得恭敬地叫人家“先生”。什麼人能叫先生啊，當老師的、當醫生的，那都是“父母心”，都是大善人才能當老師、先生。病人的命、學生的前途都在他手上。當好了先生，那是大功德。誤人子弟不行，老話講，“不敬老師，天誅地滅；誤人子弟，男盜女娼”，你看這個老師的作用多厲害！不好好當（老師）肯定不行，有報應。（叔田-男-1930-未就學-農民）

在生活中與老師打交道的時候，老人們也特別注意尊敬老師。老師如果有家訪，男主人一定要在家親自相迎相送。老師來家裏之前，主家一定會灑掃得當、沐手更衣，拿出最好的精氣神來面對老師。村裏宴請有敬酒的習俗，一般主人主動敬酒，對方都不會推辭，但如果留老師在家吃飯，老師可以不喝酒，主家絕不會怪責，而且會主動提出老師不能喝就以茶代酒，絕不可灌醉老師，不能以日常對客的俗禮來對老師，更不可損了老師的面子和尊嚴。

老師要是來家訪，一定要穿得乾乾淨淨、體體面面的，家裏也要拾掇拾掇，這是尊敬人家。絕對不能褲腿腳子卷着，穿着個背心、拖鞋就見老師。我就跟孩子説，學習不好是一回事，沒有那個腦子沒辦法，但老師一定得尊重，以後無論幹啥，不能忘了老師，不能給老師丟人，得報答人家。（仁恆-男-1947-高中-基層幹部）

李弘祺認為，讀書人“深信價值觀與知識可賦予人一種世俗權威無法玷污的內在力量”，在鄉土社會，只有教師這個職業享有這種帶有精神特權的普遍尊敬。這既是鄉土社會對文字、讀書神聖性崇拜的延續，也是對教師身負教育天職、承擔巨大精神責任的情感認同。

（三）“個人生成”：順應天命的功德觀

老一輩村裏人對學習、讀書的神聖性敬畏，還表現在他們並不像現代人那樣，有“讀書改變命運”的期待。他們説，那絕對是“痴心妄想”，讀書是“有一點算一點”“個人生成”，命運不是可以去預測和控制的事情。

莊户人家，根本想不了那麼遠，能讀上書認到字就恣（幸福）得不得了。（叔田-男-1930-未就學-農民）

沒有料的就是沒有料，怎麼催也沒有用；有料的，根本就不用操心。（仁金-男-1950-初中-工人）

能讀多少算多少，讀得出來就讀，讀不出來就家來（回家）幹活，這都是命。（仁恆-男-1947-高中-基層幹部）

他們對於孩子讀書沒有明確的目的性，對自己的家庭資源有充分的自知之明，知道孩子讀書即使很好，也未必能成大器。即使這樣也要儘可能讓孩子讀書，因為讀書可以“明事理”。這種樂天知命的態度還表現在他們對孩子讀書的過程完全不干涉、不控制。一方面，他們並沒有這個能力；更重要的是，他們認為，學習不但完全是“為自己學的”，而且完全是“靠自己學的”。

這個學習啊，完全是各自人的事情。（仁恆-男-1947-高中-基層幹部）

別指望老的教，學習不是指望着別人教的，是自己學的。

根本不用問，這就跟牛耕地一樣：願意犁的，你往回拉都拉不動；不願意犁的，你用鞭子抽，他也不動彈。（叔田-男-1930-未就學-農民）

好學生，放學回來，根本不用催，回來放下書包做作業，做完作業才出去玩呢。那些回來書包一扔，嗖得一聲就沒了影的，心根本就不在學習上，教也白搭，也就是跟着學倆字，當不了睜眼瞎算完。（仁金-男-1950-初中-工人）

季田：“學好”就是“成才”。

我：出息、成才是什麼意思呢？

叔田：你這個閨女怎麼打破砂鍋問到底呢？好就是好啊，走正道啊。

我：還有邪門歪道啊？

季田：不成才的有的是。現在有多少街痞（意為遊手好閒的人），天天什麼也不幹，打扮得人五人六的，好像個人物似的，啥也不會幹———重的提不動，輕快的不願幹，光在家裏吃老子（啃老）！

老人們的“好”，其實已經超越了“本分”的觀念，自食其力、孝敬爹孃那是本分，讀書成才、長出息、成器是要學以致用，對別人有用，成為對社會有貢獻的人。這樣看來，學成歸來首先不是衣錦還鄉，而是意味着對別人有用。傳統耕讀教育的“用”，其實是對他人的“功用”“功德”，而非對自己的“實用”“功利”，很多人對這一點都存在很大的誤解。

**********▍**********集體時代讀書神聖性的跌落與珍存

新中國成立以後，以1977年高考恢復為時間節點，X家族教育情況與命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1949-1977年間生人，兄弟姐妹仍眾多，其家庭教育仍然很大程度上依賴着傳統，雖然已有了零散的正規學校教育，但均未接受過高等教育，社會流動非常有限，教育敍事比較零散。由於時代的影響，他們對於教育和讀書的價值觀念與傳統耕讀中順應天命、順其自然的教育目的截然不同，轉向了“讀書改變命運”的強期待狀態。

（一）逃離苦役的生存壓力

在集體時代，50-60後的職業，一類是“吃農業糧”的農民，一類是半工半農的農民合同工，一類是“吃國庫糧”的單位正式編制工。“吃農業糧”被視為非常辛苦、不體面的工作。**農業合同工都是在工廠底層做最苦最髒的活，但是掙的錢比種地多，因此成為家族裏第二等職業。最令族人羨慕的是單位裏的辦公室工作、公務員工作，享有實際的權力，而且工資最高，“旱澇保收”，成為大家最眼紅、最想爭取的職業。**為了謀取“鐵飯碗”，族人“八仙過海，各顯神通”，或讓孩子頂替父職，或找尋親戚朋友門路，或鑽制度的漏洞。**也就是在這種勞動分化過程中，很多族人對於文字、讀書、教師的神聖信仰跌落了，取而代之的是在殘酷的現實面前迅速投入生計的考量。**幾位50-70後中學習比較好的“好苗子”，由於現實所迫，在招工和繼續讀書的選擇中，毫不猶疑地選擇了前者，都去工廠當了合同工，貼補家用。理論性知識、神聖性傳統讓位給家族利己主義和現實主義的生存法則。

我從六七歲就教育孩子，那時候咱那個莊，真是狼都不走的地方。領着他過老孃家，路上一點兒也不好走，窄窄的路，全都是泥巴。我説，（兒子）無論如何，你得好好讀書，離開這個地方，以後咱可不要在這個莊裏了。（仁珍-女-1964-初中-農民）

光教育孩子啊，你不好好讀書，回來下力推車子、種地。你看看推車子多累啊，褂子都磨爛了，鞋都磨破了。你不好好上學，趕緊回來。（仁金-男-1950-初中-工人）

看到有別人家的孩子學習好的，得了獎狀，就説，你看誰誰誰，去哪個廠裏當正式工了，上了哪個單位了，當了老師了……用這種激勵激勵。（仁堂-男-1960-初中-工人）

**經歷了集體時代謀生、謀食之艱難的50-60後一代不再輕談理想，對讀書失去了傳統社會的神聖性敬畏，以一種“有用性”來衡量教育的價值，對於讀書的態度全面轉向生存、實用的目的。他們對子代70-80後的教育目的直接而現實：第一，讀書是為了改變命運，跳出農門；第二，高度重視子女的學習成績；第二，重新認可“聽話”的價值，對子女的反叛幾乎是零容忍。**對於學習不好的孩子，父母則直接讓孩子輟學找活幹，覺得即使考上高中，也考不上大學，不如早早回家賺錢。對於學習比較好的孩子，父母則反覆灌輸“學習改變命運”“跳出農門”的觀念。對於男孩來説，期待孩子考上大學，擺脱“面朝黃土背朝天”“拋頭露面、低三下四、到處求人”的日子，能夠“衣錦還鄉””光宗耀祖”是族人的主要期待。

（二）編制期待與特權嚮往

50-60後一代對於讀書的功利化目光還表現在深諳“特權”的重要性，讓子女考大學的目標就是當“官”，教育手段較為簡單粗暴。仁義（1959-男-高中-工人）1998年下崗後，滿懷期待子女能夠飛上枝頭變鳳凰，一朝為官。他豔羨當官的“特權”，覺得只有當官才能不被人欺負，一心想讓子女擠入公務員階層。仁義對於子女教育高度重視，每逢期中、期末考試，他都會詢問子女的學習成績、名次，只要孩子學習成績好，其他的方面很少過問；對於學習成績不好的兒子，他經常打罵，希望用暴力和威嚴來讓他學習，結果卻適得其反。每逢高考季節，仁義都會非常關心市裏誰家的孩子考上了清華、北大，誰家孩子考上了好大學，並不斷用“你看誰誰家的孩子考上了什麼大學”“考不上大學，你們就回家跟你爺爺種田吧”等來刺激子女。這種追逐裏飽含着對特權階層生活的羨慕和妒忌，以及理想破滅後對現實的全面妥協。

50-60後族人最期待子女的職業是醫生、教師和公務員，對文憑的“時效性”也有一定的洞察，並不期待孩子讀到碩士、博士。如果在一定年齡，文憑還不能兑現成車子、房子、票子，就要讓位給現實。

醫生走到哪裏都不會失業，都有人送錢，是人就會生病嘛；女孩子最好當老師，工作穩定；公務員多吃香，坐辦公室的，夏天吹空調，冬天有暖氣，風吹不着，雨淋不着。（仁智-女-1957-初中-工人）

莊户人家不用讀到很高了，尤其是女孩子讀到什麼博士的，耽誤掙錢、生孩子，女孩子還是找個好主（嫁人）更重要。（仁玉-女-1964-初中-工人）

雖然X家族在歷史變遷過程中對讀書、學校教育的認識越來越功利化，但對於文字、文化、藝術仍保留着一些神聖性敬仰。50-60後的一些人仍然保持着“舞文弄墨”的興趣和習慣，尋找一切可能的方式吸取文化的滋養。仁賢（1956-男-高中-基層幹部）很喜歡寫毛筆字，他沒事就自己寫寫畫畫。“文革”期間，他從垃圾堆裏找到了兩本書法字帖。這些字帖就是他世俗生活之外的精神支柱。這兩本字帖保存至今已30餘年，仍未見大的破損，可見其愛惜程度。他對書法懷熱愛、守恭敬，覺得從垃圾堆裏搶救出來的字帖封面上的詩句“常安泉石養清福，且續離騷遣美人”是一種命運的指引，並一直以此自勉。

▍學校化社會的苦修性情與文化突圍

50-60後對兒女尤其是獨生子女的學習持有實用性態度、高壓性期待，一定程度上轉化為70-80後身上的苦學精神。“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成為70-80後激勵自己熬過激烈競爭的座右銘，也成為他們唯一能夠取得“成功”的途徑。生活的窘迫和改變命運的急迫擠壓了他們學習固有的快樂，休息和娛樂對他們來説成為一種奢侈，安分、守規矩是他們的生命底色。但在平淡的生活中，青少年們也從外在的文化世界中汲取精神養料，在單一的學業生活中實現文化突圍。

（一）安分苦學者的自我剝奪

德然説“既沒錢也不敢放縱自己”，“苦學”幾乎是她唯一的成功途徑。德然的大學生活一直都是宿舍、食堂、自習室“三點一線”，很少有娛樂活動。程猛、康永久對於底層文化資本的總結———“強烈改變命運的先賦性原動力，把學習作為道德事務的道德化思維，崇尚知識、信任權威（老師）的學校化心性品質”很符合“安分苦學者”的特徵，因為“相比其他階級能在社會交換中給出金錢、文化和社會關係的實際保證，他們付出犧牲、節儉、良好的意願、感激等美德，才能證明他們的抱負並獲得實現抱負的機會”。**苦學是一把雙刃劍，是美德也是預先的壓力，使生活建立在與快樂、美好的對立上———“過分注重形式和拘泥細節，具有某種狹隘的、有限的、僵化的、敏感的、平庸的和僵硬的東西……包含一種對快樂的恐懼和與身體有關的謹慎、害羞、剋制……而無法感到快樂又意味着另一種失敗、一種對自尊的威脅”。**80后里學習最為認真刻苦的德意，作為父母口中的“乖孩子”“規矩地上學，規矩地生活，規矩地交朋友”，在日記裏偷偷寫下，像被父母擺佈的“提線木偶”“沒有生命的娃娃”。

我安靜地坐在教室裏，像樽沒有生命的娃娃。似乎只是因為要學習，所以就學了。大家都對父母説，我是個乖孩子，讓他們省心了。他們謙虛地説哪有，後來卻自豪地説，我家孩子從小學習就沒讓我們操過心，説完，還用一副本該如此的眼神看向我。我不負眾望，乖乖地回到卧室做功課。我規矩地上學，規矩地生活，規矩地交朋友。（德意-1970-女-中專-醫生）

“苦學”往往造就布迪厄所説的“苦修性情”———禁慾主義、嚴苛態度、對法律法規循規蹈矩，限制消費，對物質有積累、儲蓄傾向等，並延展到生活中的方方面面，甚至傳給下一代。他們在語言上，傾向於矯枉過正，對自己和別人身上的語言錯誤過分警覺；在道德上，對自己和他人過分嚴苛，使得生活變成一種嚴格的戒律；在行動上，畢恭畢敬的因循守舊或謹小慎微的改良主義，並最終“自我剝奪”，過上一種幸福與成功對立的道路。不過，在這種高壓生活下，家族中的部分80後依然存在這種單一學業生活的抵制，並走出了一條文化突圍之路。

（二）“閒書”裏的精神世界

在父母的功利化期待和學習成績決定一切的學校生活中，與讀書無關的娛樂、精神生活一般是被師長禁止的。學校之外的文化資源尤其是金庸、古龍、瓊瑤等老一輩通俗小説家的言情和武俠小説，成為苦學者在讀書之外的精神慰藉，伴隨着70-80後的成長。**武俠和言情小説整體特點是“反秩序”，是藐視世俗禮法、放浪形骸，具有自由意志和正義期盼、純粹愛情追求的大眾讀物。更重要的特點是，它們介乎於“正”和“邪”之間。**亦正亦邪的武俠和言情小説恰恰讓他們體會到江湖與兒女情的複雜性。但這些書也是“正”的，到底沒有脱離正道，仍是追求自由、正義和純粹愛情的，是理想主義的，是屬於純粹精神的。

**對70-80後影響甚深的是以韓寒等為代表的反叛青春文學。**反學校文化的“青春文學”作為70-80後一代的文化創造，以1998年第一屆新概念作文大賽，80後韓寒、郭敬明、蔣方舟等新一代少年作家登上文學舞台開始。韓寒高中輟學後成為自由撰稿者，發表《三重門》，遭到主流媒體討伐，同時被官方推崇的少年榜樣等做直接比較，引發了全民大討論，也標誌着70-80後對50-60後大規模文化反叛的開始。雙方在家裏、學校裏時有討論和交鋒。當老師在課上説韓寒太偏激，大家要引以為戒時，德然在她的日記本中與老師有一段針鋒相對的對話：

老師，您在課上説“韓寒是教育制度下的一個失敗者”，適得其反，我聽了反而讓人更加痛罵當今的教育。他這是面對反對者如潮的一種無奈。我們都很清楚，這個世界上形形色色污濁的東西，隱藏在華麗表面後的“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的局面，但真正能敢於鬥爭的、敢於反抗的人寥寥無幾。這些人都是勇士，有缺點的勇士，儘管到最後也許會是失敗者，但何以成敗論英雄？浩浩乾坤立豐碑。若人們真的不再被大師的文章絆住腳，整個文學就會出現空前的繁榮。（德然-女-1984-研究生-大學職員）

“閒書”中所呈現的精神世界，都與學校和現實生活相差甚遠，70-80後對原生家庭、父母所代表的高壓文化和單一性的學業生活都有或明或暗的抵制。德民（男-1981-博士-高校教師）讀高一的時候，很多同學受不了死記硬背的學習方式，產生了厭學情緒。他總想着給老師提建議增加課外閲讀時間，或者在班上建立一個小“圖書館”。班裏選語文課代表的時候，他在競選演講中呼籲“文科當自強”，建議通過文學的力量喚醒厭學者的興趣。

此次競選中，我提出的口號是“文科當自強”……文科生應該而且必須真正地廣泛閲讀，語文、政治、歷史不是一張張的、千篇一律的試卷可以解決的！政史地本是有用的，但在這裏我卻呼吸不到任何清新的空氣……學習離不開活力，我設想通過一些文學的方法，用文學的呼喚力量，喚醒諸多睡着的巨人，使我們在極高的升學率基礎上再添幾分青春的活力。（德民-男-1981-博士-高校教師，節選自德民高中時的競選稿）

德民作為70-80後中覺悟比較早、接觸課外文化比較多的年輕人，對學校“應試教育”深惡痛絕，厭棄成人所代表的庸俗、功利文化，嫌惡社會風氣的貪婪成性和功利投機的銅臭味，瞧不起父母和老師們的庸俗、無趣、枯燥、刻板、墨守成規。經歷了理想破滅的50-60後一代，將沉重的歷史情感包袱塞給了年輕人。他們期待子女趕快投身到安身立命的生存競賽中，希望他們趕緊度過充滿理想主義的青春期。然而，**70-80後並沒有按部就班地順從父輩的希望。儘管他們在現實中用“苦學”來完成父輩的生存期望，但在文化層面上，他們通過各種各樣的努力，尋求和創造着屬於自己的精神和文化空間。**説到底，70-80後已經悄然意識到學校教育、讀書乃至讀閒書的精神價值，對抗着歷史遺留下來的文化和情感包袱。

**********▍**********為己與為人：民間教育學的雙重目光

李弘祺認為，“儒家教育的主軸是個人的充實，而不是為了取得別人的肯定和自身的利益……教育是一種高度個人化的事務……是支撐個人在生活中達成欣然自得的境界”，“一個人固然必須全心追求個人的道德完善以及與知識的融合，也必須同時不忘自己的道德成長具有社會意義，這是儒家思想的中心理想”，中國教育包含“為己”的純粹精神和“為人”的責任意識，這兩者是相輔相成的。本研究認為，平民社會除了養成一套基於生計、為了逃離苦役的實用目光之外，還具有一種對於讀書、文字、教師等神聖之物的純粹精神與功德意識，體現了平民子弟學習與成長內在的神聖性面向。

（一）“學以為己”的純粹精神

老一輩人對於學習、讀書的神聖性敬畏，表現在他們並不像現代人那樣，有“讀書改變命運”的強期待。他們意識到“讀書”對於傳家的長遠的重要性，但並沒有產生靠子女讀書就能翻身改變命運的奢望。他們覺得讀書有沒有料是“天命”，因此對於讀書的孩子很少加以干預，而是順其自然。正是如此，讀書的孩子能夠從學習中獲得一種純粹的樂趣。仲田老人作為四兄弟中唯一上過私塾的讀書人，從小便對文字有一種“痴迷”，“走着坐着都拿一本書看”，沉浸在讀書的樂趣中。傳統社會的“耕讀傳家”對於讀書的態度是作為精神支持、對天道的敬畏而存在的。鄉土社會對讀書的神聖性信仰使得兒童除了生計勞動之外，仍然保存和延續着一種純粹的精神力量，成為家族文化精神綿延、存續的關鍵。

民間教育學對讀書的純粹目光還表現為對老師的神聖性尊重上。老一輩人對老師的尊重是對老師作為“天道”化身的尊重，是對“師者”價值的認可，是對老師心靈性的託付，而不是功利性的奉承和期待。他們也並不盲目迷信教師是聖人，而是期望孩子從善如流，懷着敬意、主動性去學習道理，才能學到老師的真本事。如果帶着對老師的反感去學，就什麼都學不到，是一種根本性地“不通人情”“不懂道理”。

**“讀書改變命運”是學校教育產生和大規模普及化之後的現代話語。儘管70-80後對於學校教育的認識摻雜了很多實用性目的，但他們對文學、藝術的純粹興趣仍然保留下來。**首先，70-80後在重重阻礙下仍想方設法地閲讀各種“閒書”，比如武俠、言情、童話書籍等，這些書的主流價值仍是追求自由、正義和純粹愛情的，是理想主義的。德然用寫詩的方式感嘆緊張的高中生活如一把銼刀慢慢磨平了生活的稜角，使她丟掉了生活中最珍貴的東西，“生活的路上/我毫不猶豫地丟掉手裏的石子/撿起路上黃澄澄的金子/長大了/幡然回頭/望見/手裏攥的全是石頭/扔掉的，全是閃閃發光的寶石。”80後對學校“應試教育”的反叛和反思，意味着他們對於讀書、對於文學藝術、對於學校教育依然保留了一部分庶民社會對於讀書的純粹目光，對於天道、學校、老師的神聖性尊重。

（二）“德高自有路”的功德意識

除了一種純粹精神，X族人對於“讀書人”的道德期待是“齊家治國”，“當官不為民做主，不如回家種紅薯”，讀書人不只是為自己的家族謀取經濟利益，應該為社會盡一份責任和力量，這是一種“功德無量”而不是自私自利的事。李弘祺認為，儒家思想乃至中國傳統教育的中心理想是培養一個既能全心追求個體道德完善及與知識的融合，又不忘自己的道德成長具有社會意義的君子，惟有個人為了自己尋求本身的道德完善，社會才能最終獲得裨益，個人教育成就的最終表徵，是對和諧政治秩序的貢獻。儘管民間社會對讀書有實用目的，但不只是為了自己的有用，也要成長為對別人有用的人，不辜負自己的學識和品德。

**對於老百姓來説，“功德”是比“功名”更重要的事。這種“功德”意識在每一代人身上都有所體現。每一代讀書人經濟獨立後，都會盡其所能地為族人幫忙，完成代際之間的經濟回報和道德回饋。**仲田作為祖輩唯一上過學的讀書人，成家立業後給很多族人介紹、推薦工作，恩及眾人。70-80後的一些大學生，經常給族中的年輕人出謀劃策，輔導後輩學生學習，開導他們的心事，為他們高考填志願、選專業提供建議和幫助。仲田老人去世時，由於他無私地幫助了很多族人，資助了很多後輩子弟讀書，贏得了族人的愛戴。在他的喪禮中，族人給他寫的悼聯是“心盡應無悲，德高自有路（橫批：喪盡其禮）”，認為他功德圓滿，走得無牽無掛。

“功德意識”不只體現在家族的道德回饋中，也體現在他們對自己所從事職業的敬畏，對社會責任和義務的擔當上。70後的德夢作為醫生對醫療系統人人自危、遠離醫德的現象表示深深的擔憂，她堅信“醫者父母心”，提醒自己“堅持到底，不忘初衷，咬定牙關不放鬆”，既要有醫術，也要有醫德：在醫術上要求自己“複雜操作，更需要在反覆實踐中不斷掌握，做好質量控制”；在醫德上要有精氣神，要有推己及人、海納百川、慎獨自律的“聖人情懷”。德民一直不願意向不良社會風氣妥協，“不識時務”，寧願“閒來寫就青山賣，不使人間造孽錢”，也不願意“摧眉折腰事權貴”，保持了知識分子的“清高”和“慎獨”。可以説，底層出身“可能造就他們更深刻的洞察力和深切的同情心，在生命體驗和思想感悟的深度上超越一部分人……在一定的限度上超越了功利主義，培育了向生命最高理想邁進的自由、審美意志”。**另一方面，族中的大學生實現了階層流動後，並不與底層文化“決裂”，而是懷着樂觀的中庸態度在兩種文化裏穿梭，成為兩個階層文化溝通的紐帶或新文化的創建者，**在突破個體生活困境的過程中激發了更大的生活熱情和社會關懷，積極發掘草根文化的價值，也積極將精英文化的優勢擴展到弱勢羣體中，致力於雙方的理解和溝通，成長為真正的文化洞察者。

總的來説，教育、學習、讀書其本質上是有着神聖性起源的。在平民子弟的眼裏，固然在不同的時代基於生計的目的，實用性都有不同程度的體現，但作為一種純粹精神的體現和表達，讀書在每一代人眼裏都保留了“超凡脱俗”的一面。**最終幫助平民子弟走出原生階層、實現突破的，並非“改變命運”的緊迫與功利，而是他們始終在世俗生活中保持了對於讀書之“學以為己”與“成而為人”的純粹精神與功德意識。**對平民子弟讀書心性品質與民間文化土壤的的挖掘，並非忽視社會結構對於底層的限制性，而是為了凸顯這個羣體更為主體性的文化能量，“激勵寒門學子超越自私或追求一己之利的社會上升觀，樹立更有意義的貴子或精英身份認同”,看到平民子弟身上的多重力量和成長的多種可能，喚醒民間文化土壤中原本就有的對於讀書以“安身立命”“安貧樂道”等更為本源性的信念，亦是現代社會工具主義與教育焦慮的一種解毒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