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億元三菱中國勞工謝罪款無人認領？難不成要給日本人退回去？_風聞

　　最近有個消息讓軍武菌比較關注，日本三菱公司總算是把謝罪款拿出來了，要對二戰期間被擄到三菱的中國勞工每人補償10萬元人民幣。可壞消息是，這筆錢認領人數寥寥，難道這筆錢沒領的還要退還回去？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2016年，日本三菱綜合材料公司與部分中國勞工和解協議最終簽署，同意向全體山東勞工謝罪，謝罪賠償金設定為每人10萬元人民幣，這是日本公司第一次決定向中國勞工支付賠償金。

　　全國3765名受害者中，三菱現階段掌握受害者本人或其遺屬信息的大約1000多人，其餘受害者下落不明，如果最終尋獲全國所有受害勞工信息，三菱公司支付的費用將接近80億日元（4億人民幣）。

▲被日軍強行徵掠的中國勞工

　　雖然三菱1億多謝罪款早已打入位於北京的“歷史·人權·和平”基金賬户中，但這1000多名被擄三菱勞工的認證資料，需要一個一個去落實填報。這是一項艱難而又繁雜的工作，但三菱方面派出的調查員卻只有9名，根本無法在短時間內把這麼多位於全國各地的勞工確認完畢。

　　更困難的是，這1000多人還是有名單的，3765人中很多人連名單都沒有，尋找核實工作非常困難。2019年9月中國人權發展基金會開始承接管理謝罪款，期限是5年，現在已經是2023年了，距離2024年9月只有1年多時間。

　　現在面臨最的問題是，雖然有名單，但有的是找不到人，連遺屬也找不到，有的是打電話過去，被當成騙子，有的是村子合併了，或者連名字也改了，找起來難度很大。

　　比如河南有30多名曾經被擄三菱的勞工，已經確定的有9名，但截至目前，沒有一人認領謝罪款。

　　如果到期還是無法完成受害者全部核實工作，不僅沒有名單的2.7億元拿不到手，就連三菱打來的1億多元也有退回去的風險。

　　在此，軍武菌也呼籲大家能廣泛轉發這篇文章，讓更多的年輕人蔘與進來，一定要讓這筆認罪款拿到該拿的人手裏。

　　

謝罪款從何而來

　　在距離日本長崎西南方向15公里的海面上，有座外形看起來像軍艦的荒島，在沒有荒蕪之前，它有個響亮的名號，叫做端島，也叫軍艦島。

　　1810年，日本在軍艦島發現煤礦後，三菱重工在1890年花了一大筆錢買下來整個島，隨後修建了海堤，填海造陸，還建了四個深度一公里以上的礦井。

　　20世紀30年代開始，一直到二戰結束的這段時間，由於日本的男人都出去打仗了，於是來自朝鮮和中國的勞工就成了三菱重工的首選。

　　整個二戰期間，有3765名中國勞工和1300名朝鮮勞工被擄到了三菱公司，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就在軍艦島採煤，這裏四面環海，對於島上的勞工來説，就是一座海上監獄。

　　由於島上面積太小，好幾千勞工只能全都擠在密密麻麻的宿舍裏，每個狹小的房間裏都要住上七八個人，每個人空間只有幾步寬，宿舍內部極其簡陋，骯髒不堪，到處都是牆體開裂的地方。

　　在這裏，一張牀要由十幾個人公用，勞工只能在規定的時間睡覺，這班的勞工睡完下一班接着睡，衞生條件極度惡劣，牀上都是蝨子，蚊子多到讓人頭皮發麻。

　　這些宿舍樓外層塗刷水泥，在整個島的外圍聳立，三菱公司之所以要這麼建，是因為軍艦島常年被颱風侵襲，這些建築還可以當做防洪堤。

　　由於島上的礦井位於海平面以下，礦坑只能容得下工人蹲下幹活，井內還不通風，空氣質量極差，温度能高達45度。

　　勞工們全身上下只允許穿一條內褲，別説最基本的勞動保障裝備，就連毛巾都沒有，只能用沾滿粉塵的手擦臉，他們每天要在地下礦井中連續工作12小時以上，見到太陽都是一種奢侈。

　　他們用着最簡單的工具挖煤，冒着隨時可能發生瓦斯爆炸的危險，一天工作下來，最後全身除了眼球是白的，其他地方全被染上煤炭的黑色，然而卻依然食不果腹。

　　他們以生命為代價的瘋狂勞動換來的酬勞就是一些豆油渣，伙食則是沙丁魚碎末混合糙米飯，如果偷懶，就會遭到監工的毒打甚至虐殺。

　　有一次礦井塌方中有200多人被埋井下，三菱公司沒有開展任何營救，而是選擇了直接封閉了出事的坑道。

　　這些勞工每天努力的工作，只是為了有一天能活着回到自己家鄉，然而在日復一日的繁重勞作中，連活着都成了一種麻木的奢望。

　　這些勞工中許多人死於煤礦事故，還有些慘死於軍警的刀槍之下，還有些則承受不住暗無天日的勞作而跳海自殺。

　　在整個二戰期間，有1300名中朝勞工在此喪命。而當時島上的總人口才不過3300人，在軍艦島的煤產量最高時，能達到41萬噸。

　　可這些煤塊都是勞工們一塊塊鑿下來的，每一塊都浸潤着他們的鮮血。與軍艦島類似，三菱公司旗下的大夕張煤礦同樣浸潤着中國勞工的鮮血。

　　從1888年發現了露天煤礦之後，煤礦成為帶動夕張地區發展的主要產業，截止1943年夕張改製為夕張市時，境內共有24個大小煤礦。

▲大夕張煤礦遺址

　　三菱所屬大夕張礦業所分兩批接收中國勞工，1944年9月15日接收了由青島港押運的第一批176人，10月17日接收了由塘沽港押運的第二批116人。

　　根據大夕張礦業所的中國勞工名簿記載，這些中國勞工主要來自山東和河北，其中，市民123人、農民101人、苦力36人，戰俘及偽軍警人員29人，身份不詳3人。

　　這些勞工在軍警的刺刀威逼下，任由三菱公司驅使奴役，在沒有任何勞動保護措施的條件下，每天勞動時間長達10多個小時，遭受着非人的折磨和對待，不少人被殘害致死。

　　而大夕張礦業所為了掩飾其殘害中國勞工的罪行，在編制的《中華民國勤勞隊員死亡者名簿》中，竟然把中國勞工的死因幾乎都歸咎於因病死亡，甚至編造出了心臟麻痹、梅毒甚至腳氣等令人咂舌的死因。

▲中國勞工遺屬們在大夕張追悼死難者

　　在二戰期間，三菱公司使用奴隸勞工的空間範圍超過了任何一個日本公司，從本州島北部到泰國叢林，再到滿洲周邊，三菱公司處處留下了奴役勞工獲得金錢的罪惡足跡。

　　所以説，這筆謝罪款三菱公司出得理所應當，然而，在二戰期間，對中國勞工犯下罪行的日本企業卻遠不止三菱。

　　

除了三菱還有誰？

　　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裏，有一份彌足珍貴的日本強擄奴役中國勞工原始檔案，共120袋，405份，包括日本35家企業的124個作業場、373份報告和日本外務省報告書及附屬檔案32份，這份檔案記錄了中國被強擄赴日勞工的姓名、契約書、死亡診斷書等內容。

　　這份檔案是怎麼來的呢？

　　二戰後，中美蘇等國要求日本對當年勞工事件追究責任，日本企業將報告書提交日本政府後，於1946年3月16日向盟軍遞交了《華人勞工調查報告》，但這個報告書久久沒有公開。

　　1950年11月1日，日本華僑在東京淺草的本願寺舉行中國死難勞工第一次慰靈追悼會上，一名日本外務省曾參加調查中國勞工的工作人員，通過各種途徑聯繫到了時任東京華僑總會副會長陳焜旺。

▲陳焜旺

　　這位工作人員告訴陳焜旺，當時外務省要求他們燒燬記載有日本奴役中國赴日勞工原始檔案的《外務省報告書》及相關材料時，他覺得這套材料非常珍貴，燒燬了太可惜，因此悄悄保留了三套，並決定把其中一套送給陳焜旺。

　　陳焜旺深知意義重大，便將檔案分散到幾個地方精心保存，當時日本右翼知道這個消息後，企圖偷走材料，但是沒有得逞，可惜的是那位工作人員保存的另兩套材料，迄今為止仍然下落不明。

　　拿到檔案的陳焜旺先是於1993年在東京華僑總會公佈了部分內容，後來又在2013年將保存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檔案轉贈給了抗戰館，使日本這一侵華罪行大白於天下。

　　報告書顯示，在1943年4月至1945年5月，共有38935名中國勞工分169批被相關日本企業通過日本侵略軍用武力抓捕後，採用強制手段押送至日本35家企業至少135個作業場所做苦役。

　　被抓捕的中國勞工年齡最大的78歲，最小的11歲，30歲以下者居多，被強擄至日本的中國勞工遭受到種種非人折磨，患病58954人次，佔勞工總人數的151.42%；20992名勞工患傳染病，佔勞工總人數53.92%；6778名勞工受傷，佔勞工總數17.41%；467名勞工因患病或受傷而喪失生活機能，其中217名勞工失明；65732人次患病或受傷，佔勞工總數168.83%。

　　至日本投降後送還前，共死亡6830名，尚拋在日本的中國勞工屍骨還有4000餘具。就礦業所的死亡率而言，在10%以上的有57個，其中10%—29%的43個，30%—52%的14個。在這14個單位中，共有中國勞工6640人，佔總數的36.31%，還有負傷的426人。

　　而根據日本學者田中宏研究，日本強徵的中國勞工人數應該是41758人，這是因為在乘船前就已經死亡2823人。

　　像當年被稱為“株式會社鹿島組”的鹿島建設，在1944年5月至1945年5月期間，強擄了1888名中國人做苦役，其中在花岡設立的中山寮就關了986名中國勞工。

　　勞工們居住的木板房冬冷夏熱、蚊蠅成羣，居住環境非常惡劣，他們每天勞役十五六個小時，行動稍有緩慢就要遭到手拎木棒的日本監工的肆意毆打。

　　他們的食物是用橡子麪加工的小窩頭，由於定量非常少，長期處於飢餓中，致使勞工們個個骨瘦如柴，並因營養不良普遍生病或死亡。

▲花岡勞工的日常食物，橡子麪窩窩頭

　　在花岡，成為日本奴隸的中國人，幾乎都成了病人，患疥瘡、被凍傷、拉痢疾，因為營養失調不能輕鬆走路等。但是，即使病了也不能卧牀休息。因為患病卧牀的話食物減半，將受到更大的折磨。

　　鹿島建設在一年多的時間內，造成539名中國勞工被折磨致死，5個事業所中國勞工平均死亡率28.5%。其中，花岡作業所中國勞工的死亡率高達42.4%。

　　這些中國勞工在日本軍警的刺刀與皮鞭下，被強迫從事繁重的體力勞動，生命被日本人視如草芥。

▲日本版畫家瀧平二郎創作的《不要忘記花岡》

　　然而在確鑿的證據面前，日本政府及絕大部分相關日本企業仍不承認事實，並且用玩弄法律的不正派手段推卸責任，充分暴露出其頑固堅持反人類的立場。

　　所以，軍武菌認為還是很有必要，把這些日本侵華戰爭期間強擄中國勞工的現存日企名單再曬一曬：　　

　　古河機械金屬、日鐵礦業、三菱材料、三井礦山、三井造船、住友金屬礦山、住友石炭礦業、同和礦業、新日本製鐵、宇部興產、㈱地崎工業、㈱間組、青山管財、㈱熊谷組、鹿島建設、飛島建設、大成建設、西松建設、鐵建建設㈱、石川島播磨重工業、臨港集團、七尾海陸運送、酒田海陸運送

　　這些公司裏面，除了鹿島建設、西松建設和三菱先後與受害勞工代表達成了部分“和解”，其它企業基本都處於“滾刀肉”的狀態，希望大家能夠記住它們的名字！讓這些負有戰爭責任的日本企業，永遠被牢牢地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謝罪款得來有多難？

　　剛才説到這22家現存日企中，只有三家跟受害勞工代表達成了部分“和解”，支付了謝罪款，你可知道這並不是日企發善心，而是受害方和部分有良知的日本人付出多大的艱辛才取得的結果嗎？

　　對於強擄中國勞工的這段歷史，直到現在，日本政府都沒有予以正視，拒絕承認犯罪事實，中國勞工受害者家庭向相關日企提出的索賠訴訟，一般都會遭到日本最高法院的駁回。

　　這是因為日方堅持認為這一問題已經在1951年的《舊金山對日合約》中達成和解，不願意再為勞工問題另外負責。

　　然而，事實上，中國始終都沒有承認《舊金山對日合約》的合法性，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曾表示，《舊金山對日合約》是二戰後美國糾集一些國家，在排斥中國的情況下籤署的非法文件，因為它明顯違反了1942年中美英蘇等26國簽署的《聯合國家宣言》規定。

　　説白了，就是你家把我家搞得家破人亡，然後幾家鄰居過來跟你家達成共識，你家不用賠我家了，憑什麼？

　　而且，該合約中根本就沒有涉及到對中國的戰爭賠償和受害者補償，日本所謂的“和解”也只是日本政府單方面與自己達成和解，根本不能代表中國上千名受害勞工。

　　戰後，奴役中國勞工的日本企業從日本政府獲得了龐大的利益補償，這些企業或企業團隊為了逃避責任，有組織地隱瞞了加害事實。

　　在這種情形之下，中國受害勞工從上個世紀90年代初就開始的對日訴訟之路，就愈發地漫長而艱辛，這其中最具標誌性的就是劉連仁案。

　　1944年9月，33歲的劉連仁在家鄉山東省高密縣井溝鎮草泊村被日軍擄到日本一座礦山做苦工。不堪虐待的他在1945年6月逃亡，躲進北海道深山，度過了13年野人般的生活。直到1958年被人發現後送回國內。

　　從上世紀90年代初，他就開始了漫長的對日訴訟索賠。2001年7月，日本東京地方法庭判決日本政府違反了戰後救濟義務，應當向劉連仁的遺屬提供2000萬日元的損害賠償。

　　但4年後日本東京高等法院推翻這一判決，又駁回了劉連仁索賠請求。2007年，日本最高法院三審駁回原告訴求，徹底斷了訴訟手段解決問題的路子。

　　不過好在中日兩國都還不乏正義之士，從20世紀七八十年代開始，旅日愛國華僑、日本愛好和平人士和國內相關方面人員就已經開展了一場中、日聯手對中國勞工問題的全面調查研究和設法解決的運動。

　　他們對日本強擄及奴役中國勞工情況展開全面調查，搶救性收錄了大量證言證物，收集了大量珍貴的史料。

　　像大學教師童增在1990年發表了“中國要求日本民間受害賠償”萬言書，掀起了中國民間對日索賠浪潮。

▲童增

　　1994年8月，日本律師小野寺利孝與童增在北京簽署了委託協議，1995年開始，日本眾多律師以日本政府和加害企業作為被告，為中國受害勞工在日本提起了多起訴訟，其中起訴三菱材料共有5個案子，即札幌、東京、福岡、宮崎、長崎等地方法院訴訟。

​▲小野寺利孝

　　對此，日本一些市民團體也給予了道義上的支持，有10多萬名日本人簽名支持中國受害者在日本打官司。

　　相對於勢單力薄的中國律師，日本律師和民間團體為幫助中國受害者打索賠官司，組成的二三百人規模的律師團。

　　他們為此募集資金，有的日本律師還自己墊付了一些費用，像小野寺利孝為此還從銀行貸款2000萬日元。

　　受此鼓舞，以康健為代表的一批中國律師陸續參與到對日民間索賠的訴訟之中，他們帶領一批又一批中國受害者去日本各地起訴日本政府和日本加害企業。

　　在中國受害勞工及遺屬和各方有識之士的共同努力下，艱苦卓絕的中國受害勞工索賠終於取得了一定進展。

　　2000年11月，在經過了5年多漫長的艱苦訴訟後，“花岡事件”中國勞工倖存者及死難者家屬與被告日本鹿島建設公司達成和解。鹿島公司向中國勞工謝罪並賠償5億日元，委託中國紅十字會設立“花岡和平友好基金”，用於對受難者的賠償、慰靈、遺屬的自立、護理以及後代的教育等。

　　西松公司於2009年和2010年分兩次與安野案件、信濃川案件受害勞工及家屬達成和解，承認強擄中國勞工到日本強迫勞動，致使中國勞工飽受肉體、精神雙重侵害這一歷史事實，並作出道歉，建立紀念碑。

　　同時，向安野案件、信濃川案件受害勞工分別支付2.5億日元和1.28億日元的賠償，不分傷者和死者，每位安野案件受害者獲得約3.44萬元人民幣，每位信濃川案件的受害勞工可獲得五萬元左右人民幣。

　　三菱公司則在2016年公開謝罪，承認中國勞工人權被侵害的歷史事實，向受害勞工及遺屬表示“真誠的謝罪”。除了向每位受害勞工或遺屬支付10萬元人民幣外，三菱公司承諾出資為受害者修建紀念碑，讓日本後人銘記被強制擄日中國勞工的歷史。

　　但需要我們看到的是，絕大部分日本加害企業並未勞工問題表示認罪態度，而作為制定相關政策的日本政府更是一味持迴避態度。

　　對於中國受害勞工的維權，日本政府多年以來一直置若罔聞，而三菱公司在日本最高法院駁回賠償要求的情況下，主動認罪道歉並提供經濟補償。

　　這一選擇的背後，是三菱基於在中國市場的長遠發展考慮，對於他們這種跨國集團而言，每人10萬元的補償並不多，卻能借此收割一波好感，給自己臉上貼一層金。

　　而鹿島公司支付賠償則是在不承認法律責任的前提下，説白了，就是拿小錢換大義，只不過是因為受害人及家屬已經實在沒有時間和精力與他們周旋了而已。

　　昭昭前事，惕惕後人。日本政府作為強擄中國勞工的罪魁禍首，卻一再推卸責任，拒絕道歉和賠償，甚至惡意篡改歷史，不由得讓人更加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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