異星災變與烏克蘭戰爭——西方文明的終結（一）_風聞

孫悟空是蒙古人的象徵，愷撒是耶穌的現實原型，一神教是地中海文明大一統的等價物，猶太教是官商交媾的伊甸園。

在地緣政治上，美劇《異星災變》對一神教（密特拉教·太陽神索爾）發動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戰並試圖挑起三戰的殘暴變態進行了不留情面的批判，提出無神論者應站出來撥亂反正的構想是很有見地的。

而烏克蘭戰爭並沒有什麼新東西，替罪羊、種族滅1絕、妖魔化對手、未審先判等有組織犯罪的技術在《契約》中已經被系統闡述過。按契約的定義，邪惡與正義的區別僅在於“誰幹的”，而不是“幹什麼”。如果老大搞種族滅1絕，就是正義的，老二搞種族滅1絕，就是邪惡的。老大發洪水滅1 絕人類，瑟瑟發抖的倖存者愛上了種族滅1絕者索爾。由此可見，密特拉教徒是一羣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患者，該教的發展史實質上是一羣受虐狂如何演變成施虐狂的人類精神病史。

《契約》實際是精神分裂症患者虛構的神話寓言。全知全能之神索爾創造人類，但是99.999%的人類是邪惡的，只有方舟一家是好人，於是，索爾發洪水滅絕99.999%的人類，圖啥婦女兒童。

索爾是殘暴的，他是納粹的榜樣。索爾更是環宇內最無能的神祗，他的子民99.999%都是邪惡的，説明其教子無方。如果錢學森生養的十個孩子有九個是壞蛋，那麼，我們會説錢學森是世上最無能的父親、最差勁的科學家。為了掩飾自己的無能，昏庸的索爾將自己的子民幾乎圖啥殆盡，為西方人提供了製造替罪羊，合理化種族滅1絕暴行的極其糟糕的示範。

然而，殘暴、昏庸、無能的索爾卻深受西方人的熱愛，這源於怎樣的魔幻現實？

藝術是現實的映射。

上帝是個猶太人，滅霸是個美國人。

“上帝”這一聖經角色體現的是猶太作者的價值觀，而不佛教徒的。“滅霸”這一角色是美國人創造的，用以詆譭對手的藝術形象，但卻投射出了美國人無意識的犯罪衝動與幻想。例如：

一，2020年新冠肺炎肆虐之際，美國政府大量囤積疫苗，拒絕向第三世界國家提供及時、有力的支援，試圖利用新冠肺炎消滅第三世界的過剩人口，這正是滅霸的價值觀，也就是美國精英的傳統理念。

二，每到旱季，生活在北美州的蜜罐蟻就會大舉入侵鄰居的家園，將鄰居們大卸八塊，然後拖着裝滿花蜜的對手屍骸返回巢穴。包括人類在內的社會性動物，在嚴峻的生態危機面前，都選擇了種族滅絕的策略來保存自己消滅競爭者。而宗教恰恰是生態的產物，印度的肥沃土地孕育了素食、和平的宗教，中東沙漠的極端環境則造就了肉食、暴力的宗教。索爾發洪水滅絕人類，為西方人提供了種族滅絕“有理”的示範，滿足了西方人在農耕時代通過種族圖啥獲取稀缺資源，應付極端環境壓力的基本生存需要。

所以説，“滅霸”是個美國人，“上帝”是個猶太種族主義者。

藝術無法脱離現實而存在。孫悟空是蒙古人的象徵，愷撒是耶穌的現實原型，一神教是地中海文明大一統的等價物，猶太教是官商交媾的伊甸園。

但凡沒有受到死亡威脅的人，都不會像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患者那樣盲目崇拜種族滅1絕者索爾，這是密特拉教早期活動只侷限於少數反社會精英中的根本原因。

君主為社稷而死，卻永遠活在人民心中。愷撒為羅馬而亡，死後擊敗刺殺他的對手，進階天神。《契約》後作者終於明白，只有為人民利益獻身的領袖，才能獲得人民的愛戴，而不是那個以種族滅絕開場的索爾。

《契約》後作者將愷撒“先死後生，戰勝強大政敵，死後封神”的故事與猶太神話相結合，進而創作出“耶穌”這一通過自我獻身，為索爾的種族圖啥贖罪的經典神話，改善了索爾殘暴、昏庸、無能的形象，使密特拉教風行西方近兩千年。但無論如何，不可否認的事實是，沒有愷撒，便沒有羅馬帝國（或許是希臘帝國），更不會有耶穌基督。耶穌為門徒猶大出賣的情節還原了布魯圖斯對愷撒的背叛。

但是，對“種族滅絕者索爾”與“受難者耶穌”兩者的整合並不那麼成功。例如，《契約》宣稱“凡是信仰索爾的人（尤其是種族滅1絕者），都不會被定罪，不信仰他的人（包括嬰兒），已被定罪”。

我們知道，初生的嬰兒如同一張白紙，還沒有現實的人與物的概念，自然不會有信仰，嬰兒因此有罪。於是，索爾在創世紀中發洪水圖啥孕婦、嬰兒。這導致了密特拉教的天堂裏住滿了信仰索爾的種族滅1絕者（圖啥印第安人的白人），地獄裏則擠滿了創世紀中被淹死的婦女兒童。密特拉教的邏輯如此反人類，也只有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患者和施虐受虐狂才會為之傾倒。

美劇《異星災變》讓人們意識到，西方人過去、現在、未來都在將《契約》的末日審判、種族滅1絕敍事強加給全人類，西方人發明核彈、生化武器就是在為毀滅人類這一終極目標做準備。

所以説，西方人作為密特拉教的奴隸，只是羣《行屍走肉》，它們在十五世紀就已經死亡，只不過未曾下葬，而《異星災變》正為西方文明奏響了葬禮進行曲。烏克蘭戰爭則再次明確無疑地告誡世人，精神分裂的西方人（密特拉教徒）沒有能力解決問題，只擅長製造衝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