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黃酒不能成為主流？”_風聞

“為什麼黃酒不能成為主流？”​

這其實是個蠻有意思的問題。

之前《三聯週刊》有過一篇文章，講了中國酒水歷史的改變。在那篇文章裏，作者説在蒸餾技術成熟後，白酒在民間流行，但在上層社會，仍然推崇黃酒。直到建國後，因為政策如何如何，白酒才成為了主流。

這個擰巴的文章看得我那個難受呀。

為啥説這個文章擰巴？因為這個作者承認“白酒是下層人喝的、黃酒是上層人喝的”，但同時又十分強調黃酒的文化屬性。

我就問一個最簡單的問題：在這個社會上，是“下層人”人多還是“上層人”多？

這個問題肯定不難回答吧？

那麼，如果我們認可人與人都是平等的，那麼到底是下層人的消費更能代表主流，還是上層人的消費更能代表主流呢？

一個普通的農村村民或者一個重體力勞動者，只喝二鍋頭之類的普通白酒，就算一天喝半斤，他一年喝的酒加起來可能也就是2000塊錢——而對於一個“上層人”來説，他請人吃頓飯，一瓶茅台就得兩三千塊錢以上了。

難道説，因為茅台更“上流”，所以茅台才是中國酒水消費的主流？

如果我們跳出中國的視角，看看世界。無論是白酒，還是威士忌、龍舌蘭、伏特加等等，這些在酒水市場中一律都被統稱為烈酒。

那麼，消費者到底是更愛喝烈酒還是低度酒呢？某個高贊答案説的就是挺搞笑的：

其實數字就可以説明一切。2021年全球葡萄酒的消費量是260億升，而烈酒銷量是352億升，很顯然葡萄酒的是遠低於烈酒銷量的。

即便你把中國人喝掉的52億升白酒排除出去，全球烈酒銷量依然有300億升，還是超過了葡萄酒的消費量。

至於拿白酒不能征服國外消費者來説事，那就只能是連最基本的常識都缺乏了。

因為烈酒與葡萄酒、啤酒不同，都具有極強的地域性。比如，龍舌蘭、伏特加都是世界知名的烈酒種類，但一提到伏特加，大多數人想到的都是俄羅斯、北歐等高寒地區，一提到龍舌蘭，想到的則是墨西哥、美國等等。這其實就是烈酒地域性特徵的顯現。説到底，中國白酒也只是全球烈性酒種類中的一種，沒有任何特殊性。中國人不也沒有喝伏特加、威士忌的習慣麼？

其實説到底，別看現在很多人動不動就把平等掛在嘴邊上，但其實依然是“自我以上人人平等，自我以下階級分明”，心裏默認的還是“上流”就是“主流”——哪怕這個“上流”的比例其實很小。而拿什麼文人墨客、士紳名流的消費偏好當證據，就更是扯淡。

首先説拿文人墨客的吟誦來説事，中國人飲用高度酒要到元朝蒸餾技術成熟之後，而中國人最熟悉的唐詩宋詞所誕生的時代，高度酒是個極其罕見的東西。能在唐詩裏看見吟詠高度酒，跟在唐詩裏看到“奈何共軍有高達”沒有任何區別。在明清兩朝，吟詠白酒的詩詞也不少見，但明清詩詞就是個相當冷門的方向了。

其次，拿具有較高消費力的士紳名流説事，就如同上面提到的拿茅台的出鏡率證明茅台是白酒消費的主流一樣。

白酒在民間的流行，主要原因在於白酒的“性價比”更高，或者説在同等的價格下，白酒能提供的酒精量更高。底層勞動者是很需要白酒“解乏”的。從歷史來看，到了清朝中期，白酒其實就已經在民間非常流行了，這一點清代中晚期的各種縣誌記載中隨處可見。而在清代中晚期的以普通人生活為題材的文學作品，在飲酒的時候，基本上都離不開白酒了。比如《駱駝祥子》：

“你瞧，”虎姑娘指給他一個椅子，看他坐下了，才説：“你瞧，我今天吃犒勞，你也吃點！”説着，她給他斟上一杯酒；白乾酒的辣味，混合上燻醬肉味，顯着特別的濃厚沉重。“喝吧，吃了這個雞；我已早吃過了，不必讓！我剛才用骨牌打了一卦，準知道你回來，靈不靈？”

這裏的“白乾酒”顯然指的就是烈酒了。

祥子可以説是一個相當有代表性的羣體，因為在中國傳統社會中，顯然祥子這樣的人才是真正的主流。

而有些人非要拿“傳統”説事，也是很搞笑的。

因為烈酒這個東西本就不是古代的產物。世界上幾種比較知名的烈酒，伏特加最初見於歷史記載是16世紀——也就是差不多中國嘉靖年間的事情；威士忌所宣傳的自己的釀造歷史“超過500年”，向前一推算跟伏特加幾乎沒區別；龍舌蘭、朗姆酒就更不用説，這都是16世紀美洲地理大發現以後才有的東西；金酒的歷史記載很明確，誕生於1660年——第二年康熙都該登基了。

為啥世界知名的烈酒都誕生自元朝之後？因為元朝前後蒸餾技術才逐漸成熟！

就這麼簡單的一個事。説白了就是，不管中國還是外國，以前的老百姓不喝烈酒，不是因為他們不愛喝烈酒，而是當時就沒有烈酒。

但烈性酒自誕生之後，就迅速在底層勞動者之中普及——朗姆酒多麼受水手們喜歡，看看《加勒比海盜》就知道。而如果你願意放下自己“人上人”的心態，看一看舊中國的歷史記載，就會發現在當時的中國，除了一些大城市和南方部分地區的人喜歡喝黃酒之外，農村人喝“燒酒”、“白乾酒”之類的東西已經非常非常普遍。如果你願意承認那些當時生活在廣大的農村的、佔全體國民總數80%以上的人還算“人”的話，那就不應該對他們愛喝的酒熟視無睹。

如果覺得我是在胡説，那麼我們直接上數據。根據民國初年對商務部對釀酒產業的統計：

1912年全國酒類產量約903萬噸，其中黃酒年產約87.7萬噸，燒酒460萬噸，高粱酒337萬噸。果子酒約818噸，藥酒944噸，其他酒類17.8萬噸。

你看，有意思的地方就在這兒，在某些人嘴裏，加起來產量近800萬噸的白酒不是主流，反倒是年產量僅有白酒1/10的黃酒成了主流。

説到底，如果説“黃酒一直是主流”的説法，還可以解釋為對中國酒的工藝發展不太熟悉的話，那麼在明清以後，白酒已經在底層廣泛流行的情況下，依然無視這些佔全國絕大多數的人，反而是把佔社會極少數的所謂“社會名流”、“文人雅士”之類的羣體的消費偏好當做是“主流”，這其實恰恰能説明掌握話語權的重要性。

新中國成立後白酒地位的提升，本質上是因為政治體制的變革而導致白酒“話語權”的提升。換言之，因為中共的領導幹部多出身於底層，且需要長期在基層開展工作，在生產環境和工作需要兩方面的因素下，對於白酒有所偏好也是十分正常的。這導致了在上層羣體中，對酒水消費的偏好從黃酒轉變成了白酒，並延續到了今天。只是，即便你讓這些人天天喝黃酒，也改變不了白酒才是主流的事實——當然，前提是你得把那些喝白酒的人當“人”看。

否則，就會出現我開頭所説的那種一邊承認黃酒流行於上層、白酒流行於下層，一邊又説黃酒才是主流的擰巴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