奢望人類團結的《流浪地球》，確實很“科幻”_風聞

文 | dlsdyc

春節的熱鬧已經逐漸褪去，等待我們的是某種更為日常的生活節奏。不過大洋彼岸的政治世界顯然沒有受到春節的影響；反而加班加點為我們獻上了一份新的大禮——在經過數月的談判後，荷蘭政府最終選擇加入美國的芯片制裁聯盟，將對出口中國的先進芯片技術實施新的出口限制。

荷蘭政府並非沒有掙扎，我國政府也並非沒有警告和勸告，但在美國的絕對實力面前，中國佔據ASML17%訂單的商業利益最終讓位於政治上的對立。在電影《流浪地球2》中，各國政府團結一致對抗災難，在現實中，霸權吸血欺壓爭鬥沒有哪一刻停止。從這個角度來説，《流浪地球2》確實很“科幻”。

以審慎的眼光看，我國在與美國的對抗中存在一些結構上明顯的弱勢。這是美國在冷戰後全面主宰世界秩序的結果。尤其是在新自由主義普遍退潮的情況下，傳統的政治經濟二分，或者説政冷經熱、政熱經冷，已不再受到民眾的支持。將決斷作為本質的政治正在日益撕下曾經虛偽的面具，展現出自己張牙舞爪的真實樣貌。

（《流浪地球2》裏中國代表周喆直在聯合政府會議上的”股骨演講“，用一根1.5萬年前的發現的人類股骨的斷裂和癒合現象來闡釋什麼是團結，人類為什麼要團結，然而現實中，深受美國意識形態影響的一些中國媒體和知識分子認為電影中充斥着“傳統陳舊”的“人定勝天”，“人類集體至上”價值觀，是“愛國式普式主義。西方意識形態和價值體系在一些人心中的根深蒂固可見一斑）

一些歷史的回顧有助於我們更好地理解二十世紀後半葉政經關係的演變。在曾經的冷戰格局下，世界被劃分為兩個不同的世界市場。蘇聯的解體成功讓美國主導的西方秩序成為世界市場的基本準則。雖然新興市場的崛起，比如一度流行的金磚國家，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西方世界的絕對主導地位。這體現在對新規則的制定中，也體現在對舊機構的話語權改革上。中國特別提款權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比重的不斷提高是一個典型的例證。

**但這種提高難以改變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在現有秩序中的主導地位。**在西方依舊佔據世界經濟巨大比重的情況下，主導地位的變遷是一件更不可能的事情。以亞開行為例，直到今天美國和日本依舊佔據最多的表決權，亞開行的行長也始終由日本人出任。這並非批評亞開行是西方秩序的附庸或者工具那麼簡單。事實上，上世紀亞開行對中國的投資和貸款具有非常積極的意義。問題是，這種權力結構不符合日益變化的力量格局。亞投行的成立在某種程度上暗示秩序的更迭是比想象更緊張的事情。

美國及西方世界在國際市場的份額雖然縮水，在規則的制定上依舊享有非常強勢的地位。對俄羅斯的經濟制裁本質上就是利用西方世界在某些領域的絕對優先地位，將自己的規則擴展為全世界必須遵守的規則。無論是銀行間結算系統還是世界船舶保險，西方世界以精妙的方式將俄羅斯從世界經濟中孤立起來。

在提前準備的情況下，俄羅斯經濟依舊遭受到重大挫折。當然，這種挫折可以稱得上傷筋動骨，但沒有到動搖國本或者自我瓦解的程度。**戰略核威懾雖然是一種威懾，但威懾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種明確的姿態。**至於這是否會引發在台灣問題上的連鎖思考是一個智者見智仁者見仁的問題。

（《三體》被作者劉慈欣稱為“光年尺度上的中國近現代史“，其中，智子鎖死科技，黑暗森林威懾，三體人文化入侵等等情節，相信大家會有強烈的歷史和現實既視感）

話説回來，當年西方世界對我國的援助也不是純粹的善意。更準確的説，在國際政治中純粹的善意本身是極為罕見的東西。冷戰後西方對中國進入世界市場的支持主要基於以下兩個方面的支撐。一方面來自於所謂的世界市場分工。廉價勞動力是彼時幾乎一窮二白的中國最重要的優勢之一。

巨大的人力資源可以能夠穩定且廉價地為世界提供低級工業製品和民用物品。勞動密集型產業遷移在提供整體資源利用效率的同時，也為中國博得了“世界工廠”這一名聲。當然勞動密集型產業和大型製造業的遷移也為今日西方國家的內部撕裂埋下了種子。畢竟對於鐵鏽帶的許多工人而言，資本確實在關閉美國工廠的同時開設在中國的工廠。這在微觀層面自然會激起中國人竊取美國工作的應激反應。（當年日本繁榮的時候也是如此）

另一方面，冷戰後的西方政治界和思想界對於所謂的和平演變理論具有高度的自信。這一理論的基本模型可以概括為：隨着推行自由市場的改革，國內可以誕生出龐大的中產階層；這些中產階層在提升經濟實力的同時也會逐漸追求相應的政治權利；這最終轉化為以西方世界為模板的公民社會。

換而言之，只要將我國納入到世界市場，我國將自然受到這一市場規範的影響，逐漸轉變為西式民主國家。無論是韓國和台灣地區的民主化改革，還是蘇聯的解體，都為這一理論提供了某種“客觀”的支撐。

21世紀我國的快速發展嚴重影響了西方世界的兩個論斷。第一，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已經開始威脅西方國家在產業鏈上的優勢地位。客觀而言，我國融入世界市場是我國經濟高速發展非常重要的條件。人民生活水平的顯著提高是每一個上年紀的國人都能直觀到的事實。在短短一代人的時間裏，我國就實現了從自行車到汽車的巨大飛躍。一窮二白的局面也為跨越式發展提供了基礎。但我國的經濟發展不可能始終以低附加值的產品作為主導；我國的勞動力成本也只會不斷推高。產業升級是我國不得不走向的未來方向。

如果世界永遠是增量市場，那麼我國的產業升級可能不是那麼嚴重的問題。問題是，**在一個日益轉向存量市場的世界裏，我國的產業升級在相當程度上是以挑戰其他發達國家在產業鏈的位置為代價。**對於西方世界而言，它們也沒有做好迎接擁有14億人口的市場升級。這不僅將改變世界市場的結局，也是對地緣政治的重新洗牌。

在這種情況下，西方國家自然傾向於限制乃至打壓我國的產業升級進程。至少在最低限度上，西方國家認為自己需要控制我國的產生升級。西方世界的做法很難説是完全只針對我國。上世紀80年代的日本同樣讓西方世界擁有類似的憂慮。在經過激烈的經濟碰撞之後，日本以喪失對美國的挑戰能力為代價，在西方世界的產業鏈中獲取自己的份額。

第二，和平演變策略的破產為對華強硬派的上台提供了客觀支持。很多人沒有想到的是，所謂的鴿派才更多是和平演變的支持者。無論他們是否真心支持這一理論，但這成為他們實行鴿派政策的正當藉口。當鷹派主張對我國實行強硬幹涉時，鴿派則可以指出強硬幹涉反而適得其反，不利於將我國納入西方的利益共同體。

特別是當我國經濟與美國深度綁定相互依賴的情況下，鷹派試圖切割中美兩國的成本會更高。或者用特朗普貿易戰前流行的説法，這種深度的經濟關聯又被成為中美關係的壓艙石。畢竟在理性人的計較中，傷敵一千自損八百的行為缺乏足夠的吸引力。

在鴿派的主導下，以市場經濟促使政治改革的基本思路有其在克林頓政府時期受到廣泛的歡迎。小布什政府試圖改變這一論調，但911事件迫使其將重點放在反恐上。奧巴馬政府在一定程度繼承了這一政策。但越來越多的美國智庫開始討論為什麼高速發展的中國經濟沒有孕育出他們所設想的中產階層。強硬派更是公開質疑和平演變策略的有效性。我國經濟的每一分發展都會被視為鴿派“綏靖”政策的結果。

特朗普發動貿易戰可以視為兩個支柱基本破碎的結果。中國不單是日益明確的霸權挑戰者，更加是不同意識形態的挑戰者。我國已然成為西方世界秩序的最大恐懼。這種恐懼在一定程度上成為歐洲如此迅速導向美國的原因之一。

無論是我國始終主張以聯合國為基礎的多邊外交主義，還是試圖構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從根本上都無法打消西方的疑慮。這種疑慮不只是透明度的問題，而是無法避免的猜疑遊戲。

一方面，即便懷有最大的善意，在國際政治中每個國家都會保存自己的秘密，從而獲得某種競爭優勢；另一方面，即便真的存在完全坦承的國家，也不代表其他國家會信任這種坦承。中美之間在價值觀問題上的諸多差異加劇溝通的成本。雖然雙方的有識之士試圖儘可能規避這一問題（比如1月6日衝擊國會大廈事件中米利打給我國的電話），但從概率上看，誤判將成為無法避免的事情。

現實利益上的衝突增大相互衝突的可能性。我國在產業鏈位置上的不斷上升不可避免地影響到美國對全球秩序的控制。雖然這種控制需要付出很多代價，需要始終扮演世界警察的角色；但這同樣是美國享受秩序帶來好處的必要條件。

**當然，作為全球帝國的美國和追求本土性的美國之間始終存在緊張的關係，**這種關係甚至成為美國今日內部撕裂的重要誘因。但大多數美國政治人物意識到，這種撕裂的後果也是維繫這一制度的必要性，美國必須憑藉這種方式才能保證對世界的控制。

在這一基本思路的主導下，美國兩黨乃至西方世界對我國愈發強硬的態度是一種理所當然的情況。唯有經過某種激烈的衝突和對立後，各方才可能真正建立起新的動態平衡。**在這種平衡建立之前，控制、打壓乃至更為激進的手段都是可以採用的政策工具。**伯羅奔尼撒的幽靈已經在我們的頭頂徘徊。現在的問題是，米爾斯海默的預言是否會成為真實歷史的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