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眾議院議長難產預示了美國政治碎片化即將到來_風聞

美國共和黨在中期大選中贏得眾議院多數黨，但本來應該只是走過場的議長選舉難產，經過四天15輪選舉，麥卡錫才勉強過關。但當選的代價沉重，許諾了一大堆對個人、對國會政治穩定都不利的東西。比如説，共和黨內本來規定，過半議員動議才能啓動罷免議長程序，這保證了足夠的穩定性。但現在改成只要有一人動議，就啓動程序。最後很可能現任議長還是能得到黨內多數的支持，他/她要是這點都做不到，本來就沒有資格當選議長，但這樣的反覆動議使得他/她不斷在應對動議中浪費時間和資源，可能一事無成。

但這些其實不重要，難產揭示的黨棍的個人和利益集團之爭也不重要，重要的是：美國政治進入碎片化階段了。這對美國的政治穩定性是巨大的壞消息。美國依然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美國的政治不穩定最終也將影響到全世界。

美國自詡為民主燈塔，兩黨制是美國式民主的基石，也被一些人譽為各國民主政治的楷模。説起來，民主未必就是兩黨制，多黨制貌似更加民主，而兩黨制只是輪流坐莊。但多黨競爭式的民主政治只有兩黨制才最為穩定，真的實行多黨制的國家大多在政治穩定性上不如兩黨制國家。

美國是兩黨制：民主黨和共和黨；英國大體上算兩黨制：工黨和保守黨，但自民黨時不時參與執政；加拿大是三個半執政黨：自由黨、保守黨、新民黨和魁北克人黨（BQ），BQ是地區性的全國性政黨，這説起來比較繞，但確實如此，BQ不在魁北克之外發展，但在議會里有席位，只是永遠到不了執政需要的席位數；德國曾經是兩黨制：基民盟和社民黨，但綠黨成為第三大黨，現在還有自民黨；日本是一黨制：自民黨，但黨內有派，到底算兩派還是三派就看時間、地點、人事了。

兩黨制在政治上的穩定是競爭式民主的必然。民主説起來是博採眾長，但對世界上所有事的政治見解和解決方案大體可以分為左右兩路，誰都不能解決所有問題，否則就優勝劣汰、只剩一路了。

在左右之間，還可細分為中左、中右、極左、極右，甚至進一步細分。競爭式民主的另一個特點是：鬥爭與妥協並存。世上事情千千萬，鬥爭和妥協的目的都是解決問題，假以時日，靠鬥爭能解決的都解決了，能妥協的也都解決了，剩下的都是既相爭不下又沒法妥協的硬核問題。

發展中國家還好些，政治和社會還在快速變化中，老問題沒有解決，新問題又出來了，可以妥協和必須鬥爭的問題清單是動態的，優先級也是動態的。歐美“成熟國家”早就進入穩態，可以妥協和必須鬥爭的問題清單就相對靜態，優先級也相對凝固，左右頂牛最後就穩定到代表左右的兩黨。

但兩黨頂牛久了，互不退讓，硬核問題越來越多，週轉空間越來越小，積怨越來越多，兩黨內必然分化為中間派和極端派。中間派願意在體制內繼續頂牛，極端派更加趨向於踢開體制單幹。這是競爭式民主的必然。

以色列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這個戰後才出現的“人造國家”在政治上全盤復刻英美政治體制，自然包括議會政治。建國以來的主要問題一直是生存問題。在以阿熱戰的年代，全國齊心，只有打退阿拉伯人的進攻，才談得上生存，工黨曾長期主導以色列政治。在與埃及、約旦簽訂和平條約後，以色列舉國上下對未來政治道路陷入了搖擺：繼續“以土地換和平”（現在主要是巴勒斯坦人的土地）vs“直到把阿拉伯人打服帖為止”。

巴勒斯坦問題是現代國際政治最艱鉅的死結。“猶太人迴歸故土”的時候，是以“無土的人民回到無主的土地”的心態，全然漠視阿拉伯人已經在這片土地生息千年的事實。以色列的建國造成了“一土兩民”的無解問題。“以土地換和平”能解決以色列與埃及、約旦、黎巴嫩、敍利亞（後兩國尚未簽署和平條約）的問題，但無法解決同一片土地上的巴勒斯坦人的問題，一國制和兩國制都有難解的問題。繼續鐵血也是死路，以色列不可能清除境內的巴勒斯坦人，不管是聯合國批准的1948年境內還是現在實際控制的境內。

這樣的無解死結困局導致以色列政治的高度碎片化，從極左到極右、從世俗到宗教，各種小黨林立，傳統的工黨早已失勢，右翼的利庫德黨也不再把持政局。2020年5月大選中，內坦尼雅胡下台，但接下來接連大選都難以產生穩定的政府，因為誰都不是多數黨，邊緣黨的要價又太高，只有在頻繁的政府換屆中反覆大選。貝內特只有一年就下台了，拉皮德只有半年。現在換回了內坦尼雅胡，但他要是能穩定組閣，當年也不會下台了。

德國是政治碎片化的另一個例子。傳統的基民盟和社民黨早就過了輪流執政的時代了。在默克爾時代，基民盟已經拿不到多數，只有和社民黨聯合執政，結果是基民盟和社民黨都發誓再也不聯合執政。本來邊緣的綠黨成為“造王者”，更加邊緣的自民黨也在新政府裏佔了一席。

但社民黨的總理府和綠黨把持的外交部、經濟部在大多數事務上唱反調，朔爾茨頂住壓力訪華時，代表團裏甚至不包括外交部長和經濟部長，外交部和經濟部新出台的中國政策則得不到總理府的背書。

問題是，綠黨把持的外交部和經濟部也確實是德國政府的執行部門，總理府在中國問題的大政決策上可能繞過，但具體執行上不可能繞過。政治上的碎片化最終將反映在政策和執行上的碎片化。德國對華政策的碎片化只是一部分，烏克蘭政策也同樣碎片化，總理府和外交部、國防部説的、做的不是一回事。

碎片化對美國來説，兩黨有可能實際上變成四黨：民主黨建制派，民主黨進步黨團（Progressive Caucus），共和黨建制派，共和黨自由黨團（Freedom Caucus）。

前不久，進步黨團要求重審美國對烏克蘭的支持，但在建制派和輿論壓力下，很快撤回，怪罪到工作人員失誤、把內部討論的事情當作決議發佈出去了。但自由黨團在眾議院議長問題上的發難説明：兩黨內的極端派別開始形成氣候，有可能通過槓桿作用發力了。

一般來説，極端派別總是少數，在成熟的政治體系裏成不了大氣候。問題是，兩黨頂牛的結果必然是勢均力敵，這時四兩就可以撥千斤了。

自由黨團是眾議院裏共和黨人的小團體，所以不包括名氣更大的盧比奧、科頓、格拉漢姆等共和黨參議員。自由黨團反對寬鬆的移民、醫保、社保、福利政策，反對大政府。自由黨團起始於特朗普之前，與特朗普合流是他當選後的事情。

特朗普對自由黨團有影響，但自由黨團並不聽命於特朗普。在特朗普的勸説下，自由黨團部份成員最後放棄反對，而是投票“到場”，利用投票程序最後使得麥卡錫過關。即使到了這個時候，自由黨團依然不願意“支持”麥卡錫。

美國政治頂牛已經有一段日子了，以前主要是在兩黨之間頂牛。自由黨團的作梗預示了共和黨內頂牛的開始。兩黨的黨運輪流轉，還會有民主黨多數的日子，那時就是進步黨團有樣學樣的時候了。

接下來，最大的頂牛點是預算。1月14日，耶倫通知美國國會，美國政府將在1月19日觸達目前的債務上限，如果國會在此之前不能通過法案，財政部將被迫採取措施，避免發生債務違約。但特殊措施也只能維持到8月，屆時美國政府再次停擺是很可能的事。

美國國會有立法權，但最大的權力實際上在於預算權。在預算上作梗是國會共和黨影響白宮最有力的手段。但作梗是一回事，通過預算是另一回事。

共和黨在整體上主張小政府，自由黨團更加極端。如果以特朗普時代的施政作為參照，特朗普曾大刀闊斧地削減科教開支，包括NASA和NIH，甚至對軍費也是先大手筆增加再大手筆削減。這與共和黨建制派的主張未必一致。

中國是唯一能凝聚美國兩黨共識的議題，麥卡錫當選眾議院議長後第一件是就是組件眾院中國委員會。但中國崛起已經不能靠美國好勇鬥狠壓制住，而是要在經濟和科技上紮實領先才有用，這日益成為美國的共識。但如何做到，兩黨南轅北轍，兩黨極端派別更加極端。

在民主黨還是多數黨的時候，拜登通過新冠援助法案（19000億美元）、基建和就業法案（12000億美元）、芯片和科技法案（2800億美元）。且不説這些法案只是多年投資的框架，到每年具體預算的時候，還有作梗的空間，這些大手筆的錢從哪裏來就是大問題。

民主黨要增税，共和黨要減税，自由黨團更是“嫉税如仇”。法案規定撥款容易，國債觸頂如何解決是另一個問題。錢不是萬能的，沒錢是萬萬不能的，在美國尤其如此。美國的國債天花板向來是驚險時刻，自由黨團如何運用“新發現”的槓桿迫使共和黨建制派就範，以極端政治理念劫持共和黨主流政治，是美國政治的新看點。

碎片化政治的最大特點就是：極端派別的政治理念劫持了主流政治，迫使主流政治向極端理念傾斜，或者迫使政府停擺。

這可能是未來一段時間裏美國政治的一大特色。

美國倒不是沒有可以“團結上下”的凝聚點，反華就是最大的凝聚點。當前美國的主要入手點是芯片，航空瓶頸已經進入倒計時，生物科技、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美國越來越沒有明顯的瓶頸可以拿捏中國了。中國是否能、何時能突破美國的芯片封鎖是一個爭論不休的問題，但時間窗口通常在3-5年之內。美國能維持芯片瓶頸10年以上嗎？恐怕美國人自己也心裏沒底。但10年並不是很長的時間。中國崛起是長期競爭。

拜登任內已經通過了《美國援救計劃法案》（19000億美元）、《基礎建設和就業法案》（12000億美元）、《芯片和科學法案》（2800億美元）。第一個法案以新冠疫情救援為主，第二個法案億基礎建設為主，第三個法案是芯片和科研投資為主。

從共和黨角度來説，這些都屬於濫用公共資源、扭曲自由競爭的惡政。但共和黨也有自己的花錢的地方，如軍費。美國也正在急需大量增加軍費才能維持對中國的軍事優勢的時候。已經延續多年的F-35、“弗吉尼亞”級核潛艇、“福特”級航母不算，B-21和“哥倫比亞”級核潛艇就是新的吞金獸。

“哥倫比亞”級已經確定為千億美元級了，B-21現在還號稱720億美元單價，但量產時是否還能保持就難説了，很可能成為另一個千億美元級的超級項目。還有“民兵III”和“三叉戟D6”導彈的替換，空射核巡航導彈的項目還沒有決定，也便宜不了。第六代戰鬥機則還沒有影子，先不去管它。

這些只是新硬件，基地和軍隊建設是另一個問題，從關島到澳大利亞，各種給盟國的援助，加強訓練，都得花錢。

民主黨當然也反華，但鉅額軍費一旦擠佔社會福利開支，就觸動了民主黨底線。到時候，共和黨要推“大軍費”預算，必然受到民主黨的全力阻擊，就像拜登的三個法案受到共和黨的全員阻擊一樣，必然要傾力阻擊。那時，共和黨只有勉強多數，自由黨團就有了切入點，逼迫共和黨建制派在向自由黨團妥協和議案流產之間選擇，眾議院議長選舉就是前奏。換句話説，美國政治可能不是邊緣政治主流化，而是邊緣劫持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