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斯林憤怒的根源_風聞

20世紀的歷史明白無誤地表明，中東毋寧説整個伊斯蘭世界確實出現了嚴重問題（went badly wrong）。相較於他們的千年競爭對手基督教世界，伊斯蘭世界變得貧困、虛弱和無知。在19和20世紀，西方對伊斯蘭世界的主導作用顯而易見，不僅侵入了他們的諸多公共領域，尤為令他們痛苦的是，還侵入了他們的私人領域。

主張現代化的人士——不論是通過改革還是革命——將努力集中在三個領域：軍事、經濟和政治。至少可以説，效果令人失望。軍事上，試圖通過更新軍備尋求勝利，結果卻帶來了一系列令人蒙羞的戰敗；經濟上，試圖通過發展尋求繁榮，結果在一些國家制造了貧困和腐敗的經濟體（持續依賴於外援），在另一些國家，則是不健康地依賴於單一資源——石油。這些石油也是在採用西方科技、工業基礎上，才得以發現、提取和使用，並遲早會被耗盡或被取代——被取代的概率更大一些，國際社會對這種污染耕地、海洋和空氣的能源，以及對那些左右世界經濟的反覆無常的獨裁者小圈子愈發厭惡。不過在這其中，最為糟糕的是它的政治效果：尋求自由的漫長努力，卻產生了一系列卑劣的暴政，從舊式的獨裁統治到新式的獨裁統治不等，所謂的現代化，不過是實現了壓迫工具和灌輸工具的現代化。

許多補救措施也被嘗試過——武器和工廠，學校和議會——但是，無一例外沒有產生預期效果。當然或多或少也有某些緩和作用，甚至在個別地區也帶來了一定的好處。但是，這些措施並沒有遏止伊斯蘭世界與西方世界之間日益惡化的失衡。

還有更糟糕的事情。在歷經數世紀的富裕和強盛，失去領袖地位（他們一向視之為自己的權利），變成西方文明的追隨者之後，這種虛弱感和貧困感令穆斯林深感糟糕。上世紀尤其是後半葉進一步加劇了這種羞辱——他們意識到自己甚至不再是追隨者中的優等生，並且在一連串熱切的、更為成功的西化國家（最典型的莫過於東亞國家）隊伍中墊底。日本的崛起不僅是鼓勵也是責備。後續其它亞洲新興經濟體的崛起帶來的只能是責備。這些以古代文明自豪的後裔們（注：伊斯蘭世界），過去習慣於僱傭西方公司來完成自己的承包商和技術人員無力完成的工作。現在，他們發現自己在邀請韓國——從日本殖民統治下獲得獨立，也不過是非常晚近的事情——的承包商和技術工人來做類似工作。追隨已經夠糟糕了；在追隨隊伍中居於末尾更是糟糕。以現代世界的任何標準來衡量——經濟發展和創造就業機會，文學、教育和科技發展，政治自由以及對人權的尊重——這個一度強有力的文明，現在確實衰落了。

當然在事情變得愈發糟糕時，人們一般會問“誰在給我們使絆子？”（who did this to us？）不論在過去還是現在，中東人確實還在問這個問題。他們找到了許多不同的答案。為自己的不幸責備他人顯然更為容易也更令人滿足。長期以來，蒙古人一直是這個反派角色，蒙古人在13世紀的入侵被認為是穆斯林國家和伊斯蘭文明衰落的原因，導致了隨後而來的虛弱和停滯。但是不久之後，歷史學家（不論是穆斯林歷史學家的還是其他人）指出這種論斷的兩個缺陷。其一，許多穆斯林民族（特別是在伊朗）創造的偉大文化成就，不是發生在蒙古入侵之前而是在入侵之後。其次，很難接受但是又不容否認的是，蒙古人所顛覆的帝國在當時已經腐朽沒落了——確實很難弄懂，為何這個一度強大的哈里發帝國最終屈服於跨越東亞乾草原而來的遊牧騎兵。

民族主義——本身也是歐洲的舶來品——的興起，產生了新的認識。阿拉伯人可以將他們自身的困境，歸咎於統治他們數世紀之久的土耳其人。而土耳其人則將自己文明的停滯歸咎於阿拉伯人以往的統治，在這種統治下，土耳其人的創造性活力被窒息。波斯人則將自己古老榮光的消失無差別地歸咎於阿拉伯人、土耳其人以及蒙古人。

19、20世紀，法國和英國對阿拉伯世界的統治，產生了一個新的、更令人信服的替罪羊——西方帝國主義。在中東，這種指責有許多理由。西方的政治主導，經濟滲透，以及至深至巨、潛移默化的文化影響，已經改變了這一地區的面貌，並且將這一地區的人民帶入新方向，帶來了新希望和新恐懼，創造了新威脅和新預期，而這在他們自己以往的文化中並沒有先例。

但是，盎格魯—法蘭西的干預畢竟只是短暫插曲，並且已有半個世紀之久；（伊斯蘭世界）惡化在他們到來之前已經開始，在他們撤離後仍在繼續。不可避免，惡棍的角色已經從英、法變成美國及西方對世界各方面的領導。將矛頭指向美國贏得了相當多的支持，但是類似原因仍然不令人信服。盎格魯—法蘭西的統治以及美國的影響，就像蒙古人的入侵，是中東國家和社會內部性衰落的結果，而不是原因。這一地區內外部的許多觀察者已經指出前英國殖民地在後帝國主義時代的發展存在不同之處——舉例説來，中東的亞丁和新加坡、香港發展不大相同；在大英帝國統治下的原印度各地區之間也不相同。

歐洲人為這種論調還做出過一份“貢獻”，即反猶主義，現在“猶太人”成為一切問題的根源。在傳統的伊斯蘭社會，猶太人作為少數民族，經歷過正常的約束，偶爾也會遭受迫害。不過在絕大多數方面，猶太人在伊斯蘭世界要比在基督教世界經受的情況要好一些，這種情形一直到17、18世紀西方宗教寬容興起後才發生逆轉。

除極少數例外，在伊斯蘭傳統中，穆斯林對猶太人有一種帶有敵意的刻板形象，與其説對猶太人生疑，不如説對猶太人蔑視或不屑一顧。這帶來了1948年的大事件——阿拉伯世界的五國聯軍，試圖阻止五十萬猶太人在英屬巴勒斯坦託管地建立自己的國家，結果卻以失敗告終——這一場更大的衝擊。就像同時代許多作者觀察到的那樣，敗在強大的西方帝國手中已經夠糟了；敗在一羣不值一提的猶太人手裏，簡直是不可容忍的羞辱。反猶主義及其將猶太人妖魔化為詭計多端的、邪惡的魔鬼，從而又提供了一個自我安慰的答案。

在中東最早明確的反猶聲明出現在信奉基督教的少數族羣中，當然源頭可追溯至歐洲。他們（即基督教少數族羣）影響力有限，並且當法國發生“德雷福斯事件”（一位猶太裔官員被充滿敵意的法庭誣告、定罪）時，穆斯林評論界通常支持被迫害的猶太人，反對基督教迫害者。但是，這一毒藥（即反猶主義）繼續擴散，從1933年起，納粹德國及其各機關富有成效地將歐式的反猶主義傳播至阿拉伯世界。巴勒斯坦的抗爭很容易地接納了反猶主義的歷史解釋，使得某些人將中東地區甚至世界的所有邪惡，都歸到不為人知的猶太人的陰謀。該地區的諸多公共話語（包括宗教、教育、媒體甚至娛樂活動）中都充斥着這類解釋。另外一種關於猶太元素的觀點，則是基於現實而非空想，可能更具有啓發意義。現代以色列及其社會主要是由來自基督教世界（歐洲和美國）和伊斯蘭世界（中東和北非）的猶太人建立的。猶太主義或廣義上的猶太性在完整意義上是一種宗教——是一套信仰和崇拜體系，是一種道德和生活方式，是一種複雜的社會和文化價值觀以及習慣。但直到晚近時期，猶太人才獲得政治地位，甚至在不久之前，這種地位也只是侷限在少數國家。因此可以説，並不存在某種特定的猶太政治和社會文化或傳統。古代的記憶過於久遠，而近來的經驗又過於短暫，二者均不足以產生上述傳統。在古代猶太王國被摧毀後，直到現代猶太共和國創建，猶太人都只是他們所處社會的一部分（有人稱其為亞文化），甚至他們的社區組織和習慣，不可避免地反映了這些社會的結構和習慣。在過去的14個世紀，絕大多數的猶太人要麼生活在基督教世界，要麼生活在伊斯蘭世界，並且這些猶太人也體現了兩個文明的要素。不可避免，創造以色列的猶太人從原居地帶來了許多政治和社會規範、價值觀，習慣和態度：一方面，即我們通稱的猶太教—基督教傳統，另一方面，我們或許可以基於平等的理由稱其為猶太教—伊斯蘭傳統。

在當今的以色列，這兩種傳統相遇並日益頻繁地發生衝突。這種衝突的表現形式多樣，存在於公共、宗教、倫理甚至黨派—政治術語中。但是在諸多遭遇中，我們看到的是基督教世界和伊斯蘭世界的衝突，奇怪的是，主要表現在自己原先的猶太少數族羣身上，他們，作為一個縮影，同時反映了兩大文明（曾經身處其中）的優點或缺點。這個單一的小國家（基於猶太教、共同的公民權和忠誠）體現了這兩種傳統的衝突、共存或聯合，這一點很有啓發意義。對以色列而言，這類問題可能具有生存意義，這個國家自倖存以來，被數量和軍備上佔據優勢的鄰國（這些國家拒絕承認以色列存在的權利）包圍，從而使它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從西方世界學來的決定性優勢。

有時，人們也舉出這樣的理由：改變東西方關係的原因，並不是中東的衰落而是西方的興起——地理大發現，科學運動，技術、工業以及政治革命改造了西方，並極大增強了它的財富和國力。但是，這類比較並不能回答以下問題；他們很少提到——為什麼美洲的發現者們是從西班牙，而不是從穆斯林控制下的大西洋港口（在早年，這類航行確實也嘗試過）起航？為什麼重大的科學突破發生在歐洲，而不是發生在更富裕、更先進、在各方面更開明的伊斯蘭世界？

一個更為複雜的指責遊戲在社會內部而不是外部找到了新靶子。有一個靶子就是宗教，説得更具體一些，就是伊斯蘭教。但是，指責伊斯蘭教通常是很危險的，並且鮮有人去嘗試那麼做。再者，這種指責仍然似是而非。在中世紀的大多數時間，文明和進步的主要中心，不是在擁有更古老文明的東方，也不是擁有新近文明的西方，而是處在中間的伊斯蘭世界。正是在這裏，古老的科學得以發現、發展並且新科學得以創造；在這裏，新工業得以誕生，製造業和商業擴張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也正是在這裏，政府和社會保障了一定程度的思考和言論自由，從而使得被迫害的猶太人甚至持不同政見的基督徒從基督教世界逃到伊斯蘭世界避難。與現代理念或更為先進的民主國家的實踐比起來，中世紀的伊斯蘭世界只是提供了相對有限的自由，但是比起它的前輩，同代人及其繼承人而言，它提供了更多的自由。

人們也提到這一點——如果説伊斯蘭教是自由、科學和經濟發展的障礙，那麼，穆斯林社會為何在歷史能在上述三領域居於領先地位，難道是因為當時他們更能從信仰中汲取靈感？許多人進而以不同的形式，提出這一問題：與其問“伊斯蘭教對穆斯林做了什麼？”不如問“穆斯林對伊斯蘭教做了什麼？”，於是乎，批評的矛頭指向了特定的教師、學説以及團體。

在伊斯蘭主義者或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看來，現代伊斯蘭世界的失敗及其缺陷，主要是因為採納了異己的學説和實踐。他們偏離了真正的伊斯蘭，因此失去了昔日的偉大。那些主張現代化的人或改革者則持對立觀點，認為失敗的原因並不在於拋棄了傳統方式，相反是因為傳統方式的大量保留，尤其是伊斯蘭教權階層的根深蒂固和不思變通。他們聲稱，那些（伊斯蘭）信仰和實踐在1000年前很可能是創造性的、進步的，而現在時代變了。他們通常的策略不是譴責宗教，而是譴責狂熱。正是狂熱尤其是狂熱的宗教權威，窒息了一度強大的伊斯蘭科學運動，更廣泛地説窒息了思考自由和言論自由。

對這一主題，更為常見的策略不是泛泛地討論宗教，但是討論具體問題：如宗教及其教士在政治秩序中居於何種地位。西方進步的一大原因在於實現了政教分離，形成了世俗法律治下的公民社會。而伊斯蘭世界落後的主要原因是穆斯林對女性的歧視，婦女在社會中居於弱勢地位，使伊斯蘭世界一半人的才華和能力得不到發揮，並且正是由這些不識字的、備受壓迫的母親們去撫育下一代，在這樣的教育環境下，人們變得愈加自大或是順從，從而不適於一個自由、開放的社會。不管人們怎麼評價這種觀點，世俗主義者和女權主義者的成敗將會對中東的未來產生深遠影響。

有人還用各種原因來解釋這種令人痛苦的不對稱：貴重金屬的耗竭，歐洲對新世界資源的發現和開發；盛行堂表親結婚造成的近親婚姻，這一問題在農村地區尤為突出；過度放牧導致的荒漠化。有人還指出，原因在於前現代時期的中東缺少輪式車輛的使用，既可以被解釋為“到底是哪裏錯了”的原因也可以被解釋為症狀。這些二輪車輛在古代很常見，但是在中世紀變得少見，直到歐洲人統治後，才重新開始引進。去過中東的西方旅行者注意到它們的缺席，去過西方的中東旅行者則注意到它們的存在。

在某種意義上講，這不過是一個大問題的症狀。對一個農民而言，一輛二輪運貨馬車價格相對高昂。很難隱藏且容易被徵用。當時，這一地區沒有限制政府哪怕是地方政府權力的法律和習慣，可見的動產並不是良好的投資對象。對掠奪性政府（或鄰居）的恐懼，還可以從傳統住宅的構造上看出來：沒有窗户的高牆，入口處幾乎隱藏起來的窄巷，避免持有可見的財富。顯然在當代，馬路和輪式車輛的來臨並沒有緩和那些大問題。

某些一度喚起熱情支持的方案已被拋棄。二十世紀的兩大主導性運動分別是社會主義和民族主義。在中東，這兩大運動均名譽掃地，社會主義是因為自身的失敗。民族主義則是因為它的成功及其隨後的無效。自由，主要被解釋為獨立，被視為能夠帶來其他好處的法寶。絕大多數的穆斯林現在已經生活在獨立國家，但是這種獨立仍然無助於解決他們的問題。上述兩種意識形態的私生子——國家社會主義，仍然存留在一些中東國家，保留了納粹法西斯風格的獨裁政府和灌輸工具，一方面是龐大、無處不在的安全機構，另一方面則是一個唯一的全能黨。這些政權除了能維持政權外一事無成。如果有什麼區別的話，他們的基礎設施比其他國家更為陳舊，其武裝部隊目的無非是為了製造恐怖和壓迫。

當今這一地區，有兩個解決方案贏得了廣泛支持：每個方案都提出了伊斯蘭世界衰落的診斷報告及相應的治療手段。一種方式是，將所有邪惡歸於人們拋棄了神聖的伊斯蘭遺產，呼籲重新回到真正的或想象中的過去。這正是伊朗伊斯蘭革命和其他穆斯林國家原教旨主義運動所做的。另一種方式，即是世俗民主制，最好的典型即是由凱末爾·阿塔圖克建立的土耳其共和國。

與此同時，這場指責遊戲——土耳其人，蒙古人，帝國主義者，猶太人，美國人——仍在繼續，並沒有緩和跡象。對統治中東的諸政府（多半具有壓迫性且治理無效）而言，這場指責遊戲為他們自身治貧失敗或美化暴政（他們一直在加強這種暴政）提供了非常有效且具有根本意義的的解釋理由。通過這種方式，他們將自己不幸的臣民的怒火轉嫁到外部的靶子上。

但是，對於日益增多的中東人，一種更為可取的方式是自我批評。“誰在給我們使絆子？”這種問題只會得出神經質式的幻想和陰謀論。而另一個問題，則是“我們哪個地方做錯了？”則會自然而然地引出“我們怎樣做才能使之恢復正常？”這種問題包括其形形色色的答案，才藴含着未來的希望。

如果中東人繼續沿襲當前的道路，人體炸彈可能會成為整個地區的隱喻，並且也將無法避免憎惡與怨恨、憤怒與自憐、貧窮與壓迫的惡性循環，日積月累遲早會導致外國統治：或許是新歐洲重新訴諸於舊式的帝國主義，或許來自於俄國，當然也有可能來自於東方新興的強權國家。如果他們放棄抱怨或受害者情結，解決自身的分歧，將他們的才華、能量和資源投入到創造性努力中，他們可以再度使中東，在當代就像在古代和中世紀那樣，成為文明世界的主要中心。當下，決定權在他們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