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觀察｜印度莫迪政府“對華產業替代”政策【走出去智庫】_風聞

走出去智庫觀察

近年來，印度一直想要複製“中國奇蹟”，成為在全球有影響力的大國。今年，印度成為二十國集團（G20）主席國，同時也成為安理會的輪值主席國，莫迪政府希望籍此機會進一步提升印度的國際地位。****

****走出去智庫（CGGT）觀察到，隨着俄烏衝突以及疫情對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的影響，莫迪政府更是加快了“對華產業替代”政策的步伐。由於莫迪政府認為印度的崛起是對中國的取而代之，因此其政策是儘可能替代“中國製造”，降低對中國產業的依賴。

印度“對華產業替代”政策有哪些措施？今天，走出去智庫(CGGT)刊發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南亞研究所所長鬍仕勝和國際關係學院圖書館館員王珏的文章，供關注印度產業政策的讀者參閲。****

要 點

CGGT，CHINA GOING GLOBAL THINKTANK

1、印度的產業興國之路不是與中國的產業發展相互成就的，而是欲取而代之的，特別是要取代中國在全球化產業鏈、價值鏈甚至創新鏈版圖中的現有位勢。

2、莫迪執政以來，為暢通經濟內循環，聚力於五大領域，即發展製造業、推進財政現代化、大興基建、發展數字經濟及發揮大財團作為，為印在產業領域實現大發展特別是實現“對華替代”奠定了部分物質基礎。

3、儘管印度崛起擁有不錯的地緣政治環境，但對莫迪團隊而言，其面臨的最大困境即是，推動印度形成一個具全球競爭力的全產業鏈格局的那個時代動力已不復存在。

正 文

CGGT，CHINA GOING GLOBAL THINKTANK

文——****

胡仕勝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南亞研究所所長

王珏****

國際關係學院圖書館館員

儘管莫迪政府並未明確推出冠以“對華產業替代”的官方政策文件，但從其近年實施的產業政策實踐來看，印度正有條不紊地推進對華“三替代”：即以“印度製造”及“第三方製造”替代“中國製造”、以“印度資本”及“第三方資本”替代“中國資本”、以“美西方＋印度”的產業合作模式替代“美西方＋中國”的產業合作模式。其中，“對華產業替代”是重頭戲。

0****1

2020年以來，受新冠疫情、加勒萬河谷事件、烏克蘭危機等的持續刺激與擾動，莫迪政府日益打着“安全發展”旗號，大力推進“對華產業替代”政策，並以此作為印實現“經濟自主”“產業興國”的重要路徑。

一方面，對內大舉推出“生產關聯激勵計劃”（PLI）系列套餐。該計劃至少包含高關税刺激、精準定向財政補貼及“合規”稽查等重要內容。****

高關税刺激又被稱為“分階段製造計劃”。莫迪政府拿已有明顯發展基礎的智能手機產業鏈率先試水。該計劃旨在通過分階段提高智能手機關鍵部件的進口關税，逐步限制零部件進口，使手機國產化、本土化。自2017年起，莫迪政府連續五年，針對不同手機零部件上調關税，最高税率達20％。以中企為龍頭的在印度市場打拼的手機製造商為節約成本，被迫將關聯產業鏈逐步遷至印度本土。手機製造業由此迅速在印實現本土化。如今，從整機裝配到普通器件甚至到高價值配件，印度在手機製造業領域已初具全產業鏈（芯片、電池除外）的佈局。iPhone13與14在印度的量產即是例證。

精準定向財政補貼是指PLI計劃中的財政補貼手段。政府通過財政激勵手段，鼓勵印企及外來資本在嚴重依賴“中國製造”的產業領域加強“印度製造”能力建設，助力印在一些領域成為世界級製造中心。該計劃的執行使得印度在智能手機、製藥、新能源汽車等領域對華進口有所減少。例如，從2022年3月開始，對華嚴重依賴的製藥業本地化進程加快，印各地32家工廠開始生產35種原料藥。

“合規”稽查指印執法部門打着查税等旗號，對在印已有相當品牌感召力的中企頻施突襲式騷擾，有意惡化中企生存環境。至2022年夏，至少有500家中資企業在印度遭遇了税務及合規性普查，襲擾對象從手機廠商、設備供應商到基礎設施投資商、移動應用程序供應商等。

****另一方面，爭取發達經濟體的戰略投入。****疫情暴發以來，特別是烏克蘭危機以來，莫迪政府緊緊抓住美西方發達經濟體對俄對華的安全焦慮，重新謀劃新一輪產業合作佈局，特別重視依託“印太”戰略這一平台，與關鍵國家加快共建關鍵和新興技術合作機制，在生物、低碳、半導體、網絡、稀土等領域謀求“構建彈性、多元、安全的供應鏈”，以期能在新經濟領域實現對華替代與超越。2022年5月，印度還以創始成員的身份加入“印太經濟框架”（IPEF），並在9月份正式加入框架下的供應鏈、清潔經濟和公平經濟三大支柱的談判進程。莫迪政府將該框架視為印在新經濟領域謀求對華產業“脱鈎”並“超越”的重要跳板。

對於莫迪政府而言，印度的產業興國之路不是與中國的產業發展相互成就的，而是欲取而代之的，特別是要取代中國在全球化產業鏈、價值鏈甚至創新鏈版圖中的現有位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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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的國內政治生態、優越的地緣戰略環境以及相對完備的產業發展基礎為莫迪政府實施“對華產業替代”提供了有利條件與強大底氣。

一方面，國內政治生態支持“對華產業替代”。****執政八年裏，無論從超常規的政黨政治建設，還是堅決果斷的印度教民族主義議程設置，抑或是民生福利和民族自信的多方提升，莫迪總理正在用超強手段，整合執政資源，重構政治生態，不斷夯實印度人民黨（以下簡稱“印人黨”）一黨獨大地位。目前看，印人黨長期執政前景以及莫迪2024年贏得第三任期的前景均十分看好。這種結構性的政治生態變化是印政壇過去40餘年所僅見。這為莫迪政府推出並執行“對華產業代”政策奠定了政治底氣。

另一方面，外部戰略環境有利於“對華產業替代”。****執政以來，莫迪政府打着“戰略自主”旗號，推行“多向結盟”策略，遊刃於各大力量之間，大國外交有聲有色，戰略環境明顯改善。新德里既贏得了美西方對其“地區領導者角色”的加持，也穩住了俄中對印關係基本盤，同時還能與諸多新興大國保持着密切合作關係。值得一提的是，出於全方位壓制中國產業發展繼而遏制中國崛起勢頭的目的，美西方——特別是美方——尤為看重產業鏈重構戰略中的印度分量，視印度最具備“替代中國”的綜合素質，樂見並助力莫迪政府的“對華產業替代”政策的出台與實施。

此外，莫迪執政以來，為暢通經濟內循環，聚力於五大領域，即發展製造業、推進財政現代化、大興基建、發展數字經濟及發揮大財團作為，為印在產業領域實現大發展特別是實現“對華替代”奠定了部分物質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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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迪政府的“對華產業替代”政策業已產生一定效果。在一些關鍵產業鏈甚至科技鏈領域，如智能手機、發電機、通訊設備等，印已初步具備了與中國進行切割的條件。儘管如此，受限於印國內政治文化的保守性、美西方幫撫印度的權宜性、經濟全球化的逆動性，以及中國產業政策守正創新的持續性，莫迪政府“對華產業替代”依然説易行難，實效受限。

****其一，難以擺脱阻撓深改的選票政治魔咒。****實現“對華產業替代”意味着印度成為一個製造業強國、大國。然而，土地供應、環保審核、勞工保障、水電氣等公共產品提供難題依舊是莫迪政府前行道路上的主要障礙。要想給產業發展清障，莫迪政府就需付出比以往歷屆政府都要大的氣力。然而，雖然印人黨長期執政前景看好，雖然莫迪本人政治威望與日中天，但印畢竟多黨同台共競，事關選民切身利益的任何大刀闊斧式改革都面臨着“一人一票”選舉制度的嚴峻考驗。實際上，受制於票選政治指揮棒，莫迪總理至少被迫放棄了兩項重大經改。

2015年8月，由於印第三人口大邦比哈爾邦的地方選舉在即，莫迪政府面對執政聯盟內部高壓和其他政黨杯葛，不得不放棄徵地改革；同樣，面對農民長達一年的持續抗議，2021年11月，為避免在即將到來的農業大邦北方邦（還是印第一人口大邦）和旁遮普邦的地方選舉中遭遇不測，莫迪政府果斷宣佈廢除“三農”改革法案。此外，莫迪政府2021年決定退出“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RCEP），也是選票政治作用的結果，因為不但農民、反對黨等頻繁發起抗議浪潮，且涉及鋼鐵、鋁、銅、製藥、汽車、紡織、乳製品等領域的行業組織也不斷掀起反對聲浪。在印度，小農經濟的從業者是執政黨的大票倉，而各財閥、財團則是執政黨的金主。在票倉和金主的兩頭施壓下，莫迪政府不得不退讓。

其二，難以破除美西方的“扶印”天花板。****美西方絕不會因為政治體制相近就去全力幫扶另一個14億人口規模的經濟體實現崛起。美印當下互動之所以如此熱絡，實質上美國是需要印度這個龐大經濟體的發展來擠壓中國崛起的空間與資源，服務美方的遏華戰略。在當下及可預見的未來，為維持正在衰敗的霸主地位，美同時利用其他發達經濟體和以印度為首的發展中經濟體，以使中國崛起兩頭承壓，扭轉中國超美態勢。在美國人眼裏，印度不過是其制華的最大“耗材”。

其三，難以避開“兩頭斷”的產業發展窘境。****一方面，在美竭力推動的產業鏈重塑、“小院高牆”等政策的擾動下，高端製造業將被迫回遷美西方，而非在印度這樣的新興經濟體中尋找落腳點。另一方面，中低端產業鏈的競爭力已由過去取決於勞動力、土地等生產要素的價格優勢，日益轉向智能化、自動化優勢。隨着數字賦能下的現代工業機器人的普及，中國及其周邊業已形成的集羣優勢和全產業鏈配套成本優勢更難被替代，產業跨境轉移的勢頭將遠低於預期；中國迅速擴大的國內市場消費力、產品迭代力、科研成果轉化力也對在華打拼多年的企業有着強大粘性。此外，至少有140多個國家和地區以中國為其第一或第二大貿易伙伴。它們即便期待以印替華，但中近期內也難如願。近兩年，印自華進口動輒出現30％以上的增長即説明了一切。

也就是説，儘管印度崛起擁有不錯的地緣政治環境，但對莫迪團隊而言，其面臨的最大困境即是，推動印度形成一個具全球競爭力的全產業鏈格局的那個時代動力已不復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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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大程度上，莫迪政府的“對華產業替代”至多是個“半吊子工程”，即至多能在“強調政治正確”的“進口替代”上取得進展，而難以在“強調競爭優勢”的“出口替代”上取得顯著成功。新德里若執意追求“對華替代”，印度產業發展極可能陷入兩個分層的窘境，即僅有極少數高端能參與有限的全球競爭，中低端只能在國內殘酷地內卷。

即便如此，考慮到印度龐大的經濟規模以及美西方等發達經濟體的戰略拉攏，莫迪政府的“對華產業替代”政策仍能對中國產業鏈建設構成干擾。****

這種干擾體現在三大方面。一是，擾亂現有區域與全球產業發展秩序。“美西方＋中國”的產業合作模式勢必出現異變。在中低端製造業領域，特別是在一些勞動力密集型產業領域，來自印企的“內卷”式競爭將使中企不得不承受“薄利化”壓力；在中高端產業領域，中企不得不承受“成本強加”壓力，這是因為屆時很可能會出現兩個“平行體系”，“中國＋周邊”和“美西方＋印度”這兩種產業合作模式將相互競爭，並抬高有關各方發展成本。二是，“中國製造”或將逐漸失去印度市場。隨着莫迪的“產業自主”“進口替代”政策不斷聚焦於擠壓“中國製造”，這將導致“中國品牌”不斷失去印度的中低端消費市場；而在印的高端消費市場，“中國品牌”又不得不承受來自美西方產品的高強度競爭。三是，美西方對印度“替代政策”的成功預期會弱化其對華投資意願與力度，這在一定程度上不利於中國對美西方續推“以經促政”政策。

來源：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本文原載於《現代國際關係》2022年第11期，此文為縮略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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