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平：面向全球南方，構建新型國際體系 | 文化縱橫_風聞

楊平 | 修遠基金會

【導讀】新的動盪變革期下，中國與世界正發生重大變化。本文作者楊平認為，當代世界最重要的特徵是資本主義的政治和資本主義的經濟開始發生分離，資本主義的政治秩序和經濟秩序互相不支撐。資本主義的經濟秩序，按照全球化的軌跡在運行，但是資本主義的政治卻在破壞全球化的進程，對於全球化資本配置起到一種阻撓的作用。這樣一種特徵，導致政治嚴重衝擊了經濟。當世界體系的政治規則不斷衝擊經濟秩序時，這種世界秩序就變得非常不穩定。

在這種局勢下，楊平指出，面向全球南方，面向第三世界國家，是中國未來構建新型國際體系的戰略性選擇。過去數十年來，全球南方國家最大變化有幾條：（1）南方國家普遍都在工業化、現代化上取得明顯進展；（2）南方國家崛起一批中等強國，比如巴西、印度、沙特、土耳其、印尼、伊朗等，它們在中美新博弈中發揮重要作用。（3）南方國家組織化平台比較成熟，中國參與的合作機制和合作平台也比較成熟。楊平認為，當下中國智庫、研究機構在國際關係問題上應格外重視上述戰略級命題，開展持續深入的研究和討論。

本文為作者在2023年宏觀形勢年度論壇暨第四屆中國智庫國際影響力論壇的分論壇“大國博弈與智庫作為”上的發言整理稿，原題為《面向全球南方，構建新型國際體系》，轉自******“人大重陽”。**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供讀者思考。

構建中國與全球南方國家共同結合的具有縱深的戰略性新型國際關係和國際體系，我認為是未來幾十年間中國在國際關係方面的重要戰略性任務。

感謝人大重陽召開這個論壇並請我做發言，我是修遠基金會的理事長楊平。修遠基金會是以文化和政治為主要研究內容的民間文化研究機構，我們的主要產品是兩個，一是資助和創辦《文化縱橫》雜誌，二是圍繞文化和政治系列問題展開研究。目前我們的《文化縱橫》雜誌分網絡版和紙質版。紙質版發行量大概在1萬冊左右。網絡版閲讀次數大概在5億左右。我們認為，我們最大的工作特色就是長於策劃選題或者長於設置議題。議題的設置是意識形態鬥爭的先手，把握住了議題就可以讓各方面來思考你思考的問題。所以，議題的設置就是意識形態鬥爭成功的一半。

自2022年俄烏衝突以來，我們關注的主要議題是關於中國構建新型國際體系的議題。當代世界最重要的特徵是資本主義的政治和資本主義的經濟開始發生分離，資本主義的政治秩序和資本主義的經濟秩序互相不支撐。資本主義的經濟秩序，按照全球化的軌跡在運行，但是資本主義的政治卻在破壞全球化的進程，對於全球化資本配置起到一種阻撓的作用。這樣一種特徵，導致政治嚴重衝擊了經濟。所以，今天的論壇主題是“新的動盪變革期下的中國與世界”，當世界體系的政治規則不斷衝擊經濟秩序時，這種世界秩序就變得非常不穩定。

在政治經濟分離、政治衝擊經濟情況下，我們看到兩種典型的表現，一是俄烏衝突，美國和西方對於俄羅斯的制裁到了匪夷所思、令人髮指、超出想象的地步。按照既有的國際規則，覺得這些制裁不可能發生，但現在都發生了，包括金融體系割裂，對俄羅斯私有財產的沒收、封禁和對俄羅斯外匯儲備凍結，這些都是令人髮指、超出想象的衝突形式。與此同時，俄烏衝突導致了全球糧食和能源體系和供應鏈的嚴重錯亂，尤其發展中國家，糧食出現大規模的“短缺”，糧食價格飆升。由於制裁、政治打壓導致經濟秩序非常混亂。

第二，美國和中國的衝突，從特朗普時代，美國對中國就開始進行貿易戰，主要是提高關税，基本還是單純的為了平衡貿易，主要是經濟手段。但到了拜登時代，則是政治和經濟的混合戰。拜登對中國的策略基本用這麼幾個詞來概括：一是友岸外包，只把自己的產業鏈放給友好國家；二是結盟政治，把北約、歐盟、日本、AUKUS、亞太四國不斷結成結盟體系，不斷應對中國；三是所謂“精準打擊”，對中國的高科技，尤其是芯片產業進行釜底抽薪式地打壓。

目前我看到的材料是，列入美國實體清單的中國企業已經從特朗普時代的132家上升到現在530多家。這種點對點的精準打擊面不斷地在擴展，這樣一種政治對經濟的衝擊，我們能夠感覺到經濟秩序全面受到擾動，世界正在不可遏制地向脱鈎的方向發展。政治衝擊經濟，資本主義政治秩序不再維護資本主義的經濟秩序，這個現象是極為突出的。

在這樣一種情況下，給中國帶來的挑戰極為嚴峻，有各種各樣的挑戰。我們有應對印太地區圍堵、有應對世界範圍內美國為首的結盟政治的壓力。更重要的，從根本上説，中國面臨一個構建新型國際體系的戰略性任務。所謂新型國際體系就是指，現有的以西方為主導的國際體系過去是我們要極力融入，要與它合為一體，在這個過程中吸收西方先進技術與管理，由此完成我們的工業化和現代化的任務。這是我們原來進入現有國際體系的動力，過去通常的説法“與國際接軌”，所謂與國際接軌就是與美國西方接軌。

但進入現有的國際體系，目前看人家不帶你玩，甚至要把你趕出去，要把產業鏈、經濟體系都搞成兩套，要拼命地圍堵打壓，這不是你個人主觀偏好所能決定的，人家想好了，你已經成為人家“命定的對手”，他非得要打壓你，把你從現有體系中趕出來。這時候，中國就面對着構建不以西方為主導的新型國際體系的任務。這樣一種國際體系的構建，在當代美國、歐洲、俄國和中國這樣的所謂戰略四角格局中，怎麼去建構都顯得非常逼庂。

但當我們稍稍往南邊看一下，就會發現廣大的發展中國家、第三世界還有全球南方國家，它們應該是我們的戰略縱深，也就是説構建中國與全球南方國家共同結合的具有縱深的戰略性新型國際關係和國際體系，我認為是未來幾十年間中國在國際關係方面的重要戰略性任務。

回顧歷史，中國自建國以來，凡是我們外交和國際空間出現重大的困境和困難時，都自覺和不自覺地把自己的戰略重心向第三世界和南方國家轉移。在50-60年代，中國處於無產階級國際主義這樣的意識形態下，我們支持亞非拉民族獨立解放運動。到了70年代，中國和蘇聯決裂，和美國也處於對立狀態，毛澤東提出“三個世界”理論，為我們謀劃了新的戰略突圍方向，取得了極大的成果。到90年代，鄧小平時代，當時提出了著名的口號叫“南南合作”，南南合作成為改革開放時期，中國和美國不斷衝突又不斷合作背景下尋找的新的方向。到了21世紀，習主席提出了“一帶一路”戰略，目前“一帶一路”應該説是相當成功的，也給我們提供了重要的戰略選擇方向。

所以，面向全球南方，面向第三世界國家，是中國未來構建新型國際體系的主要選擇。我們機構，尤其修遠基金會和《文化縱橫》未來會把重點放在“全球南方”這樣的問題討論上，深化我們對全球南方國家的認識。自1970年代以來，尤其改革開放以後，我們來看全球南方國家，看發展中國家，有着很大的變化，和原先意義上的南方國家不一樣了。最大的變化有幾條：

1.南方國家普遍都在工業化、現代化上取得了明顯的進展，不管是南美還是南亞，還是非洲，還是東南亞，都取得了普遍的進展，都不是上世紀50-60年代剛剛獲得民族解放時期的狀態，都獲得了比較大的發展。

2.南方國家目前崛起了一批中等強國，比如巴西、印度、沙特、土耳其、印尼、伊朗等都可以算是南方國家中的中等強國，整個世界當中，尤其中美新的格局對弈中，他們發揮着非常大的作用。

3.南方國家組織化平台比較成熟，中國參與的上合組織、金磚機制、非洲的非盟、阿拉伯的海灣合作組織、阿盟以及美洲合作組織，這些南方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合作機制和合作平台比較成熟。這就有利於我們和他們合作，不用再單個面對一個個國家，那樣成本很高，現在和50-60年代南方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合作的時代非常不一樣，特徵也不一樣。

由此，對於今天的中國來説，尤其是對於正致力於“一帶一路”商貿發展的各級政府和企業來説，有一條非常重要的觀點要警醒或提醒他們，“一帶一路”的發展要超越單純的生意，超越一般的產能輸出，要超越行業的局部思維和地域局部思維，或者企業單純的經濟思維，要把它上升到戰略層面去考慮，就是放到國家戰略去考慮對非洲，對南美，對於東南亞，對中亞。如果上升到戰略層面，有些國家你就不能賺錢，就得賠錢；有些國家你就可以放開賺錢。你要把兩者之間統一在你的有機戰略之下，沒有這種有機的戰略，光靠行業、部門和企業單獨的行動，我認為不會有效果，而且會互相抵消，並且互相撕扯。

構建新型國際體系這樣的戰略性任務，我認為，是當下中國智庫、研究機構在國際關係問題上應該格外重視的一個戰略級的命題。這樣的命題有待於大家進行持續的研究、討論和深化。關於如何深化全球南方的戰略性合作，我們機構還有很多的思考。今天時間有限，我在這兒就開個頭，希望能夠得到大家的批評指正。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