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史84 | 第一代領導核心，為什麼是毛澤東？深度回顧（上）_風聞
西方朔-02-01 17:46
被刪黨史文章，請移步同名公號“躬行客”查看1,193 人贊同了該文章
為啥這麼多誰都不服的狠茬子和開國元老們，卻都對毛主席的話言聽計從？這是有深刻歷史原因的。
縱觀教員從一大的邊緣人物，到六屆六中全會真正奠定在黨內的領袖地位，這一路走來可不僅僅是靠多次救大廈將傾，力挽狂瀾這麼容易。
要想把這個問題説清楚説透徹，我們先從王明説起。
王明是1937年11月底，帶着共產國際的指示和任務回國的。
這期間，因為王明的言論和觀點披着一張“斯大林指示”的皮，讓他得以在十二月會議、三月會議上呼風喚雨，無限擴張自己的影響力，就連教員都束手無策，被他壓制住了。
然而，不到一年的時間，王明在黨內就徹底倒台了。
1938年3月任弼時揹負重任前往莫斯科，1938年8月，舊傷未愈的王稼祥從莫斯科艱難返回延安，這一次他也從共產國際帶回了重要指示，這些指示也將成為9月在延安召開的六屆六中全會基石。
同時，這些指示也成了壓死王明這根稻草的駱駝。
（PS：本文為系列連載文章之一，編號為84，閲讀上下全文請關注同名公號：躬行客。全文11000字，閲讀需要30分鐘，值得一讀）
01
六屆六中全會對於我黨來説，究竟有多重要呢？
教員説六屆六中全會是“決定中國之命運”的全會，這個讚譽我認為一點都不誇張，甚至十分貼切。
如果説遵義會議是我黨歷史上生死攸關的轉折點，是長征路上的偉大轉折，那六屆六中全會就是最後的落錘，起到了最後決定之作用。
之所以會如此，都跟毛澤東有關。
遵義會議認可了毛澤東的軍事路線，恢復了毛澤東在黨內的部分軍事領導權，而六屆六中全會則是認可了毛澤東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隨後的延安整風又貫徹深入了毛澤東的思想路線。
簡而言之，這些會議都見證了毛澤東在黨內建立鞏固領導地位的歷程。
不知大家有沒有想過這樣一個問題：為何毛澤東的領導地位變化對我黨，甚至對我們這個國家的命運來説，會如此重要呢？
我覺得如果能把這個問題搞明白，收穫一定不小。
這個問題看似很好回答，因為毛澤東帶領我們贏得了勝利，建立了新中國。
但細細一想，這個問題其實不太好回答，如果單説毛澤東的軍事能力強、政治能力強、戰略能力強，並不能完美解釋這個問題。
因為毛澤東再厲害，也不可能一個人單槍匹馬就建立了新中國，開國這些元勳們，各個都是狠人，更別説開國五大書記，哪個能力差？就沒有一個是簡單人物，能力都高的離譜。
但為何唯獨毛澤東如此出眾，如此特殊，特殊到就連個人的領導地位變化，都事關國家命運走向呢？
為什麼是毛澤東？
毛澤東一定有其他人沒有的“東西”，這個“東西”對於中國革命來説，一定是最關鍵的要素，要是沒有這個要素，就算組織裏有能力的人再多 ，也發揮不出作用，也不能取得革命的成功。
就如同豆漿要是沒有滷水，就不能變成豆腐。
帶着這個問題，我們一起往下看。
02
王明是個教條主義者，這是歷史給他的定論。
承認王明是教條主義者的同時，我們也應該明確王明在馬列主義理論方面的造詣，是很高的。
起碼要比我們這些愛好者要高出好幾個檔次。
這就出現了一個問題，為何歷史上這麼多熟讀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革命者卻最終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背道而馳，阻礙了革命，犯下了這麼多教條主義錯誤呢？
難道他們自己真的沒有察覺自己犯了錯嗎？
王明本人用實際行動回答了這個問題。
1938年3月，在延安召開的三月會議上，因為王明在長江局胡作分為，有明顯與延安對抗的傾向，對“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執行造成了嚴重阻礙。
教員就想在這次會議上，將王明留在延安，並明確提出：“王明應留在延安工作”，不讓他回到長江局，以此斷了王明攪動風雨的路徑，結果為這件事表決時，大多數人都支持王明回到長江局，教員的意見竟意外落空了。
三月會議後，王明變本加厲，開始拉攏在延安的常委，妄想通過常委人數壓過延安，將權力握在自己手中。但陳雲等人不為所動，還反過來勸王明要回到延安與毛主席一起工作。
此後，延安和武漢的矛盾就明確化了。
可以説，因為王明披了共產國際和斯大林的皮，教員對他束手無策，只能暫時採取防守態勢。
這個時候，教員在三月會議上下的暗棋，讓任弼時去莫斯科替代王稼祥作為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的高招，發揮了重要作用。
任弼時到了莫斯科之後，手寫了一萬五千字的報告，詳細將王明回國之後的種種言行做了彙報，以及中國抗日形勢和中共抗日政策和取得成果的彙報。
而此前，王稼祥也有一番彙報，更早之前，在遵義會議之後，陳雲也將紅軍長征的情況向共產國際做了彙報。（任、王、陳這三個人發揮了大作用）
因為這三個人都做了如實的彙報，故此 ，共產國際對教員的印象一直都挺不錯，比較看好教員當中共的領袖，也承認教員是在中國革命中崛起的領導人。
教員等人在三月會議安排任弼時去共產國際的目的，自然是為了揭破王明，期望能從莫斯科帶回尚方寶劍，將穿黃馬褂的王明，一劍砍掉。
任弼時是去請尚方寶劍的，而王稼祥則是那個將寶劍帶回的使者。
這把寶劍明面上是針對王明的，而實際上教員卻“意在沛公”。
要想搞明白，這個”沛公“究竟是誰，為什麼要斬掉這個“沛公”，就不得不先把六大以來我黨的歷史做一個簡要回顧。
這也導致本文很長，但值得一讀。
03
1938年8月，王稼祥回到了延安，他也帶回了教員最需要的東西。
王稼祥回來後，先是跟教員等人通了氣，明確了這次的成果，這樣教員等人就有底氣了。
教員等人開始籌備六屆六中全會，要搞一次大會戰。
六屆六中全會能召開可真是不容易，老一輩共產黨人回憶起六大和六屆的幾次全會，無不唏噓不已，都是血淚。
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中共六大都不是在中國召開的，而是在莫斯科召開的。
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反革命政變，到處捕殺共產黨人，短短三天，即有300多人被殺，500多人被捕，5000多人失蹤。
1927年5月，因為事態緊急，共產國際向中共發出“五月緊急指示”，其中有兩條是這樣説的“動員2萬共產黨員和兩湖5萬革命工農，組建幾個新軍，組建自己可靠的軍隊。要成立以著名國民黨人和共產黨人為首的革命軍事法庭，懲辦那些迫害工農的軍官。”
結果這份指示也被汪精衞看到了，國民黨高層一致認為這是共產國際要武裝奪取政權，決心清黨。
原本老蔣在南京成立國民政府，跟在武漢的汪精衞政權打擂台，結果這兩幫人看了指示後，都決定先一致對外，先清黨。
5月21日，原本親共的汪精衞政權其下屬的反動軍隊發動“馬日事變”大肆捕殺長沙的革命羣眾和黨員。
被逼到牆角，退無可退的共產黨人於1927年8月1日，聯合國民黨左派，在南昌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對派的第一槍，正式攤牌。是為八一南昌起義。
到了1928年6月份，國內白色恐怖十分嚴重，根本找不到一個能夠保證安全的地方開會，而當時共產國際六大和赤色職工國際四大先後在莫斯科召開，少共國際也在莫斯科召開了五大。
當時，中共也將派代表團去莫斯科開會，考慮到，既然去莫斯科開會的人這麼多，而國內也沒有安全的地方開會，不如就將中共六大也放在莫斯科。
因而，1928年6月18日，中共六大在莫斯科近郊的五一村召開，向忠發當選常委會主席。
此後立三路線開始在黨內佔據主導，在全國各地猛烈發動暴動，因為沒能看清形勢，方法粗暴，形式單一，導致很多很多人都犧牲了。
1930年9月24日至28日，六屆三中全會在上海舉行。
這次會議是在中心城市總同盟罷工和武裝暴動相繼失敗，“左”傾冒險錯誤受到共產國際批評和指責，瞿秋白、周恩來奉命回國糾正李立三等錯誤的情況下召開的。
這個時候教員和朱老總在井岡山會師後，已經打響了朱毛紅軍的名號，中央蘇區也搞得有聲有色。
但六屆三中全會並沒能完全對“左”傾冒險錯誤進行清算，後面又出現了一些錯誤，瞿秋白和周恩來也被扣上了“調和主義”錯誤的帽子。
而王明就是在這期間抓住了機會，通過背刺李立三，攻擊瞿秋白和周恩來，跟自己的老師米夫通信，不斷打小報告，成功撈取了一大波政治資本。
六屆三中全會過後，共產國際看中國這邊的情況不對頭。
1931年初，決定派米夫去上海組織召開六界四中全會，要將中共領導人都捋一遍，扶持聽從共產國際的人上台，此後大權落入留蘇派手中。
王明在這次大會上，可謂是風光無限，批評這個，懲辦那個，最後在米夫的扶持下，年紀輕輕的王明成功進入領導層。
隨後王明大搞派系鬥爭，往全國各個蘇區，都派了欽差大員，張國燾和陳昌浩去了鄂豫皖蘇區，任弼時、王稼祥、顧作霖組成“三人團”去了中央蘇區。
04
1931年春，項英到了中央蘇區後，任中共蘇區中央局委員、代理書記兼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一來就把朱毛二人壓下去了，奪權的意味很明顯。
但項英是六屆三中全會後派往中央蘇區的，很快他就被靠着反六屆三中全會上台的王明新派到中央蘇區的“三人團”所排擠。
1931年4月，三人團到達中央蘇區，5月，項英就被撤銷了代理書記，書記的位置又還給了教員。
估計王明當初也有拉攏教員的想法，但教員和王明根本就不是一條道上的人。當王明發現這一點後，又開始接替項英，加大了打壓教員的力度。而項英也靠着擁護王明路線，重新得到了重用。
1931年9月1日，王明向中央發出了長達1.2萬字的《給蘇區中央局並紅軍總前委的指示信》，對教員為首的蘇區中央局進行批評。
1931年11月1日至5日，三人團按照王明的指示，在江西瑞金縣葉坪村謝氏宗祠主持召開大會（即贛南會議），這次大會基本就是衝着教員去的，大會的主要內容就是批評教員的錯誤，最後總結為三大錯誤：
1、“狹隘的經驗論”、“黨內的事務主義非常濃厚”；
2、“富農路線”。王明當時認為對地主和富農要趕盡殺絕，而教員這認為不能從肉體上消滅，應給其出路；
3、“極嚴重的一貫右傾機會主義”。將教員“誘敵深入，後發制人”的軍事戰略批評為“遊擊主義”、“保守主義”、“單純防禦路線”，忽視陣地戰。
按照王明的意思，教員在中央蘇區是從頭錯到尾，黨政軍三項主要工作都犯了嚴重錯誤。這樣的指責是很嚴重的。
贛南會議決定設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並取消紅一方面軍總司令和總政委、總前委書記的名義，其實就是剝奪教員的軍事指揮權。
會後，又撤銷了教員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的職務，黨權也被剝奪了。只給教員留了個政府相關的工作。
此後，教員基本就開始遠離核心決策層了。
然而中央蘇區的形勢，遠沒有博古等人想得那麼簡單，中央蘇區的軍事壓力很大，而教員在中央蘇區也有很大的威信，在軍隊裏也有很多支持者，不得已這期間對教員的處理又有一些反覆。
在周恩來等人的堅持下，又決定讓教員領兵打仗，當紅軍總政委，可一直不願意走城市路線的教員始終處於被打壓被批鬥的狀態。
1932年是教員被批鬥最慘的一段時期。
當時博古、項英等一大批人是鐵了心要走城市路線，堅決要”佔取一二箇中心城市，以開始革命在一省數省首先勝利“。
而清醒冷靜的教員，堅決不同意，在軍事指揮上也一直避免硬碰硬，就是不按照這羣人的心思去打攻堅戰。其中以打贛州最為典型，一羣人都嗷嗷叫要打下贛州，打下個城市。
當時，教員是舌戰羣儒，費盡口舌説明其中厲害，打不得，打不了，最後被逼的拍案而起：“不行，一打準輸！”堅決不同意打贛州。
但與會眾人已經衝昏了頭，最後多數同意打贛州，項英還惡狠狠地説：“待打下贛州再和老毛算賬。”
紅軍攻打贛州歷時33天，不但未攻取，反而自身傷亡3000餘人，最後不得不撤出攻打贛州的陣地。
結果這羣人不僅沒有認識到錯誤，反而嘴一歪，就將責任甩給教員了，説都是因為教員執行命令不堅決才會這樣。
這是很恐怖的，因為當一個人一旦認定了某個結論，就有了偏見，那解讀一件事時，就會看不清現實，會將所有的事情都往這個結論上靠。導致越錯越離譜，越離譜就越堅定偏見。
1932年5月，臨時中央從上海發來一封長信，信中對教員指名道姓地予以批評，説：“澤東及其他純粹防禦路線的擁護者們的消極態度，將削弱我們的防禦力量，不能擴大和鞏固蘇區”，“是當前極大的危險”、“主要的危險”。
可見，在臨時中央眼裏，教員的錯誤已經升級到“當前極大的危險”、“主要的危險”，臨時中央的意思很明白，如果教員依然不願意轉到王明路線上來，那就要將其作為“主要的危險”清除。
1932年夏，因為前三次圍剿都被教員有力化解了，老蔣決定採取新的策略，先調集大軍圍剿鄂豫皖蘇區、湘鄂西蘇區，然後再集中兵力圍剿中央蘇區。這個時候，教員認為應該抓住機會，努力擴紅，為第四次反圍剿做好準備。
結果中央蘇區的領導們，見蔣介石要重兵圍剿，他們也要“決一死戰”，以攻城略地為主目標。但這個時候教員在前面帶兵，根本不願意聽後方領導的話，雙方的鬥爭已經不可調和了。
這次後方蘇區中央局的領導們，説什麼也要把教員的軍事權擼下來。
1932年10月3日至8日，中共蘇區中央局遵照臨時中央的指令，在寧都縣城以北的小源村召開特別會議，史稱“寧都會議”。因為矛盾太激烈，教員也知道自己無法在進行工作了，藉口身體不好去修養了。
10月26日，臨時中央正式批准周恩來兼任紅一方面軍總政委，教員僅剩的一點兵權也被解除了。
隨後，教員去後方長汀福音醫院休養，軍權被徹底剝奪。
05
1933年1月，以博古為首的臨時中央在上海待不下去了，臨時中央決定搬到中央蘇區去，博古在去蘇區的路上，碰到了福建省委代書記羅明。
羅明此前在醫院修養的時候，遇到了被打壓的教員，二人有過長談，羅明挺支持教員的“游擊戰爭”理念。
羅明碰到博古這個臨時中央領導時，就想分享彙報了一下地方工作經驗，提提意見：“認為紅軍應向敵人力量薄弱的地方發展，處在根據地邊緣地區的地方武裝應當先打當地地主武裝，對國民黨正規軍不要硬打，要採取游擊戰、運動戰，從小仗中鍛鍊和提高紅軍的戰鬥力，主張有計劃、有步驟地擴大紅軍，不能一味削弱地方武裝去猛烈擴大紅軍。“
結果羅明這番意見正好撞到了槍口上，被博古扣上了一個羅明路線的大帽子，成了臨時中央孤立教員、搞臭教員的活靶子。
很多人都被牽扯進去，一時間風向徹底變了，教員自嘲那段時間，沒有人敢登自己的門，被徹底孤立了。
而這期間，中央蘇區湧現了“鄧、毛、謝、古”四個人，堅持原則旗幟鮮明的支持教員，這些人也被冠上了所謂毛派的帽子，後來教員回憶往事，打趣説鄧小平就是那個”所謂毛派的頭子“。
第四次反圍剿在周恩來和朱德的領導下，延續了教員的軍事策略，取得了成功，然而由於第四次反圍剿消耗太大，沒能為第五次反圍剿積攢下餘錢。
第五次反圍剿前夕，六屆五中全會於1934年1月15日至18日在江西瑞金沙洲壩鄉大埠村舉行。這次大會，再一次肯定了六屆四中全會的錯誤，進一步鞏固了錯誤的軍事路線，導致第五次反圍剿徹底失敗了。
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導致教員和朱老總苦心經營多年的中央蘇區也保不住了，只能實行戰略轉移，開啓長征。
長征初期，由於軍事方針依然是錯誤的，又造成了紅軍大量傷亡，僅湘江戰役就損失了一半多兵力，多少紅軍戰士飲恨湘江，”十年不飲湘江水，三年不食湘江魚“就是戰事之慘烈的最真實寫照。
長征過後，一回顧就發現，此前的蘇區十不存一，就剩下陝北蘇區一小塊地方，紅軍的實力更是損失了十分之九，損失太大了，犧牲了太多太多人，革命前途一度陷入絕境。
從冰冷的湘江水，到海拔4000米的大雪山，再到荒無人煙的茫茫草地，最後終於到達貧苦的陝北，這一路，多少好同志永遠閉上了眼，倒在了路上，沒能親眼看到三面紅旗在天安門迎風飄揚，只有人民英雄紀念碑永垂不朽。
建立新中國死了多少人？有誰認真想過？
這些錯誤導致的巨大損失，是要算總賬的，也應該好好總結的。
自打紅軍從踏上長征開始，一路兢兢戰戰，如履薄冰，期間又發生了張國燾另立中央、西安事變、七七事變、王明回國等一系列重大事件，導致一直沒有好的機會和充分的時間，來做一個總得回顧。
這一等，就等到了1938年9月在延安召開的六屆六中全會。
從1927年六大召開到1938年六屆六中全會，前後十多年的時間，承載瞭如此沉重的歷史，又寄託了黨和國家之命運的六屆六中全會，又怎麼會如此輕易揭過呢？
“成千成萬的先烈，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們的前頭英勇地犧牲了，讓我們高舉起他們的旗幟，踏着他們的血跡前進吧！”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