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營企業在2023：已有疾風起_風聞

文 | 佘宗明

《歲月神偷》歌中唱道：

時間是讓人猝不及防的東西，

晴時有風，陰時有雨。

時間確實是讓人猝不及防的東西。

1個月前，輿論場中最熱的話題，是疫情。對於感染高峯到來的後果，很多人爭論不休。

過了個春節後，疫情似乎已淡出公眾視野。尷尬的專家只能説：疫情沒消失，只是低水平流行。

幾個月前，很多網友還在借玩胡歌與彭于晏互Cue“他不着急，我也不着急”的梗，來為自己的單身汪身份辯解。

可現在，胡歌“我當爸爸啦”的官宣已刷屏網絡，熱搜上與之相映成趣的話題是：壓力給到彭于晏。

感到“猝不及防”的，或許還有很多民營企業。

對照當下和之前，許多人對民企的態度也在變。

結合當前的形勢，不難預見：對民營企業來説，2023年跟兩年前的現實氣候，必然不太一樣。

01

三陽始布，四序初開，癸卯已啓，雲程何來？

眼下，很多地方都用“開年第一件事”裏的關切，給出了答案：拼經濟。

怎麼拼經濟？

答案離不開“信心”二字。要給企業（尤其是民企）更多信心。

於是幾乎各地都在給企業吃定心丸：

換位思考“政”與“企”，企業是我們的“衣食父母”。服務企業也是在服務大局、服務羣眾。

一是對待企業要一視同仁，二是兑現政策要一諾千金，三是流程再造要一順到底。企業和企業家對營商環境的感知最敏鋭，我們要以眼裏揉不進沙子的態度抓營商環境，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壯大。

這是安徽省委書記在安徽“新春第一會”上的説法。

要把民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家當作“自己人”。

這是福建省委書記在年後開工首日的表態。

不光是省一級，很多市縣也在給民企吹暖風，如——

蘇州市委書記在推進“敢為、敢闖、敢幹、敢首創”動員會暨作風建設大會上稱：

在蘇州，一年365天每天都是“企業家日”，企業每天24小時都能享受到不打烊、不打折的精心服務。

成都市1月28日召開的“12345”親清在線啓動暨優化營商環境座談會提出：

讓企業的每一個聲音都能夠聽到、每一個訴求都能夠得到回應、每一條建議都能夠得到關注；堅定不移讓市場主體站好“C位”、當好主角，努力做到同樣條件成本最低、同樣成本服務最好、同樣服務市場機會最多，竭盡一切所能、創造最好條件，為市場主體提供一流發展環境，“讓市場主體辦事像‘網購’一樣方便快捷”。

中山市市委書記在1月28日的全市高質量發展大會上，先帶頭向企業家致敬，之後直接公開自己手機號説：

“企業有增資擴產需求，有總部建設需求，可以直接報給我，我和市長當好你們的服務員，當好你們的後勤部長……”

山東菏澤東明縣縣委書記1月29日在會上鄭重表態：

強調一下，企業同羣眾一樣，必須時刻放在心中最高位置……誰跟企業過不去，縣委、縣政府就跟誰過不去。

都在強調堅持“兩個毫不動搖”，都在明確支持民營經濟發展壯大……這些意味着什麼，已用不着多説。

沒必要“有一善，從而賞之，又從而詠歌嗟嘆之”。

許多做法，都是本分。

02

“支持民營企業”，只有簡單六個字，究其內涵，卻從不簡單。

它其實可以拆解為很多具體而微的議題，包括但不限於：

怎麼評價BAT+TMD？

怎麼看待互聯網大佬們？

怎麼對待民企發展中出現的那些問題？

就現實看，在當前輿論場中，很多人cos的角色是“葉公好龍”裏的葉公：嘴上説要支持，身體上卻很誠實地重複着“一鯨落”的句式。

他們對民營經濟的支持，僅限於抽象層面，一落到具體問題上，全都是自己打自己的臉。

就在前不久，任澤平、司馬南、吳曉波、胡錫進等大V之間，就民營經濟相關問題產生了一場論戰。

這場被視作開年大瓜的風波，來龍去脈並不複雜：

1月18日，向來主張提振民營經濟的任澤平説，對於提振民營經濟信心，目前各界呼聲較高的辦法，主要是把網上個別“喊打喊殺”“讓民營企業離場退場”的壞人管起來。

不少網友説：直接報司馬南身份證號吧。

1月22日，司馬南連發微博，稱要“警惕任澤平”，將任澤平的觀點説成“封殺不同聲音”，還將他跟恒大的那些事又點了一遍。

之後任澤平與司馬南互懟了一通。

1月25日，吳曉波力挺任澤平，稱與反對民營經濟的觀點勢不兩立。

當日胡錫進也發聲了，沿襲了一貫的“雖然……確實存在部分……但是……最後老胡呼籲……”的胡錫進體風格，稱“關鍵是民營自己要有不為輿論左右的韌性”。

▲胡錫進的發聲截圖。

這裏面的是與非，結合當事人的慣常表現，就可窺斑見豹。

順着這類爭論，可以肯定的是：

支持民營企業，就該警惕那種化着政治正確妝容的“民企=資本主義私企”論調——這本質上是新式“姓資姓社”輿論泥沼。

實質上，從世紀之交時民營企業家“原罪論”之辯，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關於“國進民退還是國退民進”的討論，再到近年來有關民營經濟“離場論”和仇資言論的出現，都是“姓資姓社”之爭延長線上的餘響。

而今，顯然不能由着這些沉渣泛起的爭議困住民營企業。

別忘了，良好的營商環境，必定也包括正常的輿論環境。

03

細究起來，部分人對民企的狹隘化理解與工具化認知，也算是2018年甚囂塵上的“民營經濟離場論”和後來的“新公私合營論”的變種。

在當年的中國企業家高峯論壇上，經濟學家華生做過一番題為《改革開放40年 從姓社姓資看企業家與營商環境》的演講。

在這場演講中，華生就回應了很多人對於“民營企業造成貧富分化”的質疑：

看看財富榜上首富們的鉅額財富，確實令人羨慕妒忌恨。他們的一個小目標，也常常令普通人絕望氣餒。特別是市場經濟中的富裕，確實並不總是靠努力、天賦或者勤奮，而在一定程度上靠機會和幸運，甚至有時也不排斥陰謀和伎倆。

但是，誰又能否認，正是這少數幸運而又不乏自己奮發努力、家庭背景與普通人一樣的成功人士，激勵了千千萬萬的人去創新創業，誘導了億萬資金流入了創新創業創造財富的洪流，從而做大了整個社會的蛋糕，在不同程度上提高了幾乎每一個人的生活水平？要知道，歷史上所有付出巨大社會代價的均貧富努力，並沒有帶來普遍富裕，相反卻總是以普遍貧困而告終。

這幾段話，就道出了“做大蛋糕”對“分好蛋糕”的價值，也跟“共同富裕不是均貧富，而是人的全面發展”奧義相通。

華生説：今天其實並不需要對民營企業的特殊扶持和傾斜，而是需要一個競爭中性、不貼政治和所有制標籤的營商環境。

誠如此言，支持民營企業，就是要給他們穩定的善治預期——民營經濟不會因為“出身”就遭到另眼相待，而是被尊重產權、遵循法治的營商環境圍裹。

▲華生的説法，也是對吳小平們謬論的駁斥。

那該如何更好地營造這類宜商的營商環境？

在此可援引下《光明日報》1月3日刊發的《用制度和法律堅持“兩個毫不動搖”》一文中的觀點：

在制度設計上，要從局部領域的“管”向全局系統的“統”轉變。經過改革開放40多年的發展，我國的民營經濟已經紮根在經濟社會各領域，民營企業的產業鏈、供應鏈、創新鏈深度融合，交織成網，因此針對民營經濟的局部性政策具有十分明顯的網絡效應。單一領域出台的收縮性政策，將會通過由成千上萬家民營企業編織而成的生產、供應、銷售網絡進行傳遞、放縮與轉化，致使政策效果往往“言不由衷”“言非所意”。

鑑於此，在未來推進市場經濟發展和制定相關產業政策時，應堅持系統觀念，樹立全局思維，優化制度設計方案，強化政策效果研判，形成系統性工作合力，統籌民營經濟高質量發展工作全局，慎重出台有關民營經濟發展的局部收縮性政策，避免個別行業正常的管制政策對市場產生超出預期的系統性影響。

文章還提到，對於民營經濟，在立法原則上，要從正面清單的“立”向負面清單的“破”轉變；在行政執法上，要從立足短期的“罰”向放眼長遠的“保”轉變。

這些本也該是堅持“兩個毫不動搖”的正確打開方式。

04

説這些，無非是重申常識。

那為什麼當下仍要強調堅持“兩個毫不動搖”？

原因之一就是，過去3年，太多民營企業過得都很難：多重因素疊加之下，它們深陷困境，不少民企都是掙扎在生死線上。

而國民經濟的景氣情況，又跟民營企業的命運緊密綁定。

如今，面向民企的政策面在持續回暖。

套用2023年開年來熱播的三部“風系”現代劇的名字，民營企業時下的處境就是：

“向風而行”的它們想“去有風的地方”，如今“已有疾風起”。

這股“風”，該是春風，而非冷風。

這時候，那些動不動用新式“姓資姓社”之爭圍困民企的聲音，也該消停了。

民企可以被批評，但不該動輒被上綱上線或誅心論的箭頭對準。

事實上，許多視民企為仇讎的人，或許有必要了解一段往事：

1997年，華為曾被人舉報到中央，説它姓“資”不姓“社”，理由是：華為是非公有制企業，又搞了職工持股，背離了大方向。

當時正在起草十五大報告的高尚全（原國家體改委副主任），為此專門跑到深圳實地調研。

調研的結果讓他很興奮：華為創始人任正非以2.1萬元起步，國家沒有投入一分錢，企業卻給國家創造了巨大税收和財富，解決了十幾萬人的就業，職工也分享到了發展的成果。在他看來，這樣的企業，應該是改革的典型才對，怎麼會不姓“社”呢？

2014年11月，任正非特意找到高尚全，對此表示感激，高尚全説：我不是為你一個企業，人家説你姓“資”，我説這是姓“社”，我用不着跟你説，我也不圖什麼。

若是按照某些人的偏狹邏輯，他們心中的“民族之光”華為，還能活到現在嗎？

民營經濟在現在和將來，也該像華為在1997那樣——作用被看到，價值被正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