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不一定適合中國大廠_風聞

作為現代版“下南洋”，新加坡與東南亞或許適合中小型的出海創業者，但對於習慣國內玩法的互聯網平台大廠，素來“難伺候”的東南亞，似乎不在他們的業務擴張範圍內。

‍‍‍‍‍‍‍‍‍‍‍‍‍‍‍‍‍‍一則阿里全球總部落户新加坡的假消息，再一次把新加坡推倒了風口浪尖。

“前出新加坡，經略東南亞”，正在成為這幾年各路創業者與投資人爭相追趕的時髦。從2020年起，web3.0的創業者與投資人開始湧向這裏，“分佈式辦公”的各路加密貨幣交易所，也選擇在新加坡開設辦公室。

看到這波熱潮的並不只有web3行業，中國的互聯網大廠，早就開始了針對新加坡的“重倉”——在2020年5月，阿里花費16.8億新元，收購了50層高的安生保險大廈50%的股權，成為其控股電商平台Lazada的總部。

值得一提的是，阿里在新加坡收購的這棟大樓，近期也在抖音博主的口中搖身一變，成為阿里的“全球總部”，並“喜提”阿里在兔年的第一個熱搜。雖然這則消息很快在集團層面被闢謠，但這同樣傳遞了一個信號：起碼在市場認知中，新加坡十分適合出海的互聯網大廠設立區域中心以上的辦公地點。

唯一的問題是，作為投資人和創業者們爭相前往的“流着奶與蜜的應許之地”，新加坡真的適合中國互聯網大廠設立總部麼？

業務都沒出海，總部就先出海，這個愚蠢的邏輯，什麼樣的大廠會選擇？

如何定義全球總部？ 

“阿里全球總部設在新加坡”的説法，最開始是來自去年11月，某個抖音博主的隨意剪輯炮製而成。但在今年春節再次被頂上熱搜後，阿里巴巴的相關負責人的回應相當斬釘截鐵：

“阿里巴巴出生在杭州，生長在杭州，發展在杭州。阿里全球總部始終在杭州，是自然也是必然。”

阿里可以如此回應的底氣是，早在2013年，阿里巴巴的全球總部就已經落户杭州餘杭區的未來科技城，最遲在2023年底，就會建成並投入使用，預計可容納6萬人在此辦公。服務於早已確定的“雙總部戰略”北京的阿里總部，也是在2019年由阿里投資64億破土動工，竣工投入使用的時間點，同樣也是在2023年底，屆時阿里在北京的近兩萬名員工將會搬入。

陸玖商業評論在向阿里巴巴相關人士求證時，除了確認杭州總部的相關信息，阿里方面人士還補充道，作為大部分業務都在中國境內的互聯網公司，阿里除了擁有北京和杭州兩個總部，在各個省/市都會有相應的辦公地點，以支持當地的業務開展，譬如重慶的西南總部、廣州的華南總部等等。

從總部職能上看，北京晨報2017年的一篇報道顯示，UC瀏覽器、高德地圖、優酷土豆、阿里移動事業羣，以及阿里影業、阿里健康總部，來自18個事業羣的主要業務也在彼時落地北京。

來自阿里旗下某業務的相關人士告訴陸玖商業評論，截至目前，UC瀏覽器的總部在廣州，優酷、高德地圖總部則在北京。不過有些子公司，譬如高德的北京總部，並沒有與阿里的辦公室在同一個位置。

另一種市場觀點則認為，阿里的北京總部更像是處理企業金融和對政府關係的公共關係總部，因為北京是離政策與媒體最近；而杭州由於長期的產業集聚，電商產業鏈更發達，那裏的總部則專注於具體的企業戰略決策與日常運營，符合一般人對於“企業總部”的認知。

百度總部的情況與阿里有所不同。百度相關人士回覆陸玖商業評論時提到，北京百度大廈目前的人員構成，仍然是以高管與行政、職能部門為主，同樣也有處理公共關係的功能。如雲計算、AI等具體業務的研發人員，多數分散於全球各地的研發中心，對百度各項具體業務進行技術支撐。

從這個意義上看，無論是全球總部抑或是區域總部，驅動平台公司開設總部的核心動力，仍然是着眼於統籌該區域的公司業務，或是按照城市定位的不同，為集團戰略或者公共關係服務。

財報數據同樣顯示，阿里巴巴在整個2022財年，來自海外業務的營收為311.98億元，佔集團整體營收不到8%。若阿里真如傳聞所言，把總部搬至新加坡，國內諸多已經享受的政策支持能否存續尚且不論，新加坡本地的資源稟賦、政策環境，也難以讓擁有數萬員工規模的阿里總部順利落地。

一位在新加坡創業多年的律師事務所合夥人告訴陸玖商業評論，全球總部，對於業務沒有全球化的企業來説，沒有意義，你的基本面如果90%以上都在單一市場裏，那麼總部就應該在這個市場，中國大部分互聯網公司的業務，都在中國，總部設立在海外沒有意義，除非想要轉移財產，像字節跳動為何在新加坡設立了總部，因為tiktok現在在海外的份額很高，整個字節的業務，幾乎五五開了，人家在新加坡設立總部，順其自然。

此外，據陸玖商業評論瞭解到，還有很多美國公司會選擇去歐洲，比如愛爾蘭設立總部，是因為可以享受更加優惠的税收政策。

新加坡的侷限性 

説缺什麼之前，先説説新加坡有什麼。

去年9月發佈的“第32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數報告（GFCI 32）”顯示，在全球119個金融中心中，中國香港第一次失去了亞洲第一大金融中心的位置，被新加坡取代。

幾乎與這份報告發布同期，眾多資本市場的投資峯會在新加坡舉行。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會議在之前的年份，很多都在香港舉辦，但在去年，他們不約而同選擇了新加坡。經緯創投的創始合夥人張穎在那段時間甚至發朋友圈説，他認識的一半以上的投資人與頭部企業家幾乎都去了新加坡。

但在一些要素疊加之後，上述“過熱”現象也就不難理解。

其一是富人投資增加。截至2020年底，新加坡聚集了大約400家家族辦公室，而在之後一年，增加的家族辦公室數量是229個。新加坡證券交易所董事總經理陳慶在接受投中網採訪時指出，新加坡目前的在管資產已經達到2.9萬億美元，年增長幅度為15.7%；

其二是產業轉移，除了已經在新加坡風行的web3與加密貨幣行業，在去年4月，汽車芯片巨頭安森美將上海的全球配送中心遷移到新加坡，包括戴森在內的很多國際企業，也先後在新加坡設立總部。相對的是，香港的亞洲區域總部數量正在逐年減少。

對於這些總部職能放在新加坡的公司，政府對總部業務的收入給予了5%-10%的優惠税率，還可以與“先鋒企業優惠” 或 “發展與擴張計劃” 一同授予。而且，這只是新加坡對於國際企業諸多税收優惠的一部分——相對直給的政策福利，讓新加坡的營商環境排名在世界範圍內一直靠前，74%的華人人口占比，讓國內大廠前往新加坡不會有太多的語言壁壘。

不過，即便有上述優點，也難以掩蓋新加坡在體量上的劣勢：用定性的説法，新加坡只有1.5個北京朝陽區的面積，中國地級市級別的人口規模；用定量的説法，新加坡只有不足600萬人。無論互聯網大廠的業務如何在新加坡落地生根，規模增長的天花板早就擺在那裏。至於更多創業者意淫的東南亞腹地，一眾中國公司在遊戲、電商領域的增長受阻已經傳達出一個訊息：東南亞與新加坡並不能一概而論。

更何況，中國互聯網大廠的業務發展，需要的是精於IT的研發人員。而新加坡的本土人才產出長期以來以金融、管理、諮詢為主，即便按照中國4.9%的stem（科學、技術、工程、數學）大學生比重，新加坡也只有不到30萬人，而這些人能否適應互聯網大廠的人才需求、工作節奏，仍未可知。

親身經歷“新加坡熱”的張穎，恢復冷靜的速度同樣很快。他在一篇名為《亂世不闖新加坡》的文章下留言表示，他並不能理解一些人放棄國內市場轉投新加坡的動機，因為中國的市場體量已經足夠他們一展身手。

除此之外，web3行業的“新加坡”寒氣，到來得比想象中更早。2021年底，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將全球最大的加密貨幣交易所“幣安”列入“投資者須警惕名單”，禁止其向新加坡居民提供服務。

雖然政府沒有明面上禁止加密貨幣業務，但對這類企業的審批相比以往更加漫長。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局長孟文能在接受新華社採訪時也明確表示，“在區塊鏈網絡之外，加密貨幣除了作為投機工具，沒有任何有用功能”。

從web3行業的經驗可以看出，信奉完全市場化運作的新加坡政府，政策轉向的速度可能比一般人想象得更快。國內互聯網大廠在國內政策層面獲得的支持力度，遠比新加坡的週期要長。另一件事情同樣很難説清——在國內互聯網大廠“移師”新加坡之後的政策紅利，會不會在一兩個短暫的經濟週期之後因為新加坡的戰略轉向蕩然無存。

總部出海，沒有必要

業務出海都沒成功，總部出海的意義在哪裏？

關於是否在新加坡設立總部以經略東南亞的問題上，京東顯然很有發言權。現在打開京東泰國的官網頁面，就會彈出這樣一個公告框——谷歌翻譯的結果顯示，京東在泰國、印尼的服務都將在佛曆2566年3月3日起正式終止。京東出海的另外一站印尼，將會在最早在半個月後，也就是2月15日就會停止下單。

要知道，京東在印尼的深耕已經超過8年，在泰國的上線時間也已經6年。即便上線之前如此之久，京東也沒有選擇在東南亞區域，或者新加坡自建總部，京東泰國便是與當地最大的零售企業尚泰集團進行合資。假使京東真的斥資數十億在印尼或者新加坡設立總部，如今業務退出之後，總部資產處置的問題，或許會比退出這件事本身更為複雜。

到目前為止，也只有美團王興在公開演講中提及“走出國門，搶佔全球市場”，時間是在2017年，彼時的國內互聯網市場尚未飽和。

值得一提的是，百度曾經也有過自己的國際業務總部，百度百科的詞條顯示，它坐落於深圳南山區高新技術產業園的百度國際大廈，還身兼百度華南總部與深圳研發中心的角色。但在2018年5月，百度國際業務中的全球移動應用及DAP廣告平台業務被拆分，成立了新公司小熊博望。

企查查數據顯示，目前小熊博望的註冊地址與年報地址仍然在北京海淀區，中國互聯網的傳統聚集地。陸玖商業評論獲悉，小熊博望目前在新加坡也已經有辦公室，但總部職能大概率不在新加坡。

一位天使投資人還向陸玖商業評論補充道，目前中國企業的出海主流，仍然是中小企業為主，但最理想的目的地仍然不是新加坡或者東南亞。非洲的前五大收入國家，譬如尼日利亞，坐擁十多億人口的印度，都是VC目前最看好的地點之一。

他向陸玖商業評論舉例，一箇中國公司如果想把業務拓展到中東 ，阻力最小的一個方式，可以是與中東某個國家主權基金成立合資公司，按照當地法律給外國人持有相應公司股份，至於來自中國的主創團隊，除非通過各種手段消失在股權穿透圖中，否則會受到很大的業務阻力。

但這通常只是業務上的“走出去”。總部想要真正走出去，仍然需要走很長的路，可能會遠超過京東的6年或者8年。在“國際範兒”的新加坡設立辦公室或者業務分部，可以是金融場景或者業務場景下的“跳板”，但憑目前新加坡能調動的資源，它能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公司目前的國際化戰略，仍然有待觀察。

畢竟，總部對於一個公司，除了地緣與政策能獲得的在地利益，它更像是公司業務的一個“家”。正如經緯張穎所言，中國目前的市場厚度，已經足夠很多企業去聚焦和深耕。

對於中國的互聯網大廠，如果戰略上沒有出海的必要性，在新加坡設立辦公室與區域總部，除了吸引不必要的輿論關注，實際上沒有太多收益可言。或者用一句更樸素的道理來講，國內討生活如果不太艱難，何苦遠赴他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