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鄉潮裏，一個縣城度過感染高峯_風聞

澎湃新聞

2023年02月02日 06:59:31 來自上海市

在重慶忠縣，像一場疾風驟雨過後，小城暫時恢復了平靜。

1月中旬，縣城的醫院很是冷清，相比之下，商店裏擠滿購置年貨的人，酒店裏每天有擺設喜宴的新人；在村裏，外出務工人員逐漸返鄉，樓房前面的地壩上，三五人在一起閒聊。預料的元旦感染小高峯沒有出現。

忠縣位於重慶市中部，轄區內有25個鄉鎮和300多個村莊，總人口97.59萬。當地是外出務工大縣，據重慶日報2019年報道，忠縣常年在外務工人員多達30萬。

春節前夕，這裏經歷了一次感染潮。

“第一波高峯，雙肩重擔的感覺”

凌晨1點多，王波的電話響起，是忠縣人民醫院副院長李華打來的。

這天是2022年12月23日。李華告訴他，病人突然增多，醫院現有的7台呼吸機已經用完了，如果再來危重症患者，恐怕沒法救治。

王波説，那不行，他來想辦法。王波是忠縣衞健委醫政醫管科科長，今年35歲，縣裏哪個醫療機構，有什麼設備，他心裏有本賬。

王波先聯繫了縣城裏3家民營醫院，接着找了鄉鎮醫院，“那時重症都轉到定點醫院了，所以呼吸機也閒置着”。

陸續借到6台。凌晨2點，王波找了輛車把借到的呼吸機運到縣人民醫院，一台很快就用上了。當天，醫院又緊急購置了30台呼吸機和30台監護儀。

忠縣人民醫院副院長李華回憶，去年12月中旬，急診，發熱門診病人和住院患者開始多起來。他分管醫務組，主要工作是統籌全院的醫療資源，成立各個病區，尤其是對重症和危重症患者的救治。平時，發熱門診只有1個診室，那段時間設立了4個診室，同時抽調各科醫生支援。

“那是第一波高峯。”李華説。

接着是住院潮。“輕症患者在鄉鎮和社區服務中心就診，如果肺上有炎症，或者有可能轉為重症的患者，就轉到縣醫院治療。”首當其衝的是呼吸病區和感染病區。兩天後，這兩個病區的患者達到飽和，心內科、腎內科、中醫科等也開始收治病人，同時合併婦科和產科。

病人還在增多。“我們又合併骨一骨二科，醫院有三層樓的應急病房，這次就啓用了，成立了感染一病區感染二病區，呼吸科有5個病區，最高峯患者接近1800人”。準確的説，是1794人，其中，病危病人有60多，病重病人170多名。

汪先忠是縣醫院重症醫學科主任，對他來説，死亡一點也不陌生，但這次，卻是他從業三十年來第一次碰到的狀況。

重症監護室的編制牀位有22張，去年12月下旬，陽性重症病人最多的時候有42個，大多數是有基礎疾病的老人，加上醫務人員也處於感染中，快要退休的汪先忠有一種“雙肩重擔的感覺”。

這樣的場面總是緊張的。急診科醫生黎小娟回憶，她在去年12月14日結束支援重慶方艙醫院的工作後，返回縣醫院。從12月16日到19日，門診量與日俱增，下半夜急診達40人次，最多一晚57人次。在熬了兩個通宵值班後，12月22日，她做了一個抗原，弱陽性，回家吃了感康，下午開始高熱。

黎小娟是院內醫療組最後感染的人，其他同事還在陸續康復中。1月3日，值完夜班後，她感覺胸悶氣短，於是做了胸部CT，發現肺部感染，開始吃藥輸液。那天急診人數有200多到300人。

跟縣醫院對接的任家鎮衞生院院長張徑清楚記得，鎮上65歲以上的長住老人有兩三百人。從去年12月27號開始，病人多起來，那天的住院病人有80幾個，比平時多了三分之一。

到了1月1號和2號，病人數量達到頂峯，每天的住院病人增加一二十人，幾乎都是老人。原本儲備的布洛芬和布洛芬懸液，感冒藥，連花清瘟膠囊一售而空。

“尤其是2號，發燒藥不夠用，貨不好買。”張徑説，他只能往縣裏申報，縣裏每天送來60盒，再拿出一部分發到各個村衞生室。他把一盒藥拆分開，根據病人的病程開藥，加上替代藥品，“短缺的問題算是解決了”。

早在去年12月15日，張徑開了一次分級診療的視頻會議。要求和以前一樣，“輕症的病人自己治療，不行就送到縣人民醫院。”

不過一個月內，張徑只轉送過一位患者。病人30幾歲，張徑後來問了縣醫院的醫生，説患者本身有胸膜炎。

忠縣的鄉村比較分散。坐落在不同的山坳和山腳。周美成是一位村醫，在當地行醫三十年左右。防疫轉型後，村裏來往的人多了，很快有人感染。他判斷“陽了”標準是“普遍的症狀”：發燒，身上痛，咳嗽，喉嚨痛，流鼻涕。

病人最多的時候，他衞生室裏的一張長條椅，兩張牀，五六張凳子上都坐滿了人。這樣的狀況在1月初逐漸緩解。

另一名村醫譚延平介紹，去年12月時，衞生室沒有抗原，他只能根據經驗判斷病人是否“陽”了。症狀輕微的，他就開對症的藥，囑咐對方多喝水，多休息。

譚延平獨自坐在村衞生室裏。

在王波看來，下一級的醫療機構承擔了“90%的輕症病人”，只有少量的重症病人送到縣醫院。

根據忠縣人民醫院提供的數據，從2022年12月16日到2023年1月12日，該醫院共收治住院患者5165人次，急診6094人次，發熱門診2244人次。院長黃大勇介紹，在這段高峯期裏，有46位患者死亡，他解釋，這些病人並非直接死於新冠，“有基礎疾病，才是致命的”。

“應對過去了”

因為要做“預案”，王波每天的生活圍繞着疫情，病人和數據，他需要想得更遠一點。

王波最擔心的是院內感染。在感染高峯之前，他和李華商量，每個科室的醫護人員實行兩班倒，一次班連續上7天，同時閉環管理，這樣就算感染，也能保證足夠的休息時間。

事實上，醫護後來幾乎都感染了一遍。“醫生的感染率是95.1%，護士感染率是99%以上。”黃大勇説，人手不足是最棘手的問題。

2022年12月20日，六十幾名醫護人員感染新冠請假。那天晚上8點多，黃大勇去查房，腫瘤科一個醫生沒吃晚飯，一直在會診病人，也有不少醫生和護士邊輸液邊工作。院感高峯期，王波從縣裏的精神病醫院借調了20幾名醫護人員到縣醫院。

縣醫院的編制牀位有900張，開放牀位高峯時期有1800張。黃大勇設想過牀位萬一不夠，縣裏另一家中醫院還有兩個病區，如果還不夠，下面有幾家比較大的鄉鎮衞生院。病人高峯時段，住院部大樓就啓用閒置的兩層樓儲備牀位，一層樓有73張牀位。

黃大勇在網上看到有些醫院的病人住在過道里，讓他引以為傲的是，“我們的病人沒有住過巷道”。

另一個難題是氧氣。液氧要氣化，需要在一定的温度下，夏天每月通常換兩次氧氣罐，而冬天是兩三天換一次，因為温度低，液體氣化不全。

黃大勇想到一個“土辦法”，在中央空調上安裝幾個噴頭，熱水24小時淋到氧氣罐上，氣化充足的氧氣，通過管道輸送到20幾個病區。

雖然難題暫時化解，但黃大勇仍是憂心忡忡，“甚至是害怕”。他住在醫院南門的小區裏，有時夜間不放心，他還會走回醫院急診室看一看。

鄉鎮之外，縣城裏還住着二十幾萬人，黃大勇最擔心高峯時段的病人會超過醫院的承載能力。2022年12月15日，忠縣縣長李電建了一個微信羣，叫“1215救治羣”。羣裏23個人，有縣委書記，縣長，副書記，常務副縣長，分管縣長，醫護等。在羣裏，黃大勇會每天發佈入院、出院病人的數據和總體情況，討論如何應對疫情高峯。直到1月1日，他看到入院人數是59，出院人數102，意味着“已經應對過去了”。

能平穩度過這次疫情高峯，沒有出現醫療擠兑，黃大勇認為與分級診療和醫共體的建設有關。“我們打造出了一個縣鎮鄉之間醫療系統網絡。”

他解釋説，縣醫院的醫生在遠程影像中心可以查看從下面鎮衞生院傳過來的病人CT報告，再給出治療意見，如果病人情況嚴重，會告知其到縣醫院進行治療。“即使在偏遠的地區，他們也可以就近選擇鎮衞生院初步治療，不耽誤病情。”

黃大勇介紹，縣裏各級醫療機構的藥品目錄也是打通的，“病人在鄉鎮衞生院村衞生室也可以買到” 。

縣醫院醫生正在看從村鎮上傳過來的CT報告。

縣醫院的遠程影像監控中心。

從2014年作為醫改試點醫院開始，忠縣人民醫院開始建立影像中心、心電中心、檢驗中心、病理中心、會診中心和消毒供應中心。“醫生們隨時在線，病人可以諮詢或者電話聯繫，通過微信視頻也很方便。”

醫共體是由縣醫院和中醫院牽頭，對接16個鄉鎮衞生院，這些醫療機構內部有會診羣。“有檢查設備，藥品有保障，上下轉診通暢，那麼病人在鄉鎮就醫是沒問題的。”黃大勇説。

忠縣的每個鄉鎮以家庭醫生為載體，還成立了由一個鄉鎮醫生，一個鄉鎮護士，一個村醫組成的團隊，對村和居委進行包片救治。最近，由家醫團隊負責給農村地區20幾萬60歲以上的人發放健康包。

張徑介紹家庭醫生團隊。

“縣級醫院防死亡，鄉鎮基層醫療機構防高峯。”王波説。他算過一筆賬，忠縣的鄉村有500多個村醫，如果1個村醫每天看20個病人，總共每天可以看1萬人。感染高峯持續半月左右，村醫的承受能力就有15萬人左右。此外，還有100多個個體診所，每天能接待一兩百個病人。“再加上鄉鎮醫院，縣級醫療機構的壓力會減少很多”。

目前，縣裏有8個鄉鎮配了CT設備，其中一些鎮是在2013年就配備的。 “CT最大的作用是急診急救”，王波説。

他舉了個例子：腦出血和腦梗塞病人用藥是截然相反的，但是症狀和體徵差不多。如果病人先到縣裏做CT，再用藥的話，各環節即使順暢也至少也需要三四十分鐘。但假如能在鄉鎮衞生院檢查並及時用上藥，“患者被救過來的機會很大，致殘率也會降低”。

“小高峯沒有出現”

拔山鎮衞生院是忠縣配有CT設備的8個鄉鎮之一，這裏還有核磁共振設備。

衞生院佔地32畝，2018年修建而成。疫情高峯期，院裏把一棟樓改名為“平戰樓”，專門收治新冠病人。

1月16日，這棟樓已經很少有病人進出。旁邊門診大樓的輸液室裏，有一個從浙江返鄉的病人正在輸液。窗外飄着雪花，還未觸碰到地面，就已經融化。

在任家鎮衞生院，感染高峯過後，除了一名醫生，其他醫護人員都已感染過。張徑説，最緊張時，一天有12個醫護感染請假。

從1月8號開始，任家鎮衞生院的病人數量減少。1月14日那天，住院病人降到以前的40人左右。最近幾天，偶爾有一兩個從外地打工回來的年輕人買藥。

任家鎮衞生院的藥房。

黃大勇原本預測，在元旦期間，人員流動會帶來一次感染的小高峯，但最終沒有出現。

到了1月15日，周美成的診所裏有兩個病人在輸液，一個病人由於風寒，長時間咳嗽未就醫，肺部有少量感染，他的CT是在鎮裏拍的。周美成看完報告後告訴他，問題不大，輕度炎症，可以直接在他那裏治療，周美成説話輕言細語，很受病人信任。另一個病人是因為支氣管炎在這裏治療。

不久前，王波的壓力來自病人數量的上漲。從去年12月22日開始，每天的入院患者多於出院患者，空牀位越來越少，他也越來越緊張。到了12月底，他預測，如果每天漲100人，空牀位還能支撐10天。

他曾經向領導提出預案，如果1月7、8號時，病人還在上升的話，就啓用縣裏的民營醫院的兩層空置樓層，從縣醫院和中醫院抽調醫護人員。

1月16日，在去拔山鎮衞生院的路上，王波打開微信看了眼數據，縣醫院前一天出院258人，收治104人。看完數據，他稍微放鬆了些。

王波和同事經常會下鄉去衞生院瞭解情況，他的直觀感受是，一些農村人感染後的症狀似乎比縣城裏的人輕，他推測這可能是因為農村的空氣比較好，村民閒來時休息比較充足。但這個發現和專家的説法不一樣，他陷入矛盾，不知道該不該説出口。

度峯後的村莊和醫院

元旦前，奧密克戎已經到過這裏的村子。

冉秀今年84歲，在任家鎮衞生院接種過三針新冠疫苗，兒子為她測過抗原，確信已經“陽”了。她描述自己的感染症狀是身上痛，咳嗽，流鼻涕。

冉秀説，村裏不少人不久前也都有類似的症狀。“人已經老了，過一天算一天”， 她沒有表現出特別的擔憂。

這幾年，村裏的老人相繼去世後，冉秀已經是村裏最高齡的人。她的兒子袁傑去年12月19日從温州的工業園區回來時，沒有出現感染症狀。但一兩天後，他開始嗓子癢，咳嗽。到了12月底，袁傑的症狀逐漸消除，母親似乎比他好得快一些。

直到現在，他也不確定自己是不是“陽”了，他沒有測過抗原。有檢測陽性的朋友和他症狀一樣，所以他猜測自己也是“陽”了。

幾十年裏，譚延平走遍村裏每個角落，經常找他看病的大多是老人，誰有基礎疾病，他都瞭然於心。行動不便的，他會帶着治療器具和藥物上門治療。他所在的鄉村衞生室有一間留觀室，兩張病牀，1月中旬，他領到了一盒抗原和兩個血氧儀。

不過有的老人沒有檢測過抗原，據譚延平介紹，一位經常找他輸液的患有肺氣腫的老人，在出現咳嗽症狀後，沒有檢測，只是照常治療肺氣腫。

春節臨近，村民都在忙着備置年貨，走親訪友。中和村一共有2000多人，是一座僻靜的村莊，周圍是溝壑叢生的山巒。那幾天下着細雨，主街道上空蕩蕩的，村民大多住着兩層樓房，樓前搭着雨棚，地壩上不時有村民聚在一起，圍着煤炭爐子交談。

鎮上居民在打牌聊天。

1月中旬，譚延平明顯感覺村裏返鄉的人多起來，不過到衞生室看病買藥的人並不多。而黃大勇對春節前的返鄉潮有些擔憂，1月15日，他對記者分析説，“城區感染的時間點早於鄉農村，農村的老年人佔比高於城區的老年人，今年回家過年的人應該多，可能給家裏的人帶來第二次感染”。

但在黃大勇看來，即便出現第二次感染高峯，也不會像第一次一樣。“因為很多人都已經感染過了。”而王波認為，今年返鄉的人雖然多，但從去年12月中旬就陸續開始，應該沒有那麼集中。

為了應對這個可能到來的感染高峯，當地還是做了充足的藥物儲備。在鄉鎮地區， 60歲以上的人會收到一個健康包，裏面有藥物，抗原和一張宣傳告示，並寫有相關諮詢方式。

調動到縣衞健委之前，王波在拔山鎮衞生院工作過4年，他是一名外科醫生。16日這天，在去村衞生院的路上，他望着車窗外，雪花重重落在擋風玻璃上，又被雨刷推開。

這條路他走過無數遍。王波説自己是一個樂觀主義者，在最艱難的時候，也沒有往壞處想，“只想着怎麼解決問題。”

他的廚藝不錯，只是這一年幾乎沒有在家做飯的時間。汽車盤旋山路的時候，他接到妻子打來的電話，問什麼時候回家，他説不確定。前一天晚上，他只睡了兩個小時。但他説，最累的人其實還是醫護人員。

黃大勇聊起來説，疫情高峯期間自己因為壓力太大失眠。1997年，他是這個縣城第一個婦產科男醫生。那時，婦科和產科尚未分開，他也負責接生，其他同事都稱呼他“黃婆婆”。

他和人閒聊時，臉上一直掛着笑容，鏡片後的兩隻眼睛大而明亮，但話題切換到醫院、病人時，他收起了笑容，一臉嚴肅，儼然另一個人。

疫情高峯期，李華和黃大勇等同事一起住在醫院的規培生公寓，方便有事及時響應，“很多醫護感染了還堅持工作，勸他們休息他們還不願意”，李華反覆説，功勞都是醫務人員的，他只是做了統籌協調的事。

那天，他又去了一趟之前住了半個月的學生公寓，從前這裏堆滿醫務用品，現在房間裏都空了。他走到陽台上點燃一支煙，醫院和過去有些不一樣了，核酸點沒了，警戒線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