項飆: 三年“大搖擺”後, 中國社會的機會主義為何愈演愈烈? | 文化縱橫_風聞

項飆 | 牛津大學社會人類學教授

吳婷(訪) | 特約記者

【導讀】大疫三年之後，人們迎來一個嶄新的春天。無論對於中國還是世界而言，重要的是如何對過去三年進行系統總結與思考。項飆認為，儘管中國有漫長的的歷史傳統，但是對於一些短時段的事件，社會有“去記憶”的特徵。

對於過去三年，項飆認為有三條線索可以勾勒基本社會樣態，**其一，遵循“災難-成功-困難-放開”的時間線索；其二，社會面臨“流動的再分配”進程；其三，在非常態下維持城市運行的特殊羣體，儘管短暫地被看見，但是現實中並沒有改善他們的生活工作環境。項飆認為，中國社會重建要以“重建附近”**為基礎，同時需要正視疫情期間流動再分配的進程。其目標是建設一個“韌性社會”，一是保證必需的自由度，二是重建附近，特別是社會的公共性，三是政府適度干預引導韌性社會的形成。

與此同時，項飆認為，隨着政策的變化，社會的機會主義也在上升，總有一批人在巨大的經濟利益面前放棄一切原則，等經濟政策大幅度轉變的時候撈一把。個體發展、職業選擇等都深受其影響。**“平庸之惡”與社會撕裂現象同時存在，進一步強化了社會層面的機會主義因素。**項飆認為，社會層面的機會主義不是天生的，其背後有着深厚的社會、政治以及經濟機理。

**本文為文化縱橫特約記者對項飆教授的專訪，原題為《巨大搖擺之後，中國疫後社會重建的支點是什麼？》。**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供讀者思考。

文化縱橫新媒體·社會觀察

2023年第1期  總第106期

隨着中國調整防疫政策，人們紛紛迫不及待告別核酸、健康碼、行程卡、大白，但對中國乃至世界來説，**比告別疫情更重要的，是如何對過去三年進行系統總結與反思。**2023年初，圍繞疫情三年的種種，以及如何推動疫後社會重建，我們專訪了德國馬克斯·普朗克社會人類學研究所所長項飆。作為人類學家，項飆早年因浙江村的調研而成名，其後赴海外求學併成為牛津大學社會人類學教授，2020年離開英國定居德國。疫情以來，項飆頻繁參與公共討論，與不同羣體展開對話，希冀更加直接地介入到社會中，其提出的“附近”和“最初500米”引起廣泛且持續的討論。

**問：**在各種因素的作用下，中國在2022年12月放開了持續了三年的嚴格疫情防控政策，走向全面開放。回看過去三年，像極了一場前所未有的大型實驗，所有人都被捲入其中，一些原本被人們忽視的羣體，開始成為非常態時期支撐城市低限度運行的支撐力量，比如城市環衞人員、外賣小哥、超市工作人員等。作為人類學家、社會學家，且疫情以來一直生活工作在中國之外，您對我們共同經歷的這場疫情有着怎樣的思考與總結？

**項飆：**從長段的歷史看，中國有一個傳統，就是後一個朝代會寫前一個朝代的歷史，清朝寫明史，明朝寫元史，相當於改朝換代之後的一個總結和書寫。但對於短時段的事件，中國社會有一個很大的特點，我稱之為“去記憶”，“去記憶”的意思，不是忘記，而是刻意的不去記住。比如很多年輕人不知道父母是怎麼過來的，父母也很少跟自己的子女講述自己的過去。這在世界範圍內這是比較奇怪的，因為生養子女一個很大的樂趣就是把自己的人生經歷和經驗傳遞給他們，避免他們犯同樣的錯誤，這個心願可能中國父母也有，但他們不會把自己的經歷形成一種敍述。事情過去之後人們會説“已經這樣了，再説有什麼用”，然後急切地祝願明天更美好，簡單化地面向未來。

這樣的“去記憶”，實際上會造成很多問題，首先就是不能很好的汲取教訓。其次就是個人心理會很糾結，因為沒有把事情理清楚，理性層面想要“去記憶”，但身體還會記住，情感上也還有痕跡，比如這三年下來，有人看到大白就會有生理反應，聽到電話響就會心驚肉跳。如果不理清楚來龍去脈，身體和情感上的記憶可能會變成病症，會變成對生活過度敏感、恐懼的心理。

具體到我對過去三年的看法，我想集中在三個方面：

**第一是總體的大線索，我覺得可以説是“災難—成功—困難—放開”。**疫情爆發之初，當時人們對病毒渾然不知，社會陷入恐慌，武漢前所未有地封城。但當防疫的主導權從地方轉入中央，再加上方艙醫院的建設等，災難很快轉向成功，而且轉變很快就發生了，此後一直到Omicron出現，中國防疫都被認為是非常成功的，不僅死亡率和感染率低，而且經濟持續增長，2020年更是成為全球唯一實現經濟正增長的主要經濟體。Omicron出現後，清零變得非常困難，但為了達至清零的目標，只能採取更嚴厲的封控。後來就是突然的放開，從清零到全面放開，為什麼會做這樣的轉變，我個人也很難理解。每一次的轉變，都是一次巨大的搖擺。為什麼會出現這樣巨大的搖擺性？這是很多人的困惑。

**第二是一個比較具體的線索，和我個人以前的研究有關，是關於“流動的再分配”。**在疫情這樣非常態下，讓一座城市停擺，讓一個社會按下暫停鍵，不是那麼簡單的，因為真正發生的，不是流動的全面停止，而是對流動的再分配，也就是説大部分人的不流動是需要小部分人的高速流動來維持的。比如你問題中提到的外賣小哥、環衞工人，還有一些開救護車的，搞技術修理的，此外還包括公務員，因為需要下沉，這就形成了一個再分配過程。**再分配過程有一部分是通過高度商業的方式完成的，但中國比較特殊，因為其中還包括了行政性的介入，比如公務員下沉，醫療隊和救援隊，都是通過行政力量在推動流動性。**所以這些原本不被人們關注的羣體突然“被看見”，變得顯眼，是因為他們在替代性流動。

**第三，這些在非常態下維持城市運行的羣體，他們的短暫地被看見，在現實中並沒有改善他們工作生活環境。**疫情期間，網約車司機、外賣員的數量是大大增加的，我把這一類的工作稱之為流動性工作，意思是流動本身成為一種工作方式，疫情三年，他們的總體勞動狀況並沒有改善，甚至是下降了，原因有很多，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因為整個疫情期間，人們的生計困難更加突出了，一方面總的需求量少了，另一方面平台又有各種算法延長勞動時間和強度。大量的人湧入流動性工作的行列，一些原本有固定工作的人也受疫情影響開始加入進來，使得競爭加強，待遇降低，最終總的狀態變成了一個蓄水池，沒有穩定生計的人都往這裏來。

**問：**您談到的“去記憶”，我想舉一個具體的例子，那就是2019年的香港修例風波，修例風波三週年的時候，我跟香港一些本土年輕人聊天，試圖採訪他們如何看待這場風波，因為2019年的時候，大家都在情緒中，都在意識形態中，是沒辦法冷靜下來討論問題的，但拉開時間距離之後，你會發現這些參與過運動的年輕人也不願意回看和反思，只想儘快翻篇，連談想法也不想談，因為這屬於揭傷疤，是需要勇氣才能直面的，最後乾脆“去記憶”。

至於您談到的總線索，各個階段的轉變究竟是怎麼發生的，確實需要更多的細節和資料才能填補空白。目前可以確定的是，經過三年的停擺與全方位衝擊，中國各個方面亟需重建。作為社會學家，您一直很關注中國的社會變遷和社會關係的演進，在您看來，疫情對中國社會最大的衝擊是什麼？在後疫情時代，中國社會重建的關鍵着力點是什麼？

**項飆：**最大沖擊是公共信任。**人們沒有穩定的預期，生活在擔心中，這是疫情對社會最大的一個衝擊。**面對這樣的衝擊，接下來如果要重建是重建什麼？人們會説就重建這種公共信任。政府層面之外，民眾層面比較重要的，是日常領域關係的重建，比如你和鄰居、同事和街上陌生人的關係，村裏面幹部和村民的關係，學校裏面同學之間的關係，這一些日常領域的關係重建至少是我們能掌握的，這與國家層面公信力的重建顯然不是一回事，但是又是相關的。我提“重建附近”、“最初500米”，其實都是要朝這個方向走。

你剛剛提到香港的例子很好，也很啓發我，為什麼從香港到這次疫情，大家要“去記憶”？因為人們知道自己不能夠影響大的決策，出現問題和矛盾之後，很容易產生一些極端的或者説非常泛化的大的判斷，並不斷上綱上線，將問題絕對化，所以很快就分裂，分裂之後情感上的投入都很撕裂。等事情告一段落後，大家感到事情原來沒有那麼簡單，覺得有些説過了頭。所以，事情過程中的傷痛和難過，事後感到的尷尬和感到需要向別人解釋等等，就讓人很無語，就不想反思了。但問題來了，當時的情緒是怎麼產生的？當時的情緒是因為大家不知道決策過程，也不掌握整體性的情況。**所以我們要警惕，不要跳到非常情緒化裏面，去做一些大的判斷，這樣反而會讓自己的心智變得很疲勞，疲勞之後就不願意面對這些事情，不願意記住，不願意去分析。**現在對於香港的事情也好，對於三年疫情也好，絕對不能去逃避，必須要認真的跟蹤，具體怎麼跟蹤，需要從身邊做起，在一些力所能及的地方形成一種社會共同體，這樣我們才會更加堅韌，更加容易記住到底發生了什麼，進而做認真的反思。

**問：**關於“重建附近”和“最初500米”，“重建附近”，按照您之前的解釋，是因為“附近”消失了，但疫情以來，消失的“附近”好像又回來了。比如左鄰右舍，之前是互不認識的，但因為要第一時間掌握樓宇封控動態，還有一些緊急情況下物資互助等，所以大家建了微信羣，第一時間溝通各種信息，變得熟絡起來。另外居委會和小區保安等，之前也是基本沒有交集的，但疫情以來，因為他們決定着你第二天能不能上班，能不能自由出入小區，能不能儘快解彈窗，所以也不得不開始產生交集。另外疫情三年確實讓很多人感覺處理日常生活都已經精疲力盡，人們已經沒有多餘的時間和精力去關注更大的事情，烏克蘭戰爭到底打的怎麼樣了，人們已經不關心了。您怎麼理解疫情之下短暫回來的“附近”？這對於我們後續的社會重建有着怎樣的啓示？

**項飆：**疫情之前，人們的日常生活很方便，經濟雖然減速了但仍在發展，所以多數人選擇去信任，而沒有很大的動力去質疑、去判斷，但疫情以來，面對迫在眼前的問題，人們選擇自己去判斷。這一判斷的根由和底氣，顯然是來自於對附近的觀察，以及與附近人的交流，這一點非常重要。我之前提出“附近”的概念，並不意味着我們要把自己關在“附近”，這是不現實的，因為人們最終還是要跟更大的世界來往，大的政策也會影響“附近”。“附近”強調的是，從最初500米出發，以附近為基礎和參考來理解大的事情。對附近有了基本的瞭解，我們在對大的事情做判斷和解讀的時候就會有所依託，不會被大的抽象的概念和意識形態的情緒化的東西推來推去。

基於對“附近”瞭解而做出的判斷，雖然可能還是存在偏差，但它是有生活基礎的，現在很多偏差是沒有生活基礎的，這是第一點。第二點，是“附近”可以促成行動，行動中間很重要的一個環節是交流，這也是行動的一部分，因為你要去了解別人，要開始説話，有的時候甚至還要形成一些條件，製造一些場景，才使討論更加深入。附近的討論真實有效，因為它指向行動。

在這個方面，我還是覺得哈貝馬斯對西方的分析是比較有道理的。民主不僅僅是一個大的制度，多黨制、議會制等，這是民主的一種體現方式，民主更重要的是一種生活方式。比如你日常生活中怎麼跟別人交流，碰到跟你觀點不一樣的人怎麼去處理，一個事情如果需要兩個人以上協商解決應該怎麼共同協商。哈貝馬斯提出的一個問題是：怎麼去形成這樣的一種生活方式，它的基礎在哪裏？在哈貝馬斯看來，交流性行動是很重要的，因為你要通過人和人不同的交流，作為生活方式的民主才能夠出現。如果沒有這一塊，光有多黨制、議會制，不叫民主。美國現在作為生活方式的民主出了問題，雖然能意識到每個人在表達什麼，但實際落實的空間物理性的東西不存在，交流性行動的基礎設施沒有了，不同觀點的人平常就碰不到一起，碰到的時候都是在社交媒體上的爭吵，缺了這樣的基礎設施，多黨制度就有危機。

在疫情期間，有一些討論是比較有效的，因為這些討論是基於老百姓的生活經歷，反倒是一些大的討論，爭來吵去，並沒有擺脱撕裂的格局，比如有關“清零”和“共存”的討論，討論層面是兩極化的，但在現實層面，任何一方都不會認為存在絕對的“清零”或“共存”，最後就變成了一個比較抽象的、而且越來越簡單化的一種論爭了。

另外有一個細節可以提一提，武漢疫情爆發之際，有很多志願者，他們自己形成明確的分工，來提供物資和擺渡車等，還有一些私家車車主自己組織微信羣，進行自我調度。但到了2022年春天的那波疫情，社會力量基本上沒有了，城市裏能自由行動的只剩下救護車，一段時間京東這些物流東西也被限制。為什麼會這樣？背後當然有很多因素，不過至少從這個細節有一點啓發，那就是在武漢控制不那麼嚴密的時候，會形成一個自發的流動再分配，整體相對平穩可控，但如果完全給封死，其實非常危險，因為社會生活裏面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需求，而且很難預測，如果沒有社會自我調節的部分存在，造成的傷害是很大的。

**問：**您最後談到這一點，確實是一個比較重要的觀察疫情之下中國社會的面向，現在人們很喜歡談到一個詞，叫“韌性”，“韌性社會”的説法也很流行，當社會的自發的流動再分配停滯下來，社會該有的韌性其實是在降低的，這樣的話，您所提的“重建附近”和“最初500米”，其支點和基礎是不是還是牢固的？後疫情時代我們該怎樣去建設一個韌性社會？

**項飆：**韌性的提法是很好的，特別是現在我們的社會需要韌性，但怎麼樣達到韌性是一個非常複雜的過程。以防疫為例，我們會發現新加坡、韓國等在抗疫過程中，韌性很強。這些國家和地區都是人口密度高、流動強的社會，這也意味着在面對流行病襲擾時，這樣的社會本來是最危險的，他們為什麼可以控制有效，而且對生活對經濟的損失比較小，尤其是新加坡。我認為比較重要的一點是通過政府力量、社會力量以及商業力量，非常快的達成一種流動再分配，能夠把少數一部分人的流動給組織起來，保證多數人的不流動。

關於流動再分配，印度是一個反面的例子，2020年3月印度宣佈全國範圍的封控，結果就亂套了。為什麼亂？亂的原因是印度很多日結工，就像三和大神那樣的人，他們沒有工作就沒有錢，手停口停，當時又沒有公共交通，這些人只能從德里、孟買這些大城市走回家，一片混亂。官方只是説讓大家不流動，沒有想到當80%的不流動的時候，必須有20%的人有組織的高速流動，可以保證80%的人在不流動的情況下能夠生活，結果並沒有組織起來，最後搞得很糟糕，社會沒有彈性。

所以回到你提的韌性，總結起來有三點：第一，自由度是必須的，一個社會要想達到韌性，一定要容忍日常當中的所謂的“混亂”和看起來的不穩定，這是生活的一部分；第二，附近和最初500米的建設就是在建立社會的韌性，建立公共性，一盤散沙是沒有韌性的，一盤散沙要麼最終被搞成一塊磚，要麼就完全鬆垮掉，要麼就很被動地放在一個鐵盒裏；第三，必須認識到韌性不是自發形成的，而是需要政府幹預引導，我不認為政府越小越好，關鍵是行政力量往哪裏使？行政力量如果只是為了非常整體的集體行動，老是想着集中力量辦大事，就會使社會失去韌性，一些小問題就會變得很大。行政力量在進行流動性再分配時應該是一種介入性的管控，現在不是介入性的，而是壓力式的管控，這就會無效。

新加坡、韓國就是靠這種介入性控制，這種介入性控制是不斷在變的，不斷跟蹤，一發現病毒情況有變馬上跟着變。新加坡非常明顯，整體節奏掌握的非常好，什麼時候放開以及怎麼放開，都能控制得很好。而中國的壓力式管控最後變成一個負擔，把自己套住了，走不出來。

什麼叫混亂？什麼叫活力？這永遠是一個視角問題，現在我們把一切活力都看成混亂，這是一個大問題。

**問：**怎麼認識“混亂”與“活力”，確實很重要。過去三年，其實有很混亂的時候，也有很有活力的時候，比如在疫情這樣的最大外部變量衝擊下，中國2020年GDP增長2.3%，成為全球唯一實現正增長的主要經濟體，另有數據顯示，自2020年1月10日以來，全中國新增本土確診病例數為0的天數，有250天。通過對疫情三年“混亂”與“活力”辯證關係的思考，對“穩定”的重新界定，對於推動後疫情時代社會治理現代化意義重大。

**項飆：**意義非常重大，而且政策的搖擺真的是強化了中國社會的機會主義，總有一批人在巨大的經濟利益面前放棄一切原則，等經濟政策大幅度轉變的時候撈一把，也就是所謂的風口思路。**中國這麼大一個國家，如果大家靠風口賺錢，事實上就會擾亂有效的積累，尤其會擾亂有效的經濟創新、社會創新。**最典型的就是核酸產業，這就是疫情之下的一個風口。

具體到個人的選擇，也深受這種狀況的影響，比如年輕人青睞體制內的穩定工作，認為宇宙的盡頭是考編，這在我讀大學那個時候是不可想象的。透過這個現象，我們要問的是，為什麼20多歲最青春最夢想的時刻，就想一步邁到宇宙的盡頭？這其實也是對穩定的絕對追求，年輕人不願意做任何嘗試和創新，他們可能對公務員的工作也沒有什麼興趣，但只要能進入到這個隊列中，讓幹什麼都可以。對追求“穩定”的同時，伴隨的是一種機會主義，這兩點是結合在一起的。

**問：**您提到考編熱，這次疫情中體制內的羣體與體制外的羣體確實感受有很大不同，對於體制內的人來説，即便封控在家，可能收入也不會受到多大影響，所以會覺得封控也挺好，而且對那些要求解封的不和諧聲音不認同。但於體制外的羣體來説，過去三年確實經濟壓力巨大，很多人失業、斷供，經濟壓力導致的精神壓力也進一步加劇。疫情帶來的巨大的不確定性，也進一步推高了考編熱，2023年的國考1月8日舉行，擬招3.7萬人，近260萬人報考，通過資格審查人數與錄用計劃數之比約為70:1。

不同羣體感受不同外，**疫情三年，人們共同的一個感受是，發生了很多跌破人們常識和理性的極端事件，“平庸之惡”也成為很多人頻繁提及的概念。**比如一些普通人，一夕之間獲得權力之後，就可以以防疫之名，為所欲為，基本的底線也不要了，法治也不管了，好像被防疫給異化了，失去了基本的判斷和思考能力。當然不僅是防疫人員，我們所有人好像也被困在了這個系統裏，“大白”只是一個載體，換成我們任何人，可能都會那麼做，由此普通人之間的關係也變得脆弱且撕裂。您怎麼理解“平庸之惡”和普通人之間的關係重建？怎麼理解疫情對普通人的異化？普通人關係的重建，可能對後續社會重建關係重大，也決定了最終社會重建的成效和結果。

**項飆：**這個是絕對重要的。**現在社會的撕裂，最讓人心痛的是存在於普通人之間，大家都是無權者，也是受害者，但最後互相傷害。**比如某地疫情期間，鄰居與鄰居之間的對立，有一些鄰居看到有老人在樓下走，就罵他，就污名化，有不同觀點，就上綱上線。

所以疫情對普通人的異化，首先體現在普通人和普通人之間的關係上。異化都是來自於你和別人關係發生了質的變化，你把別人看成敵人，這就在社會意義上徹底被異化了。

關於“平庸之惡”，這個説法我覺得很有意思，但是疫情期間的大白、門衞、片警等，我認為比“平庸之惡”稍微要複雜一點。疫情期間“平庸之惡”的典型，是那些因為自己封控在家也沒有任何影響，所以不僅會無條件執行這樣的政策，而且覺得很多負能量的信息就不應該出現的羣體。為什麼他們才是平庸者？因為他們並沒有害人的意思，他只是在執行，做自己分內的事情，而且做的事情跟自己的感知也沒有完全違背，只是選擇性的不去看一些東西，最大可能降低自己的成本，不冒任何風險，在自己安全最大化的情況下進行決策和行為，也不去過多考慮真正的長遠的後果，簡單地認為封控也挺好，這是比較典型的平庸者。

而大白、防疫志願者，他們有的時候只是一些臨時工，一些所謂志願者其實也是一種僱傭關係，這些人是貫徹防疫政策最前沿的人，他要去維護和保證絕對的穩定，怎麼樣去達到這個目的？這裏就包含着機會主義，他不是在機械地貫徹上面的指令，也不僅僅是做自己分內的事，因為在基層一線分內的工作是很難界定的，怎麼去貫徹彈性很大的。所以有時候人們會覺得他們的一些做法完全超出了分內的要求，甚至超出了做人的準則。這裏還是一種機會主義，一些人覺得有了這樣一個權力和機會，就要把它短期最大化，非常機會主義，但又要把這些都包裝成在保護穩定，避免各種混亂，到最後就是你講的對普通人的異化和傷害非常嚴重，其實就在這裏。

這種異化並不是説僅僅把人變成機械執行政策的工具，因為每個人都是有主動性的，心裏也都有計算和小利益。這跟漢娜·阿倫特的“平庸之惡”確實很不一樣。因為這一概念提出的背景，是德國對猶太人的迫害，阿倫特認為當時的德國人已經因極度理性而失去了人性，這些人通過所謂的制度規則、上下級關係等，把一切道德判斷懸置起來，而且“平庸之惡”針對的是比較高層的官員。平庸之惡按道理是不會有像倒賣物資那種怪相的。但我們在中國看到的情況，其實不是這樣，**雖然官僚體系高度技術化，確實有進行理性化控制的條件，但在真正執行的過程中，其實是靠機會主義。**為什麼各地不斷層層加碼？為什麼北方某省居然想要建設永久方艙？在防疫政策轉變之前，我唯一的解釋就是機會主義，投其所好，認為這樣做會給自己政治上加分。

**問：**疫情之後被強化的機會主義會不會有所緩解？因為我們看中國的政策，一直是保持着高度的連續性和穩定性的，我們有五年規劃，也有共同富裕的大目標，這樣的連續性理應能最大限度弱化機會主義的。

**項飆：**我覺得首先必須要去充分的認識和討論，關於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的機會主義，我們一定要意識到這也是我們自己的一部分，因為如果我們在那個位置上，也會這樣做。基於這樣的意識，我們應該捫心自問，對生活當中的機會主義進行檢討，這不是一小羣人的問題，而是所有人的問題，包括我自己都有責任的。我們太不勇敢了，往往很容易向機會主義低頭，而且有時候往往為了自保或為了自己的利益主動向機會主義低頭。

其次是你提到的疫情之後是變好還是變壞，如果我們不捫心自問，不開始“重建附近”，不把機會主義卸下來，只能是變得更壞。這裏舉兩個例子：一個是對教培行業的整頓。按理説教培是有問題，是不合理的，但又是有客觀需求的。因為學校本身的考試製度並沒有調整，所以現在從地上轉到了地下，開始偷偷做，這又是機會主義。而且轉入地下後，這些學生被家長告知這個不能説那個不能説，這些小孩一開始就被教育懂得了什麼是潛規則，這不都是機會主義教育嗎？這對於孩子價值觀的型塑是非常重要的。現在疫情之後，好像又要開始回調了，這又是新一輪的機會主義的土壤。

還有一個例子跟我所做的國際流動研究有關。國際流動是一個非常機會主義的領域，有大量的中介，還有人口走私，文件造假等，這是全世界的普遍情況。為什麼這個領域會變得高度機會主義？是因為流動人口政策是變化最多的，有的時候選民的政治態度變了，有的時候是經濟需求變了，或者教育產業的情況變了，都會直接影響簽證的申請。在這樣過程中，因為政策的不穩定，以及不斷的搖擺，就會產生各種機會主義。而且政策的不斷搖擺，會使得政策本身失去公信力，一個政策出來後，人們想的是怎麼去應對這個政策，完全不覺得在道德上沒有義務去遵守這些規則。

最後還要強調一點，就是老百姓的機會主義不是天生的，也是被逼出來的，往往是因為沒有有效競爭的空間，所以只好搞機會主義。這跟內卷是很相關的，內卷之後，人不斷地為競爭而競爭，很自然地會變得機會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