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蔣介石決裂，她在上海的隱秘歲月_風聞

環球人物雜誌

2023年02月03日 13:30:47 來自北京

她被讚譽為“國之瑰寶”。

作者：王秦怡

那個少女有點特別。

她留着略顯稚氣的齊劉海，面對鏡頭卻沒有一絲慌亂，目光沉靜且清澈。一身絲制的旗袍長及膝部，旗袍寬寬大大，整體輪廓仍是清代晚期的寬身造型，但袖子明顯收緊、改短，露出手腕。

這是10歲左右的宋慶齡。沒人能想到，這個稚嫩的小女孩，後來會成為一位“國之瑰寶”。

2023年1月27日，是宋慶齡誕辰130週年，宋慶齡陵園的雕像前和墓地邊，整整齊齊地擺放着人們獻上的鮮花。

1981年6月4日，遵循宋慶齡生前遺願，她的骨灰被安葬在上海萬國公墓（今宋慶齡陵園）的宋氏墓地，緊挨着父母的墳塋。

為什麼沒有選擇與孫中山合葬？宋慶齡生前寫信給友人韓湘眉解釋過：“在那裏，朋友們會比在高聳的紫金山更容易找到（我）。紫金山是隻為真正偉大的人物服務的。”

宋慶齡常説：去北京是“上班”，到上海是“回家”。她生在上海，長在上海，在上海投入滿腔的革命熱情……可以説，一部宋慶齡傳記，大半部寫在上海的城市地圖上。

長在上海

宋慶齡出生於1893年——一個新舊交替的時期。

她家庭條件優渥。母親倪桂珍畢業於教會學校，父親宋耀如從海南農家輾轉到美國當學徒，回國後成為一位成功的實業家，一直默默支持革命，被孫中山尊稱為“革命的隱君子”。

1902年，宋慶齡9歲，父母將她送入上海第一所外國教會開辦的收費制女校——中西女塾就讀。

校舍位於漢口路、西藏路附近，這一帶五方雜處，華洋混雜，是當時上海思想最活躍、文化最繁榮的城中心。往南去是被譽為“上海出版大街”的福州路，報館雲集，新舊書肆林立，理想主義、愛國主義、民主主義等各種新思潮在這裏湧動。

**·**20世紀20年代，上海市中心街景。

往西步行不到一刻鐘，就是鼎鼎有名的張園。從1902年至1907年，在宋慶齡就讀中西女塾時期，張園先後掀起拒俄運動、抵制美貨運動、大鬧會審公堂的遊行等多起大型集會。

在反對俄國侵佔我國東北土地的拒俄集會上，宋耀如慷慨激昂地演説：“大旨謂耶教救國有自由之權，今俄人奪我之地，我欲自保，並非奪人之地也。”

“9歲至14歲正是宋慶齡價值觀、世界觀的形成時期，毫無疑問，那些發生在她身邊的事件、演説、學説，一定會對她產生相當深刻的影響。”上海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熊月之説。

從此，獨立的人格貫穿了宋慶齡的自然生命和政治生命。

那樣炙熱

1907年夏天，14歲的宋慶齡通過了清政府的選拔考試，第一次遠離上海，後考入美國威斯里安女子學院。

此時的中國正經歷巨大的變化。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不久，宋慶齡接到父親的來信，信中附了一面嶄新的中華民國五色旗。性情一向温和的宋慶齡竟把象徵清政府的龍旗扯下來，踩在腳下，欣喜地掛上五色旗，大聲歡呼。

這年4月，宋慶齡在威斯里安女子學院校刊上發表《二十世紀最偉大的事件》一文，熱情讚頌辛亥革命，説“四萬萬人民從君主專制制度的奴役下解放了出來”“一旦中國醒來，她將推動整個世界”。

那麼，中國婦女在這場行動中扮演什麼角色？轉年，宋慶齡寫出一篇《現代中國婦女》，認為女性留學生“比其他國家的大學生更清楚地認識到，為了共同的幸福，她們要比別人承擔更多的義務”。

**·**宋慶齡（右八，着黑衣者）在威斯里安女子學院。

這種時代責任感促使她奔向孫中山。1913年，在武裝討袁的“二次革命”失敗後，孫中山遭到通緝，被迫流亡日本。宋慶齡來到孫中山的身邊，接替要結婚的宋藹齡擔任其英文秘書。

儘管她的工作繁重緊張，要翻譯英文、處理函電、對外聯絡；儘管此時的孫中山是一個流亡客，既沒權力，又沒金錢，革命前途叵測，但宋慶齡充滿幹勁。

她是那樣單純，那樣炙熱。1914年11月，她給還在美國讀書的妹妹寫信：“我從來沒有這樣快活過……我真的接近了革命運動的中心……我能幫助中國，我也能幫助孫博士。他需要我。”

宋慶齡的聰慧與美麗，深深地吸引了孫中山。

流亡日本期間，孫中山暫居在摯友梅屋莊吉的宅邸中。梅氏的女兒曾回憶，當宋慶齡在彈奏鋼琴獨唱的時候，孫中山對別人做了一個“保持安靜”的手勢，“一直目不轉睛地注視着宋慶齡”。

1914年11月，宋慶齡回到上海，孫中山的感情起了微妙的變化。“他看上去一直沒有什麼精神……他是非常喜歡讀書的人，書雖然翻開着，但孫先生始終是一副心不在焉的樣子。不止這樣，連吃飯也沒什麼食慾。”

**·**孫中山、宋慶齡（右）與梅屋莊吉夫人合影。

梅屋莊吉的夫人反覆詢問，孫中山才吐露心聲：“遇見她，使我有生以來第一次感受到了愛情，體會到了相思的痛苦以及戀愛的那份喜悦。”之後，孫中山常常給她寫信，得知宋慶齡正在學習中文，便贈送她中國文學和當代政治方面的書籍。

“不知不覺漸漸地被他所吸引”，所以，當孫中山請求和她結婚時，宋慶齡同意了。1915年10月，她鄭重地告訴父母：她要跟孫中山結婚！

宋耀如大發雷霆，倪桂珍則一直流淚，在一陣混亂的爭執中，宋慶齡暈了過去。不久，家裏便為她找到一門“門當户對”的親事。宋慶齡被困在上海，她意識到父母決不會同意她的婚事。

10月下旬，一個天矇矇亮的清晨，趁着父母還沒有醒，她留下告別字條，在女傭幫助下逃出家門，奔赴日本。

離開這裏，她獨立地選擇了自己的婚姻，成為那個時代中國女性婚戀自主的先聲之一。

那樣堅定

距離宋家住宅約1公里的莫利愛路29號 （今上海孫中山故居紀念館），空氣清新，林木參天，一棟古樸典雅的雙層歐式小樓坐落其間。這是孫中山和宋慶齡婚後唯一的固定住所。

正是在這裏，宋慶齡形成了獨立的政治判斷。

客人們川流不息地來到莫利愛路29號，當孫中山和朱執信、廖仲愷、陳少白等人一起研究革命理論，或與蔣介石等人商談國內形勢時，宋慶齡總是在一旁靜靜傾聽，認真打字記錄。“穩重謙虛”，這是客人們對宋慶齡的普遍印象。

**·**宋慶齡在莫利愛路29號。

在會客廳之外，中國的處境仍然糟糕。尤其是1922年，北洋政府頻繁更迭，地方軍閥各懷異志。孫中山一手締造的國民黨，政治綱領、組織紀律等存在嚴重缺陷，大多數人以加入國民黨為“做官的終南捷徑”。

他告訴宋慶齡，他正在醖釀國共合作，中國革命必須進行新的探索。宋慶齡問他為什麼，他説：“國民黨正在墮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新血液。”

宋慶齡見證了這些新鮮血液的到來。1922年8月，莫利愛路29號寓所不時傳出笑聲，那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李大釗第一次來到這裏，與孫中山討論“振興國民黨以振興中國”。

後來，宋慶齡回憶説：“我們總是歡迎他到我們家裏來，我們之間相談甚歡。”

莫利愛路29號成為一處政治中心。在這裏，孫中山又先後與陳獨秀、共產國際代表馬林等會晤，與蘇聯特使越飛聯合發表《孫文越飛宣言》，逐步確立以“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為核心的新三民主義。

**·**莫利愛路29號。

這時的宋慶齡已顯現出堅定的政治信仰。

對於當時國民黨內部的激烈鬥爭，宋慶齡回憶説：“一聽到宣佈他決定實現這種統一戰線，有些人就來找我，以為我會幫助他們反對這一行動。當我拒絕這樣做，支持孫中山堅決做下去的時候，這些人就退黨，並且公開攻擊他。”

“宋慶齡作為孫中山的秘書和助手，不但參與了所有的重要談話和決策過程，也深切認可孫中山的思想體系。因為孫中山的新三民主義跟宋慶齡的大愛情懷是一致的，她一生心裏裝的都是窮苦人民。”熊月之説。

那樣決絕

從1923年到1925年，孫中山和宋慶齡往來於上海、廣州、北京之間，邀請共產黨員幫助改組國民黨，組織北伐，建立黃埔軍校，又為了全國的和平統一，接受馮玉祥等人的邀請冒險北上。

1924年的冬天格外寒冷，在這一年的最後一天，他們抵達北京。僅僅兩個月後，孫中山因肝癌溘然長逝。

**·**北上途中，這是他們的最後一張合影。

1925年，孫中山靈柩被暫時安放在北京西山碧雲寺，32歲的宋慶齡獨自守在丈夫的靈前。當宋慶齡再次公開露面時，她原先的劉海全被攏到了腦後，換成了成年婦女的髮髻。

那個在孫中山背後略帶稚氣的“孫夫人”不見了，宋慶齡開始獨自走上中國的政治舞台。她説：“我一定要自己盡力並鼓勵他人繼續我丈夫的事業”“志先生之志，行先生之行”。

孫中山逝世後，國民黨內部激烈的派系鬥爭一下子暴露出來。39歲的北伐軍總司令蔣介石拒絕執行武漢國民政府的遷都決定，一意驅逐蘇聯顧問鮑羅廷。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悍然發動反革命政變，公開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羣眾。

“此時什麼事情都不做，對宋慶齡是最穩妥的辦法，但她選擇了最艱苦的那條路：決裂。”熊月之説。

這時離孫中山去世不過短短兩年時間，但白雲蒼狗，物是人非。曾經扣住蔣介石所需軍費的財政部長、宋慶齡弟弟宋子文，一度緊隨宋慶齡反對蔣介石政策的孫中山兒子孫科，都已經與蔣介石和解。而武漢政權在汪精衞的領導下，不再實行新三民主義，開始制裁共產黨人。

1927年6月，一個悶熱的黃昏，弟弟宋子文來到宋慶齡武漢的住處，勸説她選擇蔣介石政府。宋慶齡沒有同意。

直到7月12日，蔣介石政府仍託宋子文帶親筆信給宋慶齡，督促宋慶齡速回上海，並在報紙上發文“威脅”她：“武漢為賊竊據，夫人以未亡人之身……應請拼死脱離賊穴……不然何面目見先生於地下！”宋慶齡不為所動。

**·**在美留學期間的宋慶齡（右）、宋美齡和宋子文。

兩天後，就在汪精衞叛變革命的同一天，宋慶齡發佈“七一四聲明”，斥責蔣汪所為“是違背了孫中山的意思和理想的。因此，對於本黨新政策的執行，我將不再參加”，她宣告退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

隨後，宋慶齡秘密回到上海，在家中閉門不出，謝絕任何訪客。

1927年12月，她給蔣介石寫信：“我們之間的分歧猶如一道鴻溝。你同蘇俄斷絕關係，然而，你卻完全無意同帝國主義列強斷絕關係”。在這封信的結尾，她決絕地説：“我將踏着革命者的足跡繼續前進，這是緬懷我們領袖的惟一道路，我在這條道路上決不回頭。”

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吳景平認為：“蔣汪也好，蔣胡（漢民）也好，李宗仁也好，這一時期國民黨內部的權力鬥爭非常激烈。但各派的衝突都是在國民黨內爭論誰是正統，或者在新的權力調整中爭取各自的位置，只有宋慶齡是那樣決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