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節返台記：朋友，一起倒賣螺獅粉？_風聞

返回台灣之前，我已經想好要做一組專題：去多拍些在台灣街頭巷尾的“新一代”大陸食品。什麼叫新一代呢？不同於從小看到大的山東饅頭、山東牛肉麪、還有四川菜雲南菜這些中餐廳，我想去找台灣最近幾年才出現的大陸食品**（多數是在抖音爆火後出現）**。

這些並不難找，熱心的朋友Ａ幫我拍攝了便利店賣的魔芋爽零食，熱心的朋友Ｂ拍給我台北市區的網紅酸菜魚店（需要排隊至少兩小時吧），我在夜市捕獲了兩家專門賣大陸零食的小攤販，李子柒螺獅粉一包130台幣（29人民幣），衞龍辣條一包39台幣（9人民幣），另外在家附近的超商和超市都看過數次魔芋爽的身影。

（對了，寫這篇文章時一位台灣小妹子告知，李子柒螺獅粉在觀光客眾多的地方可以賣到一包200台幣，大概摺合人民幣四十多元。下次回台好想去倒賣幾包。）

上面三張圖是夜市的大陸零食攤。魔芋爽是主打商品，老闆表示螺獅粉的銷量也頗不錯。

商店的（一包12台幣）

夾娃娃機都有魔芋爽

在我回台灣後沒幾天，台灣政相關單位就宣佈“大陸的螺螄粉從來沒有準許進口，若有市售商品，就屬於走私或是虛報”，但消息一出，反而炒高了民眾的討論度。

近日友人回秉，禁螺獅粉後高雄夜市確實有“查抄”，但新北市的部分夜市還是能見到大陸零食攤和李子柒螺獅粉的身影——其實就是處於“有的地方政府會因政治表態而配合，有的地方政府根本懶得管”之各自為政。

有大陸朋友不解，大陸零食在台灣賣，那又怎樣，還是很多台灣人討厭大陸啊？不不不，對於在大陸的台灣人而言，“台灣人知道大陸零食”這種小事往往就讓人驚喜。

原因無他。猶記那年春節回台，周圍的人追着你問“中國是不是都是地溝油啊？你們去那裏吃什麼啊？”——很多如我這樣的在陸台灣人都經過滿臉尷尬地回答蠢問題的時代！

如今回台，能看見台灣小朋友毫無障礙地品嚐（其實我在大陸也沒吃過幾次）的衞龍魔芋爽和辣條，當然欣慰微笑、抱緊台灣朋友，“爾等終於明白了”！

啊，近年來，我們這些往返兩岸的台灣人所付出的溝通成本，越來越小。以前回台灣得跟人解釋何謂“牛叉”，如今台灣朋友會痛批自家老公“簡直是個傻叉”。

**有台灣作家寫道，她曾問一票初中生們，最討厭班上哪種人？**這幫台灣初中女生整齊劃一地回答——“綠、茶、婊”！

而今台灣年輕一代雖然對對岸抱持強烈偏見，但瞭解日增，兩岸用語、飲食、流行文化上趨同；大陸年輕一代則整體對台趨向一個“不關心，反正台灣跑不了”的淡漠。

交流嘛，在這裏還是想起到“雙向交流、相互瞭解”的作用，所以此次回台灣，特別詢問了台灣當前薪資與婚戀觀念，供大陸朋友瞭解。

也是近年才在家附近夜市出現的，一碗27元人民幣的重慶小面

近年在台北出現的網紅酸菜魚店，價位不低，大排長龍

薪資

這僅以台灣媒體業為例（傳統媒體，自媒體視頻主不包含在內）。本次受訪人員皆是相關從業者，但這僅是我周圍的“同温層”。

如果是一位會碼字、會編輯聳動新聞的傳統新聞科系畢業人員，那台灣的工作機會會比在北京少。因為——沒有字節跳動、沒有微信公眾號，像北京的傳媒社畜們那樣從傳統媒體跳到字節跳動、成為税後月薪兩萬**（人民幣，下同）**的新聞審核或運營人員並不存在。

退而求其次，想去某公眾號做個記者，當一條月薪一萬二到一萬五、餓不死吃不飽也不求買房的鹹魚？也不存在的。台灣媒體業大致就是那麼幾家媒體，數大概能數得過來。

假設，你畢業於某台灣公立大學新聞系研究生，25歲，剛進入台灣知名某大報擔任記者，薪資大約7000至8000元。幹了五年，30而立，薪資來到了9,000至11,000——然後，這個薪資就會伴隨你非常長的一段時間。

台灣某知名媒體的中間主管薪資約為一萬兩千多，資深記者也能拿到這個數目。到了媒體主管/資深記者這個階段，你約莫已經成為一位年近四十（或是早過四十）的中年人——仍貌美如花、知識淵博，但來到這個位置不容易，繼續工作數年，月薪要再突破一萬五也難上加難。

台灣資深媒體人一萬兩千多的月薪，大約等同於北京媒體人拿到兩萬五的“天花板”。過去，有台灣老牌媒體人能拿到兩萬，但如今已經非常難。

在北京，文字媒體人簡直是食物鏈底層，恨不得找個理工男平衡一下家庭薪資收入。但在台灣，這數字是文科生的正常值，許多文科生三四十歲也就是七八千，對比十年前步出校園的青澀與六千元沒多大差異，快速增長的只有皺紋與閲歷。

生活成本的話，以我的老家——生活機能方便、離台北市近、交通方便的新北市永和區來説，一套兩室的公寓房租約為四千五到五千。若夫妻雙方掙錢、沒有孩子也能自在享受生活。

剩下的就是吃吃喝喝啦，儘管台灣物價年年上漲，但對比北京的物價只能説還算逍遙。春節的某天我姊姊憤怒地表示，“現在買葱油餅，加一顆雞蛋竟然要再加十五塊錢台幣！”

本北京居民掐指一算，3塊人民幣，確實比幾年前貴啦，但好像也還好？

對於普羅台灣人而言，沒有賺大錢還留在大陸一線城市的台灣人，自然“不划算”。

留在北京上海的台灣人，許多求的，也不過是“選擇權”。

可以不用三十歲就碰到“薪資天花板”；可以選擇要當一萬月薪、一萬五月薪的社畜，還是拚進大廠成為兩萬多月薪的螺絲釘。對於我這樣的傳統媒體人而言，北京“可選擇的”比較多，就這樣而已。

初二才能回孃家？台灣官方加入戰局

回台灣後有一則非常有意思的新聞在網上發酵：台灣教育部發文呼籲，為何只有結婚的女性，除夕年夜飯不能回自己的原生家庭團圓？主張現在是時候拋下過去的傳統，讓結婚的女性有選擇的自由，想什麼時候回孃家、就回孃家。

別懷疑，“初二才能回孃家”仍是每年討論一次的話題，這次連台灣官方都參與進戰局。中國大陸很大，但對於我在北京的朋友同事們來説，這種“過年女生能不能回孃家”的遠古命題，都到2023年了寶島人民還講得樂此不疲，實在復古。

2019年相識十多年的老友結婚，但之後三年我都未回台，也不知道她具體的婚姻生活。這導致過去幾年我都對大陸朋友誇下海口，“大陸父母的催婚催生太誇張啦！台灣父母雖然也會想催，但不至於催得‘無法無天’。”

“誰説不誇張。每個月都催生好嗎？婆家催完孃家催。”在小飯館裏，老友灌下一口啤酒，淡定地看着我。

朋友嫁入台灣中部一户經濟條件很好、但相對傳統的婆家，“不會還要你生兒子吧？”我脱口而出。

“老人家當然會這麼希望啊。”她的出生家庭也是比較傳統的，出嫁前母親甚至會擔憂“你什麼都不會，婆家會不會嫌棄”，出嫁後自家母親當然也加入催生行列。

老友的兄長在國外，她出嫁後過年父母只能單獨過，這樣的情況下除夕能回孃家吃團圓飯嗎？聽到這問題，她反問我，“你知道為什麼女生出嫁後過年不能回孃家嗎？因為會給家裏‘帶衰’。很多甚至嚴格到初二之前是嚴禁踏入孃家門的。所以我爸媽當然不會期望我除夕回去。”

對於老友這樣的年輕人而言，平時老公做家事、回婆家婆婆也會阻止她“你別動，我來弄就好”，已然是很不錯的。更傳統的婆家，是會期望媳婦一起準備年夜飯的（雖然年輕媳婦往往回婆家前，就已經下單一桌便利商店的年菜套餐）。

反觀我家，我媽從小就嚴格警告，“你和你姊姊結婚後，每年輪流回來吃除夕年夜飯。否則我生兩個女兒，是活該孤獨嗎？”

沒想到兩個女兒都至今未嫁，自此每年除夕的主題變成“為什麼我的兩個女兒都沒人要”。

有意思的是，這樣的傳統在朋友和台灣輿論看來，未必是“不女權”。台灣普遍以性別平權自豪，“同工不同酬的情況幾乎沒有，針對女性的就業歧視少，女性官員的比例很高”。兩岸長期有一個怪現象：大陸網民説台灣女權低洛，台灣網民説大陸（除了上海）女權很低⋯⋯

“拿父母的錢買房？謝謝，不用了！”

大年初一，與雖身在台灣、但有眾多大陸朋友的兩位台灣朋友見面聊天。説起台灣的“傳統”，女生朋友進一步跟我科普，“你知道大年初一要拜祖先，媳婦會跟婆家一起準備豐盛的菜餚嗎？我家族的姐妹們現在都在婆家幫忙，傳統的台灣媳婦，大年初一很忙的。”

“我大陸朋友的妹妹結婚後，到婆家還是甩手掌櫃，啥都不幹喔。”我補充。

“其實現在年輕一代也轉變了。現在出生率這麼低，大家從小都嬌生慣養，誰還慣着誰啊。台灣的長輩以後也會跟大陸一樣。”

講起春節傳統，我們三個台灣人有着不同生活經驗。但講起“要不要跟父母拿首付買房”，我們仨異口同聲——不要，千萬不要！

“北京有小孩子上學的需求，加上大陸很多父母的觀念還是結婚必須買房，租房結婚很可憐。但我想到要跟老人拿這麼多首付，壓力好大！想來想去還是算了，就繼續給房東交房租吧，至少是自己能負擔的選擇。”前陣子一度想在北京買房的我表示。

“而且父母出錢買房，鑰匙總得給父母一份吧？我某朋友就是因為這樣老婆總跟他吵架，因為父母會隨時過來。”朋友甲點頭。

“對啊，跟父母拿錢，最後他們不得干涉你各種生活選擇？父母為你掏空家底買房，那催婚催生不是也理所應當？這樣還不如租房，誰也別干涉誰。”朋友乙心有慼慼（對了，這倆朋友都結婚了，是快樂的租房結婚族）。

我們仨有位共同的朋友丙——作為資深單身族，有份不錯的穩定工作，家境尚可，同樣拒絕跟父母拿首付買房，理由亦是“不想欠父母這麼多錢與人情”。而我另一位好友丁，作為結婚一族，租房數年，近期考慮買房，但只能買在遠離台北之處，理由又是“不想跟父母拿錢。”

我不敢説這代表多數台灣人，但就我周圍的同齡朋友而言，“和父母拿一大筆首付買房”，確實有很大的心理壓力，大多也認為“沒必要”。以前研究生的大陸同學們一畢業，若家境尚可，父母就會積極給子女買房了，對照下同輩的台灣青年買房年齡實在晚。

並非不考慮未來，我身邊的台灣朋友們都挺愛存錢，做養老規劃，不指望未來能拿到什麼退休金。至於房嘛⋯⋯就老後承接父母的吧⋯⋯

自然，父母也會操心孩子的。比如我姊姊的一位男性朋友，年過四十未有對象，老家的父母看不過去了，終於替他在台北付了首付，年邁父母嘆氣告訴他——兒啊，四十了，期望你有套房子後，對象好找一點。

台灣新生代正建構自己的大陸認知

我回到台灣發的第一則朋友圈，就是在書店看到的景象——進門的正中央黃金位置擺着兩岸戰爭相關書籍。台灣朋友表示，見慣不怪了。

還有一本關於中國大陸的暢銷書，書腰寫着幾個大字“從爆買到爆性”，在書店站着看完了，基本就是該位記者蒐集的各種網上資料，比如中國大陸的充氣娃娃市場等⋯⋯（這我也能寫啊！不就是資料拼湊，掛個聳動標題嘛！）

哎，都是財富密碼。

跟朋友們聚會時，就算是對大陸不熟悉的，我也不需要像幾年前那樣“翻譯”給她聽。我剛來大陸那時很多台灣朋友是不喜歡偏北方、充滿兒話音的大陸口音的，每次回台灣總被吐槽，抖音時代到來後大家也不説什麼了。一位台灣媒體前輩跟我説起她的高中生兒子，知道李榮浩，日前卻問她“楊丞琳是誰”——這真是我聽過最誇張的代溝了！

如果你問，兩岸年輕人在這些層面的趨同，能改變什麼？我也無法具體回答。但我在看各種外媒和外國記者寫的兩岸時，總覺得缺乏了什麼。

住在台灣的外國記者，一直在寫台灣年輕一代的政治認同變化，描述年輕一代將“民主台灣”與中國分開，但台灣年輕一代將大陸元素“生活化”的現象，礙於文化或是立場，主流外媒少有論及。

前些日子香港媒體出過一篇“抖音小紅書上的台灣青少年”，其中一段內容是：

台灣年輕人會看到大陸軍演、歌頌國家的影片，會意識到這些內容可能就是“大外宣”而心生警惕。即使透過網絡的觸及，台灣青少年得以親近中國大陸流行文化，但也是經由網絡，他們可以察覺到在某些時刻，大陸網民與台灣人對時事看法的巨大落差。

因為網絡而瞭解、而用語趨同，也會在某些時刻加深“我們果真立場不一樣”的認知。但這樣不好嗎？

社交媒體取代了傳統新聞和上一代口耳相傳的“台商在大陸包二奶”故事，成為台灣年輕一代建構新一代大陸認知的重要方式。

這個新的建構方式中，有別於過去“台灣人告訴台灣人”的單一，加入了更多“大陸抖音主、大陸同輩人”的來源——這種模式下，好好壞壞，至少有很大部份信息來源是大陸。

這些短期內“沒看出什麼”的現象，是否會在淺移默化中影響兩岸未來的交往，一代又一代的台灣人又會創造出怎樣有別於上一代的大陸認知？這些，回台一趟後我感覺，還是值得期待的。

為什麼想寫篇關於台灣的一堆“小事”？

我曾經跟大陸朋友感慨，近年碰到的許多年輕人，動輒一句“台灣經濟不好”，但具體台灣薪資如何？沒有任何概念。

**原來台灣民眾生活是這樣——能給大陸朋友一點點這樣的感覺，就好了。**在此，也感謝過年期間跟我吃飯喝咖啡，被我“採訪（出賣）”的台灣朋友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