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的中國從哪裏開始，也許你想象不到_風聞

中國新聞週刊

2023年02月04日 07:09:23 來自北京

除了繼續探索

二里頭遺址及其研究者的未來別無他路

這不是以百年作為計量單位

而是以千年為基本尺度的浩瀚工程

“自從盤古開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無論是官修正史，還是民間傳説，千百年來中國歷史一直都是這樣被講述的。儘管有字可查的文獻典籍最早只能追溯至東周時期的記載，就連身處其時的孔子説起前塵舊事也稱：“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但在漫長的歲月裏，這並未威脅到國人對上古文明的信念，更或者對於帝王天下的碌碌臣民而言，如此遙遠的時空也許根本沒那麼重要。

左：灰陶盉，夏代，二里頭遺址出土。圖/FOTOE 右：銅爵，二里頭遺址出土，有“華夏第一爵”之稱。圖/中國社科院考古所二里頭考古隊

直到時光的腳步走到清末，“三千餘年一大變局”倏然而至，全新的世界與時代圖景如同一聲驚雷，打破了天朝黃昏最後的寧靜。面對衝擊和潰敗的焦慮，連同對自我身份的追尋和確認，促使着一批有識之士開始向固有的歷史敍述投去重新審視的目光。從康有為的“上古茫昧無稽”，到胡適的“東周以上無信史”，“疑古”逐漸成為一時風潮。

在這一過程中，因為甲骨文的發現以及羅振玉、王國維等人的釋讀，殷商王朝的存在藉由實證得以確認。王國維甚至不無樂觀地做出一種推論：“由殷商世系之確實，因之推想夏后氏世系之確實，此又當然之事也。”一定程度上，商的證實的確提升了傳統文獻的可信度，部分地賦予了研究者重建古史自信的依憑和底氣，錢穆在《國史大綱》中便如是寫道：“《史記·商（注：應為殷）本紀》所載商代帝王已有殷墟所得甲文為證，知其不虛。《商本紀》諸帝王可信，《夏本紀》諸帝王即不必不可信。”然而，這終究只是一種保有“温情與敬意”的邏輯推演，缺少考古事實支撐的夏王朝以及更早時期，依然難以在普遍範圍內被當作信史接受。例如，與錢穆幾乎同時開始編著各自通史作品的郭沫若、張蔭麟，就仍只將商作為開端。

在對夏文明發出挑戰的行列中，最為知名的當屬顧頡剛。1923年，他在《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中將禹定位為了神靈動物，認為古史中的夏禹是神話歷史化的結果：“我以為禹或是九鼎上鑄的一種動物……流傳到後來，就成了真的人王了。”儘管幾年之後，他通過《答柳翼謀先生》一文和《古史辨》第二冊的自序，申明自己已放棄這一假設，但同時又強調“這一説的成立與否和我的辯論的本幹是沒有什麼大關係的”。在其後的觀點中，顧頡剛堅持認為文獻所涉及的夏史人物及事蹟多出自後人編造，雖未質疑夏的客觀存在，卻事實上形成了一種夏史偽史論。

顧頡剛之論在當時即產生了巨大影響，一場隨之而起的“古史辨運動”更是一舉為初興的中國現代史學奠定了基本的學術版圖。不過擁躉蔚然，異見者亦不鮮見，從西洋哲學轉向古史研究的徐旭生便是其中之一。在他看來，“（顧氏）走得太遠，又復失真，所以頗不以他的結論為是。”從1938年起，他耗時四年將“古史上的傳説材料予以通盤的整理”，以一本力透紙背的《中國古史的傳説時代》細數了古史辨派的研究缺陷，並重新建構起盤庚遷殷以前的歷史基本架構。

此後一生，徐旭生都沒有停止對傳説時代的探索。他的腦海裏，始終還盤旋着顧頡剛曾留下過的那句呼喚: “好在夏代都邑在傳説中不在少數，奉勸諸君，還是到這些遺址中做發掘的工作，檢出真實的證據給我們瞧罷!”

“夏墟”重現

1952年，鄭州城區東南部的二里崗，出土了大量文物和古墓。經研究，這是一處歷史比安陽殷墟還要久遠的遺址。1955年，規模龐大的夯土城牆又在這一帶被發現，一座古老的商代早中期都城呼之欲出。而在1956年，二里崗遺址以西的洛達廟村也發現了一處遺址，年代早於殷商、晚於龍山文化。

這些考古成果猶如一記信號，給一直掛念着尋找夏墟的徐旭生送去了漸趨清晰的指向。從1957年10月開始，他着手對先秦史書中關於夏代以及同一時期有地名錶述的史料記載進行統計、甄選，最終在中原大地的廣袤沃土上圈定了兩個座標：晉南和豫西。1959年4月11日，徐旭生終於在日記中寫下了一個決定：“十四日啓程往河南。”這是他一生最重要的決定之一，也將會成為中華文明探源最重要的決定之一。

14日這天，徐旭生與助手周振華準時登上了北京開往河南的列車，輾轉一週抵達登封。對於已經71歲的徐旭生來説，前方等待着他的是一趟艱苦跋涉：在他們的調研路線上，可以藉助的交通工具只有馬車和毛驢，甚至很多時候要靠雙腳徒步穿行幾十公里；至於一日三餐，無非紅薯、窩頭。

慶幸的是，考察的過程頗為順利。在登封，他們發現了王城崗和石羊關兩處遺址，在禹縣又找到了谷水河和閻寨兩處遺址。一個月後，他們抵達洛陽以東的偃師，根據《乾隆偃師舊志》的記載，試圖在高莊村尋找商代的第一個王都西亳。在當天的日記裏，徐旭生留下這樣一條記錄：“除酉生（注：同行的考古學家方酉生）在村中坑內得一鼎足外，餘無所得。往西走一二十里，未見古代陶片。過洛河南，漸見陶片。至二里頭村飲水。”

這是二里頭第一次出現在與考古相關的文字中，如此偶然，卻於冥冥中如有接引。正是在這裏，徐旭生看見“前由五類分子勞動改造時所挖水塘旁邊，殷代早期陶片極多”，並從村民那裏聽説挖到陶片的範圍南北約三里許、東西更寬。一股難以抑制的興奮在他心底暗暗騰起，即使“忽聞雷聲，北方雲起，大雨一陣”也無法澆滅。當晚冒雨回招待所的路上，“天黑泥大且滑”，只能“脱鞋踏泥前行”，徐旭生卻反而生出了一種“無限遼遠”的感覺。

這也是徐旭生一行此次考察的最後一天，翌日一早他們便返回了洛陽工作站。在原來的計劃中，他們本打算到山西再考察一個月，但因麥收季節來臨，田野工作無法進行，於是決定提前返京。回到北京，徐旭生很快整理發表了《1959年夏豫西調查“夏墟”的初步報告》，其中在提及二里頭的發現時，寫道：“據估計此遺址範圍東西約長3~3.5公里，南北寬約1.5公里。這一遺址的遺物與鄭州洛達廟、洛陽洞乾溝的遺物性質相類似，大約屬於商代早期。……此次我們看見此遺址頗廣大，但未追求四至。如果鄉人所説不虛，那在當時實為一大都會，為商湯都城的可能性很不小。”

儘管在這份報告中，徐旭生並未將遺址與他念茲在茲的夏墟做出連接的猜想，但二里頭遺址的考古工作卻實實在在地由此展開了序幕。當年秋天，時任中科院考古所副所長的夏鼐便委派洛陽發掘隊趙芝荃等人對遺址進行了試掘，基本明確了遺址範圍、建立起分期框架，同時根據道路、水渠、自然村地界的實際情況，將整個遺址劃分為了9個工作區。

就在試掘開始的半年之後，遺址中心位置顯露出一處建築基址。經過兩年時間的發掘，基址的東半部被揭露，佔地面積竟然達到6500平方米，這無疑表明這裏曾經矗立着一座氣魄恢弘的大型建築。1975年，基址的剩餘部分也被發掘出來，這個被命名為“一號宮殿”的遺存終於露出了它的完整面容：四面彼此相連的廊廡圍合出一方開闊庭院，院內北向設主殿，南面則有一扇寬敞的大夢。基址中沒有發現明顯的居住生活跡象，考古學家據此推測，這裏可能是屬於宗廟性質的建築。

1978年，“二號宮殿”基址又被發現。另有30餘處夯土基址被鑽探出來，若干座貴族墓葬被髮掘，加上諸多出土的青銅容器、玉器等文物，二里頭遺址已基本展現出了顯著的都邑性質。二里頭考古工作隊現任隊長趙海濤將這一時期視作二里頭考古的第一階段，他告訴《中國新聞週刊》，正是得益於這一階段的工作，“確立了二里頭遺址作為中國早期國家都城遺存的重要學術地位”。

接下來的將近二十年時間，為配合當地的基礎建設，二里頭遺址進入了搶救性發掘階段。不僅進一步細化了文化分期，還在西部和北部規劃了三個新的工作區，使遺址範圍大大擴展。而以鑄銅作坊為代表的重點遺址發掘，連同大量出土器物，則以實物證明了二里頭文化已經進入青銅文明。

王城氣派

二里頭的諸多發現，固然足夠令人驚歎，卻彷彿珠璣一般散落在遺址之上，以至於一些國外學者認為這裏並不具備都邑性質。因此，二里頭的總體聚落面貌是什麼樣子，它的形成究竟源於自然聚集還是嚴整規劃，就成了一個亟待解釋的問題。

尋找答案的重任，落在了學者許宏肩上。20世紀的最後一年，也是二里頭遺址發現的四十週年，他接力前輩，成為二里頭考古的第三任主持者。此前，他的學術研究方向是先秦城市考古，把從仰韶到戰國時期遺留下來的上千座城址都過一遍。

走馬上任的第一件事，許宏決定對遺址邊緣地區及其外圍進行系統鑽探，藉此來廓清遺址的實有範圍。依靠這些實地研究的支撐，他在遺址平面圖上用虛線畫出了一個圈——北至洛河灘、東抵圪壋頭村東線、南到四角樓村南、西抵北許村。這是一個大略呈西北東南走向的分佈，東西最長約2.4公里，南北最寬約1.9公里，面積達300萬平方米。由此，二里頭遺址呈現出了一個前所未有的規模。

探索遺址邊界的同時，許宏還翻檢了過往留下的勘探發掘記錄。在1976年秋的一頁內容中，他發現當初“二號宮殿”基址被找到的同時，其東側還鑽探出了一條大道，並且已追探出200餘米。他即刻預感到，揭開遺址宮殿區佈局的那把鑰匙出現了。

2001年，這條大道未竟的追探重新開展。短短几天裏不斷向南北推進，最終停止在北端的晚期堆積和南端的新莊村。700米長、10餘米寬（最寬處達20米）的一條南北向通途，赫然在目。意外的驚喜是，追探過程中一條與之垂直相交、300餘米長的東西向大路也被發現。兩條道路將“二號宮殿”基址以及1970年代普探出的5處中等規模夯土遺存圍於其內，分佈於路北路東的夯土建築則一致規模較小，顯然它們不僅是曾經的交通要道，也具有明顯的區劃作用。

根據這一規律，許宏做出了一個合理的推測：在“一號宮殿”基址的南側和西側，一定也有大道的存在。猜想最終得到檢驗，重現天日的“井”字形道路圍合出一個宮城城圈。

同時，在二號基址的南北兩側，四號基址和六號基址也被發掘出來，三處基址構成了一個擁有統一中軸線的建築羣。一號基址南側同樣發現了中軸貫通的七號基址，其所組成的“西路建築羣”，與二四六號基址的“東路建築羣”形成了兩條平行線。

而當範圍再向外擴展，“井”字中心的宮殿區與“井”字以北發現的祭祀遺存區、以南的作坊遺存區，同樣串聯出一條大中軸線，並且與“井”字東西兩側的貴族居住和墓葬區共同構成了一種向心式的分佈。

二里頭的城市佈局就此一下子清晰起來，它和之後中國三千餘年的營造思路如此相似。“二里頭遺址中心區的主幹道路網絡，對於解讀二里頭遺址的王都內涵最為重要，價值也最大。” 二里頭考古工作隊現任隊長趙海濤對《中國新聞週刊》説。他表示，這樣嚴格、清晰、規整的規劃佈局，顯示了當時的社會結構層次明顯、等級有序，暗示當時具備了成熟發達的統治制度和模式，標誌着二里頭文明已步入王朝國家。而更重要的是，倘若將遺址內部佈局與二里頭整體所處的“萬方輻輳”之地理位置結合在一起，完全符合“擇天下之中而立國，擇國之中而立宮，擇宮之中而立廟”的王朝都城規劃特點。

不過，和後世傳統城市為人熟知的模式不同的是，二里頭遺址四周並未發現城牆的遺存。基於過往的早期城址研究，許宏提出了“大都無城”的概念，他認為修築郭城是漢代以後的觀念意識，二里頭的時代都邑外圍並不設防。但與此同時，他堅信作為統治中樞、王室禁地的宮殿區不應是開放的，一定會有城垣的存在。

2010年，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考古人員為墓葬繪圖。圖/中國社科院考古所二里頭考古隊

於是2003年初，他在向社科院考古所和國家文物局遞交的年度發掘計劃中，又將對宮殿區周圍設施的探尋作為一個重要項目提出。他立下了一條“軍令狀”，要通過最小限度的發掘確認圈圍設施的有無。此後一年時間，他專心投入到這項工作，成功地於2004年春在“二號宮殿”一帶找齊了四段殘存的宮牆夯土，“想”出來的宮城終成現實。在當年度評選的“中國十大考古新發現”，這座被許宏稱為“中國最早紫禁城”的宮城位列一席。

2011年12月12日，河南偃師，考古工作人員在二里頭圍垣作坊區遺址鑽探及測繪。攝影/張曉理

對於這些新的發現，2002年加入到二里頭考古工作中的趙海濤，經歷和見證了其中的大部分。在他看來，自遺址發現以來，這是成果最豐碩的一個時期。在他繼任隊長之職後，對聚落形態的探索依然延續着。就在這兩年，他們新發現了宮西路向北延伸200餘米的道路，以及宮北路上的門道、宮城以西區域圍牆的東南拐角等。據此，他們認為二里頭都城佈局極可能是以縱橫交錯的道路和圍牆分隔形成多個網格，每個網格屬於不同家族，分區而居、區外設牆、居葬合一。

文明氣象

2020年10月份開始，二里頭又有一座新近發現的高規格墓葬，被整體搬遷進了實驗室。經過幾個月的發掘，墓葬中出土了多件陶器、漆器和散落的綠松石片，還包括一件首次出現的蟬形玉器。雖然目前只是完成了上層填土的清理，但從已發現的隨葬品和還未清理的墓葬填土厚度推測，這可能是遺址迄今為止發現的隨葬品最為豐富的一座墓葬。

9月9日，二里頭遺址祭祀區以西區域考古發掘現場。圖/IC

上一次在墓葬方面的重大發現，還是將近二十年前。與近期發現的墓葬類似的是，它們都出自被二號基址壓在下層、結構更為複雜的早期夯土遺存（分別為三號和五號基址）。

2002年初春的一個上午，在對三號基址的日常發掘中，考古隊員李志鵬清理一處灰坑時，眼前突然閃入了一簇青綠色。他意識到自己挖到了銅器，之前四十餘年間，二里頭出土過的銅器只有幾十件，都來自高等級的貴族墓葬，因此在這簇亮色的底下一定有着非同尋常的遺蹟。

李志鵬叫來了許宏，兩人仔細剝去表面的覆土，一個飾有凸弦紋的銅鈴露出了一角。而且就在它的近旁，果然出現了人骨。之後的發掘中，這座被編號為2002VM3的長方形豎穴土坑墓逐漸褪去了歷史的風塵。墓主人是一名年齡30~35歲的男性，側身直肢，頭朝北、面朝東，部分肢骨被毀。沒有明確的棺木痕跡，墓底散見有零星的硃砂。至於隨葬品，除了銅鈴以外，還有一件鳥首玉飾、一件呈花瓣狀的海貝“項鍊”以及漆器、陶器等上百件。尤其奪人眼球的，是一堆細小的綠松石片，斷續分佈在墓主人的肩部到胯部，總長超過70釐米。

經過清理，這竟然是一條長64.5釐米、最寬處4釐米、由2000餘個形狀各異的綠松石片組合而成的龍形器——每個綠松石片僅有0.2~0.9釐米大小、厚度在0.1釐米左右。“龍”身略呈波紋曲伏，中部有脊線向兩側傾斜；頭部呈淺浮雕狀，青、白玉質眼睛和鼻樑，綠松石質鼻頭；尾端3釐米餘有一件綠松石條形飾，與龍體垂直，二者之間有紅色漆痕相連。

儘管對於這件龍形器的屬性未有定論，但可以確信，它帶有濃烈的圖騰崇拜和宗教信仰色彩，且與社會身份等級緊密相關，是二里頭文明中貴族精神世界的一部分。而站在回望的視角，這件龍形器所展示神話動物形象，與中華民族傳承至今的龍文化，無疑在很大程度上擁有着千絲萬縷的血脈連接。用社科院考古所夏商周研究室主任杜金鵬的話説，這是“天經地義的‘中國龍’”。

就在龍形器露出真容的同年，一個面積不小於1000平方米的大型綠松石器製造作坊被發現。它和1980年代初發現的鑄銅作坊，近年發現的製陶作坊、骨角器加工作坊以及有可能存在的制漆作坊，共同組成了“井”字型大道以南的“工城”。這座“工城”由高牆深壘圈圍，表現出“國家級產業基地”的特徵。

頗有意味的是，通過綜合梳理二里頭文化晚期階段的資料，趙海濤發現在這一時期道路系統、宮城城牆、宮殿建築羣等禮儀性的、政治性的大型工程均遭到破壞，“工城”卻仍在使用，還新建了宮室建築等大型夯土工程。一個有可能接近歷史真相的解釋是，這或許説明當時二里頭的政權已被推翻，專業的技術人員和設備設施則被繼續利用，這裏雖然不再是一個王朝的都城，卻仍然是新政權中的重要聚落。

除此之外，水稻、小麥的出現與多品種農業種植方式，黃牛、綿羊的馴化飼養，高等級陶器和原始瓷的發展，青銅禮器系統對玉質禮器系統的全面揚棄以及複合範銅器生產技術等種種跡象，無不顯示着二里頭文明在經濟、技術和文化上的極大進步與中心地位。

爭論與前路

如今的二里頭遺址，已建成了一座3.2萬平方米的博物館，館前廣場上大石鐫刻着“二里頭夏都遺址博物館”。而在東邊的圪壋頭村，村口則樹立着一塊石牌坊，上書的五個大字是“最早的中國”——這也是許宏對二里頭遺址一直堅持的描述方式。在學術的意義上，許宏並不認可急切地將二里頭與夏做確定性關聯，在他看來，雖然二里頭極有可能是夏也最有可能是夏，但這只是一種假説，缺少內證性的文字證據，夏的存在目前還是一個不能證實或者證偽的問題。

青銅禮兵器，二里頭遺址出土。圖/視覺中國

銅鈴及鈴舌，二里頭遺址出土。圖/中國社科院考古所二里頭考古隊

事實上，關於二里頭遺址是否屬於夏朝，從1959年發現的時刻起就未曾停止過爭論。

儘管最初，徐旭生是在尋找“夏墟”的過程中發現的二里頭遺址，然而根據文獻記載和當時對相關文化遺存的認識，他將遺址推測為了商湯西亳。這一觀點被稱為“西亳説”，在學術界有關夏商分界的討論中佔主流地位長達二十年，只是隨着二里頭遺址文化分期的細化，在一二期與三四期之間加了一道切割，即二里頭一二期屬於夏文化，三四期屬於商文化。

左：青銅斝，1984年二里頭遺址出土。圖/FOTOE 右：青銅爵，1984年二里頭遺址出土。圖/中國社科院考古所二里頭考古隊

直到1977年，河南登封縣召開了一場“告成遺址發掘現場會”。會上，考古學家鄒衡以六小時的長篇發言提出了一個“石破天驚”的觀點——二里頭遺址實為夏都、四期全為夏文化，鄭州商城才是商湯都亳。這一論斷，學界稱之為“鄭亳説”，將此前已建立起來的夏商文化認知體系盡數推翻，自然也招致了諸多同仁的“集體反攻”，一場圍繞二里頭的夏商歸屬及相關問題、持續數十年的論戰打響了。

1983年3月，偃師商城遺址的出土，又造成了“西亳説”陣營產生分裂，一部分學者將西亳微調到了偃師商城，使得爭論的聲音變得更加複雜。除原有的兩派觀點外，有些學者認為二里頭遺址為夏都、但三四期為商文化，有些學者認為二里頭遺址為夏都、只有四期為商文化，還有些學者認為二里頭遺址為西亳、只有一期為夏文化……

2000年，結項驗收的“夏商周斷代工程”發佈了成果報告的簡本，將夏朝起始定在了公元前2070年左右，夏商分界則大約在公元前1600年，這也就意味着二里頭一到四期全部歸屬於夏文化。只是，這個結果依然不能算作定論，相反引起了國際學界的許多批評。

例如，英國學者艾蘭認為，中國學者先入為主地相信夏朝存在，然後再去尋找證據，是有問題的，“如果‘夏’原來是一個神話，後來被變成為‘歷史’，那麼考古學上的‘夏文化’也就難以成立了”。更有甚者如美國漢學家倪德衞，斷言“國際學術界將把工程報告撕成碎片”。

即使在國內學界，報告也沒能百分之百地説服所有研究者。但學術進步的本質就是在爭論之中修正更新。隨着2002年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啓動，二里頭遺址各期年代範圍也再一次經歷了重新的“系列擬合”，以期在已測定的系列數據所呈現的時間範圍基礎上進一步提高測年精度。由是，早前斷代工程得到的二里頭遺址公元前1880年至前1520年的年代範圍，被壓縮到了公元前1750年至前1520年。

當然，新的數據依然會面臨新的挑戰。堅定地認為一到三期皆為夏文化的中國社科院大學歷史學院特聘教授、社科院學部委員王震中，就對《中國新聞週刊》表達了自己的質疑：“這不但使得用二百多年的二里頭文化的歷年，無論如何都填不滿夏代471 年這一時間範圍，而且使二里頭遺址第三期都有落入商初年代範圍的可能，也使得原來主張三四期是商文化的觀點在沉積一時後又活躍起來了。”

可以想見，在沒有直接文字實證出現的情況下，圍繞二里頭與夏的爭論必將會持續下去。因為從誕生之時起，中國現代考古學就包含着重現古史和民族自信的基因。正如趙海濤所言：“夏朝是古代文獻記載的第一個王朝，夏朝的建立奠定了華夏文明的基石，是中國文明史上的一個里程碑。從考古學上探索夏文化，是探索早期中國文明特質的一個核心問題，也是研究中國文明從哪裏來、如何走來的一個關鍵環節。”

2019年10月26日，河南洛陽市二里頭夏都遺址博物館，遊客參觀夏代乳釘紋銅爵（1975年二里頭遺址出土）。圖/IC

除了繼續探索，二里頭遺址及其研究者的未來別無他路。諸如佈局框架、遺址的準確範圍、外圍防禦設施的情況、王陵級大型墓葬、水環境系統、祭祀遺存、網格差別，以及與文化分佈區內各級聚落的深入關係、控制網絡、統治文明等重大問題，依然是二里頭待解的謎題。過去63年，二里頭總共只發掘了遺址總面積的1.7％，照此速度，若想全部完成還需要3000多年。

換句話説，二里頭遺址的考古工作不是以百年作為計量單位，而是以千年為基本尺度的浩瀚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