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神榜》只是故事，這才是商朝真正的歷史_風聞

中國新聞週刊

2023年02月05日 07:00:00 來自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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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墟內的考古發掘仍在繼續

也讓人們原有的認知不斷被打破

“大邑商”究竟是個什麼概念

依舊籠罩在迷霧裏內容

一個栩栩如生的青銅鑄造模具，有犄角，有獠牙，五官又頗似人面，它和上萬爐壁殘塊、磨石、制範工具一起，散落在赭紅色的土壤裏。這是一處超大型青銅器鑄造基地，至少7座獨立鑄銅作坊，分工精細，有工作區、生活區、祭祀區、墓葬區，工作區還分設備料取土坑、制範場地、熔鑄一體的工棚、銅器後期加工場、鑄銅遺物廢棄場……它們統統來自3500年前的商王朝。

商後母戊鼎，又稱司母戊鼎、司母戊大方鼎。

直至如今，殷墟遺址仍在不斷“上新”。今年11月10日，國家文物局召開“考古中國”重大項目進展工作會，公佈了河南省安陽市殷墟考古與甲骨文研究的重要成果及新進展。殷墟外圍區域的辛店鑄銅遺址發現了商代晚期最大的青銅鑄造基地；陶家營遺址豐富了商代中期洹北商城周邊聚落社會研究內容，邵家棚遺址展示了晚商時期史官“冊”族居住地……殷墟內，又新發現宮殿宗廟區存在大型池苑、水道和相關建築的遺蹟。

商王朝，曾經一度被認為是傳説故事，直到“一片甲骨驚天下”，揭開了這個古老王朝的神秘面紗。而後，幾代考古人在這裏發掘，1928年至今，一座繁華都邑逐漸被還原，真實、鮮活的商代文明面容，也一點點浮現在今人眼前。

作為中國最早發掘的都城遺址，也是考古工作持續時間最長的遺址，殷墟考古幾乎是中國近代考古學發展的縮影。中國考古學界有一句公認的評價——殷墟發現的最大價值，便是讓商朝歷史成為信史。從殷墟出發，由此上溯更早的文明便有了支點，同樣從殷墟出發，看商文明之後的中國歷史，也可以有更為清醒的認知。它不但是中國學術界對現代西方田野考古學的主動接受，同樣鮮明地塑造和影響了中國考古學的性格。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

1928年秋天，正在美國與弗利爾藝術館商談合作考古發掘的李濟，收到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傅斯年的電報。那時，作為中國的第一個人類學博士，李濟回國到南開大學任教不過兩年，剛結束山西運城夏縣西陰村的挖掘——那是中國考古學歷史上第一次由中國人主持的科學考古。傅斯年的電報邀請李濟在廣州會面，史語所才剛剛成立，他正四處為考古組尋找主任，建所之初，發掘安陽殷墟是被列入的重要計劃。

董作賓（右）和李春昱在殷墟第一次發掘中測量繪圖。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茫茫。”先秦詩經《商頌·玄鳥》曾經記載了一段商王朝的神話故事，後世的司馬遷寫下《史記·殷本紀》，然而對於這個比自己早千年的王朝，司馬遷除了記錄王位世次，並無過多描述。即便有其他史料和傳説，人們也只能隱約知道，這個歷經17代31位帝王的王朝，統治了500餘年，曾有一位名為盤庚的商王，帶着家眷子民駕車趕羊，輾轉來到太行之下，開荒墾土，冶煉青銅，修築宮殿，使這片沉寂荒原變為繁華城池。占卜問卦，避兇祈運，祭師在甲骨獸骨上刻下一件件大事……又傳周朝滅殷之後，百姓流離失所，此地逐漸淪為廢墟，那些傳奇故事，終灰飛煙滅，成為埋在黃土下的千古謎案。當上世紀初疑古派縱橫史學之時，商王朝是否真的存在過，成為很多人心中的疑問。

內憂外患的20年代末，史語所在廣州成立之日起就肩負重建古史的責任。如果歷史被定義為有文字書寫的記錄，在傅斯年看來，想要尋找史前和中國歷史時期的連接，安陽是最好的選擇。那時，甲骨文已經被發現近30年，先是被老百姓當作包治百病的藥材“龍骨”，後被金石學家、古董商人大肆收購，甲骨文的真實出土地點也在這個過程中被釐清，即現在的河南安陽小屯村，小屯村一帶的地貌又與《史記·項羽本紀》中“洹水南殷墟上”的記載相吻合，從而證實安陽小屯及其附近的洹濱一帶是商王盤庚所遷的殷墟。發掘殷墟已經是當時以金石學為核心的整個學術界的期待。

1928年10月，殷墟發掘終於在萬眾期待中登場，先由中國第一代古史學家董作賓主持，在10月13日至30日進行了第一次挖掘，此後直到1937年，受過現代西方田野考古學訓練的李濟、梁思永主持了14次殷墟考古挖掘。10年間，前中研院史語所考古組共挖掘殷墟15次，總面積46000餘平方米。在殷墟範圍內發掘了小屯宮殿區、侯家莊西北岡王陵區、武官村南霸台等遺址。

其中收穫最大的挖掘有三次：1929年，李濟主持殷墟第三次挖掘，出土了著名的“大龜四版”。1936年4月第14次挖掘，發現了一個埋有完整馬車和四匹馬的車馬葬坑。1936年6月，對殷墟的最後一次挖掘，獲得了至為重要的成果——有字甲骨17096片。一個失落3000年的殷商王朝，天降般地出現在世人面前，在這之前，中國可考的歷史是殷商滅亡後的兩百年。安陽發掘，將成湯伐桀、盤庚遷殷、武丁拜相等傳説，變成了一個個確實可考的史實，中華文明信史被向前推進了數百年。

這場挖掘轟動了世界，牽引出一場史學界的大變革。它是整個東亞地區第一個有文字記載的文明，也證明了司馬遷《史記》中所記載的殷代王室譜系幾乎沒有任何差錯。事實上，《史記》中記載的帝繫上的名字，幾乎全都能在殷墟的考古標本——卜辭上找到。

1936年冬，李濟應邀赴英國及瑞典講學，就安陽的重要發現發表演講。第二年，法國漢學家伯希和在哈佛大學成立三百週年演講中，盛讚史語所的考古發掘“是近年來全亞洲最重大的考古發掘。中國學者一下子獲得了耶穌降生以前一千年中國歷史的大量可靠材料。”美國學者把殷墟比作特洛伊遺址，因為兩者都把傳説變成史實。

發掘的連續性，使得田野考古廣受關注，學科思想逐漸深入人心，史語所的學人們陸續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理論架構，如梁思永的“三疊層”、傅斯年的“夷夏東西説”、李濟倡導的陶器分類法，這些理論與方法影響深遠，奠定了中國考古學的基礎。

也正是經過這15次挖掘，李濟、梁思永帶出了一批初出茅廬的年輕人，他們志趣相投、關係親密，被稱為“考古十兄弟”。在之後漫長的歲月裏，他們中的大多數成長為兩岸的考古界大師級人物，例如甲骨文研究大師胡厚宣，先後任中國科學院歷史所副所長、考古所所長的尹達，中研院院士石璋如、高去尋。他們又開枝散葉，中國考古學人才梯隊與隊伍逐漸建立，殷墟因此被稱為中國現代考古學的搖籃。如果説夏縣西陰村挖掘是中國現代考古學的熱身，那麼殷墟遺址的考古挖掘可謂是真正的起跑，中國科學考古從這裏啓程了。

挖古墓“認出”了墓主

1976年5月，無論時代還是氣候，都正在轉暖，新中國第一代考古人鄭振香帶着一隊安陽考古工作站的學者和技工來到小屯村西北的崗地。技工們的探鏟一次又一次打下去，再輕輕地拔出來，這地方的夯土極深，已經一天多了，還沒有收穫。一杆3.5米探不到底，便下挖3米，然後接杆加擰杆，三根連在一起繼續下探，在距地表6米時，夯土變成軟泥，鑽探工作變得更加費勁，吃力地下探到7米時，探杆突然迅速下墜了1.2米，人們的心提了起來。接着就感覺探杆觸到底了，小心翼翼地將探鏟提上來，鏟內滿是鮮豔的紅漆皮，還有一隻翠綠色的玉墜。這裏是墓葬！

如果説，李濟等人的挖掘是殷墟科學考古的肇始，那麼1950年4月開始，新成立的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重啓對殷墟遺址的發掘就進入了第二階段。直到1979年前，第二階段考古共進行了40多次挖掘，發掘地點20餘處。

既然商已經從古史走進現實，對《史記·殷本紀》的肯定，必然引發出《史記·夏本紀》也為信史的認識。由此，二十世紀50年代考古界提出了夏文化探索的課題，人們開始以殷墟為出發點向上追溯。1950年，商代早中期的都城遺址鄭州商城被發現。1959年，中國著名考古學家徐旭生率隊在豫西進行“夏墟”調查時，發現了二里頭遺址，就此拉開了夏文化探索的序幕。殷墟成為後來“尋夏”之路的基石。

然而，尋找夏必先研究好商。第二階段的挖掘，有前人的基礎，於是可以向前更進一步。1958年春至1961年冬，安陽工作隊通過小屯村西地等13個地點的發掘，初步摸清了殷墟的範圍和佈局，根據明確的地層證據，首次提出殷墟遺存的分期問題，也為都城佈局和有關殷代奴隸制的初步研究提供了更翔實的資料。1961年3月，國務院將殷墟列入首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公佈了殷墟保護範圍。

在這十幾年中，最受關注的無疑就是1976年由鄭振香帶隊發現的婦好墓。墓葬所在地屬於殷墟的宮殿宗廟區，在宮殿區出現墓葬是鄭振香也沒有想到的，這是一個意外，也是一個驚喜。大墓隨葬品極為豐富，用眼花繚亂來形容也不為過，墓裏足足埋藏了210件青銅容器，加上大批兵器、工具等等，青銅器總重量達到1.6噸。埋入墓中的750餘件玉石器，更讓當時的學者見識了商代玉器的豐富品類。最令人興奮的，當然還是109件青銅器上的“婦好”或“好”字銘文，墓主居然就是在甲骨卜辭裏出現過數百次的武丁的王后——婦好。鄭振香的學生、後來在安陽殷墟考古隊擔任隊長的唐際根對《中國新聞週刊》感慨：“考古學家最刺激的事，莫過於挖古墓的過程中突然‘認出’了墓主。”

鄭振香曾經在接受採訪時説，早在北大讀甲骨文時，就知道婦好。在上古社會，“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據甲骨卜辭記載，婦好文主祭祀，墓裏出土的大量的青銅禮器也印證了這一點，武能征伐，她率兵東征西戰，最多的一次，竟帶兵13000多人，不少男性將軍都屬她領導，這也是甲骨文記載的戰爭中動用人數最多的一次戰鬥，鑄有“婦好”銘文的銅鉞，正是擁有兵權的象徵。

在“武丁中興”的王朝中，婦好起着極其重要的作用，與武丁也感情甚篤，婦好去世後，武丁數次於卜辭中詢問她在另一個世界是否安好。也許因此，武丁一反常法，沒有把婦好葬到洹河北岸的王陵區，而是葬在了自己處理國家大事的宮殿區裏。為了能夠經常祭祀她，還罕見地在宮殿區裏的陵墓上面修建了一座享堂。

星轉鬥移，輝煌的王朝早已隱入歷史，昔日的思念歸於塵土，但這座享堂的基址卻保護了王后的墓葬——歷代的盜墓賊一挖到房子基址，就以為下面沒有什麼了，這才讓婦好安靜地沉睡了3200年。1976年，婦好墓被列為“全國十大考古成果”，它也是殷墟科學發掘以來發現的唯一保存完整、能和甲骨文相對照並能確定墓主和墓葬年代的商代王室成員墓，是1928年以來殷墟宮殿宗廟區最重要的考古發現之一。幾年前，央視《國家寶藏》節目曾展示過一批婦好墓中的國寶，例如造型奇特、雕工精美的象牙杯、頭頂三連花冠的玉鳳佩，還有四面銅鏡和化妝用的玉質調色板、近500件骨質發笄，足見商代人對美的追求。其中一隻呆萌的青銅鴞尊堪稱中國古代青銅文化中的精品，在《國家寶藏》播出後一躍成為“網紅”。

複雜的商文化

商王朝遺址如何分期，學術界曾有激烈的爭論。殷墟為商朝晚期遺址已被證實，那麼早期和中期的遺址在哪？鄭州商城和“二里頭”被發現之初，人們曾認為前者為中商，後者為早商。北京大學教授鄒衡在上世紀70年代末修訂了商的分期理論，即殷墟為商晚期，鄭州商城為商早期，商代只劃分為早晚，這一觀點為學術界絕大多數學者接受。

2016年3月，北京首都博物館舉辦河南殷墟婦好墓考古發掘四十週年特展。婦好墓內隨葬品場景還原。

1982年，當唐際根坐進北京大學考古學系的教室，學習的就是這一理論。可到了碩士階段，他盯着那些早商和晚商的陶片看了又看，總覺得有一些陶片和陶器既不像早商也不像晚商，它們屬於什麼年代？做碩士畢業論文時，他明確寫出了自己的結論：“以鄭州商城為代表的早商文化與以殷墟為代表的晚商文化之間，尚存在一定的時間缺環。”

80年代後，殷墟考古正式進入第三個階段，這一時期的殷墟伴隨着新一代更加善於提出問題的考古人以及更多學科的合作，而漸漸展露出了商人們數千年前的文化與生活。

1990年，碩士畢業的唐際根被分配到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站。他總惦記着缺失的商中期那一段，也發了些文章，但早晚兩期的想法根深蒂固，如果沒有過硬的實物證據——商代中期的城址、宮殿，他就無法得到同行的響應。那些年，他一有空就帶上一支考古隊，“提溜着一個破編織袋”，一路撿陶片，從這個村走到那個村。直到1999年11月的一天，已經成為安陽工作站站長的唐際根正在北京探親，突然接到同事的電話：“發現城了。”

2002年，河南安陽市，殷墟洹北商城一號宮殿。

這就是著名的洹北商城——位於殷墟保護區東北部，與殷墟略有重疊，總面積4.7平方公里，這一發現，填補了商代中期的空白，商的編年框架再次改變了。據《尚書》《史記》等文獻記載：商立國之後曾五遷其都，其中第十三代王河亶甲所遷的“相”地和盤庚所遷的“殷”地同在安陽。“洹北商城很可能是‘相’。” 唐際根對《中國新聞週刊》説，“它的宮殿保存得非常完整，其整體結構很像今天的‘四合院’。中華文化幾千年的建築模式，一直到明清時期都是這個樣子。”

商朝中期在豫北有一個都城，終於成了一段可考的歷史。2006年，洹北商城被列入殷墟遺址組成部分，與殷墟一道成為中國第33處世界文化遺產。

此時，商的面目已經更加清晰。例如，商重視祭祀，也因此而殺戮。據不完全統計，甲骨文裏有關人祭的祭祀人數14197人，其中僅武丁時期的祭祀用人數就高達9021人。

以現代人的眼光看，其殘酷性不容置疑。但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安陽工作站副站長何毓靈對《中國新聞週刊》説：“我們需要客觀去看待這段歷史，而不是一味地批判，它可能是人類發展過程中的一個必經階段。在中美洲、南美洲，包括印第安文明或者瑪雅文明中也存在着同樣的現象，即使到了14、15世紀都還存在活人祭祀的方式。”

殺人祭祀在商朝晚期逐漸大規模收縮。進入西周，這種現象只是偶有出現。再到西周以後，墓葬中俑逐漸出現，開始是木俑，戰國以後出現陶俑，例如秦始皇兵馬俑，直到明清時期還能在墓葬裏見到陶俑。也許，這就是文明的歷程。所以孔子説，“克己復禮”，“吾從周”，西周之後，殺人祭祀的時代結束了。

在何毓靈看來，商文化最大的特點是開放包容且重禮，正因如此，青銅鑄造技術通過河西走廊從西方傳到中原後，為了適應貴族的禮儀規制及社會治理需要，青銅文化在商王朝發展到了頂峯，最廣為人知的後母戊大方鼎就出自殷墟。與西方用青銅鍛造工具、裝飾品不同，中國的青銅器多與飲食有關，鼎的原始功能是煮肉，簋（guǐ）用來裝食物，還有裝酒的觚（gū）斝（jiǎ），以及喝酒用的酒器爵、瓿（bù）、罍（léi）。

在這一系列複雜的製作過程中，青銅器逐漸變成了一個富有宗教信仰、政治意志和精神內涵的特定器皿。不但是身份和政治地位的象徵，更是一種重要的意願表達。幾乎每件殷墟出土的青銅器背後，都有豐富的歷史故事，這些帶着頗多意涵的青銅器，又在商文明南下的過程中給整個長江流域的青銅文明帶來了新的面貌。

商人其人

已經挖掘了九十多年，還有東西可延展嗎？何毓靈經常遇到這樣的疑問。其實，面積36平方公里的殷墟，迄今挖掘不到5％。就在這有限的百分之幾中，還藏着相當多待解之謎，這也正是考古的魅力。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動物考古學家李志鵬至今對一個祭祀坑感到費解，這個坑中埋着數百件沒有門牙的牛下頜，更奇怪的是，祭祀坑裏有旋轉式台階通到坑底，台階從高到低擺放着幾千顆牛的門牙。“為什麼用牛下頜祭祀？為什麼又堆放數量如此之多的牛門牙？難道是專門把牛牙拔下來顯示身份財富？但這些推測無法作為定論，需要我們今後進一步研究。”李志鵬對《中國新聞週刊》説。

一鏟子一鏟子地挖，雖然“不知道的遠比知道的多”，但根據這目前不足5％的殷墟挖掘，學者們還是試圖一窺當時人們的生活，不只帝王將相的征戰祭祀，更有小民百姓的細碎日常。正是在這些日常中，可以描繪出一幅寫意般的商王朝圖景。

青銅鴞尊，殷墟婦好墓出土。圖/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站

商人已經盤起了頭髮，身穿綵衣，住在夯土台基、屋頂為茅草覆蓋的兩重檐四面坡的“四合院”裏，用着已較為完善的地下排水系統。那時中原的氣候遠比現在温暖，廣袤的大地上還能捕獵到野生的聖水牛，都城還發現有貘、犀牛和亞洲象。他們使用低矮几案，因此總是跪坐着，平時吃小米，也有飼養的牛、羊、豬肉補充蛋白質，還有鹿肉、兔肉這樣的野味，用海貝當作交易貨幣，死後也要隨葬以示墓主今生後世的“榮華富貴”。農民們用斧、鑿、鏟、錛去地裏耕作，玉器、陶器、治骨手工業作坊裏有能工巧匠。青銅器是重工業，銅器作坊區能有五六十萬平方米。

可惜商人壽命不長，男性平均死亡年齡35歲左右，身高多數只在1.55~1.65米，女性身高1.55米~1.59米，常在30歲左右就故去。那是一個等級極森嚴的社會，貴族使用青銅器、小民百姓使用陶器。貴族出行和軍隊征戰的馬車，車身有精美的青銅佩飾，它們行駛在由鵝卵石鋪成、最寬達15米的道路上，兩邊各有1.8米寬的人行道。商人信天命，但隨着年代變化，祭祀用的陶器由大到小、由精緻到粗糙，人們對自然神靈和祖先之崇拜，終於從敬畏到超然。

他們自豪地稱自己的國家為“大邑商”。在東亞，“大邑商”是最為強盛的國家，是當時的政治、經濟、文化、軍事中心，通過它特有的治理模式，對周邊進行控制、管理和征戰。他們還創造了最早的成文文獻。

中國歷史上的商王朝，從司馬遷筆下的區區三千言，就這樣轉換成了看得見摸得着的青銅器、玉器、陶器、甲骨……也正是殷墟的成功，使得中國考古在起步那天起，無論研究對象還是方法，都走上了一條有別於其他國家和地區的“證經補史”之路。美籍華裔學者張光直曾把這稱為“考古學的成見”，他不無遺憾地説：倘若“連續數年發掘的第一個遺址，不是殷墟……培養出來的一代專家，不在歷史學而是在史前學的領域內，很可能中國考古學會走到另一條路上去。中國的考古學會注重生態環境、植物、動物、土壤的研究，注重陶片分析、遺址分析和石器分析等等，就如西方的那樣。”

今天的學者已經可以坦然回應這種“遺憾”。“必須看到，考古學的理論發展主要在美國，而中美兩國在學術背景上存在巨大差異。”何毓靈對《中國新聞週刊》説。在1620年“五月花號”登陸北美之前，北美大陸的印第安人尚未產生統一的文字，更無古籍。因此，美國考古學自誕生起就沒有可供閲讀的書籍，它可參考的不是歷史文獻或銘文，而是種族調查、地理研究和人種志，屬於更宏觀的人類學。唐際根的説法更加直接：“即便想修史也無史可修。”

中國的考古，在文獻極其豐富的背景下，讓傳説變為信使，何毓靈認為這無可厚非。唐際根也感慨：“中國考古的確有自己的特點，而事實也證明，中國古籍文獻極少有錯，中國人沒有瞎寫。”

當“大邑商”繁榮於東亞之地，非洲北部正值埃及新王國時期，兩河流域進入後巴比倫時代，待它們漸漸在歷史的風沙中消逝，商文明卻見證了步入“王國”階段的中國，商人們將那些往事記錄在最早的成文文獻裏，今天，那些昔日由他們刻於甲骨的勁峭線條，仍然被後人一脈相承，已然是一種成熟文字。

殷墟內的考古發掘仍在繼續，也讓人們原有的認知不斷被打破。直到今日，殷墟還沒有像其他都城那樣發現城牆。因此，“大邑商”究竟是個什麼概念，依舊籠罩在迷霧裏。殷墟36平方公里的範圍，仍然只是保守的估計。而單字4500多字的甲骨文，也只成功考釋出一千五百多個。對於這個消逝的王朝和那些埋藏在歷史中的文化基因密碼，人們也許還要經過相當長時間、還需要幾代人的努力才能更貼近它的真實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