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輕人“不再恐婚”，互聯網婚介卻迎來大衰退_風聞
显微故事-显微故事官方账号-大时代下，每一个小人物都不普通。02-06 13:15
今年春節，吐槽長輩催婚的年輕人變少了。
相反，在經歷了疫情三年、各種不確定性頻繁出現在生活中後，曾經追求自由、獨居的年輕人開始重新審視自己的情感生活。
高燒不退時遞來一顆退燒藥、頭暈目眩時有人可以做好一碗熱粥、在醫院等待時，有人能幫忙掛號付費忙前忙後……
一場疾病，足以殺死一個人的孤單。
婚戀平台的數據最能證實這一現象，2021年中國互聯網婚戀交友市場規模達到72.0億元，同比增長11.6%。
2022年上半年，互聯網婚戀交友用户規模總體呈現平穩增長態勢，6月用户規模突破3300萬，達3346.9萬人。
婚姻，或許帶來的不僅僅是束縛、失去自由，也可以得到永遠支持自己、幫助自己的伴侶，為不確定的人生增加一分確定。
但如同所有行業，在高速發展的時候，必將伴隨無序、野蠻的競爭一樣，婚戀交友市場也充滿了陷阱。
本期顯微故事將走進婚介產業，他們之中：
有的人是支付了天價服務費後，卻被紅娘反向教育了一番，對方説她“眼界高”，讓她“反思自己的擇偶觀”，從相親服務變成了“指責服務”；
有的人從事相親行業紅娘職業，她坦白自己就是靠販賣焦慮實現財富增值，如今成為了行業高收入羣體；
在“説媒拉縴”這個古老的行當裏，我們會看到行業、城市變化帶來的另一面變化。
以下，是關於這個行業的真實故事：
文 | 常寧寧
編輯 | 曹夢然
# PART.01
為了找到另一半，花5萬元算什麼？
趙晴是被小紅書“騙”進婚介所的。
29歲的趙晴是出生於湖北縣城的獨生女，遠在上海工作，因社交有限，自2017年分手後趙晴一直處於空窗期。
她也嘗試過線上相親。但因為龍蛇混雜、趙晴一直沒有配對成功，以至於她想過“要不就單身算了”，甚至還去網上了解過“單身女性抱團養老項目”。
但2022年充滿不確定的生活讓趙晴猶豫了。
去年12月，全國取消疫情封控，趙晴也成了第一批“小陽人”。當趙晴發着高燒、渾身痠痛的躺在牀上時，她感覺自己就好像“提前體驗了老年時不能自理的生活”。
那是趙晴第一次萌生出結婚的衝動，主動上網詢問“如何快速脱單”。
她將自己的想法發在網上後，無數“單身俱樂部”的紅娘通過社交平台聯繫到她。
這些賬號大多以“單身”、“愛情”冠以賬號名稱，主頁有非常多的“優質男性”資源，個個都有房有車、年收入幾十萬，“按照擇偶範圍打造的”。
圖 | 趙晴每天都會收到很多“招呼”
添加這些賬號為好友後，對方會不約而同寒暄幾句，隨後就發給趙晴長串的待填項目。
填寫完後，對方會打電話邀請趙晴到門店中做個“認證”，言之鑿鑿保證“自己線下資源、絕無欺騙、可以來了解一下”。
在連續接了5家不同平台的邀約電話後，趙晴終於走進了位於陸家嘴的寫字樓裏。
如果不是提前預約得知具體位置，很難想象在一眾科技公司、金融公司中，夾雜了這樣一間“婚介所”：走廊上掛滿了錦旗、寬敞的空間被隔成小單間、單間牆上則貼着許多情侶照片。
預約的脱單顧問“馮老師”也變成了另外的愛情導師“黃老師”，認證也沒有查看身份證，變成了1v1推銷。
圖 | 和愛情導師溝通的1v1小房間
在私密小隔間談話的2個小時裏，紅娘從趙晴的年齡、工作、家庭出發，給出了“適合結婚，但需要努力才能找到對象”的判斷，並給出了28800元和48800元的兩個套餐。
圖 | 趙晴去的婚介所提供的套餐服務
前者只介紹5個匹配的對象，後者不僅介紹5個對象，提供全程的約會指導，如規定時間內成功戀愛，則退還50%的金額，看起來更具有吸引力。
看趙晴還有些猶豫，紅娘馬上拿出手機展示了最近一週的收款記錄：其中有生活在上海嘉定、02年的護士；也有94年出生、年薪百萬的清華博士，一長串的名單滑不到底。
**“丫頭，02年的都來相親了，30歲是個門檻，你再不抓住機會，就找不到好對象了”，**説罷還向趙晴展示了手中男會員資源。
最終在對方“最快下週能約會”的保證和“高達72%的配對成功率”的歷史數據下，趙晴使用花唄繳納了48800元成為會員。
隨後，紅娘給趙晴總結了一份“情感報告”，裏面用各種專業術語分析了趙晴的不足，並承諾下週就能開始相親。
圖 | 趙晴收到的情感報告
之後趙晴約見了3位對象，但都不如之前在紅娘手中看到的男生那般合心意，每次雙方尷尬的對坐着，只有一邊的老師在努力“拉郎配”。
失敗次數多了之後，熱絡的老師也變得高冷。
原本承諾的“特別好找對象”，變成了趙晴“眼界高、擇偶標準畸形、不容易脱單”、至於自己“還要服務其他的客户，沒辦法做到及時響應”。
等趙晴想要退款時，才發現自己前路漫漫：合同中只約定了見面的次數和服務時間，還有30%違約金，根本無法全額退款。
# PART.02
製造焦慮，紅娘銷售的“秘密法寶”
趙晴將自己的經歷發佈到網上，引來了許多有相同經歷的年輕人。
其中，有個深圳網友和趙晴説，自己也是在被某個線上婚介平台吸引，**“平台上男生都有房有車，收入極高”，**付費後紅娘推薦了幾位，“線上聊着可以、一聊到線下見面就沒音信了”。
她找紅娘要説法，對方卻趁機推薦情感課程、心理課程，讓她多學習和異性相處。
“這明顯就是下套，根本就不存在什麼成功配對，把你當豬宰”。
圖 | 某婚介所等待客人的紅娘
還有個網友和趙晴説，自己也去了某個連鎖婚戀品牌的線下門店，付了28800元套餐費，接着就被紅娘密集定了好幾次約會，“來的人都不怎麼樣，感覺紅娘就是為了快點消耗約會次數”。
甚至還有個網友，在婚介所支付了5萬元定金後，還沒等服務期到期，婚介所就直接捲款跑路了。
圖 | 網友們分享自己被婚介所欺騙的經歷
“想要通過婚介所找到對象，幾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蔡佳説。
87年出生的蔡佳曾經在一家以婚介知名的互聯網婚公司工作，做過5年“紅娘”，“這個行業並不規範”。
不規範的根源在於盈利模式。
蔡佳解釋，婚介所的盈利模式為收取“服務費”，但婚姻本身是非標的，於是服務的考核只能落在“約見次數”等可以具體化的層面上——這才出現了許多鑽空子、想要消耗次數儘快完成約見次數的情況。
此外，紅娘的收入多采用“低工資+高提成”模式，即成功簽單後可以拿用户繳納金額6%-15%的費用作為提成，所以紅娘們更像“銷售”。
他們會用各種話術挖掘用户們的信息、然後促進成交，“一旦發現不是目標客户，或者成交後，我們會毫不猶豫撤離”。
為了提高成交，公司會針對紅娘培訓，包括如何打壓用户、3個小時內分別用什麼話題來引導聊天節奏等。
紅娘們還會去不同平台“盜圖”、編造信息，偽裝為手上擁有的優質資源；甚至不少平台會僱傭“婚託”來提升用户活躍度。
“最重要的就是製造焦慮，焦慮了對方自然信任你”，蔡佳回憶。
她曾經有個同事接待了一名被父母帶來的海歸女生，對方32歲，自己創業，年收入能有50萬，在上海有房有車，並不着急結婚，相反站在她身邊的父母比較急。
同事畫了一個時間軸交給她的父母：
“相親談戀愛起碼得1年吧？到時候過二人世界得一段時間吧？”
“懷孕得一年吧，你現在32歲了，如果再不抓緊就是高齡產婦了。”
“你這個年齡，我不保證能匹配合適。”
父母內心的焦慮被激發，當場交了6萬多元，購買了最貴的套餐。
**“可以説，製造焦慮是紅娘的法寶”，**蔡佳回憶，自己曾在一天之內成交5單，光提成就有1萬多元。
退款難則是因為婚介行分工越發精細導致的。
53歲的黃文月是一名入行20多年的紅娘，“以前我們紅娘直面客户”紅娘都是公園等地出沒，將合適的男女信息登記，然後進行配對，兩人出現了問題也是紅娘調節，“一般只做熟人、本地人的生意”。
但現在交通、網絡發達了，越來越多的年輕人流動起來後，情況發生了改變。
“現在年輕人愛上網，都喜歡網上溝通”，黃文月的婚介公司也將網絡視為了重點陣地，並配備了不同的工作人員，即先由賬號運營人員在不同平台上發佈信息“養號”，有用户互動、留言之後私信對方獲取聯繫方式。
“我們還去同行的帖子下聯繫潛在用户，然後獲得對方聯繫方式後交給‘電邀紅娘’（又稱為脱單老師等），電邀紅娘和用户進行初步的溝通後，邀請至店裏，再由面談紅娘促單。”
環節中的每一個崗位考核都不同，比如聯絡員，一旦成功聯繫一個用户就有提成，“都需要成本，所以不可能全部退款”。
另一方面，面談需要場所，而大部分的婚介中心需要用户到店面談，要考慮交通，所以大多開在市中心的寫字樓裏，成本昂貴。
圖 | 趙晴去的婚介所就在這棟寫字樓中
“説到底，我們都是在做生意，只是交易的對象是人”，蔡佳戲謔道。
# PART.03
一個被“高速發展”勸退的行業
在維權的過程中，趙晴發現一個特殊的現象：許多高達萬元的相親維權裏，女性比例高居不下，“甚至只有女性”。
“這是大城市相親市場裏男少女多造成的”，蔡佳説。
一般相親服務費和當地收入水平相關，能付得起數萬元相親服務費的羣體大多聚集在經濟較為發達的城市。
這些城市因房價高、生活成本昂貴，許多經濟能力稍遜色的男性被攔在了相親市場門檻之外，以至於出現了女多男少的情況。
這也導致了適婚、有一定基礎的男性成為稀缺資源，因此大城市中的女性成為相親付費的主要買單方。
在男女“供需”端不平衡之下，婚戀交友市場迎來巨大發展。
比達諮詢2022年1月6日發佈《2021年度中國互聯網婚戀交友市場研究報告》(簡稱“報告”)顯示，2021年中國互聯網婚戀交友市場規模達到72.0億元，同比增長11.6%。
但現在，這個“人口”生意並不好做了。
曾經女多男少的優勢，反而成了劣勢。和其他服務不一樣，婚介服務屬於低頻次的服務，“很多人只會購買一次”，而男性資源的缺乏，使得配對成功率下降。
為了維持銷量，曾經不少公司採用婚託、編纂虛假信息吸引用户，“但很多用户瞭解到真實情況後就不再上當”。
作為電邀紅娘的李菲明顯感覺到用户產生了牴觸心理，“有時候我們剛説出自己是‘情感老師’對方就掛斷了。”
和李菲搭檔、負責運營公司賬號、發佈徵婚信息、收集女性用户信息的王肖也覺得“難”做了。
2021年她剛接手公司賬户時，評論區還有許多人友善留言、點評發佈信息的用户，或者私下給自己發送消息詢問情況：
“今年則很多用户在評論區罵我們是騙子”，並勸阻很多留言用户“別相信”，甚至會自發舉報賬號。
僅去年下半年，公司就有7個賬號被封。
另一邊，疫情催生了一批“想結婚”的年輕人，也帶來了許多不確定——很多被裁員的適齡年輕人，就此選擇了回到家鄉或者省會。
黃文月最近打電話時感觸特別深，“好多女孩子聯繫着聯繫着，就發現回老家了”，而回到老家或者省會城市的年輕人，“或多或少都有親戚在身邊張羅，不需要婚介”。
留下來的年輕人擇偶觀也發生了改變，“以往程序員是香餑餑”，李菲説現在很多女孩子會強調工作穩定、經濟條件好，“可哪有這麼多實力雄厚的男生？”
於是行業只能押寶在銷售上，“那不又回到了虛假營銷上面？”
可高昂的服務費用勸退了不少年輕人，“畢竟年輕人也越來越沒錢了”；此外，一線城市的房價高昂，越來越多“不婚”的聲音出現，也讓李菲、黃文月、王肖等從業人士感到行業難以持續。
來自年輕人的反擊更是削弱了婚介的市場——很多年輕人抱團成立了社羣，不收取服務費，通過線下活動來撮合單身；甚至不少公司為了留住人才，開始倡導聯誼、解決男女青年的婚姻問題。
在對未來的不明朗之下，蔡佳選擇了離開，“我們就是銷售，誰也不知道這個行業還能做多久”。
製造焦慮，曾經是行業人士的成交法寶。但現在，“焦慮”也成了掛在婚戀行業從業者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