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紀德意志的黑人哲學家_風聞

今天我們談到近現代非洲與西方的關係時，總免不了“苦大仇深”。的確，大航海時代以來非洲與西方之間的關係往往是血腥的、殘忍的、非人道的。但這也是一種刻板印象。非洲並非總是受害者，西方也並非始終是加害者。二者之間的互動並不總是與帝國主義、殖民主義有關。如果你仔細地探索史海，有時會發現，二者之間曾經有過有益的思想交流，與歐洲人打交道的非洲人也並不總是奴隸或被殖民、被侵害的對象。實際上，早在18世紀，就有一位非洲人在歐洲讀了名牌大學，甚至成為哲學教授。他就是加納的安東·威廉·阿莫。

加納與歐洲的最初接觸

西非國家加納在今天不算起眼，但在地理大發現時代扮演過非常重要的角色。在那個時候，它被稱為“黃金海岸”。葡萄牙人在尋找去往東方的新航路的過程中，沿着非洲海岸不斷向南航行。走着走着，發現海岸線從由北向南變成了由西向東。那裏就是帕爾馬斯角（Cape Palmas），位於今天利比里亞和科特迪瓦（被稱為“象牙海岸”）的邊界，在赤道以北幾度的地方，是西非那幾乎水平的南海岸線的開始。

1471年，葡萄牙人從這裏向東探索，發現了另一片海岸，也就是加納的沿海地區。那裏有一些村莊，村民漫不經心地用黃金飾品來裝飾自己。故事越傳越神，葡萄牙人推測，這些村莊附近一定有一個巨大的金礦。因此，這段海岸被命名為“米納”（Mina），意思是“礦區”。

在近海停船，然後與村民做生意，是貿易的一種方式。但更吸引葡萄牙朝廷的，是在米納海岸建立一個永久性基地。儘管偶爾有非洲國王承認葡萄牙人的宗主地位，但事實上葡萄牙國王沒有計劃在非洲大陸建立一個帝國。所謂的葡萄牙帝國，起初只是一個貿易站網絡，在其早期歷史的大部分時間裏都是如此。只不過這網絡足夠寬廣，一直擴展到了印度洋和太平洋，遠至果阿、馬六甲、澳門和長崎。

因為葡萄牙人在米納海岸成功購買了大量黃金，所以他們在後來被稱為米納聖若熱（São Jorge da Mina）或埃爾米納（Elmina）的地方建造一座要塞的決定就顯得順理成章了。他們一直通過非洲村莊沙馬（Shama）從事貿易，但那裏的水資源有限。而且如果沒有可供商人藏身的防禦設施，面對外國闖入者，停在近海的葡萄牙卡拉維爾帆船就是塊肥肉。

16世紀葡萄牙人繪製的西非地圖上的米納地區

1481年，葡萄牙國王若昂二世組建了一支遠征隊，由忠誠而有經驗的指揮官迪奧戈·德·阿贊布雅（Diogo deAzambuja）領導，負責要塞的選址與建造。國王甚至從教宗那裏獲得了一項十字軍特權，承諾對任何可能死在“米納”城堡的人給予完全的贖罪。

這座要塞在選址之前，名字就已經取好了。教宗對什麼人生活在非洲這塊土地上非常糊塗，説那裏的“撒拉森人”（Saracens）已經成熟了，可以皈依。教宗還允許葡萄牙人與“撒拉森人”進行武器貿易。“撒拉森人”這個詞，經常被用來指多神教徒和穆斯林。

埃爾米納城堡

雖然獲得了教宗的批准，這次遠征沒有試圖在米納傳播福音，陪同航行的神父只向葡萄牙人宣講。儘管葡萄牙人並沒有忽視傳教的機會，但對他們來説，黃金的誘惑比靈魂的誘惑更強大。儘管米納海岸的土著居民不是穆斯林，但葡萄牙人説所有這些黃金最終會被用於針對穆斯林的戰爭。

在16世紀，頗有影響力的葡萄牙編年史家若昂·德·巴羅斯（João de Barros）認為，這支遠征隊真正的計劃是先用貿易品來誘惑非洲人，然後用價值不可估量的天堂來進一步誘惑他們。但這是後人對證據的重新解讀。

葡萄牙編年史家若昂·德·巴羅斯

十艘卡拉維爾帆船被分配給了遠征隊，載着500名士兵以及100名石匠和木匠。還有兩艘堅固的烏爾卡船（urcas）先行出發，運輸在葡萄牙已經加工好的石料，以便在現場快速安裝預製的窗户和大門。遠征隊還運去了大量瓷磚、磚頭、木託梁和其他必要的物資，這些物資在米納海岸是買不到的。在建造要塞的時候，大型烏爾卡船被拆解，為工程提供大量木材。

1482年初，葡萄牙人在沙馬以外約25英里的地方，確定了理想的地點。這個地方被稱為“兩部村”，也許是因為該村位於兩個部落的交界處。這裏有一個岩石岬角、一些高地和通往內陸的河流，而且人們已經知道這裏是黃金貿易的合適基地。

這不是幾個世紀以來通過廷巴克圖和其他城鎮進行交易，然後向北送過撒哈拉沙漠的黃金。而是來自當地，在森林茂密的內陸地區，與葡萄牙人長期以來希望到達的金礦區隔絕。但不妨礙這些是明晃晃的黃金，而且數量極多。

1482年1月20日，在現場只待了幾天後，阿贊布雅就準備與當地的統治者面談，這位統治者在歷史上被稱為卡拉曼薩（Caramansa）。不過，這可能是他的頭銜，而不是名字。這次會面是一場“錯誤的喜劇”。

阿贊布雅像他那個時代的許多探險家一樣，盛裝打扮去見國王，脖子上戴着珠光寶氣的金項圈，他的船長們也穿着節日的服裝。卡拉曼薩不甘示弱，他帶着士兵來到這裏，伴隨着鼓手和小號手，巴羅斯説他們演奏的音樂“震耳欲聾，而不是悦耳動聽”。歐洲人以為，（不適合熱帶地區的）華麗服裝是展示權力和威望的方式，但卡拉曼薩和他的追隨者赤身裸體，皮膚因擦了油而閃閃發光，全身只有生殖器被遮擋起來。國王戴着金手鐲，項圈上掛着小鈴鐺，鬍鬚上掛着金條，這樣可以把卷曲的毛髮拉直。

巴羅斯虔誠但令人難以置信地認為，阿贊布雅在一開始確實提出了讓對方皈依基督教的問題，但談話主要轉向了在會議地點建造一座葡萄牙要塞的問題。卡拉曼薩得到承諾，這將給他帶來權力和財富。是這一點，而不是宗教，説服了他。

不過，卡拉曼薩也意識到葡萄牙人擁有相當強大的火力，他希望避免與卡拉維爾帆船上的一百名裝備精良的士兵發生衝突。他確實抱怨，以前來他村子的歐洲人都是“不誠實的、卑鄙的”，但他大方地承認阿贊布雅不是那種人，阿贊布雅的奢華衣服表明他是一位國王的兒子或兄弟。衣冠楚楚的指揮官，不得不尷尬地否定這種説法。

總之，卡拉曼薩允許葡萄牙人破土動工。除了帶來的石頭外，葡萄牙人還需要一些當地的石頭，於是他們開始在一塊對土著來説很神聖的岩石上切割石材。這就惹了麻煩，戰鬥爆發了。最後，葡萄牙人用額外的禮物安撫了卡拉曼薩的臣民。

一座要塞在三週內建造起來，為葡萄牙駐軍提供了一個安全區域。之後，要塞進一步擴建，包括一個庭院和若干蓄水池，在城牆外只建了一座小禮拜堂。要塞建成後，60名男子和3名婦女留了下來，其餘的葡萄牙人都回家了。

這個定居點就是埃爾米納，後來延續了數百年，先是被葡萄牙人統治，後來落入荷蘭人手中，再後來，丹麥、荷蘭殖民者也插手這個地區。西方殖民者從加納等西非地區收購和掠奪奴隸，將其轉運到美洲或葡萄牙在其他地區的殖民地。埃爾米納在哥倫布到達新大陸的十年前，就成為黃金和奴隸貿易的中心。大量西非人口離散到世界各地，大多是作為奴隸，釀成了不知多少人道悲劇。

不過，西非殖民者的到來，也促成了一些意想不到的文化交流。18世紀就有一位出身於埃爾米納附近地區的加納人到了德意志，成為第一個在歐洲讀大學的非洲黑人，也是第一位來自非洲的德國哲學教授。

不倫瑞克公爵與非洲男孩的相遇

1707年（在中國是康熙年間），有一個黑人孩子乘坐荷蘭西印度公司的船隻，從加納遠渡重洋，來到阿姆斯特丹。我們不知道他是奴隸還是自由人，有一種説法是他的母親把他送到了荷蘭的姨母家，讓孩子在歐洲受教育。不過到了荷蘭不久之後，這個孩子就被送到了德意志北部的不倫瑞克-沃爾芬比特爾公爵（以下簡稱不倫瑞克公爵）的宮廷。

當時德意志諸侯林立，不倫瑞克公爵是北德比較有地位的一位諸侯。而且值得一提的是，七年之後也就是1714年，不倫瑞克公爵的同宗親戚、漢諾威的選帝侯格奧爾格出人意料地獲得英國王位，稱喬治一世，建立了英國的漢諾威王朝。所以，不倫瑞克這個德意志諸侯國就和強大的英國有了緊密的聯繫，不倫瑞克公爵的威望和地位也就大大提升。

當時的不倫瑞克公爵是安東·烏爾裏希（Anton Ulrich von Braunschweig-Wolfenbüttel，1633—1714）。這位統治者在德國文化史上非常有地位，是典型的開明專制君主，一個重要表現就是他大力贊助和支持文藝、建築和科學等。他崇拜路易十四，在自己的宮廷推行法國文化，説法語。他1690年在不倫瑞克建造了當時最大的歌劇院，邀請一大批著名的作曲家和歌手到不倫瑞克。他慷慨解囊，擴建著名的沃爾芬比特爾圖書館。

更了不起的是，公爵本人也是文學創作者，涉獵廣泛，在德語文學史上留名。他可以算是德語歷史小説的先驅之一，著有小説《尊貴的敍利亞女王阿拉梅娜》（Die durchlauchtige Syrerin Aramena）和《屋大維婭，羅馬故事》（Octavia. Römische Geschichte）。前者試圖證明神確立的世界秩序是不可撼動的，後者則借古喻今 ，一直到他去世前才寫完，為他奠定了在17世紀德意志文學史上的地位。

安東·烏爾裏希學生時代就寫詩，1656年結婚時為了慶祝自己的婚禮，創作了他的第一部戲劇《春天的芭蕾》。他還創作了許多清唱劇、歌劇和宗教詩歌。“他在一個短暫時期內把沃爾芬比特爾這個小小的邦國……提升為德意志的文化中心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安東·烏爾裏希的父親奧古斯特公爵是當時著名的藏書家，他的4萬冊藏書在當時被譽為“世界第八大奇蹟”。安東·烏爾裏希的母親伊麗莎白是有名的女才子，創作了一些詩歌、歌劇唱詞和小説。

不倫瑞克-沃爾芬比特爾公爵安東·烏爾裏希

安東·烏爾裏希公爵和他的兒子奧古斯特·威廉（August Wilhelm von Braunschweig-Wolfenbüttel，1662—1731），對這個黑人孩子頗為喜愛，讓他於1708年受洗為新教徒。公爵父子還擔任他的教父，因此他被取名為安東·威廉·阿莫（Anton Wilhelm Amo）。不倫瑞克宮廷的檔案裏留下了許多記錄，比如1721年的檔案裏寫到了“居住於宮廷的摩爾人安東·威廉·阿莫”。

奧古斯特·威廉公爵

對“摩爾人”這個詞，我們要稍微解釋一下。在中世紀，北非、伊比利亞半島、西西里島和馬耳他島等地的穆斯林被歐洲基督徒稱為“摩爾人”。該詞此後也被歐洲人用來泛指整個穆斯林羣體，包括阿拉伯人、柏柏爾人和皈依伊斯蘭教的歐洲人等。同時，儘管阿拉伯人、柏柏爾人等民族並非黑人，但歐洲人也常把摩爾人和黑人混為一談。例如在莎士比亞的名劇《奧賽羅》裏，威尼斯共和國的將軍奧賽羅就是“摩爾人”，他經常被理解為黑人。考慮到歐洲人在“摩爾人”一詞使用上的混亂，我們有必要澄清的是，雖然檔案裏説阿莫是摩爾人，但這並不意味着他在加納的時候是穆斯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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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差不多與阿莫抵達德意志同時，有一個來自今天喀麥隆的乍得湖沿岸的黑人男孩，被送到了聖彼得堡。彼得大帝見他聰明伶俐，龍顏大悦，讓他留在自己的內廷。彼得大帝南征北戰、巡視各地期間，常常帶着這個黑人男孩。

1705年，彼得大帝安排這個男孩受洗，皈依東正教，親自當他的教父，給他取名為阿布拉姆·彼得羅維奇（Abram Petrovich）。根據俄語姓名的規則，“彼得羅維奇”就是“彼得之子”的意思。後來彼得大帝還送阿布拉姆去法國留學，他在留法期間開始採用“漢尼拔”的姓氏，以紀念迦太基傳奇軍事家漢尼拔。

後來，這位俄國黑人漢尼拔成為歐洲的第一位黑人將軍。他的一個孫女是大詩人亞歷山大·普希金的母親。

阿布拉姆•彼得羅維奇·漢尼拔身穿軍服的肖像

德國大學的黑皮膚博士生

漢尼拔走的是為朝廷服務的出仕和軍事路線，而阿莫可能小小年紀就表現出了勤奮好學和天資聰穎的特質，因此他被熱愛文化的不倫瑞克公爵送去走學術路線。1727年，也就是阿莫大約24歲的時候，他進入哈雷大學哲學系，同時還報名參加法學系的課程。

當時的哈雷大學是德語世界的一個重要的科學中心，在那裏發揮影響的既有崇尚理性的早期啓蒙主義者，也有虔敬派基督教思想家，這兩派知識分子之間經常進行論戰。哈雷大學的虔敬派的代表人物，是神學家奧古斯特·赫爾曼·弗朗克（August Hermann Francke，1663—1727），他主張復甦教會的傳統。法學家、數學家和啓蒙思想家克里斯蒂安·沃爾夫（Christian Wolff，1679—1754），代表着早期啓蒙主義者，他強調理性在認識世界中的作用，並主張用德文而不是拉丁文來寫作。

神學家奧古斯特·赫爾曼·弗朗克

法學家、數學家和啓蒙思想家克里斯蒂安·沃爾夫

阿莫在這個時期就讀於哈雷大學，肯定對兩派思想家的論戰很熟悉。他的學術著作都是用拉丁文寫的，但他在思想上似乎更接近沃爾夫。不過他似乎也儘量避免明確地站隊。

1729年11月，他就答辯了題為《論摩爾人在歐洲的法律地位》（De iure Maurorumin Europa）的拉丁文論文，探討當時黑人在歐洲的法律地位（幾乎是完全無地位）。可惜這篇論文沒有保存至今。不過有人認為，哈雷大學的法學家馬丁·施邁策爾（Martin Schmeitzel，1679—1747），幾年後對奴隸貿易的嚴厲譴責，可能是受了阿莫的論文的影響。

雖然得到了哈雷大學校長約翰·彼得·馮·路德維希（Johann Peter von Ludewig，1668—1743）的提攜和幫助，但不知為何，阿莫還是於1730年9月在維滕貝格大學（宗教改革家馬丁·路德曾在這裏教書）註冊。也許，他是希望在那裏獲得更自由的研究環境。

在維滕貝格大學註冊僅六週後，他就獲得哲學碩士學位，這樣就獲得了授課資格。他一邊教書，一邊繼續攻讀。1733年，維滕貝格大學所在的邦國薩克森的統治者——選帝侯弗里德里希·奧古斯特二世（後來成為波蘭國王）訪問了大學，阿莫在歡迎慶典上發揮了重要作用。可惜我們不知道選帝侯有沒有與這位黑人博士生交談。

1734年，阿莫的博士論文《論人類靈魂的無感覺》（De humanae mentis apatheia）通過，他成功獲得博士學位。這篇論文探討的是當時神學和哲學家關注的人類身體與靈魂的問題。他認為，身體和靈魂之間有着涇渭分明的區分，靈魂位於身體之外，所以身體所受的痛苦不會影響到靈魂。

安東·威廉·阿莫的博士論文，173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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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心德意志

好景不長，阿莫博士的恩公——不倫瑞克公爵安東·烏爾裏希和他的兩個兒子奧古斯特·威廉和路德維希·魯道夫相繼去世後，新任公爵對文化事業就不是那麼感興趣了，停止了對阿莫的學術事業的資助。導致他一下子生活拮据起來。

哈雷大學校長約翰·彼得·馮·路德維希

1736年，他回到哈雷大學，擔任講師，一邊教書一邊著書立説。但在1739年，他調到了耶拿大學。他在這裏教授的課程有面相學、手相學、探地術、占星術和密碼學。這前四項在今天都會被認為是偽科學，但在當時還算正兒八經的學術。

在耶拿的時候，阿莫與猶太裔醫科學生摩西·亞伯拉罕·沃爾夫（Moses Abraham Wolff，1713—1802）結為好友。沃爾夫於1737年獲得博士學位的時候，阿莫還寫了一首詩慶賀。後來沃爾夫成為科隆大主教的御醫。但遺憾的是，我們對阿莫此後的學術工作知之甚少。

耶拿的安東·威廉·阿莫紀念銘牌

1746年，阿莫離開德意志，途經阿姆斯特丹返回加納。他為什麼要回國呢？一位和他有交情的瑞士隨船醫生説，阿莫在他的“主公”死後十分悲傷。這可能指的是贊助他的不倫瑞克公爵去世，阿莫的朋友和學術圈的提攜者、哈雷大學校長路德維希的去世也讓阿莫不忍繼續留在德意志。

阿莫離開德意志之後，哈雷大學的修辭學教授約翰·恩斯特·腓立比（Johann Ernst Philippi ，1700？—1757？）寫了一首諷刺詩，其中提到阿莫追求一位名叫“阿斯特里娜”（Astrine）的女子，遭到拒絕。Astrine其實是Satiren（諷刺）一詞的易位構詞（Anagramm），也就是説將組成一個詞或短句的字母重新排列順序，原文中所有字母的每次出現都被使用一次，這樣構造出另外一些新的詞或短句。

腓立比描寫阿莫情場失意，有可能是出於種族主義，但也可能有別的解釋。真實的阿莫可能確實追求過一位名叫安娜·多羅特婭·格尼格（Anna Dorothea Gnüge，1715–1764）的女子，並且受挫。

哈雷大學的修辭學教授約翰·恩斯特·腓立比

格尼格在1746年以“多麗絲”為筆名，寫了一首諷刺詩。其中的女主人公受到一個“薩堤爾”（Satyr）和“森林居民”的追求，並對這個膽大包天的男人大加嘲諷。所謂薩堤爾，是希臘神話中半人半羊的生物，有山羊的尾巴、耳朵和陰莖，以懶惰、貪婪、淫蕩、狂歡飲酒而聞名。

阿莫對愛情的大膽追求不僅沒有得到回饋，反而遭到了嘲笑，這有可能是他離開傷心地的原因之一。後來，格尼格嫁給了詩人、牧師和翻譯家薩穆埃爾·戈特霍爾德·朗格（Samuel Gotthold Lange，1711—1781）

阿莫的父親和一個姊妹還生活在家鄉，他還有一個兄弟在蘇里南當奴隸。擁有歐洲博士學位的阿莫，衣錦還鄉之後，先隱居在沿海城鎮阿克西姆（Axim），後來搬到沙馬附近的聖塞巴斯蒂安堡 （Fort San Sebastian）。在非洲，他並不被視為歐洲意義上的學者，而是被當作隱士和占卜師。世人對他回到加納之後的生活也幾乎一無所知，只知道他的墓碑上寫的卒年是1784年。

在民主德國時期，為了響應與廣大第三世界國家加強友好往來的政策，東德學界對阿莫產生了很大的興趣，哈雷大學還成立了專門的研究中心。從1994年起，哈雷大學設置了“安東·威廉·阿莫獎”。

2018年，有人要求將柏林的“摩爾人大街”更名為“安東·威廉·阿莫大街”，以紀念非洲與德國的一段奇妙的緣分，可惜這個提議目前還沒有得到政府批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