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飆》收官，我們有三個問題想問安欣，也想問問大家——_風聞

　　撰文 / 盧舫

　　專業支持 / A.R.小點點

　　編輯 / KY主創們

　　《狂飆》播完好幾天了，人們從不同角度切入，解讀反派主角高啓強。卻似乎少有人書寫另一個主角，安欣。

　　大家説劇本對安欣的塑造太片面了，在道德上毫無瑕疵，永遠秉持絕對的正義。但為了堅持這絕對的正義，安欣付出了近乎悲情的代價 ——

　　放棄愛人、終身未婚，從被表彰的刑警變成邊緣的宣傳科科長，才40來歲，就滿頭華髮。

　　何至於此？值得嗎？人們不禁想問。付出了這麼多，甚至都沒有誰要寫你（不是）。

　　和看高啓強時總想要分析他不同，看安欣時，我們更多的是有問題想問他，其實這些問題，也是想問我們自己。

　　今天，我們就來聊聊這些平常沒有什麼機會問出口、也很難找到答案的問題。

　　「特級劇透預警」

　　第一問：正義是不是意味着，

　　永遠做正確的事情？

　　年輕的安欣，會認同這個説法。他幾乎沒有做過錯事。

　　不能對罪惡忍氣吞聲，他就當着所有人的面正面剛大Boss趙立冬；不能對疑點視而不見，即使是和自己感情頗深的師傅死了，他第一反應，也是對師傅的身份徹查到底。

　　甚至只是小小的一件事情，比如在送心儀對象去機場的過程中違反交通規則時，即使交警給他破例放行了，他也堅持要按照規定，把車留下，讓心儀對象上了別人的車去機場。

　　安欣堅持做正確的事，但每件事好像都不往他想要的方向發展。先是師傅離世、自己曾保護過的高啓強走上歪路，然後自己出生入死的好搭檔悲壯犧牲，自己的愛人也另嫁他人。

　　他本人呢？手臂受重傷，抓搶都抓不穩；被調到交警隊，再被調往公安局的宣傳科，無法再為自己心中的正義繼續奮鬥；到了四十多歲，孑然一身，無親無故，只有滿頭白髮。

　　付出瞭如此多代價，壞人卻始終未能繩之以法。

　　要知道安欣其實不是一個普通人，他有一個養父安長林，和一個親如養父的孟德海叔叔，全都身居高位。

　　劇中有一個真正的普通人，叫做譚思言，他是一個沒有任何背景的公務員，秉持着安欣式的絕對正義，用收集材料、實名寫舉報信的途徑，想對抗黑勢力。他的結局是，出場了兩集後，屍體就和高速公路的混凝土融在一起。

　　似乎要實現百分百的正義，需要很大的資本和運氣。譚思言沒有，於是他結局悲慘；安欣有，但還是屢撞南牆。

　　意識到這一點，可能是安欣後來選擇忍氣吞聲、蟄伏十數年的原因。十數年裏，高啓強、趙立冬依然在為非作歹，但安欣卻默不作聲，兩耳不聞。顯然，這段日子並不輕鬆。安欣從一個朝氣蓬勃的年輕警官，變成一個暮氣沉沉的白髮中年。

　　我們很難想象他在這個過程中經歷了多少糾結、灰心、以及自我説服，導演沒有過多展現安欣備受煎熬的過程，卻讓他那一頭白髮無聲透露。

　　無論如何，和年輕時不一樣，安欣沒那麼執着於“正確”了。這一次對“正確”的拋棄，卻讓自己在15年後等到了懲治罪惡的最佳時機——指導組的強勢參與。也許，實現正義，不需要一直正確。

　　第二問：

　　救壞人和追求正義衝突嗎？

　　很多人看完《狂飆》後，反而希望反派高啓強能夠做大做強。人們對反派的喜愛，也引來一些“三觀不正”的指責。

　　喜歡和同情壞人，和追求正義有衝突嗎？這個問題，安欣給出了自己的答案。這位正義使者，屢次對壞人流露出同情，甚至不惜拯救他們。

　　先是險些斷送了自己的手臂，救了十秒鐘之前還想置自己於死地的黑社會小頭目瘋驢子 ——

　　然後又在同僚想要羞辱高啓強時，幫高啓強解圍 ——

　　後來還給高啓強的兒子輸血 ——

　　高啓強最終落網後，安欣來探望這個自己對付了二十年的死敵，帶來了一份餃子，與高啓強相視落淚 ——

　　高啓強曾説安欣太善良，對付不了壞人。其實在安欣眼裏，也許沒有所謂“壞人”，只有“有罪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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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理學上，有一個詞語，叫做“人格面具”。人們以一種“回應外部世界”的方式來活着，帶上“人格面具”，表演出不同的樣子，來追求他人尊重。

　　高啓強、瘋驢子等人，都是出身卑微的人，暴力與罪惡，讓他們獲得未曾有過的尊重和地位。而在罪惡的面具下面，安欣可以看見一個自卑、渴望生存、甚至對身邊人有着愛和關懷的普通人。

　　當他們陷入極端的困境時，罪惡的面具落下，露出脆弱而平凡的靈魂，那是安欣真正要拯救的東西。

　　大家對《狂飆》的誇獎，所謂把人物拍得立體，其實説的，也正是不僅描繪了反派臉上的罪惡面具，而且還刻畫了面具底下，反派們更真實的、更隱秘的面孔。

　　所以，同情和拯救一個脆弱的普通人，又有什麼錯呢？而讓安欣這樣一個正義的符號，擁有同情“壞人”的情結，可能這也是導演向觀眾的一次發問 ——

　　“正義的對立面是壞人嗎？還是讓人看起來像壞人的罪惡，以及讓人不得不與罪惡捆綁的環境？”

　　第三問：

　　完全犧牲個人的幸福

　　**來堅持正義，**值得嗎？

　　不知道是不是導演有意為之，劇中多數主要角色都有在家中的畫面，唯獨安欣沒有。

　　這彷彿是安欣人生的一個隱喻：一無所有，只求正義。他為了不讓壞人抓住自己的任何軟肋，拒絕了自己喜歡多年的青梅竹馬，一生未婚。

　　在《狂飆》的大結局裏，安欣心中的正義算是實現了，高啓強、趙立冬悉數落網，反派們一個都沒跑掉。

　　但是，看似大團圓結局的背後，有一些對話，卻值得玩味。

　　在趙立冬被抓之前，他和多年來同流合污的助手王秘書有這樣一段對話 ——

　　趙立冬口中，京海發展迅速的20年，正是他和高啓強等人官商勾結、無法無天的二十年。

　　安欣堅守着“讓京海變好”的願望，苦行僧一般地堅持二十年，終於得償所願，回頭看卻發現，敵人尚在的二十年，京海的經濟也得到了發展。

　　趙立冬可能是在為自己申訴的一句話，卻無意中讓安欣的苦苦堅持看起來平添了一分“徒勞”的陰影。

　　而讓人更覺安欣徒勞的，是最後，安欣與指導組組長在烈士墓前的對話 ——

　　當自己為一樁罪案拼搏二十年，一頭黑髮都變白後，想獲得一個自己消滅了罪惡的認可，卻被告知沒有罪惡的社會只存在理想中，這盆冷水有多冷，只有安欣自己知道。

　　罪惡倒下，會有新的罪惡崛起。用一生實現的正義夢想，在歷史的長河中看，可能只是徒勞的浪花，但自己卻為此付出了一生。

　　所以，到底值得嗎？

　　我猜安欣還是會回答“值得”。

　　趙立冬口中的“發展”，事實上只是純粹的高樓林立、經濟前進，但法治與道德上的破壞，是璀璨的霓虹燈所無法裝點的。那是唯利是圖者的“變好”，不是理想主義者的“變好”。

　　孤立地看，一個人維護正義的努力可能是徒勞，而把這份努力放入社會環境裏，正義才更有意義。社會心理學家認為，當自己對一件事需要採取什麼行動感到迷茫時，人們會傾向於參考他人的行為，這個過程叫做對情景的社會性定義（Kane, 2018）。

　　有趣的是，在現實生活中，許多人本來有助人、利他的願望，但由於旁觀者在場、或者旁人沒有這麼做，ta們可能會變得羞於做好事。

　　因此，安欣的行為裏有比打擊罪惡更大的意義：不斷地讓更多人願意用更光明、更正向的方式，讓社會變得更公平公正。

　　罪惡是被推上山後會不斷再落下來的石頭，安欣的堅持，會喚來更多西西弗斯。

　　或許大多數人都不會真的想成為安欣，但還有那一小部分選擇這麼做的人，不該被定義為“軸”和“笨”。

　　KY作者説：

　　我們終其一生，可能都不會像安欣那樣面對如此極端的罪惡。

　　但這部劇依然讓我產生了對現實的思考：像安欣一樣擁有正義感的普通人，如何才能更“聰明”地維護內心的價值觀呢？

　　即使我們無需面對大是大非，但生活中依然時時會有衝擊價值觀的時刻。

　　生活裏的這些瑣碎的小是小非，其實不見得比劇中的故事簡單，許多時候，我們可能也要被迫面對自己無法改變眼前的現實，甚至需要忍氣吞聲、隨波逐流。這意味着我們背叛了自己的價值觀嗎？

　　我想起心理學上有個説法，叫做“人格靈活性”。它可以理解為一種當我們面對外界環境刺激時保持自我意識（sense of self）、整合自我的能力。無論在什麼處境中，當我們具有更高的人格靈活性，我們就能夠恰當地應對和處理這些外界刺激。

　　（公眾號主頁回覆關鍵詞“靈活”，看看人格靈活性到底是什麼意思。）

　　即使有時候無法對抗外界，也能讓心中的價值觀不至於被摧毀。

　　現實是複雜的，擁有更靈活、複雜的內心，是與現實斡旋的更好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