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可楨的精彩人生：一位精進不懈的“連續創業者”_風聞
返朴-返朴官方账号-关注返朴（ID：fanpu2019）,阅读更多！02-08 09:41
撰文 | 李玉海 （竺可楨秘書、原中國科學院技術條件局局長）
竺可楨，字藕舫，我國卓越的科學家、教育家。1890年3月7日出生於浙江紹興東關鎮（今屬上虞），1974年2月7日病逝於北京。
竺可楨1905年在家鄉毓菁學堂小學畢業，先後到紹興東湖法政學堂、上海澄衷學堂、上海復旦公學、唐山路礦學堂求學，打下了紮實的中國古典文學、新學與英文基礎。1910年考取第二批留美“庚款生”。先入伊利諾大學農學院學習農學，後入哈佛大學研究院攻讀氣象學。1918年以論文《遠東台風的新分類》獲得哈佛大學博士學位，於是年9月回國。
一位傑出的科學家，大多擁有一個學習成績優異、出類拔萃的學生時代。竺可楨一生的學術成就正是建築在他求學時期所打下的堅實學業基礎之上。他的許多優秀品質，在學生時期已逐步養成。
竺可楨小學畢業時名列第一；在澄衷時因學習成績優秀獲銀章一枚，被同學推為班長；在唐山路礦學堂時，學堂採用英文教學，一年半舉行了5次考試，其成績皆冠全班；在哈佛大學時，由於在美國一流學術刊物《每月天氣評論》上接連發表論文，引起美國氣象界和地理界的注意而獲得伊麥蓀獎學金，被選為美國地理學會會員。
竺可楨少年時代就飽讀四書五經，受到中華傳統文化的薰陶與滋養；留學8年，又領略了西方的科學精神，二者的交融與結合，奠定了他終身堅持求是精神的思想基礎。
一
奠基氣象研究
1915年，中國留美學生創立了中國科學社，竺可楨成為該社的第一批社員和《科學》雜誌的早期編輯。他為該雜誌撰寫了第一批科普文章，成為五四運動以前積極向民眾傳播科學知識的先驅人物之一。1916年在中國科學社第一次常年會上，竺可楨被選為董事，此後一直是中國科學社的重要骨幹。他與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眾多的我國第一代科學家，共同為西方近代科學在中國的傳播與奠基辛勤耕耘，成績斐然。
1918年至1927年，竺可楨先後在武昌、南京、天津任教，是將近代地理學引入中國高等學校課堂的開山者。他在東南大學創建了中國大學中第一個地學系，並常常在史地研究會做學術演講，培養出我國最早一批地理學家和氣象學家。執教時期的竺可楨，同時潛心科學研究，發表了一批重要學術論文與有影響的文章，特別是開創了利用我國豐富的古籍文獻史料研究中國歷史時期氣候變遷的先河。
1927年竺可楨當選為中國科學社第4任社長。同年10月，他應蔡元培之邀，參加中央研究院觀象台的籌備工作。1928年起擔任中央研究院氣象研究所所長，1936年出任浙江大學校長後仍然兼任所長，直到1946年。
從1935年起，竺可楨擔任中央研究院評議會的評議員。在擔任及兼任氣象研究所所長期間，他通過參加中央研究院院務會議、院務年會以及連續3屆擔任中央研究院評議會評議員出席歷次評議會，參與了中央研究院重大院務的研究與決策，以及中央研究院的各項重要活動。
竺可楨是我國近代氣象學、地理學和氣象事業的奠基者。在創建、主持氣象研究所期間，是他一生精力最充沛、創造力最旺盛的時期。他嘔心瀝血，竭盡全力，將南京北極閣建成為我國氣象科學的研究中心與基地，培養出第一批氣象學研究人才與氣象觀測、預報隊伍。他提議並積極推進中央氣象局的成立。在他的不懈努力與苦心經營下，到1941年中央氣象局成立之時，氣象研究所已有28個直屬測候所（氣象台）和約百個雨量站，並且在南京、北平、西安、武漢開始使用測風氣球進行高空探測，在南京進行飛機測候。加上合作測候所與海關測候所，總計有70餘測候所，逐步形成了全國氣象觀測網。他更以極大的魄力與決心，在泰山、峨眉山建立了高山氣候所，參加國際極年觀測活動；又克服重重困難建立拉薩測候所，為我國近代氣象事業發展積累了珍貴的氣象科學資料。
由於氣象觀測資料的不斷積累，此期間的氣象所逐步具備了開展近代氣象學與地理學研究的條件，竺可楨終於得以一展平生抱負，在承擔繁重的行政工作的同時，潛心研究，發表了一批開創性的學術論著，在天氣學研究、季風研究、歷史時期氣候變遷、中國氣候與氣候變化因子研究、中國氣候區劃、農業氣候、旱澇災害及其成因研究、區域氣候與地方氣候、物候學等領域都有重大建樹，取得了《中國氣候區域論》《中國氣流之運行》《論新月令》《東南季風與中國之雨量》《中國氣候概論》《華北之乾旱及其前因後果》等一系列研究成果，奠定了我國近代氣象學、地理學的基礎。
氣象研究所從1930 年元旦起開始發佈氣象預報，結束了由外國人壟斷中國氣象預報的歷史。
1930年到1937年，竺可楨先後主持3次全國氣象會議，針對交通、軍事、航空等部門為發展事業所關心的氣象問題，進行充分商討，並做出相應決議，使全國氣象工作逐步納入統一規範，對推動全國氣象事業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
二
民主辦學，始成“東方劍橋”
1936年4月，竺可楨受命出任浙江大學校長。他赴任後，着力革除弊政，敦聘國內外名師，確立“求是”校訓，實行教授治校和民主辦學，注重通才教育，着力培養德才兼備的各業領袖人才，尊崇思想自由，推動科學研究。他對學生關懷備至，愛護有加，經常對學生發表演講，諄諄教誨與勸勉，深受廣大師生愛戴。抗日戰爭爆發後，他又以百折不撓的頑強精神，克服重重艱難險阻，帶領浙大師生4次西遷，一路辦學，最終抵達遵義、湄潭。在竺可楨嘔心瀝血的帶領下，浙江大學在艱難困厄中崛起，不斷發展壯大，從而躍居為全國著名的大學，被英國學者李約瑟譽為“東方劍橋”。
竺可楨是一位教育思想博大精深的傑出教育家。他的辦學方針、教育思想和理念，他的哲學思想與人生觀，他的思維方法與處理問題的方式，以及對學生的不倦教誨，皆有鮮明的個性色彩。
對於如何創辦教育事業，他高屋建瓴地指出：“第一須明白過去的歷史，第二應瞭解目前的環境。辦中國的大學，當然須知道中國的歷史，洞明中國的現狀，我們應憑藉本國的文化基礎，吸收世界文化的精華，才能養成有用的專門人才；同時也必根據本國的現勢，審察世界的潮流，所養成人才才能合乎今日的需要。”（《竺可楨全集》第2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332頁）“辦大學者不能不有哲學中心思想”（《竺可楨全集》第6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36頁）
關於辦學方針，他提出“一個學校實施教育的要素，最重要的不外乎教授的人選，圖書儀器等設備和校舍建築。這三者之中，教授人才的充實，最為重要。”“教授是大學的靈魂。”“圖書儀器等設備也是學校所不能忽視的，尤其是從事高深研究的大學。”（《竺可楨全集》第2卷）第334、335頁）此外，他還提出浙大要實施“經濟公開”（《竺可楨全集》第2卷第347頁）、給“貧寒子弟的求學機會”、“決定設置公費生”。（《竺可楨全集》第2卷第333、337頁）
他明確指出：“大學是養成領袖人材的地方”（《竺可楨全集》第2卷第351頁）。對於培養什麼樣的“領袖人材”與如何培養，他有許多精闢論述：“大學教育的目標，決不僅是造就多少專家如工程師醫生之類，而尤在乎養成公忠堅毅，能擔當大任，主持風尚，轉移國運的領導人才”（《竺可楨全集》第2卷第455頁）。“你們要做將來的領袖,不僅求得了一點專門的知識就足夠,必須具有清醒而富有理智的頭腦,明辨是非而不徇利害的氣概,深思遠慮,不肯盲從的習慣,而同時還要有健全的體格,肯吃苦耐勞,犧牲自己努力為公的精神。這幾點是做領袖所不可缺乏的條件。”（《竺可楨全集》第2卷第462、463頁）。
此外，關於做學問和人生目標，他也有許多諄諄教誨。這裏限於篇幅，暫按下不表。有興趣的讀者可參閲《竺可楨全集》第2卷。
簡而言之，竺可楨的教育思想是將德育教育、培養學生具有擔當國家重任的人生觀放在首位，是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方現代文明相結合的產物，至今仍然具有現實指導意義。
在那動盪的年代，民主愛國的學潮同樣出現在浙大，他始終站在進步學生一面，保護浙大師生的愛國正義行動。對被捕學生，想方設法予以營救，不顧個人安危與當局交涉、前往探視、拒絕開除自治會骨幹，明知將自己置於險境而不顧，終被國民黨特務列入黑名單。
竺可楨在浙大的13年只有他一位校長，沒有副校長，除非重要決策或必須由他出面才能解決的問題外，諸多校務分別由教授組成的校務委員會、各專門委員會，或由各院院長及教授研究討論與決定。他大膽放權，卻使浙大運轉自如，不斷發展壯大。他出現最多的地方是在學生集會上發表講話。他不講官話，不講套話，沒有老生常談，而是對學生諄諄教誨，旁徵博引，深刻闡述如何做人與做事，每次講話都有新意。
竺可楨在浙大期間，是他思想高度成熟與極為活躍的年華，在教育、科學界享有很高聲譽。作為唯一的校領導，有職有權，盡職盡責，他卓越的領導能力得以充分施展，他深刻的教育思想得以有效貫徹，盡力排除校內外的約束與羈絆，在領導崗位上盡展才華，堪稱一生中心血付出最多、影響最為深遠、業績最為顯著的歲月。
但也是在這一時期，竺可楨遭遇了人生中一次重大打擊。1938年夏，他在桂林一帶考察交通運輸情況及尋找可做校舍之處，為浙大繼續遷校做準備，但突然接到家中催他速回的電報。他歸心似箭，趕回家時次子因患痢疾已經去世，夫人奄奄一息，不久也撒手人寰。竺可楨因忙於工作長時間出差在外，加之家中缺醫少藥而使妻兒沒有得到及時醫治。兩位親人接連離世，竺可楨無比痛心。後事處理完畢後，他很快又投入到浙大西遷的繁忙工作中。竺可楨對浙大的奉獻豈止是他十三年的年華，還有兩位親人。
1944年，竺可楨在遵義完成了科學史領域的力作——《二十八宿起源之時代與地點》。此文資料翔實、論證嚴密，一經發表，國內外學術界對起源地點問題的看法基本趨於一致，平息了持續百年的公案，為捍衞中華民族在天文學史上所創造的燦爛文明和在世界科學史上所佔有的地位做出了貢獻。
從1940年起，竺可楨連續三屆被聘為教育部學術審議委員會委員，參與全國大學教育一些重大事項的討論與決策。1948 年，他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這一時期，竺可楨多次參加高規格的國際會議，在國際學術舞台上貢獻力量。
三
推動地理學現代化
新中國成立後，竺可楨出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1954年起當選第一至第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1955年被選聘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兼任生物學地學部主任。
在中國科學院建院初期，竺可楨是核心領導之一。由於他巨大的人格魅力與學界聲望，在繁重而具體的建院事務中，化解了諸多矛盾。在接收前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各所，在調整、合併、建立研究機構，確立研究方向和任務，在選調、配備所級領導班子、敦聘學術界知名學者，組織科研隊伍，人事安排，建立科研秩序，在選址、基本建設、充實圖書設備，在協調各種關係及人事關係等諸多方面，竺可楨作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表明他在中科院建院初期，在實現平穩過渡中發揮了無可替代的領導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