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飛的“莫須有”罪名和勒龐的《烏合之眾》——證據常識的故事（12）_風聞

證明結果是證明活動的認識結論，是知識的結晶。證明結果是對證據信息、事實信息的再現，通過信息、通過語言所進行的再次呈現，而不是復原，也不可能復原。證明結果通常表現為證據整體，是證據系統與證據關係的有機統一。當然，證明活動有無證明結果具有不確定性。有的有結果，有的則沒有結果。人們時常説到的懸案，其實就是一種證明活動的無結果。當然，證明的目的就是為了得出證明結果，並以證明結果説服他人以至説服社會，這是沒有問題的。但是實際上，並非所有證明活動都是有證明結果的，完全沒有證明結果的證明活動並不鮮見。而且，還有憑藉政治權勢、文化情勢、輿論優勢而不證明、不講理的種種情形。

在我國歷史上，就曾經出現過根據經證明為“莫須有”的謀反罪名， 將抵抗外敵侵略的功臣良將冤殺的重大冤案。宋代的岳家軍為抵抗金兵 入侵作出了突出貢獻，堅決抗金的愛國將領岳飛深得人民愛戴。但是， 宋高宗一心與金國屈膝求和，既對岳飛赫赫武功和手握兵權心存忌憚， 又對岳飛堅決抗金的主張十分惱火。在他的授意下，宰相秦檜、樞密史 張俊、御史中丞万俟卨（音：莫其卸）等人通過收買岳家軍將領王貴、王俊投呈誣告狀，並捏造岳飛、岳雲父子和大將張憲的謀反罪名呈報高 宗，由宋高宗御批將三人全部殺害。罷閒在家的大將韓世忠質問秦檜定岳飛謀反之罪有何憑據，秦檜答道：“其事體莫須有。”韓世忠憤然大喊： “‘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莫須有”就是“或許有”之意。對殺掉了岳飛、岳雲父子和大將張憲的謀反罪，其證明結論竟是“或許有”。這樣的證明結論，比沒有結論還要無恥和可恨。可見，證明主體要怎麼 進行證明、要得出怎樣的證明結論，其實都在證明主體的心中。古代帝 王要處死自己不喜的臣子和將軍，是什麼無賴手段都是使得出來的了。

“説服社會”就是要以理服人。這裏的“理”，就是證據、證明的意思。當然，説服社會與影響羣體二者在含義上的差別是很大的。説服社會重在説服，即“用理由充分的話使對方心服”的意思，就是用可靠的證據和規範的論證使社會大眾口服心服。而“影響羣體”中的影響，則是指“對別人的思想或行動起作用”的意思，裏面的“起作用”，更多的或是控制和左右、或是忽悠和欺騙，已經與證明活動、與嚴謹的論證和確鑿的證據沒有關係了。

法國著名社會心理學家古斯塔夫 - 勒龐在其《烏合之眾：大眾心理研究》一書中討論這個問題時就説：“當領袖們打算用觀念和信念——例如利用現代的各種社會學説——影響羣體的頭腦時，他們藉助的手段各有不同。其中有三種手段最為重要，也十分明確，即斷言法、重複法和傳染法。它們的作用有些緩慢，然而一旦生效，卻有持久的效果。”

他對斷言法、重複法和傳染法的解釋是：“做出簡潔有力的斷言，不理睬任何推理的證據，是讓某種觀念進入羣眾頭腦最可靠的辦法之一。一個斷言越是簡單明瞭，證據和證明看上去越貧乏，它就越有威力。一切時代的宗教書和各種法典，總是訴諸簡單的斷言。號召人們起來捍衞某項政治事業的政客，利用廣告手段推銷商品的商人，全都深知斷言的價值。”“但是，如果沒有不斷地重複斷言——而且要儘可能措辭不變——它仍不會產生真正的影響。我相信拿破崙曾經説過，極為重要的修辭法只有一個，那就是重複。得到斷言的事情，是通過不斷重複才在頭腦中生根，並且這種方式最終能夠使人把它當作得到證實的真理接受下來。”“這種力量是來自這樣一個事實，即從長遠看，不斷重複的説法會進入我們無意識的自我的深層區域，而我們的行為動機正是在這裏形成的。到了一定的時候，我們會忘記誰是那個不斷被重複的主張的作者，我們最終會對它深信不疑。廣告所以有令人吃驚的威力，原因就在這裏。”“如果一個斷言得到了有效的重複，在這種重複中再也不存在異議，”“此時就會形成所謂的流行意見，強大的傳染過程於此啓動。各種觀念、感情、情緒和信念，在羣眾中都具有病菌一樣強大的傳染力。這是一種十分自然的現象，因為甚至在聚集成羣的動物中，也可以看到這種現象。馬廄裏有一匹馬踢它的飼養員，另一匹馬也會起而效尤；幾隻羊感到驚恐，很快也會蔓延到整個羊羣。在聚集成羣的人中間，所有情緒也會迅速傳染，這解釋了恐慌的突發性。”

勒龐所説的“三種手段”都不是證明，更不是證明結果，而只是一種利用斷言、重複來使之傳染和影響大眾活動的方式。這種方式所呈現出來的 雖然既不是證明也不是證明結果，但卻真是為一些人甚至許多人所認同， “最終能夠使人把它當作得到證實的真理接受下來”。筆者將之視為一種“被強姦的‘證明結果’”。這與本書所講的證明結果已經完全不是一回事了。這種方式，我們可以從美國政客在發生新冠疫情以後對中國的種種甩鍋抹黑、美國和西方媒體對我國新疆棉的種種污衊造謠就可以看出來：他們“做出簡潔有力的斷言，不理睬任何推理的證據”，而且利用自己所控制的強大輿論手段“通過不斷重複才在頭腦中生根，並且這種方式最終能夠使人把它當作得到證實的真理接受下來”，利用各種場合和渠道使這些“斷言”“形成所謂的流行意見，強大的傳染過程於此啓動。各種觀念、感情、情緒和信念，在羣眾中都具有病菌一樣強大的傳染力”。可見，美國和西方政客們是深得這“三種手段”之精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