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關於政治改革最重要、最好的一篇講話_風聞

鄧的講話那時對全國震撼極大。我當時在那篇受命文章裏説：“這是進入社會主義時期以來我黨領導人對這個問題所作的最明確，最深刻，最全面的一次論述。”發表這篇文章不久後我就去美國留學了，哈佛、普林斯頓等大學那些研究與中國有關的比較政治或廣義社會科學的名學者都説，這個講話是鄧小平最了不起的思想觀念的陳述，是中國政治改革最重要的大框架。

作者簡介

丁學良，生於皖南農村。在國內斷斷續續受過不完整的小學、中學和大學教育。1984年赴美國留學，1992年獲哈佛大學博士學位。現任深圳大學特聘教授兼中國海外利益研究院學術主導、香港博源基金會學術委員會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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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8月18日，鄧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了題為“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講話，同年8月31日，政治局討論通過了這個講話，這就是著名的“8·18”講話。

事後來看，這個講話最重要的有三點。

**一是在更高層次上反省和總結歷史教訓。**為什麼到1976年為止，中國會發生越來越嚴重的一系列錯誤，“文革”等等究竟是“極左”還是“極右”？林彪出事後，王若水向周恩來建言，説林彪事件最大的教訓是極左猖狂，要批左。毛很惱火，認為這實際上是批到他立主的“文革”根子上去了，於是毛創造了一個新詞：形左而實右。這句話到了1976-1978年還在沿用，説四人幫是極右。

**鄧小平的講話，受到兩個推動，一個是北京等大城市的大字報，反思沉重的歷史教訓，一個是李維漢。**李跟鄧小平講，在總結歷史教訓時，要對毛的一些話重新估價。毛説1949年後最大的危險是資本主義復辟，我們中國都沒有什麼資本主義，怎麼復辟？看來更危險的是封建主義復辟、專制主義復辟。後來鄧小平講話中強調，我們面臨的干擾有很多方面，左的比右的危險更大，封建主義的比資本主義的危險更大。

鄧講話的草稿是中央文獻和黨史研究室副主任廖蓋隆寫的，他後來訪問哈佛大學時回憶，鄧小平沒大改草稿，這是他一生能為中國改革做的一件極有意義的事。西方研究社會主義體制的大學者很多人都認為，這是鄧小平講政治改革最重要、最好的一篇。

**鄧講話提出的基本總結是：在這之前發生的一切嚴重錯誤，主要根源之一是“封建主義的餘毒”。**這是原話，這個估價了不得，比用“左”和“右”這個通常的意識形態説法更加深刻、更加高瞻遠矚。鄧講的封建主義，並不是現在學術界講的分封建國，**而是講政治權力與領導體制層面的事，講一言堂與一把手專制多年裏成風氣，講沒有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就會導致一系列嚴重後果。**這就把當時理論界與街頭爭論最多的焦點，做了一個定位，從我們長期以來缺乏民主傳統，深挖根源，追蹤到了封建專制主義。從這一點來講，鄧小平超越了他那一代的絕大多數同事。

我一直認為，鄧之所以能做出這麼深刻、高瞻遠矚的總結，跟他本人和李維漢他們在20世紀早期去西方留學有關。在他們的經驗裏，把“四人幫”、“文革”等一連串的嚴重問題，僅僅歸結為“左”，或者全部算在資本主義頭上，不成道理，説服不了人。他們年輕時在西方待過，一人當官雞犬升天、官商、特權橫行、權力高度集中缺乏制衡、人身依附、對上級“盡忠”這些現象，不能説西方沒有，但在他們留學的西方，這些現象已經不那麼嚴重了。相反，正是在封建專制主義傳統厚重的中國，這些現象極其普遍。

所以，這一代曾在西方留學的共產黨人，在反省和總結1977年以前中國的嚴重問題時，究竟把板子打在哪個身上，他們看得更清楚。最主要是打在封建專制主義身上。有的人很不高興，因為那就是他們的價值觀和行事方式。反封建專制主義“就是反我們”，是他們的心病。

**第二點，對這些封建專制主義遺毒，一是要在思想觀念上批評，但更最重要的是必須從制度上解決。**如果沒有制度的改革，這些問題無法根除。這個視野高度在當時也是很突出的。鄧講了特別有名的一段話：

我們過去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澤東同志這樣偉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嚴重影響，以至對黨對國家對他個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我們今天再不健全社會主義制度，人們就會説，為什麼資本主義制度所能解決的一些問題，社會主義制度反而不能解決呢？**這種比較方法雖然不全面，但是我們不能因此而不加以重視。斯大林嚴重破壞社會主義法制，毛澤東同志就説過，這樣的事件在英、法、美這樣的西方國家不可能發生。他雖然認識到這一點，但是由於沒有在實際上解決領導制度問題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這個教訓是極其深刻的。不是説個人沒有責任，而是説領導制度、組織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

鄧的講話那時對全國震撼極大。我當時在那篇受命文章裏説：“這是進入社會主義時期以來我黨領導人對這個問題所作的最明確，最深刻，最全面的一次論述。”發表這篇文章不久後我就去美國留學了，哈佛、普林斯頓等大學那些研究與中國有關的比較政治或廣義社會科學的名學者都説，這個講話是鄧小平最了不起的思想觀念的陳述，是中國政治改革最重要的大框架。

**第三點，從上面引述的那段話可以看到，鄧小平強調，1949年以後出現的許多嚴重問題不能僅僅歸於一兩個人，也不能僅僅歸於中共一個政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俄國等其它幾個國家也出現過類似的問題。這就把問題的根源挖掘到制度的弊病上，是從歷史的、制度的雙重根源上去追究“文革”後期中國走到崩潰邊緣的深層原因。

把問題看得這麼深刻，才能對怎麼清除封建專制主義餘毒提出正確思路。**所以，鄧小平説只有從制度上保證黨和國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經濟管理的民主化，整個社會生活的民主化，才能把中國的現代化事業持續下去。**他告誡全黨全國尤其是比他年輕的同事們：“這個任務，我們這一代人也許不能全部完成，但是，至少我們有責任為它的完成奠定鞏固的基礎，確立正確的方向。”

**從他那代人開始，到現在已經三代人了，我們依然面臨着清除封建專制主義的基本任務。**鄧對這一點異常清醒。過去這些年裏，國內一旦發生了某些糟糕的事情，馬上就有人將其歸結為資產主義的影響。官商勾結是資本主義的影響，包二奶是資產主義的影響，“乾爹”也是資本主義的影響。那些大老虎家族，一人得道眾親友都能搞大公司，又當官又發財，在發達的西方國家有這麼嚴重嗎？更不要用説用黑社會的手段壓制公民的合理權利，“打死人沒啥，有我爸！”等等。

對這類嚴重問題，怎麼判斷、怎麼挖根源，鄧小平的講話給出了一個到現在為止也沒有過時，到未來很多年內也不會過時的指標性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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