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均預期壽命從35歲升至78.2歲，發生了什麼，意味着什麼？_風聞

當下流行的各種觀點，無不將老齡化先入為主地作為問題、挑戰、發展障礙來看待。但如果我們回顧人類歷史，沒有任何一個歷史時期，能讓一個普通人擁有當今時代高達七八十歲的平均壽命。 

就中國來看，中國人的人均預期壽命從1949年的35歲提高到2021年的78.2歲，與世界發達國家處於同一區間乃至略高的水平，讓“人生七十古來稀”徹底成為歷史。

這難道不是一種巨大的社會進步嗎，在這種進步背後，到底經歷了什麼？

 

1.人類歷史上第一次也是最嚴重的老齡化時代，開端於第二次工業革命初期的19世紀中葉

 

2018年，全世界 65歲以上老年人口數量達到7.05億，超過0-4歲幼兒數量6.8億，這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老人數量超過幼兒數量。 

聯合國人口與發展委員會第51次會議發佈的《世界人口趨勢報告》預計，到2050年，65歲以上老人數量將上升一倍有餘，達到15億，佔總人口的16%。而同期0-4歲幼兒數量基本保持不變，65歲以上老人數量將是0-4歲幼兒數量的兩倍多。

值得特別重視的還有80歲及以上高齡老人的快速增長。1990年，全世界80歲及以上高齡老人的數量為5400萬，2019年升至1.43億，幾乎增加兩倍。預計到2050年，80歲及以上老齡老人將達到4.26億人，2100年更是高達8.81億人。

但人口老齡化這一歷史進程，並非近幾十年才突然出現，其實從人類開啓第二次工業革命，踏入現代社會之初，既已悄然開始。

國外學者Ronald Lee研究認為，人類近代工業化之初的1800年，人均預期壽命僅為27歲，而同期總和生育率高達6.0，65歲及以上人口占比僅為4%，而説明當時的人類社會生得多，但不得壽終的更多，故而老齡化程度很低。

此後每過一百年或者五十年，尤其是進入到20世紀後半葉，人類社會的預期壽命都會上升一個台階，而生育率則下降一個台階，兩者共同導致老齡化率快速上升。

1900年，人均預期壽命30歲，總和生育率5.2，65歲及以上人口占比4%。

1950年，人均預期壽命47歲，綜合生育率5.0，65歲及以上人口占比5%。

2000年，人均預期壽命65歲，總和生育率2.7，65歲及以上人口占比7%。

2050年，人均預期壽命74歲，總和生育率2.0，65歲及以上人口占比16%。

2100年，人均預期壽命81歲，總和生育率2.0，65歲及以上人口占比21。

 

在這個過程中，作為近代工業革命發源地的歐洲國家率先老齡化。法國早在1865年就成為世界上第一個老齡化國家，當時法國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超過10%。隨後，瑞典、英國、愛爾蘭、德國等歐洲國家相繼於19世紀末和20世紀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步入老齡化社會。

而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的長期和平時期，在為人類帶來寶貴發展機遇的同時，也加速了全球老齡化的進程。

首先是歐洲國家在二戰後迅速老齡化。從65歲及以上老人佔比來看，1960年德國為德國為11.47%，法國為11.65%，英國為11.77%，1980年德國為15.65%，法國為13.92%，英國為14.95%，

在人口停滯乃至負增長、而人均預期壽命不斷提高的情況下，歐洲各國的老齡化在上世紀90年代後加速。2000年65歲及以上老人佔比，德國為16.49%，法國為16.06%，英國為15.89%，

2020年這一數據進一步上升，英國為18.7%，法國為20.8%，德國為21.9%，歐洲成為全世界老齡化最嚴重的大洲。

與歐洲隔着大西洋遙遙相望的美國，在二戰後迎來1946-1964年的嬰兒潮，累計出生了7600萬嬰兒，而且吸納了大量歐洲、拉美和亞洲的大量年輕移民，使得其人口結構相較歐洲年輕許多。

但隨着時間推移，到了80年代，由於出生率大幅降低，美國進入老齡化社會。美國65歲及以上老年人佔總人口比重，1960年為9.08%， 1980年為11.56%，2000年為12.33%，2020年為16.6%，預計2030年將達到20.3%，老齡化速度一路加速。

我們的鄰國日本，老齡化速度遠超歐洲和美國。從日本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來看，1960年為5.62%，遠低於同期歐洲和美國水平1980年為8.91%，仍顯著低於歐洲和美國（德國15.65%，法國13.92%，英國14.95%，美國11.56%）。到了2000年，日本65歲及以上老人佔比達到16.98%，已經與歐洲國家幾乎持平（德國16.49%，法國16.06%，英國15.89%，美國12.33%）。此後日本老齡化水平不斷提速，至2020年高達28.4%，一躍成為全球第一。

同時日本於2008年迎來人口頂峯1.28億人後，於2009年開始進入持續的人口負增長過程，2021年人口為1.26億人。

如果追問，一個國家為什麼會發生老齡化，尤其是高度老齡化，或許可以歸納出一個社會特徵組合，即“長期和平環境+前期高生育率、中期和後期生育率斷崖式下降+從前期貫穿到中期和後期的醫療社保體系不斷完善”。

 

一個國家在發展前期，由於經濟快速發展、城市化迅速提高，國民生育意願大增，生育率出現高峯，為未來數十年奠定了一個高基點的人口數量和老後人口規模。

 而到了中期，由於國民生活壓力增大，經濟增長緩慢乃至停滯，國民生育意願斷崖式下降，生育率也隨之大降，導致新生兒數量大大減少，疊加前期生育率高峯的人口進入老年，整個國家的人口結構就會不斷趨於老化。

 同時特別重要的一點，是老齡化顯著的國家，普遍從前期開始就逐漸建立起完整的醫療社保體系，並在中週期不斷完善，使得國民的健康水平持續提高，人均預期壽命也不斷提高，因此也導致老齡化愈加嚴重，甚至向高齡化（80歲以上老人佔比越來越高）發展。

從全世界人均預期壽命來看，這一數據在二戰後不斷延長，由1950—1955年的46.96歲升至2015—2020年的72.28歲。而部分發達國家的預期壽命更是達到百歲以上，根據統計，2007年出生孩子的預期壽命，日本為107歲，美國、意大利、法國、加拿大均為104歲，英國為103歲，德國為102歲。

某種程度上可以説，老齡化是發達國家的“專利”，因為其醫療體系完整，社會保障完善，人們擁有比發展中國家高得多的營養水平、健康狀況和醫療條件，其人均預期壽命自然就會越來越高。同時由於發達國家生活成本高昂、個人尤其是女性自我價值凸顯，導致生育率不斷走低，兩相疊加，老齡化水平自然越來越高。

 

而人口結構年輕的國家則主要是發展中國家，其人口結構年輕的主要原因是生育率高，但由於醫療體系和社會保障體系不夠完善，導致人均預期壽命較低，多在60-70歲之間，而且死亡率較高，因而老齡化在發展中國家不成其為問題。

 

以印度這個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為例，人口已經超過中國，但預期壽命卻遠低於中國，年齡結構也遠較中國年輕。

 

根據公開信息，2022年3月4日中午12點，印度人口規模達到14.1565億，超過中國的14.126億，正式成為世界第一人口大國。

 

聯合國人口基金會發布的《2017年印度老齡化報告》稱，60歲以上人口比例將從2015年的8%上升到2050年的19%，這個老齡化程度遠低於中國2015年16.15%、2050年35%的水平。

 

至於人均預期壽命，權威雜誌《BMC公共健康》上的一篇報告披露，印度孟買的國際人口研究所的科學家研究發現，該國的男性和女性在2019年時的預期壽命分別是69.5歲和72歲，而2020年則鋭減到了67.5歲和69.8歲，分別下降了2年左右。

 

根據官方數據，中國2021年預期壽命78.2歲，比疫情前2019年的77.4歲高出0.8歲，比印度高出10歲上下。

當然，上述老齡化的進程，還有一個必不可少的條件，就是長達數十年甚至一百年的國際和平環境。因為一旦發生戰爭，無疑會讓一個國家損失大量的寶貴生命，而老年人由於生存能力和恢復能力弱於年輕人，更可能受到戰爭的摧殘，從人口結構上看，反而有可能讓一個國家老化的人口結構變得重新年輕。

而且，長期和平環境可以為糧食擴大生產和建立完整醫療和社會保障體系提供充裕的發展空間，而糧食和醫療，無疑是每個人尤其是老年人最底層的剛性需求。

所以也可以説，老齡化本質上是人類社會進入現代之後越來越進步的一個主要表徵。

 

畢竟每個普通人都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擁有更長的壽命，這難道不正代表着人類文明的進步嗎？

2.中國在2000年進入老齡化社會，並且在2020年後進入加速過程，那麼中國快速老齡化背後的成因到底是什麼呢？

 

中國老齡化的各種數據和預測隨處可見，在此不作贅述。但導致中國老齡化的歷史成因到底是什麼呢？

第一個因素，是上世紀五十至七十年代的生育高峯，為2020年以後的老齡化加速提供了人口主力。

 

建國初期中國生育率處於高位，這一點與大多數發展中國家趨同。

 

根據聯合國2019年人口報告，中國在上世紀建國後的五六十年代總和生育率處在6.0左右，當時一位婦女一生平均生育6個孩子，這個生育水平與亞非拉發展中國家處於同一水平。

 

為什麼發展中國家普遍生育率特別高？學術界一般歸納為四個原因：

一是避孕手段、避孕觀念落後，個人或家庭無法有效控制生育；

二是發展中國家新生兒死亡率高，普通家庭為了有適合數量的後代，必須生育更多數量的孩子；

三是發展中國家對孩子的撫養觀念停留在衣食温飽層面，撫養成本相對較低，而發達國家的家庭注重從生活、教育各個方面加大對孩子的培養成本，那麼能撫養得起的孩子數量必然減少，從而決定了少生孩子、大力培養的生育策略；

四是發展中國家經濟欠發達，女性缺乏獨立經濟地位，生育功能被社會放大，生育意願普遍較強，而發達國家的女性顯然擁有豐富得多的發展機會，女性的生育功能讓位於個人自我價值的實現，故而生育率大幅下降。

 

而以上原因大多在建國之初的中國社會普遍存在，因此五六十年代中國的生育率高達6.0左右。當然在改革開放之後這些因素逐漸消解，後文將做分析。

 

第二個因素，是建國後中國人的營養水平和醫療條件極大改善，死亡率大幅下降，預期壽命大幅提升，老年人口數量自然而然地在2000年特別是2020年後越來越高。

新中國成立之初到1978年改革開放以前，是死亡率下降最迅速的時期，學術界稱之為死亡率的快速下降期。根據統計，新中國成立之初，人口粗死亡率高達20‰，嬰兒死亡率高達200‰，相當於每出生5個嬰兒就有一個活不下去。同時人均預期壽命僅為35歲（在1950年年初迅速增長到50歲左右）；到1978年，人口粗死亡率下降到6.25‰，嬰兒死亡率下降到50‰以下，人均預期壽命增長到64歲左右。

 

改革開放以後至今，嬰兒死亡率持續下降，人均預期壽命繼續增長。這一時期，人口粗死亡率基本保持在6‰—7‰，嬰兒死亡率繼續下降，到2016年下降到7.5‰，人均預期壽命增長到76歲以上。（《新中國人口學研究70年》）

 

根據最新統計，中國2021年預期壽命為78.2歲，而美國卻由於新冠疫情應對不善出現倒退，2021年為76.6歲，比中國低1.6歲，比美國疫情前的2019年78.86歲低2.26歲。

 如果再將新生兒死亡率、傳染病防治等數據做國家間的橫向比較，中國在各種指標上與發達國家十分接近，與發展中國家則拉開十分明顯的差距。

 從新生兒死亡率看，有學者統計，2014年中國新生兒死亡率（千分之一）為5.9，與發達國家處於同一水平，同期美國為3.7，日本為1.0，德國為2.2，英國為2.5，法國為2.3；而發展中國家新生兒死亡率顯著高出數量級，同期墨西哥為7.4，巴西為9.6，印尼為14，印度為28.6，世界平均為19.7。

 從傳染病防治看，2014年中國的結核發病率（例/10萬人）為68，美國3.1，日本18，德國6.2，英國12，法國8.7；發展中國家墨西哥為21，巴西為44，印尼為399，印度為167，世界平均為133。

 兒童麻疹免疫接種率，2014年中國為99%，美國為91%、日本為98%、德國為97%、英國為93%，法國為90%；發展中國家墨西哥為97%，巴西為97%，印尼為77%，印度為83%，世界平均為85%。

 正是建國後五六十年代尤其是1962-1973年間嬰兒潮出生的2億多人口，在出生和成長階段享受到了中國婦幼保健和醫療體系快速完善的紅利，才能獲得遠超過舊中國和當今發展中國家的預期壽命，並且成為2020-2035年低齡老人高峯（此時年齡正好在60-70歲區間）和2035-2050高齡人口高峯（此時年齡正好在75-80歲區間）的主要構成力量。

 

第三個因素，是80年代以來受計劃生育、個人價值凸顯和生育成本上升等諸多因素影響，中國生育率一路下降。

 

自80年代以後，中國的總和生育率迅速下降，1980-1985年為2.5，1990年以來更是降至2以下。而同期發展中國家的生育率雖然也在下降，但下降速度緩慢得多，比如非洲目前約為4.72，拉丁美洲為2.14，都顯著高於中國。 

人口政策在這個過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國在20世紀70年代初，將控制人口增長納入國民經濟發展計劃，實施了“晚、稀、少”的人口控制措施，繼而在1980年開始提倡一對夫婦生育一個孩子，隨後更是在全國範圍實行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

 不過，進入2000年尤其是2010年後，計劃生育政策對生育率下降的影響力逐漸減弱，而生育成本上升，比如房價和教育費用的飆升，新一代的80後、90後女性追求自我價值、不願被生育羈絆，成為更重要的拉低生育率的影響因素。

 

可以説，中國的生育率水平在過去幾十年間，迅速向發達國家靠攏，這是中國進入市場經濟發展道路之後國民自主選擇的結果，具有世界範圍的普遍性，並不受生育政策的決定性影響。

 

3.老齡化的“鍋”，不能讓計劃生育政策來背

 

雖然近年對計劃生育的批評不絕於耳，認為是計劃生育造成了中國的老齡化，併為中國發展製造了重重障礙。

但回顧八十年代所面臨的社會現實，如果不實行計劃生育，糧食、資源、就業等方方面面的現實壓力，將使處於改革轉型攻堅階段的八九十年代中國社會的壓力無比巨大。

有學者做過測算，計劃生育實施期間累積少出生人口在2.5億左右。如果這羣人真的出生，那麼將對中國的糧食產生巨大壓力，將使中國的房價再上數個新台階，也會造成遠比90年代下崗潮和2008金融危機嚴重得多的就業和經濟危機。

正因為出生人口減少，才能使事關生活水平、發展環境的一系列人均指標大幅增長。以營養水平來看，1980年以來，中國人均脂肪供應量提高了約1.8倍，人均蛋白質供應量和人均食物供應量分別提高了約81%和44%。1990年以來，人口營養不良比例下降了約56%。（《中國現代化報告2017：健康現代化研究》）

類似的人均數據，在教育、醫療等方方面面都有着相近的體現。

如果是在不實行計劃生育、任由人口大幅增長的情況下，這樣的成績是很難取得的，中國人或將長期處於營養不良、健康狀況堪憂、得不到充分教育的處境下掙扎。

這裏再從糧食自給率的變化看人口政策背後的考量。

糧食自給率是衡量國家糧食安全水平的一項重要評估指標，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糧食自給率在100%以上，就屬於完全自給；在95%~100%的水平，屬於基本自給；在90%~95%的水平，是可以接受的糧食安全水平；一旦小於90%，糧食供求的風險就會增大。根據流向統計法和消費統計法計算，中國糧食自給率接近90%的安全水平。

改革開放40多年來，中國糧食總產上升趨勢明顯，從1978年的30477.0萬噸上升到2018年的65789.2萬噸，增長了115.9%。中國人均糧食佔有量也呈現明顯上升趨勢，從1978年的325.8千克上升到2018年的472.4千克，增長了45.0%（見圖19-1），超過聯合國規定的人均400千克的糧食安全線的18.1%。（《中國糧食安全：戰略與對策》

但應該特別注意的是，1996年人均佔有量達到80年代以來的最高點之後便一路下降，2003年中國的糧食人均產量跌破350公斤，回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水平，低於聯合國規定的人均400千克的糧食安全線，這讓中國人似乎又有了吃不飽飯餓肚子的隱憂。

所以也能夠理解，為什麼在2000年尤其是2010年後中國生育率出現大幅下滑後，政策上對放開生育依然十分謹慎，背後對糧食的考量可能是重要因素之一。

恰好是在中國糧食再次登上新高峯的2015年前後，糧食供應對於國內人口規模已經出現絕對富裕，計劃生育政策才開啓進一步更大力度的放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