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地震，歐洲救援有所保留，為什麼歐洲用冷屁股招呼土耳其？_風聞

2月6日凌晨，土耳其卡赫拉曼馬拉什省突發7.7級地震，至今已造成上萬人傷亡，並伴有難以估量的經濟、社會損失。地質專家甚至稱此次地震的救援工作是“毫無希望”的。面對此次地震，西歐國家評價不一，救援力度也有所保留，這些國家不是一向宣傳人道主義嗎？其實這些都是土耳其與歐洲複雜的關係導致的結果。而土耳其與歐洲若即若離的關係，並非現代社會的產物，而是根植於土耳其與歐洲的歷史之中。

一、伊斯蘭的國度

伊斯蘭教於公元7世紀初誕生，很快就傳播到整個阿拉伯地區，並迅速建立起一個政教合一的軍事帝國。隨着阿拉伯帝國的擴張，如今的土耳其也被納入其領土，經歷了包括塞爾柱王朝在內的八百多年曆史。奧斯曼帝國建立後，伊斯蘭教依舊是其全民信仰的宗教。

1517年，奧斯曼帝國正式頒佈各項國家法律制度，將伊斯蘭教上升到法律的高度。可以説，從此以後，伊斯蘭教的教規、教法就是國家的法律，任何違反教法的行為都將面臨嚴厲的懲罰。對於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的人民而言，他們首先認為自己是穆斯林，然後才是帝國的臣民。而對於奧斯曼帝國統治者而言，他們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維護和促進伊斯蘭教的鞏固與傳播。

18世紀以後，曾經盛極一時的奧斯曼帝國落後於西歐，並在數次戰爭中慘敗，被譏諷為“西亞病夫”，這動搖了帝國上層對伊斯蘭舊法的堅持。19世紀以後，奧斯曼帝國進行了包括“蘇丹馬哈穆德二世改革”、“坦齊馬特改革”在內的一系列歐化改革，在國家內部建立起西方式的常備軍、文官制度、現代税收制度等。這一系列改革，雖然在一段時間內推動了奧斯曼帝國軍事力量的發展，但卻因為觸動了伊斯蘭舊貴族以及佔全國人口絕大多數的普通穆斯林的習俗和利益，最終導致了大範圍的暴動。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凱末爾發動革命，不僅讓土耳其從戰敗被殖民的命運中獨立出來，還建立了第一個土耳其民主政體——土耳其共和國。凱末爾帶領土耳其走向獨立後，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其中最重要的一環就是推行政教分離，這項措施有着深遠的影響。但在上世紀末，隨着繁榮黨的崛起，土耳其長達數十年的民主化進程被打斷，舊有的伊斯蘭勢力復興，再度成為左右國家前進方向的主要力量。

綜上所述，土耳其雖然曾一度有過政教分離的民主化改革進程，但伊斯蘭教文化、勢力早已根植於其歷史發展的土壤之中，如今伊斯蘭教在土耳其復興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

一代領袖凱末爾

二、歐洲文明的“公敵”

歐洲文明源自古希臘、羅馬，而後深受基督教的影響。自從基督教被立為羅馬國教後，其在歐洲的影響力與日俱增，連遠在歐洲邊緣的俄羅斯都接受基督教的洗禮。因此，歐洲和土耳其在宗教上天然存在對立。

不僅如此，當奧斯曼帝國的軍隊染指歐洲後，原本只是形式上集中在教皇之下的歐洲大陸，逐漸意識到外部敵人的威脅。1453年，奧斯曼帝國攻佔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爾），直接將這種敵對情緒推向高峯。君士坦丁堡作為拜占庭帝國的都城，不僅對歐洲各國來説有着重要的歷史意義，對基督教世界而言也有着特殊地位。當它被歐洲基督教徒視為“異教徒”的奧斯曼土耳其人攻佔後，引發了歐洲的恐慌。雖然，歐洲人最終阻止了奧斯曼繼續北上，但依舊視其為洪水猛獸。

伊斯坦布爾

正是在這樣的歷史階段，歐洲人逐漸明確了自我和他者的界限，“野蠻”的土耳其人就是整個基督教文明的公敵。隨後，西歐經歷了包括“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啓蒙運動”在內的一系列現代化運動。這都促使西歐文明迅速發展，而固步自封的奧斯曼帝國則依舊在保守落後的伊斯蘭教規下過着一成不變的生活。這又進一步導致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始終無法被歐洲人視為自己的一份子。

因此，無論是宗教上的衝突，還是文化上的差異，土耳其都無法真正融入歐洲，甚至被視為威脅歐洲安全的一大隱患。

三、地緣政治的犧牲品

當然，二戰後，土耳其與歐洲的關係一度有所緩解，但這並不是因為歐洲各國對土耳其不再保有敵意，而是地緣鬥爭的結果。

二戰後，美蘇兩國實力凌駕於諸國之上，並各自組織陣營，展開了曠日持久的冷戰。對於西歐各國而言，抵抗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則成為他們國家安全的首要任務。此時土耳其正值現代民主化改革時期，尤其是政教分離政策的實行，給了西歐一定的安全感。因此，土耳其就成為他們在中東歐及中東地區抗衡蘇聯的重要力量，一度與西歐等國建立起不同程度的合作協定。

但是，當上世紀90年代蘇聯解體之後，歐洲各國的重點變成經營原社會主義陣營的中東歐國家，將他們納入歐盟之中，限制繼承了蘇聯絕大多數軍事力量的俄羅斯。而土耳其的重要性則遠不如前，加上此時土耳其伊斯蘭勢力復興，更加重了歐洲對伊斯蘭教根植於土耳其歷史中的懷疑。因此，從上世紀90年代後，土耳其多次試圖融入歐洲，但是，加入歐盟的計劃都無疾而終。可以説，現在的土耳其與歐洲曖昧而複雜的關係，更多的是地緣政治鬥爭的結果。

文史君説

土耳其作為橫跨亞、歐的國家，一直都是三洲五海之間聯繫和交往的重要橋樑紐帶。但是，因其宗教的特殊性、與歐洲長期的不信任以及特殊的地理位置，土耳其始終被當作歐洲的敵人以及處理地緣政治的“工具”。土耳其自身文化的特殊性也讓它的精英和民眾無所適從，一面是根植於歷史和民族文化中的伊斯蘭教，另一面則是想要擁抱歐洲和現代化的嘗試，兩者之間的矛盾讓土耳其難以做出穩定的抉擇。這也導致土耳其與歐洲只能在這種尷尬、複雜的狀態中游離。

參考文獻

彭樹智：《伊斯蘭教與中東現代化進程》，西北大學出版社，1997年；

楊兆鈞：《土耳其現代史》，雲南大學出版社，1990年；

劉中民：《伊斯蘭復興運動與土耳其的社會歷史發展》，《寧夏社會科學》2000年第3期。

（作者：浩然文史·史海尋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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