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議員: 美國製造業要捲土重來, 只需巧施一計雙重“陽謀”_風聞

****導讀：****作為“去工業化”的先行者，美國既嚐到了甜頭，又吞食了苦果：自20世紀後期以來，美國一方面將發展重心轉向服務業與知識技術密集型產業，擁抱全球化併成功在知識競爭時代奪得高科技全球領導地位；另一方面也飽受“產業空心化”的負面影響——國內製造業崗位外流嚴重，國內需求日益依賴國外進口，地區差距與收入不平等的加劇進一步助長了美國國內右翼民粹主義的興起。在此背景下，國際產業轉移的主要接受者中國，成為了美國民怨的發泄對象。伴隨着去工業化負面影響的不斷顯現，“中國搭美國便車”、“中國佔美國便宜”等觀點在美國內越來越有市場，在特朗普發動對華貿易戰之後幾乎成為了美國決策層的主導性思維。就此而言，本文即是一篇反映上述典型對華思維的評論文章。

   **全文圍繞兩個相互關聯的基本問題展開討論：其一，如何改善對華貿易不平衡？其二，如何重建美國的製造業基礎？****在本文作者、美國眾議院議員康納看來，美國人應該擁抱一種新式“經濟愛國主義”，追求一種植根於普通美國人利益的全球化，拒斥在過去40年裏持續破壞美國經濟社會結構的“無約束的全球化”。**在對外關係領域，美國應尋求與中國達成貨幣與貿易協議，説服中國採取措施改善中美貿易不平衡狀況，同時還應通過“友岸外包”加強與夥伴國在供應鏈轉移方面的協調合作；而就單邊政策而言，本文認為美國可通過機構設置、税收政策與政府財政支持等手段，刺激國內生產、產品出口與就業機會迴流，進而重塑美國製造業的全球競爭力。

    美國的工業復興將產生巨大影響：重振美國國內生產，促進貿易平衡，將有助於緩解緊張的中美關係，實現國內民主繁榮的承諾，並確保全球化服務於所有美國人，而非僅僅效忠於少數羣體。**但不可否認的是，即使美國成功實現了貿易平衡，美國對中國的定位仍將是競爭對手。**對此，美國應避免國內滋生一種針對中國或其他國家的新版“麥卡錫主義”，積極尋求與中國開展合作，同時在氣候變化、全球糧食安全和軍備控制等共同關切的議題上，尋找中美兩國的合作空間。歐亞系統科學研究會特轉發本文，供讀者參考。文章由“法意觀天下”編譯，原刊於《外交事務》2023年1-2月刊，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

新工業時代：

美國應再次成為製造業超級大國

文｜Ro Khanna翻譯｜胡可怡來源｜Foreign Affairs

▲ 圖源：foreign affairs

對許多美國公民而言，“美國夢”已經縮水了不少。近幾十年來，美國逐漸喪失了“世界工廠”的地位，並且愈加依賴商品進口。1998年至今，不斷擴大的貿易逆差使美國丟掉了500萬個國內製造業高薪崗位，近7萬家工廠被關停。小城鎮被“掏空”，社區被摧毀。財富集中於主要沿海城市，老工業區被無情“遺棄”，這導致社會不平等進一步加劇。沒有大學學位的美國人躋身中產階級的難度越來越高，而社會階層流動性的枯竭進而激發了憤怒、怨恨和不信任的社會情緒。製造業的萎縮不僅傷害了美國經濟，也危及美國的民主進程。

**在美國的去工業化進程中，中國的影響不容忽視。**2000年，在中國正式加入世貿組織（WTO）之前，美國國會通過了給予中國“永久性正常貿易關係地位”的議案，1985年至2000年間，美國對華貿易逆差從60億美元穩步增長至830億美元。但在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後，美對華貿易逆差急劇膨脹，目前已經達3090億美元高位。相較於1994年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影響（該自貿協定促使一些美國製造業、農業崗位轉移至墨西哥），貿易自由化對美國工廠和農村城鎮造成的破壞更加嚴重，這在美中西部和南部地區表現得尤其明顯。這種破壞性影響助長了美國社會中的反移民仇外心理、反亞裔仇恨和右翼民族主義，而這些情緒進而訴諸極端主義和暴力，威脅着美國國內民主進程。

**▲****中國“入世”之後中美貿易逆差統計圖。**圖源：US Census Bureau

**在過去一段時間內，美國錯誤地相信了中美能從中國融入全球貿易體系的進程中平等受益的觀點，如今美國對自己曾經的“天真”懊悔不已，而這種懊悔幾乎成為了美國外交決策圈的共識。**然而，這種共識並不總是明確表現在美國的政策與願景表述之中。拜登政府已經採取諸多措施支持美國本土製造業發展，鼓勵就業崗位從海外迴流，並試圖阻止中國獲得尖端半導體技術。但是，美國需要制定具體地區導向的針對性戰略來實現上述議程，以此復興國內落後地區。與此同時，還需加強公私部門之間的合作與配合。

**美國人應該擁抱一種新式“經濟愛國主義”，從而刺激國內生產、產品出口與就業機會迴流。**一項區域振興計劃，將給那些飽受數十年經濟衰退之苦的落後地區帶來希望的曙光。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美國決策者只是“作壁上觀”，施捨給那些因產業自動化和外包而失業的人羣的幫助也不過是杯水車薪。重建美國的工業基礎並不意味着美國應該背棄世界，也並不意味着需要倡導那種刺激2016年英國脱歐的孤立式經濟民族主義。相反，美國可以在重振關鍵產業的同時，仍然保持與其他國家的關鍵貿易關係，實行開放性移民政策，釋放創新潛能，激發創新活力。

經濟需求必須成為美國對華外交決策的驅動力，這既是為國家繁榮考慮，也是為了國內和全球安全。**改善貿易不平衡狀況將有助於緩解緊張局勢、平息民粹主義憤怒以及由供給衝擊導致的地緣政治風險。**在與中國政府的每一次對話中，美國都應將“生產再平衡”作為交涉重點。美國決策者需要為減少對華貿易逆差設定年度目標，並通過雙邊談判與單邊政策調整（如支持美國及其友好國家的製造企業）以盡力實現既定的目標。這些舉措將有助於緩解國內失業、去工業化影響，以及隨之而來的阿片類藥物濫用危機等一系列破壞美國社會穩定的因素。若將以上設想變為現實，美國不僅將改善對華關係，還將進一步深化建立繁榮國家的目標，為世界各國樹立榜樣。

1**“我們仍然在生產產品”**

貿易逆差是美國工業基礎衰落的重要標誌。麻省理工經濟學家大衞·奧托（David Autor）指出，在本世紀頭十年，受勞動密集型產業大舉轉移至中國的影響，美國國內總共失去了240萬個工作崗位。20年後，由於美國對華貿易逆差激增，美國國內丟失的工作崗位數量攀升至370萬個。貿易逆差凸顯了美國國內工業的衰退：2020年製造業佔據世界貿易總額的71%，2019年美國從中國進口的商品中近73%是製成品。

許多經濟學家和企業家並不覺得美國喪失製造業是一件需要引以為憾的事，他們認為，美國的經濟發展模式更多地以服務業、生產知識和創新為導向。然而，創新與生產之間存在着本質上的內在聯繫。美國內研發支出的一半以上都流向了製造業，而且正如十多年前英特爾首席執行官安迪·葛洛夫 (Andrew Grove) 所言，創新的關鍵環節是隨着新技術從產品原型投入規模量產而發生的“規模化”。但由於製造業大規模遷往海外，這種“規模化”在美國國內出現得越來越少。葛洛夫哀嘆道：“缺乏‘規模化’，我們不僅將失去工作機會，還將丟失對新技術的掌握，最終摧毀我們的創新能力。”

另外，美國製造業工人熱衷於加入工會謀求權益保護，以此鞏固自己的中產階級地位；從20世紀40至70年代，堅實的工業基礎和強有力的工會參與使美國中產階級羣體迅速擴大。美國製造業崗位逐漸被服務業崗位取代的進程，實際上也是一個削減高薪穩定崗位數量，用低薪不穩定崗位取而代之的過程。

一些人認為，美國製造業向中國轉移並非上述轉變的罪魁禍首，製造業自動化才是。誠然，自動化和生產方式的轉變無疑是導致美國製造業崗位萎縮的重要原因。但德國的自動化同樣也影響了就業，將美國與德國進行比較有助於得出更具啓發性的見解。2000年至2010年期間，美國丟失了約33%的製造業工作崗位，而德國只失去了11%，這主要因為德國始終保持着貿易順差。時任英國首相托尼·布萊爾曾請求德國總理安格拉·默克爾解釋德國的成功秘訣，**默克爾回答説：“布萊爾先生，我們仍然在生產產品。”**據經濟學家戈登·漢森（Gordon Hanson）觀察，由於德國擴大了機器零件出口，被擠出紡織業和傢俱製造業的工人仍能“轉業”到機器製造行業繼續工作。在德國，約有20%的勞動力從事製造業，而美國卻只有8%。通過擴大本國出口型製造業規模，德國得以有效緩衝來自中國工業的衝擊。相比之下，失業的美國工人卻只能去往工資待遇更低的服務業謀生，這嚴重打擊了美國中產階級羣體。此外，德國還大舉投資勞動力培訓和學徒計劃，以此促進本國工人適應高科技的未來發展；而美國卻從未採取過類似舉措。

貿易戰期間，從2018年到2020年，美國對華貿易逆差減少了近1000億美元。**儘管特朗普的關税政策已開始着手修補美國製造業這艘正在下沉的船上的漏洞，但他缺乏一個重新啓動美國生產線的全面綱領。**特朗普雖然削減了企業税，但並未投資下一代製造業，美國大企業則將減税帶來的收益用於投機二級金融市場和三級衍生品市場。在2019年新冠大流行期間，由於美國人“宅”在家的時間更長，並且增加了對中國製造家用品和電子產品的購買，美國對華逆差在2021年再次飆升。2021年，美國從中國共進口了總價值達1350億美元的電子設備（如半導體和手機），600億美元的電視、相機和無繩電話，1160億美元的機械設備，以及400億美元的玩具、遊戲和運動器材。在汽車零部件製造方面，中國也已經取代了美國；全球汽車供應鏈的30%由中國佔據。以上動態不僅凸顯在美國消費者和生產商的習慣與偏好當中，美國各地倒閉的工廠、荒涼的城鎮和掙扎中的社區更是美國內受貿易逆差影響的力證。

2**“阿片藥物戰爭”的長期陰影**

美國內每個行業在出口產品時都面臨一個主要障礙：美元的強勢地位。較之於歐元、盧比、日元或人民幣，美元更具吸引力和穩定性。然而極為諷刺的是，擁有“世界貨幣”地位的美元，也導致美國出口產品和服務的定價過於昂貴，使其難以在全球市場上贏得競爭優勢，事實上，美國一直在“補貼”其他國家的出口產品。

**首先，就像1985年裏根總統與德國、日本達成的《廣場協議》一樣，美國可尋求與中國談判達成一項貨幣與商品協議。**當時，德日兩國都同意限制本國對美製成品傾銷並接受美元貶值，以此助長全球市場對美國產品的需求。另外，德日中央銀行都同意聯合干預外匯市場防止美元過度升值，同時限制本國產品對美出口。儘管這些協議都經由自願談判達成，但是美國明確向德日兩國挑明瞭另一種可能方案：若未能成功達成協議，美國將別無選擇，只能採取單方面行動壓制德日產品進口，使估值過高的美元貶值。

今天的美國政府也應該效仿上世紀80年代對德日兩國威脅徵收針對性關税的做法，將其應用到與中國的交涉之中。**此外，美國還應該重振進出口銀行並加大對該機構的投入。**進出口銀行（Export-Import Bank，EXIM）是美國政府官方出口信貸機構，其職能在於協助美國公司向海外出口商品。長期以來，美國政府一直拒絕為本國產品出口提供支持，這種立場現如今已不可行。在進出口銀行的支持下，美國製造業企業能夠獲得大量政府補貼，這將降低投資美國工業的風險，提高美國產品的出口競爭力。儘管如此，美國也應保持謹慎，避免濫用進出口銀行的支持對一些低收入國家的工業發展進程形成阻礙，美政府應該將清潔能源技術出口（比如電池與太陽板）作為補貼重點，與中國政府補貼的清潔能源產品競爭。美國應該像其競爭對手那樣，大力促進產品出口。

中國也承認貿易逆差具有危害，並且指出19世紀中英鴉片戰爭即起源於貿易不平衡。19世紀早期，英國對茶葉、瓷器和絲綢等中國商品有着強烈需求，然而中國卻對毛織物等英國商品缺乏興趣。英國人用白銀購買中國商品，導致價值數百萬英鎊白銀外流，英鎊貶值。為了平衡貿易赤字，英國商人開始向中國出售鴉片，數百萬中國民眾對鴉片上癮，英國鴉片出口利潤飆升，這進而促進了中國社會的瓦解，清王朝不得不採取措施禁止並銷燬從英國進口的鴉片，而這些禁煙舉措最終成為了1839年第一次鴉片戰爭的導火索。誠然，這場衝突的爆發與歐洲帝國主義擴張的時代背景脱不開關係，但鴉片戰爭也是貿易逆差引發國家間衝突的典例。

如今，大國競爭加劇了中美關係緊張，貿易逆差更加助長了敵意，放大了許多隻關注經濟安全的美國民眾的恐懼情緒。在此背景下，貿易再平衡舉措有利於緩解美國社會因為失業和去工業化而產生的不滿之情，減輕對美國社會結構造成的傷害，包括阿片類藥物濫用危機。

3****美國製造

為了成為更堅挺的出口國，美國需生產更多產品，將製造業產能釋放到戰後前所未有的水平。首先，應成立一個需向總統報告的新“經濟發展委員會”（Economic Development Council）**，專注於投資本國製造業並與工業界建立夥伴關係。**該委員會應有權從聯邦政府、學術界和私營部門徵集信息研究貿易逆差，並且能夠同時召集包括商務部、國防部、能源部、內政部、國務院、財政部及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在內的主要政府部門以及私營部門的代表，以此確保美國擁有再次成為世界製造業超級大國所必要的資本投資。例如，在制定振興去工業化地區戰略時，政府應該參考漢森（Gordon Hanson）正在彙編的有關落後地區經濟社會狀況的大量數據。總之，一個全面再工業化計劃的執行，需要設立一個負責總體協調的機構，確保所有相關部門以同一步調開展工作。

經濟發展委員會應該利用聯邦資金和採購協議幫助美國企業獲得重建本國製造業基礎所需的資金。**政府必須進行針對性的、有限度的外科手術式財政干涉，尤其需特別關注美國中西部和南部那些飽受去工業化進程負面影響的地區。**政府不應無期限、無限制地動用公共資本支持本國企業，而應優先幫助那些業已吸引私營部門融資的項目。

**國會也要發揮作用通過税收抵免説服企業將生產鏈帶回美國，並對那些關閉國內工廠而將製造基地轉移至海外的美國公司徵收10%的離岸企業税。**另外，國會還應該加強對“製造業拓展合作伙伴計劃”（Manufacturing Extension Partnership，MEP）的資助力度，這是一個旨在為製造商提供各種技術援助的公私夥伴關係。2022年，拜登總統已決定向這一夥伴計劃增加1.25億美元預算投入，但為了發展美國本土中小型製造企業，即使增加10倍於此的資金也毫不為過。

**美國應致力於重振關鍵行業的生產。**1970年，美國鋼鐵產量佔全球總產量的20%；如今，這一數字已降至4%。美國現在是世界第二十大鋼鐵出口國，但卻是第二大鋼鐵進口國。相比之下，中國鋼鐵佔全球市場的57%。自1990年以來，在美國鋼鐵廠工作的人數從約25.7萬人降至約13.1萬人。聯邦政府可通過提供資金支持，或者要求聯邦基礎設施工程承包商採購由美國製造的鋼鐵，以此提高本國鋼鐵產量。美國的鋼鐵出口不需要發展到能夠支配全球市場的程度，但美國可以尋求在鋼鐵技術創新方面發揮帶頭引領作用，比如關注新一代輕質高強度鋼的研發，這種鋼材能夠使電動汽車在單次充電後行駛的里程更長。美國新建的工廠已經開始朝着這個方向發展：例如，紐柯（Nucor）公司在肯塔基州新建的鋼板製造廠將為風力渦輪機等需求旺盛的機器供應精密厚壁鋼。

鋁產業，是美國另一個被佔去大部分地盤的行業。在1980年，美國曾是世界上最大的原鋁生產國，但到了2021年，美國已經跌至第九位，中國佔據着全球鋁產量的57%。2001年，美國國內還有逾9萬鋁業工人，如今這個數字僅為5.6萬。廉價、划算的鋁冶煉產業依賴對低成本能源的使用，這是中國在鋁生產過程中使用火力發電的原因。美國可以在鋁生產中使用更清潔的綠色能源，並在未來產業中佔據領先地位，這一過程能夠為國內帶回數以萬計的工作崗位。

拜登政府通過的《通脹削減法案》和《芯片與科學法案》決定在關鍵技術領域投資數千億美元，此舉也將對工業產生振興作用。英特爾在俄亥俄州投資200億美元新建的半導體工廠將為該州創造1萬多個就業崗位；美光科技（Micron）將在紐約州北部投資1000億美元，創造5萬個新就業崗位；升騰元素（Ascend Elements）將在肯塔基州投資10億美元建設一座鋰電池材料工廠。這些公司重返美國部分出於自動化使然，但它們仍將創造許多薪資待遇更高的崗位。2022年，美國已經付諸行動從海外帶回35萬個工作崗位，美國製造業的復興是能夠如願以償的。

有些人認為，政府對本土工業的資助會鼓勵那些失去生產力和競爭力的公司變成靠聯邦資金維持生計的“蛀蟲”，但歷史上的例子卻與此恰恰相反：克萊斯勒、通用汽車和洛克希德·馬丁等公司在二戰和美蘇太空競賽期間獲得了大量聯邦資金支持，但仍然維持着高生產率與可觀的商業效益。此外，獲政府資金支持的公司也能夠更好地籌得私人資金。例如，英特爾在俄亥俄州的初始投資為200億美元，但該投資金額能夠增加至1000億美元，其中僅一小部分資金直接源於芯片法案。私人資本將為美國的再工業化進程提供動力。

政府的資助對象只能是那些參與了公開競爭性招標過程的公司，並且還須確保受到資助的公司在某種程度上已經能夠獨當一面地應對市場競爭的考驗，以免重蹈索林佐公司****的覆轍（Solyndra，在奧巴馬執政期間曾被當作能源創新樣板企業獲得政府批准的5.35億美元聯邦貸款擔保，2011年9月宣告破產）。 雖然索林佐公司的失敗仍然是共和黨詬病民主黨政府常引用的論據，但奧巴馬時期其他成功的政府資助案例頗值得稱道，例如電動汽車公司特斯拉和航天器製造企業美國太空探索技術公司（Space X）。共和黨繼續呼籲政府通過州一級的税收激勵政策和補貼對公司進行投資。 

除了支持先進製造業之外，政府還應扶持下一代護理工作的發展。正如經濟學家丹尼·羅德里克（Dani Rodrik）所言，數字技術尤其有助於提高護理行業從業者的工作效率。政府應該通過技術資助和激勵措施，改善兒童保育和老年護理的工作環境與效率，並在此過程中提高這些護理崗位的薪資待遇。

一種新式經濟愛國主義意味着明確堅決地拒斥其他模式。《華爾街日報》日復一日地嘲笑芯片法案。但在開放社會中，這種來自媒體的批評有助於扼殺裙帶資本主義滋生的風險。政界、商界和教育界的領袖可以共同採取行動開發人力資源，創造更多高薪崗位，保持有活力的經濟增長，一齊建設21世紀的“進步資本主義”。

4****稀土目錄

在振興傳統產業的同時，美國也需聚焦未來產業所需材料和零件的獲取。目前，中國擁有世界上76%的鋰電池產能，美國僅佔8%；中國佔據60%建造電動汽車、風力渦輪機和太陽能設備所需的稀土金屬產量，而美國僅佔15.5%。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羅斯福政府就意識到對關鍵資源的掌握是當務之急。康奈爾大學經濟學家羅伯特·霍凱特（Robert Hockett）指出，為了避免在關鍵產品上過於依賴對手，美國政府常常在衝突爆發之前先發制人地囤積自然資源以及本國產品，並對國內生產力進行大舉投資。二戰期間及戰後美國在歐亞地區所取得的成功一定程度上便歸功於這種“囤貨+投資”。戰後幾十年里美國的工業領先地位也是受益於此。

**如今，美國需要一個確保鋰、鈷和石墨供應的計劃，支持企業探索綠色能源的未來。**電池公司Novonix是《通脹削減法案》的受益者，該公司正在開闢全新領域，在查特怒加市開設了一家生產合成石墨的工廠，這種新工藝製成的合成石墨的加工過程比天然石墨更加清潔。美國政府應迅速採取行動，支持企業進行類似的探索與努力。

美國政府還可以將國防儲備（National Defense Stockpile）**充分利用起來。國防儲備的設立，旨在儲存稀土礦物質以應對供應鏈的突發中斷。**在過去70年裏，該儲備的總價值已從1952年的420億美元（扣除通脹因素），跌至2021年的8.88億美元。國會應至少將儲備的總價值增加一倍，並加大對國內稀土材料的購買力度。

**最為緊迫的是，美國政府必須確定有哪些防禦系統依賴中國製造的產品。**美國依賴由中國進口的許多重要材料，包括用於製造夜視鏡和核武器的銻。國會應要求國防部審查核定所有國防設備零件的原產國，並且保證所有零件擁有備用供貨渠道保障，做到防患於未然。

另外對人們的日常生活而言，智能手機或許是更為重要的國外產品。美國政府應採取措施鼓勵企業將關鍵手機零部件的生產鏈（如顯示屏、半導體芯片、電池、傳感器和電路板等）轉移至美國及其盟國，此外，還需推動澳大利亞、印度和日本等夥伴國家增加本國手機電子元件的生產。如果美國及夥伴國家沿着正確的方向聯合行動，美國進口的中國組裝手機的比例有望在五年之內減少一半。

**美國的“再工業化”進程並不以犧牲世界其他國家的利益為代價。**美國及七國集團（G7）需為世界各國提供另一種替代性的基礎設施籌資選擇。為此，**美國應該深刻把握發展中國家到底需要什麼、想要什麼，尊重發展中國家的自決權，為發展中國家人民規劃最有利於本國發展的未來圖景。**另外，美國還應向關係友好的低收入國家分享技術知識，使這些國家有能力自行發展現代工業。使供應鏈的每個環節都回歸美國的想法並不現實，因此美國需要幫助合作伙伴獲得原材料，發展生產能力，讓這些夥伴國家生產美國仍需要進口的商品。

5****根深蒂固的全球化

美國的工業復興將產生巨大影響。**不受約束的全球化不僅未能幫助美國繁榮發展，實際上反而導致民主品質每況愈下。**在過去20年間，隨着全球化深入拓展，包括美國在內的世界各民主國家都出現了民主衰退現象。在歐美地區，政治極化和極右翼民族主義的興起令人矚目，在工業崗位流失的背景下，許多政客開始大肆煽動對移民羣體的恐懼。在全球範圍內，許多高收入國家甚至將跨國公司的利潤看得比本國公民的健康與生命還要重要。

1996年，正值市場自由化在全球各地大行其道之時，法學家理查德·福爾克（Richard Falk）就已準確把握到全球化的侷限性，並告誡人們**在“由市場驅動的全球主義的顛覆性挑戰尚未得到解決”的情況下，不要輕易相信“世界主義能夠取代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的地位”。**20年過後，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並將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批為“史上最糟糕的貿易協定”；在英國，產業工人所佔比例從1957年的近50%，降至2016年的15%，這一趨勢使英國國內的極右翼勢力獲得可趁之機，他們將對移民的恐懼“武器化”，在工業化程度較低的英格蘭北部和較繁榮的英格蘭南部之間製造文化隔閡，並最終成功推動英國脱歐；英國的鄰居法國的生產能力與20年前相比降低了20%，極右翼政客瑪麗娜·勒龐（Marine Le Pen）的崛起與上述趨勢緊密相關，勒龐詆譭移民和法國穆斯林，並以“我們不能繼續容忍這種大規模去工業化”為標語吸引了眾多幻滅的工薪階層選民。

美國國內也存在仇外情緒的反彈，但美國豐富的多樣性仍然是世界各國的典範。然而正如福爾克的警示所言，在國內共同體正在被全球資本力量摧毀的情況下，歌頌多樣性並不是一件好事。美國決策者必須通過促進國內生產和貿易再平衡，振興全國各地社區。共同繁榮將激勵每個美國人為兼容幷蓄的美國文化做出貢獻。這種愛國主義不需要表現為一種憤怒的民族主義，愛國主義的基本意涵是一種對共同體的自豪感，而民族主義則試圖將這種自豪轉化為沙文主義，尋求用孤立和排他的方式重塑認同。

即使美國成功實現了貿易平衡，美國對中國的定位仍將是競爭對手。與此同時，美國也應避免國內滋生一種針對中國或其他國家的新版“麥卡錫主義”，積極尋求與中國開展合作，防止競爭惡化為戰爭。在氣候變化、全球糧食安全和軍備控制等共同關切的議題上，中美兩國應尋找合作的空間。

**新式經濟愛國主義所追求的是植根於普通美國人利益的全球化，而不是那種在過去40年裏持續破壞美國經濟社會結構的“無約束的全球化”。**重振美國國內生產，促進貿易平衡，將有助於緩解緊張的中美關係，實現國內民主繁榮的承諾，並確保全球化服務於所有美國人，而非僅僅效忠於少數羣體。

*文章轉自“法意觀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