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普京2007年2月10日在慕尼黑安全會議上的講話_風聞

紀念弗拉基米爾·普京2007年2月10日在慕尼黑安全會議上的講話

 阿爾弗雷德·扎亞斯

2023年2月13日

《反擊》

 16年前，2007年2月10日，俄羅斯總統普京在慕尼黑安全會議上發表了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講話，明確闡述了冷戰後俄羅斯的外交政策，重點是多邊主義和國際團結的必要性。2007年，主流媒體對普京的安全分析沒有太多的關注，而且仍然未能做到這一點。然而，我們值得重新審視那次演講。

2007年，我確實認識到了普京演講的含義，甚至把演講稿分發給了我在日內瓦外交學院的學生。有時，我會將普京的演講與1963年6月10日約翰·F·肯尼迪總統在美國大學發表的精彩畢業演講一起分發，這是對理性的呼籲，在今天和當時一樣重要。如果每個人都能閲讀並執行其中的內容，我們就不會處於今天的危險和悲慘境地。

請允許我引用肯尼迪的話：“在捍衞我們自己的切身利益的同時，核大國必須避免那些讓對手選擇羞辱性撤退或核戰爭的對抗。在核時代採取這種做法只能證明我們的政策已經破產，或是全世界的集體死亡願望。”

 有時我會和我的學生們分享我們傑出外交官喬治·F·凱南在《紐約時報》上發表的文章，他在文章中警告説，北約向東擴張會破壞我們對俄羅斯的承諾，與我們的國務卿詹姆斯·貝克向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所作的保證相反：“鑑於冷戰結束所帶來的所有希望，為什麼東西方關係會集中在誰會與誰結盟，以及在一些異想天開、完全無法預見和最不可能發生的未來軍事衝突中與誰結盟的問題上？…倫特利表示…擴大北約將是整個後冷戰時代美國政策中最致命的錯誤。這樣的決定可能會點燃俄羅斯輿論中的民族主義、反西方和軍國主義傾向；對俄羅斯民主的發展產生不利影響；為東西方關係恢復冷戰氣氛，推動俄羅斯外交政策朝着我們絕對不喜歡的方向發展……”

 2007年普京在慕尼黑發表演講的時候就應該敲響警鐘了，那時距離凱南的警告已經過去了10年，普京在演講中冷靜地表達了對“所謂的靈活的美國前線基地，每個基地最多有5000人”的擔憂。事實證明，北約已將其前線部隊部署在我國邊境，而我們繼續嚴格履行條約義務，根本不對這些行動作出反應。我認為，很明顯，北約的擴張與聯盟本身的現代化或確保歐洲的安全沒有任何關係。相反，這是一種嚴重的挑釁，降低了相互信任的水平。我們有權問: 這種擴張是針對誰的？我們的西方夥伴在華沙條約解體後做出的保證呢？沒人記得他們。但是我允許自己提醒一下在座的各位剛才説了些什麼。我想引用北約秘書長曼弗雷德 · 沃納先生1990年5月17日在布魯塞爾的講話。他當時説: “我們不準備在德國領土之外部署北約軍隊，這一事實給了蘇聯一個堅實的安全保證。”。

不幸的是，西方對普京演講的反響微乎其微。他的警告和預測沒有得到認真對待。這也許是因為我們對現實有一種扭曲的看法，一種唯我論，嵌入了我們以自我為中心的世界觀。大多數西方國家的人過去和現在都不知道普京的講話，也不知道他於2021 年12月提出的兩項建議的文本，這兩項條約草案牢固地植根於《聯合國憲章》，具體規定了商定臨時辦法和建立歐洲和世界安全架構的必要性。

 主流媒體對未能按照《聯合國憲章》第2（3）條的要求向公眾通報普京的講話以及他多次提出的真誠談判的提議負有重大責任。很明顯，北約的擴張和烏克蘭的武器化對俄羅斯構成了生存威脅，自2000年代初以來對俄羅斯和普京的惡意妖魔化帶來了威脅，即使用武力的“威脅”，這是《聯合國憲章》第2（4）條所禁止的。

正如我當時和現在所理解的那樣，普京的演講向西方伸出了手，證明了他願意坐下來談論冷戰後的新世界秩序。

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鮑里斯·葉爾欽和普京一次又一次地表示，他們希望翻開美蘇對抗的新一頁，開啓造福全人類的合作新篇章。

西方的一些政治家和學者也同樣希望，世界最終能夠實現裁軍促進發展，兩個主要核大國都將減少庫存，最終禁止核武器。想象一下，如果所有用於軍事、軍事基地、坦克、導彈和核武器採購的資金都可以用於教育、衞生、住房、基礎設施、研究和開發的資金！

人類曾有過短暫的超然希望。當比爾·克林頓總統故意違背詹姆斯·貝克對戈爾巴喬夫許下的北約不會東擴的承諾時，他粉碎了這一希望。這是一種短視的傲慢，表明我們堅信自己是唯一的超級大國，可以命令別人做什麼或不做什麼。西方政客幸災樂禍地看到，俄羅斯對我們的失信行為無能為力。我們作弊了，就像我們在國際關係中經常作弊一樣。我甚至會説，我們已經形成了一種**“欺騙文化”****，一有可能就佔別人的便宜。它幾乎被視為聰明，一種世俗的美德。**

然而，俄羅斯在1997年並沒有威脅任何人——俄羅斯想在聯合國和聯合國憲章的旗幟下加入西方，聯合國憲章類似於世界憲法，是世界上唯一現存的“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但美國並不認同多極化和多邊主義的世界觀。直到今天，美國仍然相信自己的“例外論”，相信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和保羅•沃爾福威茨的帝國主義幻想。

理查德·福爾克教授、傑弗裏·薩克斯教授、約翰·米爾斯海默教授和諾姆·喬姆斯基教授等睿智的學者早就認識到，從克林頓到喬治·w·布什、巴拉克·奧巴馬、唐納德·特朗普和喬·拜登，美國政客犯下了巨大的錯誤。可惜的是，這些教授並沒有唱軍工-金融複合體希望他們唱的歌，因此企業媒體也沒有給他們曝光的機會。

在民主社會中，公眾有知情權，必須獲得所有來源的信息和分析。唉，幾十年來，美國主流媒體一直在抨擊俄羅斯，並不遺餘力地詆譭俄羅斯政客、俄羅斯文化，甚至俄羅斯運動員。我仍然記得2014年索契冬奧會期間關於俄羅斯運動員的荒謬言論。我記得報紙上的負面漫畫，以及對俄羅斯人不斷的誹謗，説他們是極權主義者。正是人為地製造這種對其他民族和文化的負面情緒，促進了戰爭宣傳，併為制裁和戰爭罪行辯護，所有這些都違反了《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盟約》第20條，也違反了教科文組織《組織法》。

 這個問題不僅侷限於美國，它對整個西方都具有象徵意義。那些試圖保持客觀並以平衡的方式進行報道的教授或記者被（而且）譴責為普京傀儡、有用的白痴或（在德國）“普京VS特赫”——似乎努力理解普京的觀點，而不僅僅是吞下企業媒體所兜售的扭曲敍事，在某種程度上是不合適的。人們會認為，每個聰明人都想了解普京、澤林斯基、拜登、朔爾茨、馬克龍等實際看待事情的方式。

的確，我們許多最聰明的人確實意識到北約擴張帶來的危險。許多人都明白，如果我們繼續挑釁俄羅斯熊，熊遲早會做出反應。早在2008年8月，格魯吉亞總統米哈伊爾·薩卡什維利在美國的慫恿下決定進攻南奧塞梯，當時俄羅斯在那場短暫的戰爭中做出了果斷而適度的反應。唉，我們什麼也沒學到，繼續挑釁和戰爭宣傳。

我們西方人似乎生活在自己的泡沫中。首先，我們確信自己是“好人”。這是一項信念。在芝加哥的高中，在波士頓的大學和法學院，這句話一直在我腦海中迴響。這是我從媒體、好萊塢電影和文學中吸取的。軟硬兼施的灌輸是徹底的，我們的自我批評能力仍然嚴重不足。第二，我們美國是一個與歐洲、非洲和亞洲相隔兩大洋的大陸。我們有一種錯覺，認為自己是不可戰勝的。唉，在核時代，地球上沒有一個地方是安全的。

請允許我回到信息戰和媒體。毫無疑問，華盛頓和布魯塞爾製作和傳播的宣傳遠遠超過戈培爾對納粹宣傳所做的一切。這不僅僅是《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泰晤士報》、《法蘭克福匯報》、《國家報》，甚至是《新蘇黎世報》中的不實信息和扭曲敍事——它是對異見的壓制，對其他觀點和觀點的壓制。這正是西方數百萬人仍然如此無知的原因，也是RT（今日俄羅斯）和Sputnik(俄羅斯商業平台)受到誹謗和審查的原因，因為“老大哥”不會讓公眾認為烏克蘭衝突由來已久，北約不是“好人”。也許有一天，當我們瞭解到北約成員國在南斯拉夫、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亞和敍利亞犯下的戰爭罪和危害人類罪的嚴重性時，也許我們會明白，北約——最初是一個合法的防禦聯盟——逐漸演變為《紐倫堡規約》第9條和第10條所指的犯罪組織。

作者是日內瓦外交學院法學教授，2012- 2018年聯合國國際秩序問題獨立專家。

原文標題是：Remembering Vladimir Putin’s speech of 10 February 2007 at the Munich Security Confer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