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類中心城市_風聞

· 這是第5046篇原創首發文章  字數 2k+ ·

· 四方君 | 文·

過去，城市乃至縣域的激烈競爭，是中國經濟騰飛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

但隨着中國在世界經濟版圖的崛起壯大，國內城市參與國際產業競爭的程度也日益加深，更高層級的競爭需要更高能級的實力，國內鄰近城市間的關係逐漸從單打獨鬥的競爭走向了分工協作、抱團發展的“競合”，都市圈、城市帶、城市羣的概念相繼變成了現實。

在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的浪潮裏，那些等級位次高、經濟能量強、輻射帶動力度大的中心城市成了至關重要的主角。“以中心城市促進城市羣發展”正成為新時期城鎮化的指導原則。

但正如城市的量級有大小，中心城市的能級也存在不小差異。

最高能級的中心城市是國家中心城市，目前國家已確立九個，分別是：北京、上海、廣州、重慶、天津、成都、武漢、鄭州、西安。

這九個國家中心城市是我國城鎮體系層級的“塔尖”城市。用中央文件的話來説，是“居於國家戰略要津、肩負國家使命、引領區域發展、參與國際競爭、代表國家形象的現代化大都市”。

中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在形成國家中心城市的同時，還存在一批區域中心城市，那些非國家中心城市的省會城市、計劃單列市都是區域中心城市，比如濟南、青島、合肥、長沙、杭州、福州等。

作為第二能級的中心城市，它們往往擁有省級行政區域的政治、區位、資源、人口、經濟優勢，近些年集中力量做大做強的同時，也在反哺、聯動周邊臨近城市，帶動區域整體協同均衡發展。“合肥逆襲、安徽崛起”就是這樣一個典型案例。

除此之外，我國還存在另一類區域中心城市，它們位於省級行政區劃的邊界、至少是兩省交界處，且不毗鄰國家中心城市和區域中心城市，雖然只是普通地級市，但經濟體量尚可，尤其是在周邊中小城市映襯下，也是其所在區域的發展極，有一定的區域輻射帶動能力。考慮其特殊性，我們不妨將其定義為“另類中心城市”。

根據上述標準（位於省界，不毗鄰前兩類中心城市，GDP規模尚可，且高於任何周邊城市），筆者篩選出了五個“另類中心城市”，分別是江蘇徐州、浙江温州、陝西榆林、湖北宜昌和江西贛州。

- 江蘇徐州：地處江蘇、山東、河南、安徽四省接壤地區，毗鄰江蘇連雲港、宿遷，安徽宿州、淮北、亳州，河南商丘，山東棗莊、臨沂、濟寧、菏澤。2022年徐州實現地區生產總值8457.84億元，同比增長3.2%，增速分別快於全國、全省0.2和0.4個百分點。

- 浙江温州：地處浙江、福建兩省交界處，毗鄰浙江台州、麗水和福建寧德。2022年温州地區生產總值首次突破八千億元大關，達到8029.8億元，同比增長3.7%，增速分別高於全國、全省0.7、0.6個百分點。

- 陝西榆林：地處陝、甘、寧、蒙、晉五省區交界，東臨黃河與山西省隔河相望，西連寧夏、甘肅，南接延安，北與鄂爾多斯相連。2022年榆林地區生產總值6543.65億元，比上年增長5.6%，增速分別高於全國、全省2.6、1.3個百分點。

- 湖北宜昌：地處湖北、湖南兩省交界處，東鄰荊州市和荊門市，南抵湖南常德市，西接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北靠神農架林區和襄陽市。2022年宜昌GDP5502.69億元，實際增速5.5％，增速分別高於全國、全省2.5、1.2個百分點。

- 江西贛州：地處江西、福建、廣東、湖南四省交界處，東接福建省三明市和龍巖市，南至廣東省梅州市、河源市、韶關市，西靠湖南省郴州市，北連江西省吉安市和撫州市。2022年贛州地區生產總值4523.63億元，按不變價格計算，比上年增長5.2%，增速分別高於全國、全省2.2、0.5個百分點。

不難看出，2022年這五個“另類中心城市”的GDP實際增速（剔除價格變動因素的實際產出水平）全部高於全國平均、全省平均，作為省界城市，這尤為難得。

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副教授蘭小歡在《置身事內：中國政府與經濟發展》一書中提到，我國經濟發展有個現象：處在行政邊界（尤其是省交界處）的地區，經濟發展普遍比較落後。省級陸路交界線佔國土面積的六分之一，但是在2012年592個國家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中，卻有超過一半位於省交界處，貧困發生率遠高於非邊界縣。

邊界地區又被稱作“三不管地帶”，基礎設施嚴重不足。20世紀八九十年代，省邊界處的“斷頭路”並不罕見。即使到了2012年，路網交通中的“邊界效應”（省界地區路網密度較低）依然存在，因為省級政府不會把有限的資源優先配置到邊界地區。

從衞星視角的城市夜景燈光圖也可以看出，絕大部分省與省邊界處的亮度是顯著低於省中心的。

所以，位於資源投入嚴重不足、經濟相對落後的省界接壤地區，能有相對大一些的經濟體量、快一些的經濟增速，自然而然地就會成為省界接壤區域的中心城市。

《全國城鎮體系規劃》曾明確提出，鼓勵有條件的城市發展成為區域性中心城市。

本文所提出的“另類中心城市”，就是國家最應該鼓勵和扶持的區域性中心城市。

中央一直在提均衡發展、共同富裕，致力於消除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而事實上，受制於地區之間的藩籬和政策壁壘，省際交界地區一直是區域協調發展中矛盾和問題比較突出的地區，是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窪地”。2018年，中共中央、國務院發佈《關於建立更加有效的區域協調發展新機制的意見》指出，要加強省際交界地區合作。

省際交界地區成為發展“窪地”，除了行政邊界導致的“切邊效應”（行政邊界兩側經濟區域的資源要素分配製度差異較大，造成市場分割，導致無法形成統一市場開展分工協作、發揮各自比較優勢），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是缺乏帶動能力強的中心城市。

同樣是在省界上，蘇州就被上海帶動起來，成為中國最牛地級市；滁州就被南京帶動起來，成為過去十年進步最快的地級市。

隨着包括户籍制度在內的多項制度改革、各地營商環境內卷式優化，國內生產要素逐漸趨於自由流動，行政邊界導致的“切邊效應”在逐漸弱化，在這樣的大形勢下，推動省界“窪地”隆起的關鍵因素指向了“另類中心城市”的帶動作用。

千山立仞，必有主峯。主峯強，千山不弱。

現在的問題是，這些省際邊界地區的“另類中心城市”並不強，還沒有到“輻射帶動”階段，尚處於“強自身”發展時期。

最強的徐州，也不足萬億，更何況要帶動周邊那麼多中小城市。小引擎拖不動大列車。

另外，對於省際邊界城市的資源投入，各省其實都想搭對方便車，博弈的結果就是都不真心投入，這種情況下，中央直接給予政策、注入資源是破局之道。

而好鋼要用在刀刃上，“另類中心城市”就是這個“刀刃”，直接扶持這些中心城市就是最優解。扶持一箇中心城市，相當於發揮四兩撥千斤的“槓桿效應”，扶持了一個區域。

國家不妨在這五座城市裏選取一兩座作為試點，先在省界接壤處，用“有形之手”集中力量和資源培育一個強有力的區域中心城市，然後藉助“無形之手”的力量，發揮中心城市的輻射帶動作用，打造一個統一市場、分工協作、高效聯動、富有活力和競爭力的跨省都市圈、城市羣，從而實現更大層面的區域均衡協同發展。

期待——核心子落，滿盤棋活。

注：本文由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上海全球城市研究院學術委員會主席陳憲先生指導。